门扉画像石既是汉代墓葬建筑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营建墓室的特殊装饰品。四川汉墓门扉画像石的题材可分为铺首衔环类、门吏侍者类、墓主类、花纹类;门扉形制可分为双门枢门扉和单门枢门扉;构图形式分为整体图像类型、上下分层类型及不规则构图类型;雕刻技法可见阴线刻、平面浅浮雕、弧面浅浮雕。四川汉墓门扉画像石制作具有一定粉本,初期以传统的铺首衔环题材为主,后逐步突破原有的以铺首衔环为核心的格套限制,开始以人为中心,演化出了自身的地域特色。

 

一、绪言

《释名·释宫室》曰:“门,扪也,在外为人所扪摸也,障卫也。”[1]从建筑功能来讲,门具有连通内外、摒卫门户的作用。西汉南越王墓是目前可知最早设置有石质墓门的墓葬。墓门设于前室和主室,每道石门均由两扇门扉以及门楣、门框、门槛、门墩和顶门器组成。门扉上装饰有铜质铺首衔环,左扇门扉上还残留有当时所绘的云气纹。[2]西汉中晚期至东汉,随着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之风盛行,石质墓门的使用群体逐渐扩大,由王室贵族阶层逐渐发展至地方官吏及豪强地主阶层,集建筑与装饰功能为一体的石质墓门在河南、山东、陕北等地大量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基础建设的大规模开展,更多的汉代墓葬被发现,丰富了汉墓门扉画像石的研究资料。东汉中晚期,四川地区石质墓门在墓葬中的使用已较为常见,多出现于画像石墓中,其中以砖石墓中最多,其次为崖墓,石室墓中发现仅1例。据统计,四川地区出土汉墓门扉近30余扇,绝大部分刻有画像,主要分布于成都、双流、新津、郫县等当时区域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彭山、芦山、乐山、宜宾等地也有少量发现。一些重要门扉出于:成都扬子山M1、[3]温江县寿安乡火星村墓、[4]成都牧马山灌溉渠汉墓、[5]郫县犀浦二门桥墓、[6]郫县兰家院子东汉墓、[7]郫县红星公社杨耿伯墓、[8]成都曾家包东汉墓M1与M2、[9]成都燃灯寺M1与M2、[10]成都市新都区廖家坡东汉崖墓M3[11]以及屏山县斑竹林M1等。[12]

二、四川汉墓门扉画像石的图像分类

雕刻画像是墓门上最为普遍的一类装饰,根据四川汉墓门扉画像石上主体图像的题材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铺首衔环类

朱雀与铺首衔环的组合数量最多,基本图像为朱雀立于铺首之上。铺首口中衔环,前肢抓环。朱雀在古代被认为是引导方位的神鸟,铺首衔环最初出现于青铜器之上,后来被广泛使用在阳宅门扉上。一方面,铺首所衔之环可用于敲门传音,具有较强的实用功能。另一方面,铺首作为神兽,被认为可辟邪御鬼,保卫家宅安宁。当门扉出现在墓葬中,铺首衔环作为门扉的标志一并保留,由实用器逐渐转化为画像刻于门扉之上。

另有一些门扉画像石以铺首衔环为核心,以此为基础增加了一些内容。温江寿安火星村出土

东汉延熹七年(164年)墓门左扇门扉在朱雀与铺首衔环的下方刻有玉兔、三足乌、朱雀、九尾狐等。右扇门扉门框内刻朱雀立于铺首之上,朱雀之左似有一人,只显其下半身。铺首右下侧有一人骑一马,其下为白虎;铺首左下侧刻有灵芝草,其下似为一人骑一兽。[13]虽然门扉上并未直接出现西王母形象,但玉兔、三足乌、九尾狐、灵芝草的出现,说明此门扉与西王母题材有关。另一部分门扉画像石则简化了题材组合,以铺首衔环为核心,省略了朱雀。成都西郊汉墓右扇门扉上刻铺首衔环,其后一人身着长服,腰佩长剑,挎环首刀,长袍下部有四字隶书:“□旺名号。”右扇亦刻铺首衔环,其后一人手执戟,腰佩剑,头戴冠,身着广袖长袍。[14]类似还有四川博物院所藏一道东汉墓门,两扇门扉上铺首衔环下方分别刻持环首刀与持物门吏。

(二)门吏侍者类

成都燃灯寺M1墓门左扇门扉刻有汉隶“巴郡府君神门”等字,右扇刻一人手持长棍。[15]郫县兰家院子东汉墓拥慧捧盾墓门左扇门扉上一人向右站立,头戴冠,手捧盾,身着交领长袍;右扇门扉上一男子头扎帻,手拥慧,衣服有裾袖飞扬之感,十分飘逸。捧盾与拥慧分别是古代的护卫、迎客之礼。二人神态恭敬,似在门口迎接墓主。另外,成都曾家包M2墓左扇门扉画像石背面上部刻朱雀,下部为拥慧持环首刀二人,[16]也可归于此类。

(三)墓主题材类

新津崖墓赵买、赵元公像门扉画像石,上有帷幔,中为两人并坐,下刻盘盂,象征供奉。两人身旁各有铭文一行:右方是“南常赵买字未定”,左方是“贤孺赵椽字元公”,可知赵买是赵元公的父亲。另一门扉,上方刻帷幔,中间坐一妇人,铭文为“孝妇赵夫人字义文”(图一)。[17]孝妇和贤孺对称,可知义文是赵元公的妻子,文字揭示了墓主人们之间的关系。成都曾家包M2墓门扉正面图像精美,张建认为此图像可称为“跪读图”,“在婢仆的侍奉下,墓主人之子手捧儒家经典跪于父辈膝下,以跪读之势,表不负前辈意愿,成仕进之志,尽忠孝之心;墓主人夫妻望子能苦读儒学,晓通经传,以食禄封侯,位至大官,耀祖光宗”。[18]郫县红星公社杨耿伯墓门扉画像石上虽未标明墓主人身份,但所题“家产黑驹”暗示了门扉图像中乘坐马车的出行者正是墓主人。[19]

(四)花纹类

四川屏山县斑竹林遗址M1墓门扉画像石,高0.6、宽0.62、厚0.08米,上面凿饰三角纹。[20]两扇可自由开启的石门位于门槛的内侧,出土时被向内推开呈八字形。四川地区凿饰花纹的门扉画像石仅发现此一例,其他地区门扉仅饰花纹的情况均较少见:河南唐河湖阳画像石墓门扉以剔纹的方式,凿出不同走向的纹路使门扉图案呈菱形;[21]山东铜山班井村画像石墓门扉的花纹为十字穿环纹。[22]

三、与其他地区门扉画像石的比较

目前,汉代画像石的分区有多种观点,本文采用《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的四区分法,即: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豫南、鄂北区;陕北、晋西北区及四川、滇北区。[23]

(一)与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的比较

西汉晚期以前,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墓葬主要为石椁墓,前后的挡板插入两侧石板的凹槽中即可封上石椁。石椁墓虽无墓门,但挡板上所刻铺首衔环题材也出现在后期墓门扉上,可谓一脉相承。挡板上还有一些现实生活题材,如人物、飞鸟、树木等,雕刻技法为阴线刻。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双扇门扉出现,开始使用凹面雕。东汉晚期,门扉形成了独有的区域特色:弦纹、连弧纹、三角纹等组合而成的多层边饰带装饰门扉边框,中间为铺首衔环,环内有双鱼、柿蒂纹或环下系有绶带等。就题材来说,本区此时的石质墓门扉对阳间门扉的还原度最高。雕刻技法以平面浅浮雕、弧面浅浮雕为主,阴线刻、凹面雕有少量发现。

四川地区与之相比,墓门扉出现的时间晚了一百余年,初期门扉的题材没有山东及其周围地区所常见的人物、树木等现实生活题材,而是直接出现了具有辟邪祥瑞意义的朱雀与铺首衔环组合。鼎盛时期,四川地区的门扉画像石题材较山东区更具多样性,雕刻技法更为细腻。山东地区特有的单独以铺首衔环为题材、以弦纹、连弧纹、水波纹等组合而成的多层边饰带的形式也不见于四川地区。

(二)与豫南、豫北区的比较

豫南、鄂北区的墓门扉出现于西汉中期,均为双扇门扉。初期题材包括几何图案、五星连珠、人物、动物、楼阁等,内容丰富,未形成固定的格套。雕刻技法主要为阴线刻和凹面雕,均刻于门扉正面。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门扉石材的利用率提高,门扉正面、背面均雕刻画像。门扉正面,铺首衔环成为最核心的题材,与白虎、朱雀、楼阙、人物等组合。门扉背面以菱形套环纹等几何纹最多,开始出现门吏侍者题材。到东汉中晚期,门扉画像的格套形成:门扉正面普遍为白虎、朱雀分别与铺首衔环的组合。背面则刻门吏执笏、执戟、执节、捧烛、捧奁等,亦有神人、蹶张等。雕刻技法延续了自西汉晚期以来普遍采用的横竖纹衬底剔地浅浮雕法。

四川地区的汉画像艺术一直以来被认为受到豫南、鄂北区的影响,二者清丽疏朗的风格的确有相似之处。四川地区墓门扉出现时,豫南、鄂北区的画像石艺术已达到顶峰。在同为砖室墓中的画像石材利用方面,四川地区墓门区域画像主要出现在门扉正面,而豫南、鄂北地区在鼎盛时期整个墓室的石材利用率极高,门楣、门柱、门扉的正反两面均刻画像。在题材方面,四川地区初期的朱雀与铺首衔环题材可能受到了豫南、鄂北区最为常见的白虎、朱雀与铺首衔环题材的影响。但朱雀与铺首衔环组合在四川地区虽然常见,但仅单独成对出现于墓门扉正面,不见与白虎、铺首衔环组合。白虎、铺首衔环组合仅有一例发现于墓门背面,且是同青龙、铺首衔环对称出现。[24]两区门扉画像石共有的门吏侍者题材,所在位置也有所不同:四川地区多出现在门扉正面,豫南、鄂北地区则出现在门柱上或门扉背面。

(三)与陕北、晋西北区的比较

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的兴衰与当时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匈奴南侵西河郡、上郡,西河郡郡治迁至山西离石,画像石的分布由陕北转移至晋西北。门扉画像石上朱雀与铺首衔环依然是最核心的题材。在此基础上,常常刻熊、牛、虎等猛兽在其之下,其中兕为陕北地区门扉之上较有代表性的动物题材。门扉的底面干净细腻,少有纹。本区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浮雕的图像上,使用红、白、黑、青等颜色的矿物颜料进行了细部的描绘。[25]历经千年之后,许多门扉上的色彩依然十分鲜艳。

四川地区与陕北、晋西北地区的画像石艺术兴盛的时间大致相近,但后者一出现就呈现出非常成熟的状态,墓门区域画像石的配置极有规律。也许正是因为格套的太早出现,限制了门扉画像石题材的演变。两个区域门扉画像石上铺首衔环上方的动物均为朱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陕北、晋西北区的门扉画像石除了底部的动物有所不同,题材的丰富程度大大低于四川地区。

四、汉墓门扉画像石的特点

不同地区的汉代画像石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及特点,以下从形制、构图、雕刻技法以及题材内容等方面,对汉墓门扉画像石的特点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形制分析

门枢为门扉的转轴,用以连接门扉与门框。根据门枢的位置,门扉画像石的形制可分为两种:

1.双门枢门扉

即门枢在门扉画像石上下两边的外侧,由两扇门扉组成一道墓门。

安装时,将门扉上下两端的门枢置于上槛石和下槛石预留的枢窝之中,墓门便可开合。此类门扉的数量最多,高0.6~1.9米。根据有确切纪年的门扉画像石来看,双门枢门扉在东汉中期已出现,双流县牧马山崖墓M12墓门高1.73、宽0.79米,是本区发现最早的纪年门扉画像石,建造于东汉中期永和二年(137年)。[26]这种形制的墓门扉在画像石分布的各个区域最为常见,四川地区也不例外。

2.单门枢门扉

即门枢在门扉画像石上方的正中,一扇门扉即为一道墓门。

由于考古资料所限,有学者对此类墓门存疑。据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载,第21图赵买、赵元公像,他谈到此为“崖墓的墓门,新津出土”。[27]第22图赵义文像记载:“这也是墓门。就所刻的内容来看,应该和上图为一对。然而广狭和上一图不一致,同时中间有枢,似乎是另外墓的门。”[28]此两道墓门今藏于四川博物院,根据该院文物档案显示,来源为新津堡子山崖墓,定名为墓门。[29]第24图两执事像,作者进一步提到“枢在正中,大约是一单墓门”。[30]此墓门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据文物展牌所示亦定名为墓门。以上3件画像石拓片还作为墓门画像收入《中国画像石全集》7《四川汉画像石》。[31]在本文中,仍采用此类画像石为墓门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此类门扉仅在四川地区出现,而且数量较少。安装时,上端正中的门枢置于枢窝之中。与

第一类门扉相比,其体积更小,高度一般不超过1米。门扉装上之后,人难以进出,因此推测应是在死者下葬之后才安装上的(图二)。

(二)构图形式

墓门扉通常为长方形石材,体积较大,是墓葬中雕刻画像的理想载体。汉代民间艺术家在门扉上充分发挥个人的审美与技艺,通过合理的布局规划,门扉构图呈现出灵活多样的特点。分析四川地区所出土的门扉画像石,根据构图形式可分为以下3种类型:

A型一般表现单个的整体图像,为门扉画像石最为简单的构图形式。如单个的拥彗人物、捧盾人物等。这种单独成幅的作品往往对表现对象的细节刻画入微,对雕刻技术有较高的要求。四川博物院藏墓门上的捧盾门吏头戴武弁大冠。而汉代武弁冠由细疏的繐布涂漆之后制成。[32]门吏所戴武弁冠孔眼分明,让人仿佛感受得到它涂漆之后的硬质之感。

B型分为上下两层,为门扉画像石最为常见的构图形式。发现最多的朱雀与铺首衔环题材多为这种构图方式。朱雀引吭展翅,跃跃欲飞,铺首威武雄浑,沉稳古朴,一动一静,相得益彰。这种构图在其他汉画像石分布地区也最为普遍。

C型图像没有明显分层,构图不规则。这类门扉画像石没有铺首衔环的限制,内容更加丰富,场面感较强,常带有叙事性的效果。成都曾家包M2东扇门扉背面刻武库图,上有兰锜、守库者与犬,勾勒出人犬驻守武库的画面(图三)。

A型在豫南、鄂北地区和四川地区多以人物形象出现,在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则是单独的铺首衔环图案;B型为全国各区门扉画像石最为常见的构图形式;C型构图仅出现在四川地区,是最具地域特色的一类构图形式。

(三)雕刻技法

四川地区汉画像石所使用的石材主要为红砂岩,包含的泥质较多,岩质松软,硬度低,易雕

刻。从考古材料观察可知,本区门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包括阴线刻、平面浅浮雕、弧面浅浮雕。

1.阴线刻

此类门扉画像石图案以阴线刻出,线条生涩,图像缺乏美感,雕刻技术以及艺术水平较

低。门扉底面经过处理,有较浅的斜纹凿痕。而图案直接刻于底面凿痕之上,图案表面也可见凿纹线条。由此推断石工在最初处理石材时没有预先留出图案部分的位置,画像雕刻较为随意。此类门扉四边未刻出门框,题材仅有朱雀与铺首衔环一类,十分单一。

2.平面浅浮雕

平面浅浮雕所刻的门扉画像石中,可分为两类。其一,雕刻出了图像轮廓,同时刻划出了细节。其二,只刻出了图案的轮廓,未雕刻人物五官细部。后种情况的产生,一种可能是因墓门的制作还未完成就匆忙下葬;另一种可能就是如陕北、晋西北地区的画像石一样,使用了彩绘进行细节的描画,[33]但因时代久远、环境影响未能保存。中江塔梁子汉代崖墓中,曾发现过彩绘的装饰手法,[34]因此在门扉上进行彩绘也不无可能。此类代表门扉为郫县红星公社东汉杨耿伯墓门扉,这种方式雕刻出的画像石拓片呈现剪影效果,在底面的处理上,门扉凿痕更加整齐细密,图案表面光滑平整,不见底面凿痕。这说明石工在平整石材表面时,已提前预留出了图案的位置,雕刻之前已有精心设计。此类门扉多数刻出了门框,纹饰的题材也更加丰富,画像、花纹、文字均有。

3.弧面浅浮雕

弧面浅浮雕所刻的门扉体现了四川地区汉代画像石刻的最高水平。石材的打磨十分平整,题材内容不受拘泥,雕刻流畅细腻,人物表情栩栩如生,浮雕凸出的高度也较之前高出许多。成都曾家包M2墓两扇门扉的上部均刻卧鹿,左扇门扉下部刻男女二人,左侧为一女者高挽发髻,长服广袖,手持铜镜。右侧刻一男者,头戴巾帻,跪地捧书,两人面向右扇门扉所刻两位老者。两位老者并肩站立,女者亦手捧铜镜于胸前,男者面带微笑,侧头与之交谈,画面感十足(图四)。

整个四川地区的汉代画像石刻,雕刻水平在东汉中晚期达到顶峰。以拥慧捧盾墓门为例,以同一粉本为稿的门扉发现了3例:分别是郫县兰家院子出土东汉拥慧捧盾门扉、[35]芦山东汉墓拥慧捧盾门扉、[36]扬子山晋墓拥慧捧盾门扉。[37]郫县兰家院子出土东汉拥慧捧盾门扉上所刻二人相向而立,身体稍稍前倾,显露恭敬之态。左侧男子眉眼上扬,面含笑意,犄角八字胡须微微翘起。通过对比可见,东汉时期画像石的雕刻生动自然,细致入微。而至晋代,同样题材的图像,人物神态呆板,艺术水准大不如前。这3个例子同时也说明,在汉晋时期,四川地区画像石制作具有一定的粉本,其流传的范围比较广泛,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随着社会经济与汉画艺术的衰落,后期还出现了二次利用石材制作门扉的情况。

(四)题材特色

纵观画像石分布的四大区域,铺首衔环一直是门扉画像石的核心题材。安徽淮北出土的东汉建初四年(79年)墓门扉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年门扉画像石,[38]其上端刻向左站立的朱雀,下部刻铺首衔环,这说明朱雀和铺首衔环图像在墓门扉出现早期就已出现。四川地区门扉画像石在题材上既体现了汉代墓门扉的普遍特点,也演化出了自身的地域特色。

1.四川地区汉画像中的铺首衔环与朱雀特点突出

本区铺首多为龙首,有角,戴三山冠,其口中衔环,前肢抓环。而其他地区则多为兽面或人

面,环从口中或鼻中穿过,不见握环。本区朱雀形象不尽相同,墓门上其中一类朱雀形象可能源于孔雀。其特点为尾部一般为三条向斜前方翘起的尾羽,尾羽上间隔串有珠状物,与孔雀尾部的眼状斑极其相似。《后汉书》中有关滇国的记载曰:“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39]在哀牢夷的介绍中亦载:“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40]这说明汉代西南地区是孔雀的栖息地。汉武帝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云南、贵州与蜀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蜀都赋》描述汉时的成都“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孔雀极有可能作为珍禽异兽输入蜀地,它的形象被画工艺术加工后出现在丧葬装饰之中,成为神鸟朱雀的原型。成都博物馆馆藏出土于天回镇大湾村的汉代刻纹铜樽,盖钮所立雀鸟,尾羽竖起,与开屏孔雀如出一辙,也可与此观点呼应。[41]

2.门扉正面出现了单独的人物题材,不再与铺首衔环搭配,其中墓主人题材在其他地区都不曾出现

鄂南、豫北区在新莽前后,门扉背面开始出现门吏侍者画像。[42]至东汉中晚期,门扉背面已有执钺、执笏、执节、蹶张等多种题材。但这些人物仅出现于门扉背面,不见于门扉正面。而在四川地区,一部分门扉画像石的题材与构图虽然仍保留原有的格套,但同时也朝着自由化与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墓主题材。这种变化可能受到了当时通过画像来追功纪德、以利教化的风气影响。东汉时皇帝下诏画像,地方官吏竞相模仿。《华阳国志》记载多例:郑纯“在官十年,卒,列画颂东观;……东观郎李胜,文章士也,作诔,方之颜子,列画学官”。[43]画像而颂是对人极大的褒奖,这种风气影响了丧葬风俗,促使墓葬中墓主题材画像的产生。《后汉书·赵岐传》载:“(歧)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44]墓主题材在其他地区墓葬中也有发现。河南南阳许阿瞿墓志画像石,左侧刻隶书136字四言韵文,记载了年仅5岁的许阿瞿夭折及其亲人的追悼。文字右侧画像分为上下两栏,上栏帷幔高垂,一童端坐榻上,正在观看百戏、杂耍,其右上方刻“许阿瞿”3字,[45]可见孩童正是墓主本人。但以门扉作为载体刻墓主题材仅在四川地区有发现,其中以新津崖墓赵买、赵元公像墓门及赵义文像墓门为代表。

3.汉代丧葬用品已开始了商品化生产,墓门的制作方法决定了其特殊性

汉代丧葬用品的批量化生产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46]汉代陶器制作开始使用模具成批生产,在四川地区已发现完全相同的画像砖或陶俑出现在不同的墓葬中,摇钱树也有类似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商品的基本属性表现为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专用随葬品正是为满足买家的特殊需求而产生的,也是商品化的表现之一。如墓中的纪年砖、记载有墓主身份的铭文砖等都属于此类。由于画像石制作的特殊性,不可能实现批量化生产。它首先需要画工在打磨好的石材上描出画稿,再由石工按照描绘出的图案进行雕凿。如朱雀与铺首衔环、门吏侍者等题材明显有对照的粉本来描绘画稿,对画师个人创造能力的要求不高。而墓主形象的门扉画像石则需画师根据买家的要求进行创作,是专用随葬品的代表。这种根据买家需求而创作生产的丧葬用品,与其他批量化生产的商品相比,所花费的金钱可能会更多。

五、结语

综上可知,四川汉墓门扉画像石的形制可分为双门枢门扉和单门枢门扉;构图形式分为整体图像类型、上下分层类型及不规则构图类型;雕刻技法可见阴线刻、平面浅浮雕、弧面浅浮雕。部分门扉画像石的制作具有一定粉本,题材可分为铺首衔环类、门吏侍者类、墓主类、花纹类。发展之初受外来影响,以传统的铺首衔环题材为主。在演变过程中,传统的祥瑞镇墓题材、格式化的图像配置及装饰虽继续保留,但人物题材的出现,特别以墓主为中心的特色题材丰富了本区门扉画像石的内涵,体现了对墓主的重视与纪念。

墓门分隔开了阳世与阴冥、生人与死者,在丧葬礼仪中具有特殊的意义。门扉之上的图像一方面帮助人们克服死亡的恐惧,在死后安全长眠于此并时刻庇佑后人。另一方面,生者亦可通过墓门上的墓主人像聊以抚慰失去亲人的痛苦。更重要的是,这些体现着供奉先辈、尚儒尽孝的图像,在漫长的制造过程中,以及盛大的送葬仪式中被旁人所见所道,为这个家族树立在社会中的口碑起到了积极作用,最终为家族成员顺利走上仕途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