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和河南安阳辛店商代晚期铸铜遗址这两个冶铸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入围。此外,在2019年,河南安阳洹北商城、安徽阜南迎水寺、湖北黄陂郭元咀、宁夏彭阳姚河塬、京山苏家垄、河南荥阳官庄等几处与青铜生产有关遗址的发掘也取得重要收获,为未来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现就有关发现的学术意义及当前冶金考古的特点,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西吴壁遗址

——夏商矿冶遗址的重要发现

西吴壁遗址位于山西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地处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地上,南距中条山约6公里。遗址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包含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其后多个历史时期遗存,其中二里头与二里岗时期的冶铜遗存最丰富和最具特色。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存在内、外两重环壕,壕内面积分别为1.2万和6万平方米;发掘出与冶炼有关的房址、水井、灰坑、灰沟、炼铜炉、奠基坑、木炭窑、窖穴和活动面等遗迹,发现铜矿石、木炭、炉渣、炉壁、坩埚、陶范、石范、鼓风管、石锤、石砧等遗物。经过实验室检测、实验考古与综合分析,发掘团队确认西吴壁遗址是一处夏商时期面积较大、具有专门从事炼铜并制作小型铜工具完整生产活动的中心聚落。

▲西吴壁二里头时期的木炭窑

▲西吴壁二里头灰坑中出土的铜矿石

▲西吴壁二里岗时期的残炉壁

▲西吴壁遗址出土的冶铜工具

晋南中条山铜矿是中原地区距夏商周三代都城最近、蕴藏量最丰富、也是目前发现最早开采使用的铜资源所在地。关于中条山地区古代铜资源的开发问题,20世纪50年代有学者发现相关线索,此后发现不少冶铸遗存。20世纪80年代,李延祥认定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已有采冶活动,但综合研究较少。21世纪以来,矿冶遗址调查和发掘工作得到重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联合调查,新发现大量先秦时期矿冶遗址,并选择西吴壁、千金耙等遗址进行发掘。特别是西吴壁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理解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矿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进一步丰富了中条山铜矿的价值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辛店铸铜遗址

——“大邑商”庞大铸造体系的重要组成

辛店遗址西南距殷墟遗址约10公里,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其中商代晚期铸铜相关遗存约50万平方米。辛店铸铜遗址具有多个独立、完整的铸铜作坊区;出土有鼎、簋、卣、尊、罍、瓿等各类青铜容器以及鐏、镞等兵器范;发现草拌泥熔炉、夹砂坩埚、磨石、铜针、铜刻刀、鼓风管、骨铲、骨锥等冶铸遗物;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墓葬中出土较多“戈”字铭文青铜器。发掘者认为,“戈”族是该聚落的实际控制者,正是由于辛店遗址的兴起,使得殷都成为真正意义的“大邑商”。

▲辛店A区 半地穴式作坊H65

(第四层内堆放大量陶范残块)

▲辛店B区、D区工棚式铸铜作坊出土陶范

历经百年的考古工作,关于安阳商代手工业遗存的研究已取得系统性收获,但辛店遗址发掘的铸铜遗存,与洹北商城、小屯东北地、苗圃北地、孝民屯、大司空、任家庄南地等多处铸铜作坊,共同构建出安阳自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较为完整的铸铜工业体系,为研究当时铸铜生产方式、技术演进历程、铸铜原料来源、手工业生产的空间布局、各铸铜遗址之间的关系,特别“大邑商”的形成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更加充实而丰富的材料。期待研究团队早日完成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

▲辛店B区工棚式铸铜作坊出土铸铜工具及铜块

▲辛店B区工棚式铸铜作坊活动面堆积铜器修整打磨后残留铜屑

冶金考古的特点及趋势

西吴壁、辛店等2019年冶铸遗址的发掘项目,均聚焦金属原料获取与控制、青铜器生产技术与组织管理、青铜工业的区域特征、金属资源及技术与文明发展关系等重大学术问题,组织团队长期开展田野和多学科交叉研究工作,从而具有鲜明特点。

西吴壁遗址的发掘,是在长期调查、系统掌握中条山地区矿冶遗址分布特征的基础上,精心选择、多学科协作的结果,炼铜操作要素完整、链条清晰、发展有序,深化了学界关于中原地区三代铜资源控制与流通这一核心问题的认识。辛店遗址虽是配合基建项目,但紧紧围绕商代安阳的铸铜工业、城市布局和族群等问题,做到钻探与重点发掘相结合,基本明确了铸铜作坊的时空变化规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大量新材料。这些工作,均在田野调查与发掘的全过程,加强检测分析或实验考古、注重遗迹组合、长期坚持精细操作、全面提取各类信息、深入揭示内在价值,从而有了系统性新突破,充分说明学术问题导向和长期坚持的重要性。这些研究,试图通过生产工艺、生产规模、专业化与标准化程度等单个作坊的技术性研究,总结出区域技术特征,构建铸铜技术的时空框架与发展谱系,逐步实现从个案为主向区域调查和系统研究的转变,也逐步从技术复原、资源流通层面上升到社会组织等层面,这正是冶金考古的发展趋势。

不可忽视的是,尽管西吴壁和辛店等遗址的工作,可以基本复原出较完整的生产工序,但如何判断冶铸遗址的分布规律、规模及与其他手工业作坊的关系、冶铸活动的祭祀形式、冶铸技术体系、金属资源与技术的交流、礼容器与兵器的生产等不同层次的问题,仍需加强研究。例如,西吴壁冶金遗存密集区10万平方米,辛店遗址的冶铸遗存分布更高达50万平方米,但关于分布范围甚大的原因及其与产量的关系,作坊、居址和墓葬多种遗迹共存的内在逻辑等问题需要通过精细的田野操作来解决;而西吴壁冶炼产品的流向、辛店铸铜原料的来源等问题,更亟须构建金属资源数据库从宏观层面进行研究。

通过以上工作可以看出,冶金考古研究有赖于考古资料的积累,有赖于矿冶遗址田野调查与发掘,有赖于现代科技在田野和实验室的应用,也有赖于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今后,应继续系统开展不同地区矿冶遗址的田野调查与发掘,提高关于聚落结构、功能分区和单位属性的认识,构建更加完善的技术谱系;同时应推动理论与方法的构建,系统开展金属资源、冶金技术与中华文明发展之间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