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入围项目中,关于东周封国的考古发现有三项,更有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入选。带来许多突破性的新认识,各具重要的学术价值。

枣树林墓地:

填补关键期的空白

曾国考古已三次获评“十大考古”,枣树林墓地能够获评,缘于材料够硬且新颖,填补了东周考古和曾国考古的许多空白,突破了对曾国的“审美疲劳”。按照东周青铜器谱系框架和春秋“新四期”体系,三组曾侯夫妇墓都属春秋早期(公元前680年-前600年),处在传统周文化体系衰退、地方风格兴起的过渡阶段,时间节点特殊。以往全国范围内这一时期国君墓葬和铜器群稀缺,纪年铜器匮乏,三代5座曾侯夫妇墓前后相继,世代踵接,为探索此间青铜器精细分期、精准断代、楚系青铜器形成过程、周楚二系转换路径等问题提供了绝佳材料。求、宝、得三位曾侯的发现也填补了这一时期曾侯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曾国世系。

出土铜器铭文是20世纪以来发现数量最多、内涵最丰富、意义最重大的春秋铭文,对研究夏、西周、春秋历史和考古极具史料价值。芈加编钟铭文“帅禹之堵”“以长辝夏”,是继秦公簋、叔夷镈、豳公盨等传世青铜器之后,第一次经考古发掘出土的记载夏和禹的青铜器。王国维在《古史新证》开篇论禹时曾据秦公簋和叔夷镈论证“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芈加编钟铭文证实春秋早期南方曾、楚两大国亦然。可证春秋时期姬曾、芈楚、嬴秦、姜齐等不同地区、不同族姓的贵族共享夏和禹的历史记忆。夏和禹的存在、夏的信史地位确证无疑。芈加铜器铭文还记有“楚王媵随仲芈加”,确证曾即随,彻底解开了1978年以来的“曾随之谜”。曾公求编钟铭文记载“昭王南行,左右有周,赐之用钺,用政(征)南方”和“适于汉东,(南)方无疆,涉政(征)淮夷,至于繁阳”等内容,与芈加编钟和春秋晚期曾侯與编钟关联解读可以解开西周和春秋时期周、曾、楚、淮夷的许多历史疑案。

▲枣树林M190(曾公求)编钟组合

▲枣树林CK5(曾公求)车坑出土神人驭龙双通车构件

▲枣树林M191(曾夫人渔)铜鬲铭文照

经过最近十年持续不断努力,曾国考古已构建起“叶家山(西周早期)—郭家庙(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枣树林(春秋早期)—文峰塔(春秋晚期)—擂鼓墩(战国早期)”时空体系,是目前通过考古发掘构建起来的最详细的周代封国体系,距离构建最终完整的曾国考古体系只有几步之遥。曾国历史从传世文献记载晦涩不清,到考古揭示出日益清晰的国君世系、社会阶层、文化面貌,一部司马迁未曾闻见的《曾世家》已经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充分体现了考古写史的重大价值。

大韩墓地:

开启泗上古国考古新机遇

山东滕州大韩东周墓地清理东周时期甲字形大墓35座、中型墓13座、小型墓150座。墓地外围环绕一周隍壕,最外层大墓墓道远端占压隍壕。35座甲字形大墓墓道朝向异常歧异(22座朝东、7座朝西、2座朝北、2座朝南、1座弧形朝西北、1座弧形朝西南),与以往发掘的商周墓地都不同,为首次发现,令人惊奇。整个墓地埋葬显得局促,存在明显规划和布局,但是布局原则和背后蕴含的制度内涵、墓主之间的宗法关系、家族制度是什么,现在还无答案。有学者认为大韩墓地是迄今发现的商周墓地中最接近昭穆制度的一处集中公墓地。谜题的最终解开一方面需要通过地层关系、器物排队、科技测年等方法判定墓葬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排定下葬顺序;另一方面还亟须古人骨DNA鉴定,确定墓主之间的亲缘关系。因为即使墓葬排序准确无误,但是墓主死亡时间(即墓葬下葬时间)并非按照辈分大小和年龄长幼顺序发生。墓葬排序只能判定先后关系,无法完全确认亲缘关系。这是以往墓葬研究中被忽略的一点。大韩墓地有可能成为检验现有墓葬研究理论方法的试验田和磨刀石,催生出新的理论方法。值得拭目以待。

大韩墓地大型墓葬与枣庄东江小邾国国君墓、临沂凤凰岭、莒南大店花园村、沂水纪王崮等东夷系古国墓葬形制和葬俗基本一致(如墓道绝大多数朝东、墓室设椁室和器物箱、大量殉人等),墓主显系东夷族群。但是出土铭文少,国别尚难断定。M43随葬4件铜器有“郳大司马”铭文,追缴的1件铜戈有“郳公克父”铭文,或有学者推测为郳国国君或卿大夫家族墓地。但是它距离薛国故城仅5公里,卧榻之侧岂容他国鼾睡?如何理解与薛国的关系?大韩以东及东南2公里内分布有东莱、前莱、坝上、北辛等多处东周墓地,都出土过东周青铜器且未发现对应城址。如果放大视野,大韩所在的滕州及周邻区县见于文献和铜器铭文记载的周代古国、城址密迩分布,从区域聚落形态和政治地理结构角度观察,包括大韩墓地在内的上述墓地或许都属于薛国故城都城圈外围的墓地。

▲大韩墓地M43部分铭文(春秋晚期)

▲大韩墓地M64随葬三组玉佩(春秋晚期)

▲大韩墓地战国时期越文化因素器物

大韩墓地被盗后所幸及时发现并发掘,出土包括越王州句剑在内的文物3000余件,种类繁多,延续时间长,文化因素丰富,本地因素之外还融汇有齐、鲁、宋、楚、越等地因素,彰显泗上风华和泗水贯通南北、融汇东西的交通价值。大韩墓地的发掘为系统开展泗上古国考古带来了新契机。

龙山越国墓园:

越国贵族墓葬研究的新标杆

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园俗称八亩墩,同样被盗,却没有枣树林和大韩幸运,出土遗物似稍逊于后二者。但是考古发掘并非挖宝,如果将遗物比喻为珠,那么遗迹就是盛珠之椟。椟与珠各具价值,有时椟比珠更重要。八亩墩即如此。得益于科学、规范和精细化的发掘,八亩墩揭示出许多以往未发现的现象,使我们对春秋晚期越国大型墓葬的营建过程、埋葬过程、陵园布局和细部结构等有许多突破性的新认识。此次在八亩墩墓道中发现由立柱、竹篱笆和横撑木支护起来的巷道式开放空间,其功能和意义是什么?墓主被安葬之后此空间立即填埋封闭,抑或保留一段时间作为再次进入墓室的通道?有无作为墓祭空间的可能性?墓道和墓室之间使用草包泥垒砌的封门墙也是首次发现,其功能和象征意义也值得深入思考。这些发现启发我们今后清理商周时期大型墓葬时,需要对墓道及其与墓室衔接处的填土给予更细致的关注。

八亩墩主墓外围的器物坑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越墓器物坑,坑内西部摆放原始瓷,中东部摆放印纹陶,有的内部还保存有牛骨和海产品。主墓外围31座小型土墩陪葬墓排列整齐,随葬品绝大多数也是原始瓷和印纹陶。主墓和个别陪葬墓出土少量中原和楚系仿铜陶鼎、陶盉。这些发现为研究春秋晚期越国历史、疆域、文化交流等提供了一批新材料。

▲安吉龙山107号墓主墓侧视(南—北)

▲安吉龙山107号主墓外围器物坑局部(东南—西北)

▲安吉龙山107号墓器物坑成组原始瓷器(西南—东北)

八亩墩无疑是继鸿山越墓和印山越王陵之后越文化考古的一项重大收获,也是目前国内完整揭露的一处年代较早、规模宏大、内涵丰富、要素齐全、结构独特、布局规整的独立陵园,填补了春秋晚期越国贵族陵园的空白,为吴越贵族墓葬甄别研究提供了新标杆。

回顾这几年的“十大考古”,东周封国的重大发现层出不穷,年年都是入围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丰富和刷新人们对东周历史的认识,完美诠释了东周考古写史的特点。大遗址考古理念指导下的主动性发掘日益增多,不少墓地得到完整揭露,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实现双受益。我们也要看到,相形之下城址等遗址的考古工作仍然不足,利用考古材料谱写人口繁多、生产繁荣、文化繁茂、城市繁华、互动频繁、纷繁壮阔的东周社会历史全貌的目标,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