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源于先民的生产与生活之中，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阶段色彩纷呈，成为中国古代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陕西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西安半坡遗址 152 号墓(M152)出土过 3 个表面比较光滑、直径在 1.5~6 厘米之间的石球，考古工作者推测为墓主人的体育类玩具。陕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西安出土的唐代打马球图壁画、陶俑等文物，也向人们形象地展现了汉唐盛世的体育活动场面。宋代，陕西虽然失去了统治中心的地位，但这个被誉为“古代最富有文化气息”的朝代造就了与众不同的民间体育文化氛围，陕西也并未淡出宋代体育文化的舞台。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打破了里坊的限制，人与人交往的机会增多，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一些体育娱乐活动，如蹴鞠、捶丸、杂耍、相扑等在大街小巷逐渐兴盛。城镇中的瓦舍勾栏是市井文化最活跃之处，每个瓦舍里划有多个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参加或观看者主要是市民，也有文人、官僚等。勾栏之中小儿百戏也占有一席之地，《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述在开封瓦舍中专设有小儿相朴、杂剧等技艺。

儿童题材的出现历史悠久，山东微山县两城山汉画像石和陕西绥德贺家沟汉画像石中都有《母子图》。但在宋代以前，婴戏纹还没有广泛使用，婴孩大多只是成人的配角。如唐代张萱的《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等，儿童都是仕女的陪衬。高度发达的民俗文化使宋代的艺术作品摆脱抽象，贴近生活，儿童题材开始受到普遍重视和广泛使用。宋代画家苏汉臣的传世作品有《长春百子图》、《秋庭戏婴图》、《击乐图》、《婴戏图》和《货郎图》等，所绘儿童天真活泼，质朴可爱。而“三朝老画师”李嵩则最擅长画货郎担，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货郎图》，生动展现了物品琳琅满目的货郎担、欢呼雀跃的儿童和忙前忙后的货郎形象。除单纯的艺术品之外，宋代生活用品的装饰图案中儿童题材也屡见不鲜。如陕西耀州窑青瓷和河北磁州窑白地黑花瓷器的装饰纹样中婴戏纹就比较常见，特别是在耀州窑遗址中还出土了婴戏纹印花模。

▲ 苏汉臣《长春百子图》局部

陕西宋代儿童

体育文物的发现

蹴鞠类

1987 年，耀州窑遗址出土过一件青瓷母子蹴鞠纹碗，灰胎、质稍粗，内外壁施翠绿色的青釉，玻璃质感强，纹饰刻于碗的内壁及内底。图案中母亲的穿带比较讲究，正弯腰弓背张臂招呼下侧的儿子 ;儿子则弓手曲腿，正在蹴球。球位于儿童的前方，上面的花纹清晰可见。在人物的周围分布着高低不同的假山，地面点缀着零星小草。从画面来看，这应该是一位家境比较殷实的女主人，带着孩子在庭院内蹴球的场景。

▲ 耀州窑蹴鞠纹青瓷片

除此之外，目前陕西境内已知的童子蹴鞠纹青瓷标本共有 5 片， 2002 年在西安西大街拓宽改造工地出土1片，另外 4 片属于民间收藏，出土地点不明。这 5 件的器形皆为碗或盘，纹饰模印于器物内部，时代皆为宋代晚期。5 片的残留部位和面积大小虽然各不相同，但每一片上都保留有一幅完整的童子蹴鞠图，将它们放在一起来看，正好可以互相补充。从残留部分观察，这 5 片的纹饰布局完全相同 ：整个画面由 7 个圆圈组成，内底中心 1 个，周围分布 6 个，每个相邻圆圈的周边都有接触点，形成一幅紧凑的向心布局。中心的圆圈内装饰一正在蹴鞠的儿童，只见他右腿支撑，左腿用力上踢，脚尖之上的球正在向上飞起。为了便于发力或保持平衡，他抬起双臂，左臂后弯，右臂前伸，神情专注，动作自然协调。周边的 6 个圆圈与其内部的菱形开光组成 6 个变形钱纹(圆形方孔状)。在菱形开光中，或装饰奔跑踢球的儿童，或装饰一片牡丹花叶，二者各有三个，相间分布在周边的 6 个圆圈中。这样的一组装饰图案给我们展示了几位儿童围绕在一起踢球玩耍的生动场面。这些踢球儿童的形象与宋代耀州窑址发现的其他婴戏纹基本一致 ：头部较大，颈部有项圈，服装不太清楚，似为裸体，手镯和脚钏的痕迹不明显。

抱球、击鼓、拍手类

1993 年出土于淳化县文化馆院内的耀州窑青瓷抱球童子俑，现收藏于淳化县博物馆，高 9.4 厘米。小孩光头，头微右偏，眼睛稍显细长，鼻梁直挺，小嘴微闭，面带微笑，五官塑造的紧凑而生动。上身着右衽长衣，稍前倾，腰间似有束带。双手持球于交叠盘曲的双腿之上，神态专注而小心，透露出他对这只球的喜爱之情。这件俑通体施青釉，釉面光亮，腿底露胎。根据其釉色青中泛黄等特点判断，这件瓷塑可能是耀州窑北宋晚期的产品。

1978 年出土于旬邑县安仁窑遗址区的抱球童子陶俑，高 29.5 厘米。红胎素烧，胎质比较坚硬，表面打磨光滑，制作规整，外施白色陶衣。小孩光头宽额，天庭饱满，凤眼，秀鼻，小嘴，脸盘圆润，耳朵宽厚。他颈部带有项圈，上身着一件右衽宽袖单衣，宽松的衣袖自然垂落于肘下。藕节般的小臂裸露在外，手腕上有手镯状饰物。两脚掌相对，双腿盘坐于体前。胖呼呼的小手之间抱一滚圆的小球，脸上漾着微微笑意，透露出他心中满满的幸福之感。生动可爱的神态，似乎让人忘记了这本是一件坚硬的陶塑作品。

▲ 淳化县博物馆藏耀州窑青瓷童子抱球俑

1965 年出土于旬邑县的彩绘击鼓、拍手童子陶俑，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小相仿，高度都在 12 厘米左右。胎质皆为红陶，经过素烧，表面施有白色化妆土。在击鼓儿童的唇部和上衣以及鼓面等部位还残留有红、黑、黄等颜色的彩绘痕迹。两件陶俑的的造型、衣着接近。小孩头部较大，而且都是光头，皆偏向一侧。长上衣掩及膝盖，腰系带，带子的首尾垂于腹前，巧为装饰。下着布裤、布鞋，两腿分立。因上衣较长，显得腿部稍短。击鼓儿童左手托一圆形鼓于左侧胸前，小嘴微闭，右手执鼓槌作击鼓状。拍手儿童的衣着稍显平整贴身，腰带较窄，已经遮掩于衣服之下。小嘴张开，双手伸于胸前，手心相对，正在拍手。

这两件陶俑同时出土，神态也比较相似，应是同时制作而成。体现的是儿童击鼓玩耍的情景 ：一人击鼓，一人合着节奏打着拍子或者是鼓掌叫好。两人面带微笑，祥和自然，生动可爱。

击鼓虽然不属于现代体育的范但却是中国古代体育娱乐的重要内容，宋代击鼓活动的文物也尤为突出。2015年 11 月，在第三届古陶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展览中，有一件来自于陕西民间收藏者的宋代白陶童子击鼓坐俑。这件童子俑的陶质非常细腻，胎色较白。头部的形状、服装的样式以及神态都与上述几件陶俑有相似之处，只是工艺更加精致，头上的发髻则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耀州窑青瓷卧俑相类。与旬邑击鼓童子俑不同的是，这件童子俑采取的是坐姿，将鼓平置于交叠盘坐的双腿之上，双手呈握拳状置于鼓的边沿。手中虽然没有鼓槌，但右手似有握槌的痕迹。前文的几件抱球童子俑也是坐姿，可见坐姿童俑在宋代也比较常见。

宋代的击鼓活动在成人中也广为流行，汉中市博物馆收藏的宋三彩击鼓杂剧俑、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宋代红陶击鼓人物俑和击腰鼓拍铙画像砖等展现的就是动感十足的成人打鼓场面。尤其是击腰鼓拍铙画像砖，在陕北地区的宋代墓葬中发现较多，是打鼓与陕北特色舞蹈——秧歌的巧妙结合。这种具有黄土高原豪放气概的娱乐形式一直流传至今，可见生命力之旺盛。

▲ 安仁窑址出土抱球童子陶俑 民间收藏白陶击鼓童子陶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击鼓童子陶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拍手童子陶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沐浴童子陶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睡卧童子陶俑

陶塑类抱球、击鼓、拍手等造型，除个人收藏的拍鼓童子坐俑出土地点不明确外，其余都出土于旬邑县。不仅如此，与抱球童子俑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红陶沐浴童子俑和一件红陶睡卧童子俑。沐浴童子俑塑造的是一个虎头虎脑的裸体小男孩在花瓣形的浴盆中洗澡玩耍的情形。睡卧儿童上身穿交领长衣，下着长裤，以左臂为枕，双眼微闭，侧卧睡眠。两小孩童趣横生，憨厚可爱。沐浴和睡卧虽不属于体育活动的范畴，但也是对儿童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与抱球童子俑同时同地出土，它们之间可能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宋代的泥塑偶人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有发现，如西安、扬州、苏州等，其产地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据文献记载，陕西的鄜州(今富县)和江苏的苏州是制作泥塑偶人的著名产地。1976 年在江苏镇江市大市口的一处宋代遗址中出土了一组宋代相扑童子陶塑，有的俑上面有 “吴郡包成祖”、“平江包成祖”等字，无疑为苏州所产。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五中载：“承平时，鄜州田氏作泥孩儿，名天下，态度无穷，虽京师工效之，莫能及。一对至直十缣，一床至三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余，无绝大者。予家藏有一对卧着，有小字云‘鄜畴田圮制’。” 这段记载说明宋代陕北富县田氏制作的小泥人姿态万千，价格不菲，有的还有田氏的戳记。但是，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在富县没有发现宋代陶塑作坊遗址，而且富县也没有出土泥塑陶俑的记录。上述出土于旬邑的宋代童子陶俑是产于富县还是富县的工匠在旬邑所做?拟或来自于外地?这些都不能肯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重视陕西宋代制陶手工业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

陕西宋代儿童

体育文物特点

陶瓷立体雕塑类较多

就目前陕西境内发现的出土文物及传世品来看，陶瓷雕塑类的儿童体育文物最多。这些陶瓷雕塑的儿童形象基本一致：头部较大，面部浑圆，身体健壮，敦实可爱。儿童的姿态以抱球最多，其次有击鼓、拍手等，动作相对简单。陶瓷雕塑大都由前后合模制成，受泥模形状(有弧度)和面积的限制，不易详细刻划，否则模具会被损坏。而瓷器上的面积相对较大，不管是磁州窑瓷器较为平坦的枕面还是耀州窑青瓷碗、盘的内壁，都给工匠们提供了相对较大的创作空间。

与儿童体育雕塑不同，陕西宋代的成人体育活动则多见于平面类装饰，立体雕塑比较少见。如扶风县博物馆收藏的仕女蹴鞠乐舞纹银带饰，延安、甘泉等地宋代画像砖墓出土的曲柄球、秧歌、击剑图案的画像砖等。

蹴鞠的兴盛

据《战国策·齐策》与《史记·苏秦列传》等文献记载，蹴鞠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当时的齐都临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汉代民间蹴鞠已成风气，唐宋时期更加盛行，有的皇帝便是蹴鞠的爱好者和高手。宋代的史料以及绘画等作品中关于皇帝蹴鞠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与其弟赵光义及爱臣赵普、楚昭辅、石守信六人踢球的场景。相传为北宋著名画家苏汉臣所画，原作已失，现收藏的是元代画家钱选所临摹。《宋史·太宗本纪》记载 ：“太平兴国五年三月戊子，会亲王、宰相、淮海国王及从臣蹴鞠大明殿。”蹴鞠也成为朝廷招待宾客的一项活动。

▲ 耀州瓷博物馆藏四婴戏把莲纹青瓷碗

由于皇帝和朝廷的重视，民间的蹴鞠活动愈发兴盛。当时已经出现了类似于今天俱乐部形式的民间组织，如“齐云社”、“圆社”等。人们把加入这些团社视作最时尚之事，有“若论风流，无过团社”之说。也有一些人因为善于蹴球而加官进爵。

宋代蹴鞠的形式继承于唐代，有设球门和不设球门两种。前者的竞技性强，后者以自娱自乐，踢出花样为主，也称“白打”。这种方式不拘场地和人数，不用工具，不设专门的球场和球门。通常在庭院或大街上，几人围成一圈便可进行。《宋太祖蹴鞠图》中描绘的就是这种蹴球形式。它不但形式灵活方便，运动的强度也适宜于女性和儿童。

宋代的球类活动主要有蹴鞠和捶丸两种，捶丸所用的球个体较小。收藏于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的彩绘抱球童子陶俑与陕西出土的童子抱球陶俑在造型、神态上如出一辙，只是前者的表面还保留有较多的彩绘痕迹，而后者除了球的表面有隐约的彩绘纹路外，其余部位已经无法判断是否有彩绘。磁州窑宋代瓷器的童子蹴鞠图更加多见，如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院的童子蹴鞠纹枕。而在宋代的绘画中也经常出现蹴鞠题材，如苏汉臣的《长春百子图》中儿童蹴鞠的场面等。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展出的一件童子蹴鞠俑，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宋代儿童蹴鞠场景。这件童子俑高约 8 厘米，左肩置一圆球 , 双手下垂于身后 , 左腿在后 , 右腿弯曲向前 , 上身略前倾。他的这些动作似乎都是为了控制肩上的圆球不至滑落。整个过程不用手来帮忙，而是让圆球从头顶自然滑至肩部，再慢慢滚向胸、腹、膝、腿乃至脚。要做到球不落地，重心及平衡度的掌握至关重要。这种表演就是“白打”技术的体现，能够充分显示表演者的高超球技。这些不同的花样，在宋代蹴鞠活动中都有专用的名字，如“燕归巢”、“斜插花”、“玉佛顶珠”、“风摆荷”和“双肩背月”等等。这位儿童表演的是哪一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件小小的雕塑不但给我们展现了宋代儿童对蹴鞠活动的喜好，也表现了儿童蹴鞠技术的精妙之处。

七夕盛行

宋代体育文物中女孩形象极为少见，这种情况并非工匠个人的喜好，更不是偶然的现象。其根本的原因可能与宋代流行的“七夕节”祈子习俗有密切的关系，这也关系到这些儿童体育雕塑的真正用途即社会历史价值。

据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七夕节”的习俗最早起源于汉代。直到今天依旧流行于我国。不同历史阶段，人们赋予了它不同的文化内涵，有乞巧、爱情、祈子等。在宋代罗烨、金盈之所著的《醉翁谈录》中，宋代的“七夕节”已经发展为一项隆重的民俗活动。至七夕节前几日，大街上已经人满为患，人们争相购买七夕所用之物，泥塑小人就是其中之一。

▲ 耀州窑婴戏葡萄纹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逢农历七夕节，上自显贵，下至百姓，都用陶瓷雕塑的“磨喝乐”来供奉牛郎、织女。“磨喝乐”又写作“摩喉罗”、“摩合罗”等，来源于佛教，是佛教中的童佛，六岁出家成佛，天生聪颖。宋人将其塑造成精制的泥质小男孩形象，以求其帮助实现多生男孩，多子多福的愿望。祭祀完后人们会把这些“磨喝乐”分发给儿童作玩具。后来也有一些作坊专门制作此类的泥塑作为商品进行买卖。这种泥塑小人也就出现在了南宋画家李嵩的《货郎图》的货郎担上。这些泥塑小人包含了两种社会功能：祈子和儿童玩具。作“祈子”所用，必须是男孩形象，而玩具是祈子功能的延续，也是男孩无疑。这些泥塑男孩都是健康、活泼的神态，动作以蹴鞠、相扑、击鼓等生动的体育娱乐游戏为主。不论用于哪种功能，在宋代社会都广受欢迎。这也是宋代的雕塑类体育文物多为儿童，少见大人，多为男孩，少有女孩的社会原因。

▲ 相扑童子陶俑

美好吉祥的象征

宋代的儿童形象在具有装饰功能的同时也被赋予了丰富的吉祥和幸福含义，这也是宋代风俗文化的重要体现。孩子是家庭幸福的泉源，人们将健康、快乐的儿童形象与富有美好含义的植物题材(莲花、牡丹、葡萄、梅花等)结合起来装饰在身边的物件上，表达自己对孩子的期望，也盼望这些装饰能给家庭和孩子带来好运。在上述陕西发现的儿童体育文物中，儿童的形象都是健壮、可爱的样子。特别是耀州窑青瓷的婴戏纹，儿童大多都是胖墩墩的裸体形象，更加直观显示了其健康的体格。而且项圈、手镯、脚钏这些象征富贵的饰物一应俱全。既能健康成长又能大富大贵，包含了人们美好的愿望。这种文化元素在宋代的绘画、丝绸等作品中都有体现。笔者见到的北宋丝绸上的婴戏纹与耀州窑青瓷的婴戏纹如出一辙，将儿童与牡丹装饰在一起，借助牡丹的富贵含义，也是希望孩子以后可以大富大贵。陶塑的儿童体育文物之所以被当做“磨喝乐”使用，也是源于小男孩健康、可爱的福相。从明清时代一直到今天，体形丰满、健康活泼的胖娃娃形象都是年画中不可缺少的、充满了吉祥含义的题材，它和七夕节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发展、传承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