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第二十窟大佛

中国北方地区佛教石窟寺。在山西省大同市城西16公里武州山(州,一作周,又称武州塞)南麓,武州川北岸。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约1公里余,现存主要洞窟53个,小龛1100多个,造像5.1万余躯,分作东、中、西3区。大窟多建成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460)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之间,较小窟龛的开凿则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末(524)。唐、辽二代,仅有个别造像的雕凿和修理,辽代还建有10寺。近代以来,云冈石窟逐渐湮灭无闻。

▲ 云冈石窟第5窟二佛并坐像

20世纪初,平绥铁路修通后,重新引起世人注意。中国学者陈垣、叶恭绰等人,曾著文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云冈石窟被盗劫和破坏的佛像,达1400余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在云冈作过较长时间的调查和测绘。1949年以后,对石窟进行大规模的修葺,并发掘了窟前遗迹和被泥沙淹埋的洞窟。云冈石窟作为中国中原北方地区开凿较早、以北魏洞窟为主体的石窟,曾给予各地石窟很大的影响。它与敦煌石窟、龙门石窟并为中国北朝大石窟的代表,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云冈石窟远眺

石窟的创建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的中后期。其创建年代,主要有文成帝和平初年与兴安二年(453)二说。自道武帝天兴元年(398)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平城(今大同市)作为北魏都城达近百年之久。武州塞地当旧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与都城平城间往来的交通要冲,自明元帝始,这里又为北魏皇室行幸祈福之地。云冈石窟于此开凿,遂成为都城附近的佛教胜地。北魏佛教主要来源于北凉。太武帝太延五年(439)灭北凉,迁凉州僧徒3000人及宗族吏民3万户于平城,造成了如《魏书 · 释老志》所记:“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的局面。开凿云冈石窟的基本力量,应是来自北凉的工匠。

▲云冈石窟 第六窟中心塔柱上层南面佛像

北魏佛教的兴盛,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有关,成为抬高皇帝政治地位和维护皇室权威的工具。道武帝时的统法果,曾带头礼拜皇帝,声称皇帝即当今如来,拜天子乃是礼佛。文成帝兴安元年,造石像令如帝身。兴光元年(454)又于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5帝(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铸释迦立像5身。这是北魏佛教泛滥,佛教造像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佛教与中国的道教之间,在北魏有过激烈的斗争。

▲第9窟前室北壁西侧

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下诏焚毁佛像和佛经,坑杀沙门。这次废佛事件,却成为促成云冈石窟开凿的间接契机。史载兴安元年文成帝即位,下令恢复佛法。明年,召凉州名僧昙曜至平城。和平初,任昙曜为沙门统,奉以师礼。由昙曜主持,于京城西武州塞开窟5所,镌建佛像各一,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就是著名的昙曜五窟(16~20窟)。云冈北魏石窟可分3期。唐、辽时期也有所凿建。

▲云冈石窟第5-13窟外景

北魏第一期石窟 即位于云冈石窟群中部的昙曜五窟。窟为马蹄形平面,穹窿顶,仿印度草庐式。主像以三世佛为主,还有释迦和交脚弥勒菩萨,外壁雕千佛。主佛形体高大,占据窟中主要位置。佛面相方圆,两肩齐亭,深目高鼻。上身内著僧祇支,外著袒右肩或通肩大衣。菩萨袒上身或斜披络腋,戴高宝冠,胸佩项圈、短璎珞,戴臂钏,下着羊肠大裙。飞天着装和菩萨相同,大裙下露足。衣纹厚重凸起,线条简洁。从造像特点中,可以看到犍陀罗艺术的某些影响。

此五窟可分为二组:①18~20窟为一组,开凿最早,主像均为佛装三世佛,19窟是这一组的中心窟,主像高达16.8米,其左右二佛分处二耳洞。20窟主像高13.7米,前壁早经坍塌,造像露天,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②16、17两窟为另一组。17窟主像亦为三世佛,正中是交脚弥勒菩萨。16窟主像是释迦立像。这5所石窟,即相传为太祖以下5帝各凿一像的遗迹。

▲云冈石窟佛造像

北魏第二期石窟 主要在中区及东部的一部分,开凿于文成帝以后至迁都洛阳以前(465~494)。主要石窟有5组,其中4组为双窟,1组为3个窟。此外,第3窟、11 窟外壁崖面上的小窟和20 窟以西若干小窟,也是在这一期中开凿的。此期石窟平面多作方形,有前室,有的窟中央立塔柱。窟顶多雕平棊,龛有上下重龛、左右对称式和屋形龛等。造像题材多样,大像减少,出现世俗供养人行列。

太和十三年前后,出现褒衣博带式佛装。菩萨头戴花鬘冠,着帔帛,大裙下摆飞扬。飞天在此期后段穿短衫,有的不露足。题材突出释迦,主像有三世佛、佛装交脚弥勒,还有依据《法华经》雕出的释迦、多宝佛和依据《维摩诘经》雕出的维摩、文殊对坐像,以及修持“法华三昧观”所要求的本生、佛传浮雕及七佛、供养天人等。

▲云冈石窟造像

第二期中最早开凿的是第7、第8这组双窟。佛装交脚弥勒、天龙八部护法像和供养人行列,最早出现在这组窟中。第9、第10这组双窟,据金皇统七年(1147)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可大致推定建于太和八至十三年,最早出现了仿木结构窟檐、屋形龛等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第5、第6窟主像均为三世佛,佛像已着褒衣博带式佛装。这种改变,是和孝文帝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太和十年开始的服制改革措施相适应的。石窟艺术的中国化,在这组窟中明显表现出来。大型连续的佛传故事雕刻,也出现在第6窟中心塔柱及后室四壁。但这组窟开凿较晚,且尚未完工,说明距南迁洛阳日期已不远。

▲第9窟前室

北魏第三期石窟 开凿于迁都洛阳后至魏正光末年(494~524)。此期多为不成组的中小窟,补刻小龛较普遍。佛的面型清癯,长颈,削肩。全为褒衣博带式佛装,大衣下摆褶纹愈益重叠,延昌以后为密褶式平行线条。菩萨面型亦趋削瘦。上身着短衫,帔帛交叉处穿璧,大裙下摆呈锯齿状,并向外伸展。飞天上着短衫,大裙曳地,不露足,腰折作 V 型。龛楣、帐饰日益繁复。题材流行释迦、多宝与维摩、文殊,佛传故事较多,弥勒与释迦并重。

此期窟龛有4种类型。第1种为塔洞,窟中雕塔或方柱。壁面多雕千佛龛。第2种为千佛窟。第3种是四壁三龛式中小窟,后壁主像多为释迦、多宝,也有释迦龛。每35窟洞口延昌五年(516)龛,是该窟开凿时间的下限。第4种是四壁重龛式中小窟,后壁主像多为上龛弥勒,下龛释迦。

▲云冈石窟造像

第二期以后,石窟和龛像增多,第三期中小窟龛成为开凿的主体。这表明在迁都洛阳前后北魏佛教的泛滥及其在平城中下层民众中的蔓延。现存铭记中的窟主身份,第二期尚有皇室和上层官宦,第三期则最高不过将军、太守之属,更多的是无官职的信徒。此外,在延昌、正光间铭记中,已出现乞求托生西方净土世界的要求。

▲云冈石窟佛造像

唐代以后的石窟遗迹 唐代初年,有过个别的石窟工程。第3窟后室的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等 3 尊大像, 很可能就是初唐在北魏未完成的后室开雕的。根据《金碑》记载,辽兴宗、道宗时期(1031~1100),曾在云冈石窟进行过规模宏大、历时10年的工程。主要内容应为兴建后接石窟,前建木结构窟檐的“一通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等10座大寺。历年来的窟前发掘与1~20窟现存的崖面遗迹相对应,说明上述辽代十寺的具体方位,约当1~20窟。在其中第13窟南壁下部佛龛上曾发现辽代修大小像1876尊的铭记。

第35窟东壁释迦像后残存有可能是辽代所绘的石绿色网目纹背光,这说明辽代进行过造像的修整、彩绘等工程。辽末,保大二年(1122),十寺毁于兵火。此后,金皇统三年至六年,重建过灵岩大阁九楹等建筑,至元末尚存。明末云冈寺院再度沦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