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艺术是多文明多族群文化荟萃、文化交融的结晶。今天我们对其进行知识考古，不仅要发掘它言说着什么，而且要发现它背后的深层文化结构。撒马尔罕古城壁画中的李唐帝后便是异域想象、自我投射和历史事实的光影折叠。

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的壁画，于1965年由苏联考古队在阿弗拉西阿卜遗址出土，展现的是波斯新年“纳乌鲁兹”，印度神话史诗，突厥、吐蕃、高丽、大唐、波斯使节团历史记忆和李唐帝后欢庆端午节的文化杂合。

在大使厅北墙上有两个图像板块，绘有唐人的生活图景。宿白教授认为骑马射豹的是大唐使节，而康马泰教授则认为是唐高宗在上林苑猎豹;另一幅是武则天在曲江池上扔粽子喂鱼，因为这一天正是中国的端午节，同时又是波斯帝国的新年。

　　▲壁画据研究是“武则天乘龙舟”

波斯人尚武，国王的政治活动主要有三：打猎、出征和听政。因此，我们经常在考古文献上看见西域人猎狮、猎豹或围猎野猪的场景。粟特人属于东部波斯人，他们长于经商;撒马尔罕地处波斯、印度、突厥和中国的十字路口，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这里不仅促成了丝绸之路上物质的运输，而且沟通了精神财富的往来。当苏定方率领大唐军队灭掉西突厥之后，朝廷在康国(今撒马尔罕)设置了康居都督府，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

粟特人勇武，《大唐西域记》记载：“其王豪勇，邻国承命，兵马强盛，多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粟特人的国王喜欢狩猎，于是粟特人也认为天可汗唐高宗也乐于畋猎。他们崇尚英雄天子，因而他们心目中的大唐皇帝也是驰骋在草原上的猎豹高手。粟特人对李唐的移情认知不能说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李唐皇室身上确实流淌着鲜卑人的血。鲜卑人是游牧民族，以健硕为美，崇尚野蛮精悍之气，李唐皇帝如李渊、李世民等本是喜欢打猎的，但是汉家文化要求皇帝为社稷着想，须持重贵生，故大臣们反对皇帝驰骋打围、畋猎游乐。

　　▲壁画北墙上“唐高宗猎豹”

唐高宗李治生有风疾，经常头晕。《新唐书》记载：大唐永淳二年(683年)，“帝头眩不能视，侍医张文仲、秦鸣鹤曰：‘风上逆，砭头血可愈。’后内幸帝殆，得自专，怒曰：‘是可斩，帝体宁刺血处邪?’医顿首请命。帝曰：‘医议疾，乌可罪?且吾眩不可堪，听为之!’医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毕，后帘中再拜谢，曰：‘天赐我师!’身负缯宝以赐。”显庆五年(660年)以后，唐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因此不可能骑马围猎。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大臣谏止畋猎者历代不乏其人。皇帝持重守成，一般也不会以畋猎自放。

波斯人喜欢在封闭之地围猎，因此，想象唐高宗在上林苑猎豹。其实，上林苑是皇家公园，里面并没有野生的豹子。中国有华南豹、华北豹、东北豹，也有从西域进贡而来的豹子。在懿德太子墓甬道壁画里，可见胡奴牵着一头云豹，跟随着打猎的人群。豹子一般不是被打猎的对象，而是如同猎犬一样追逐野兽的捕猎助手。

　　▲武则天和侍女面貌

康马泰教授指出，在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北墙的壁画中，唐高宗骑马手持长矛猎豹，英勇无比。“同一头花豹在一个画面上重复出现两次，一次是被唐高宗手中的长矛刺穿，第二次是颓然倒在马蹄边。”因此，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中猎豹者即使真的是唐高宗，也不过是粟特人对大唐皇帝的异域想象，而非历史事实。

在一湖池水之上，有两条船，其中一条大船上有九位女子在泛舟。中间一位体貌格外高大肥胖(这是当时的画法，如南墙壁画里撒马尔罕新年祭祀，国王骑马出行，其尺寸之大格外引人注目;再如阎立本《步辇图》中的唐太宗，其体格也格外高大。康马泰认为这是粟特艺术的特征之一)，身穿宝蓝色外衣，据马尔夏克教授考证，她就是天后武则天。

　　▲按照服饰推断应当是粟特的贵族

然而，洛阳的武则天平常穿着什么衣服呢?《旧唐书·志》第二十五记载：“皇后服有袆衣、鞠衣、钿钗礼衣三等。袆衣，首饰花十二树，并两博鬓，其衣以深青织成为之，文为翚翟之形。”从中可知，武则天端午节的衣服应该是深青色的。宝蓝色是中亚游牧民族王后独享的色彩，高雅尊贵。宝蓝色与青金石有密切的关系，青金石为中亚今阿富汗一带所出产。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的整个背景便是宝蓝色的。北壁的壁画中，武则天的宝蓝色外衣，毋庸置疑，是粟特画家将康国王后的外服比附于武则天。

唐人重视端午节。笔者阅读《辽史》，发现契丹人也过龙舟节，当时颇感突兀和意外。一般说来，赛龙舟多见于江南水乡，塞北草原竟也过龙舟节?现在想来，应该是李唐节日传统的遗留和传承。大唐为何举国上下欢度端午节?是不是因为与粟特人的新年在日期上接近或相同的缘故呢?毕竟，大唐在中亚实行羁縻制度近百年。

武则天所乘坐的龙舟，代之龙头的是格里芬，它的形象是鹰嘴狮身。毛铭研究员认为，中亚人把守护黄金的鹰嘴狮身兽视为龙。显而易见，粟特画家意识中的中国龙可能就是这个样子。阿富汗吐哈特-伊-沙金遗址出土的宝剑，其剑柄便是格里芬头像。从而表明，粟特画匠创作壁画时所依据的是他们自己的知识认知和艺术想象。

　　▲壁画上的山西人武则天

在武则天泛舟图上，还有一个独特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吉祥神兽塞伊娜，中古波斯语称之为森木鹿，它犹如中国的龙凤一样是杂合动物的形象，上身是一双马蹄足，下身是卷曲分叉的鱼形尾，中间是张开待飞的双翼。通常，森木鹿是狗头、鸟身、鹿腿、鸟尾或狐狸尾。琐罗亚斯德教崇尚光明，波斯艺术中的森木鹿是“神之荣光”的表征。它亦与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中河神、水神的形体关系密切。森木鹿出现在唐风的绘事中，便是明显的粟特画家对大唐的遥想玄思。

水中有四条鱼唼喋，顺时针组成一个“卐”字。“卐”是上古时代部落族群的一种符咒，见之于古代埃及、印度、波斯、希腊等国。最初它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后来成为吉祥的标志。婆罗门教将“卐”视作好运的象征，义为“吉祥万德之所集”。佛教或将其写作“卍”，武则天将其定为右旋，定音为“万”。池水中的鱼拼成“卐”字，又表明了什么呢?在此，可以抛出这一疑问。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四壁上的壁画，是东西方文化、文明交流融合后的艺术结晶，北壁壁画中的李唐帝后是粟特人的异域想象、自我文化投射和宗教认同的形象物语。

　　撒马尔罕壁画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任何国家形象的塑造、认知和阐释，都打上了注视者自我文化的烙印，以及对异域文化的了解、把握和想象。艺术作品中的国家形象，与其说是客观的再现，不如说是主观的认知;与其说是历史的真实存在，不如说是艺术的情感表达;与其说是集体记忆，不如说是文化杂合。

（张同胜 作者为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伦理诗学中的民族性问题研究”、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丝绸之路文化间性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