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自公元 304 年刘渊及李雄分别建立前赵及成汉政权起，至公元 439 年拓跋焘灭北凉为止，一百多年间入主中原的匈奴、羯、鲜卑、羌及氐等相继建立过很多国家，相互混战，掠夺与屠杀不断，严重影响了当时中国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发展了 300 年后，正是在这一动荡时代，开始在黄河流域真正流行并兴盛起来，金铜佛造像开始大量涌现。

当时的佛教是包含了印度、中亚及西域诸国巫术、科技、信仰、语言、知识、甚至咒术等因素在内的综合知识和文化体系。匈奴、鲜卑、羯、羌等原本信仰万物有灵萨满教的游牧民很自然把目光转向佛教，并将融合了多种文化的佛教知识文化体系作为管理国家的理念和指导思想。这一点可从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出现的大量单体金铜佛造像窥见一二。

小金铜佛像标准器

用铜铸造，进而鎏金而成的小金铜佛像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初期最常见的单体佛造像，这有别于佛像起源地西北印度和中亚地区犍陀罗、秣菟罗佛像采用的片岩石雕技法。中国黄河流域、朝鲜半岛三国时期、日本飞鸟时代的早期单体佛造像，无一不是材质、体量大小都极其类似的“小金铜佛”。这一现象应该是受到佛典规定的“三十二相”影响。5 世纪以后，随着石雕技法的普及，石窟寺开始被开凿，用石材雕成的佛像才逐渐取代小金铜佛，并影响到了朝鲜半岛。日本由于不具备在山崖开凿石窟寺的条件，小金铜佛的盛行一直持续到 8 世纪。

后赵建武四年铭金铜佛像

目前有明确纪年最早的一尊小金铜佛像是现藏旧金山亚洲艺术馆的后赵建武四年(338 年)铭金铜佛像，铭文：“建武四年岁在戊戌八月卅日，比丘竺……慕道德……及……三……生……”

此像高肉髻，呈束发状。横长的眼眶内眼睛呈杏仁形状。着犍陀罗风格的通肩式大衣，图案化的 U 字形衣纹左右对称平行分布于胸前和前襟部。衣纹断面呈浅阶梯状，双手结禅定印，捂在腹部前，双腿表现为结跏趺坐。从整体上看，此像的风格深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不过面部的五官特征似乎更接近于中原汉族的特点。此像可视为 4 世纪前期中原地区十六国时期小金铜佛的标准器。

西安出土佉卢文款佛坐像

1979 年在西安出土过一件结跏趺坐的金铜佛残件，座垫上阴刻着佉卢文(中亚贵霜时代的文字)。此像两眼微闭，呈俯视状，顶部为磨光佛发的高肉髻，身上穿着犍陀罗风格的通肩式大衣，衣纹为图案化的 U 字形，左右对称分布于胸前和前襟部。衣纹断面呈浅阶梯状，双手结禅定印，捂在腹部前。大衣之下有坐垫，坐垫的纹饰为汉代流行的菱形方格纹和三角纹。此像为汉族形象，坐垫上的纹样也是汉式的，但坐垫背面为佉卢文——巴克特里亚文。

据古文字学研究者的考证，此铭文的特点当在 4 世纪末，即十六国时代的中晚期。当时统治关中地区的是羌族所建的后秦，其首领姚兴非常推崇佛教。此像可视为 4 世纪末期长安一带小金铜佛单体造像的标准器。

大夏圣光二年鎏金铜佛造像

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有一尊大夏圣光二年(429 年)鎏金铜佛造像。此像的不少特征与上述两尊金铜佛像大同小异，高肉髻、水波纹螺发、犍陀罗风格通肩式大衣、 结跏趺坐。大衣的下部中间为水瓶花叶纹，两侧为两只正视形的张口狮子，是典型的犍陀罗艺术风 格， 并 可 反 证建武四年铭佛像台座残损部分的情况。此像有北魏风格“四脚壶门形制”方台座，与佛像部分是一体铸成的，这在十六国佛像中较少见。大夏为匈奴赫连勃勃在鄂尔多斯一代建立的政权，此像可视为十六国末期鄂尔多斯一带的小金铜佛标准器。

从这三件小金铜佛的造像风格能够看出其受到犍陀罗美术的强烈影响。可以说，早期佛像正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经阿富汗犍陀罗进入中国的新疆地区，再进入河西走廊，最后进入中原的。

作为“念持佛”的小金铜佛像

完整的十六国时期佛像实例存世极少。1955 年石家庄北宋村出土过一尊铜佛像，由佛身、舟形背光、圆伞盖和四足方台座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各部分是可以拆卸组装的。背光上铸有二供养人、二飞天，正上方佛像头部又有一小坐佛，当是象征着身居兜率天宫的弥勒佛，在伞盖边缘还残留着垂饰物。甘肃泾川县玉都乡也出土过一件同类型的佛像，构造与北宋村佛像大同小异，也是分铸组合而成。背光为头光和身光组成的二重背光，头光上还装饰有正视形莲花纹样。上方为圆形天盖，盖顶亦饰有莲瓣纹。四足方座上饰有波浪纹，伞盖的柄插入背光后的榫孔里。

“念持佛”是一个日文词汇，今天日本人依然将便于随身携带做佛事使用的小型佛像称为念持佛。作为游牧民族的五胡入主中原，保持了过去游牧生活的流动性和骑马征战的传统。作为礼拜用的佛像，便于携带是极为重要的，可以拆卸组装的构造正反映了当时信徒对佛像道具的基本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单体金铜佛造像皆为结跏趺坐像。除此之外，十六国时期还存在大量的立像。

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常设展示的于阗佛头是 20 世纪初在新疆和田出土，由大谷探险队带回日本。佛像的耳、鼻、口部都给人以强烈的写实感，鼻梁较高，留有八字形的浓厚胡髭，面部特征为西域胡人，这些都是 2—4 世纪西北印度犍陀罗—斯瓦特造像的特征。此外，高肉髻、杏仁形的眼睛，带有俯视特征的目光，这些都与前述十六国小金铜佛的造像特征相符合。可以认为，这是西域于阗地区 3—4 世纪的金铜佛像。

▲ 图① 上海博物馆藏十六国小金铜佛坐像

图 ②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十六国(于阗)佛头，残高17厘米

图 ③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十六国佛立像，高15.8厘米

此佛像整体体量较大，恐非前文所述的 “念持佛”。值得注意的是此头像额部施有“花钿”，花钿分为二重，采用宝珠镶嵌。虽均已脱落残损，但据东京国立博物馆公布的材料，花钿残损留下的空洞中有红色颜料的印记。

京都国立博物馆和京都藤井有邻馆有两尊金铜佛立像，造像风格极为相似，且面容特征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于阗佛头也属于同一系统。京都国立博物馆的佛立像磨光肉髻，蓄髭，着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大衣一角，立于覆莲装饰的覆钵形的圆形莲座之上。其施无畏印的右手指间可看到三十二相之一的“手足指间幔网相”。如果仅从肉髻、螺发、胡髭、目光、衣纹的表现法来看，与前述十六国坐像在美术风格上完全相同。台座上刻有“造像九躯”四字。值得注意的是大衣右侧衣褶分三组，底部褶皱作成三个菱弧形，这组衣褶明显是继承中亚地区佛像衣褶手法而来的。佛像的目光呈现俯视状，似是一尊被立于高处用于祭祀和礼拜的道具。

藤井有邻馆藏的一尊金铜立菩萨像，据传出土于陕西三原县。从其彪悍的面部来看，有游牧民族的特征。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一小净瓶，目光俯视。搭于左腕的帔帛也分为四组，底端的褶皱部也表现为菱形的曲折式，是典型的印度式样。此像的底部状态，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出版的图录上，被准确记录下来。底部有一个巨大的孔洞，暗示我们这尊菩萨立像应当有可能是被安置在某个高处的位置。从俯视的目光、略带有灵异感的手印和佛像整体的表现手法可推测这样的菩萨像恐怕是用来插在旗杆的顶部，作为礼拜和萨满咒术的仪式所使用的宗教道具，甚至有可能是两军对垒时立于大军前的旗杆之上的咒术道具。此像是典型的犍陀罗风格，在犍陀罗的西北印度地区，这种左手提净瓶的菩萨像是坐在兜率天宫中的弥勒菩萨。

十六国时期的小金铜佛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单体佛造像，美术风格明显受到了来自西北印度犍陀罗和中亚的影响，应该说这条沿着河西走廊而来的陆上丝路乃是佛教美术东渐的主要来源，此一观点已被中、日以及西方学者广泛认可。此外，十六国时期的佛像拥有着作为咒术道具的另一面，十六国时期的佛教也不仅是佛祖的教义。

公元 439 年，随着拓跋魏统一黄河流域，北方地区进入北魏政权的时代之后，金铜佛的样式迅速发生了改变，原先便于游牧生活流动性的方便拆解的小金铜佛像迅速销声匿迹。鲜卑等民族进入定居生活之后，可以固定安置用于礼拜的“大像”成了北魏佛像最显著的特征。金铜佛造像也由原先的“分铸组装”变成了通体一铸而成的简单构造。北魏时期的佛像在美术风格上，也从单调、千篇一律程式化的十六国单体佛造形中挣脱了出来，表现手法日渐多样化，为后世佛教美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