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一个“大年”,每一个入选项目都有显著的特色、突出的价值,都凝结着考古工作者认真扎实科学的发掘研究成果,其中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格外引人瞩目。目前所知龙山时代的最大城址、石头城、人头奠基、“藏玉于墙”、精美石雕、数量庞大的玉器……石峁遗址的一系列特殊考古发现向世人昭示着这里留下中华先民不同寻常的足迹,里面蕴藏着先民的诸多故事,是值得后人追寻的文化记忆。如果说石峁是一座城,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则是城中之城,是带有宫城性质的特殊存在,因而皇城台大台基遗迹尤为考古学界所关注。

百年石峁的历史流变

神木县在陕西省东北部,北接内蒙,南濒黄河,万里长城从西南向东北横亘全境。县内北半部为毛乌素沙漠的南缘,南半部系高原沟壑区。发源于长城外的秃尾河向东南流入浩荡的黄河,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即位于秃尾河支流洞川沟南岸的山梁上。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遗址距今约4000年左右,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为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城址。石峁遗址的最初发现可以追溯到百年以前。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各地的文物被不断盗掘,其中不乏走私流入国外的文物,珍贵的文物成为了世界各国收藏的热门,据不完全统计仅流失于海外的中国石峁玉器多达4000余件。20世纪20、30年代,国外的一些论文文献中提及一种来源于陕西榆林府的“中国古玉”,这被认为是石峁遗址文物留在国外的最初“记忆碎片”。而中国国内的一些报纸也有关于石峁玉器的零星记载,作为全国重要考古研究机构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也在当时开始注意到了陕西神木地区的遗存。

石峁遗址受到考古学者的深入关注则是20世纪70、80年代。1976年1月,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戴应新研究员根据石峁遗址所在地高家堡公社提供的线索发现石峁遗址,并于同年9月作了复查,通过走访征集等方式得到了关于石峁遗址的一批重要文物,尤为引人瞩目的是玉器和陶器。戴应新将这些文物进行了相关的比较分析,认为从调查的情形来看,石峁遗址是一处值得重视的遗址,有些问题需要通过正式发掘来解决[1]。随着研究的深入,戴应新明确认为石峁遗址是一处规模宏大、遗存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2]。

20世纪80年代西安半坡博物馆对石峁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房址、石棺葬、瓮棺葬、灰坑等遗迹,出土了一些有确切地层关系的遗物。这是对石峁遗址首次进行科学考古发掘,人们对石峁遗址的认识有了较为客观的基础,但对玉器年代、文化背景及属性等问题,学者仍然聚讼不休。[3]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开展,石峁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进入崭新的时期。在2011年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中,石峁城址作为石峁遗址的主要组成部分被发现,“皇城台”、内城、外城三结构城址得以最终确认。2012年,石峁考古队对石峁城址外城东门进行了考古发掘,同时还对内城的一些地点进行了抢救性试掘。其中外城东门址使用于龙山晚期和夏代早期,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技术先进,出土有壁画、玉器、奠基性人头骨堆积等重要遗迹遗物,这些发现说明石峁遗址本身的特殊性。惊喜不断的考古发掘成果刷新了人们对“中国文明前夜”的认知。张忠培看了石峁遗址的城垣和发掘现场,感到很震撼。他认为石峁遗址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财富。这项考古工作要有更长远的准备,应该做三年规划、十年设想、百年谋略,要好几代人才能把它搞清楚[4]。石峁遗址因其特殊价值先后获得“2012年度中国新发现”“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等考古学界的学术桂冠。

地位突出的皇城台大台基遗迹

皇城台的考古工作可追溯到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期间,当时称作“皇城”或“头套”。此后又历经数次调查,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可能处于“核心”位置。2016年5月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对遗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进行发掘。

皇城台位于石峁城址内城偏西居中部,是一处相对独立的山峁,位于石峁遗址中部偏西,是内城中一处相对独立的山峁,北、西、南三面临沟,仅东部偏南处的马鞍部与其他山峁相连,地形险峻。皇城台四周砌筑护坡石墙,由下而上,层层内收,形成平顶金字塔状结构,护墙最高处达70米,蔚为壮观。2016至2018年,历时三年完成了对皇城台门址及东护墙北段上部的揭露之后,自2018年开始对台顶进行发掘。

2018年在皇城台顶东部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其上分布大量建筑基址,暂称“大台基”。经2018至2019年发掘,大台基轮廓逐渐清晰。大台基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边长约130米,夯土台芯,四周以石墙包砌,目前基本将大台基南护墙及周边区域完整揭露,并确认了西护墙及北护墙的位置。南护墙最高处残高约4.5米,用大小不一的砂岩石块错缝砌筑,石块之间用草拌泥粘接,在墙体上还发现有多个木洞。在南护墙外(南)侧另有一道石墙,走向与南护墙平行,宽约1.6、残高0.8~1.1米,与南护墙间形成宽约9米的夹道,夹道内的地面有断续的踩硬面。

大台基南护墙处最为重要的发现是70余件精美石雕。石雕多数出土于墙体的倒塌石块内,部分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少量为双面,以减地浮雕为主,还有少量阴刻、圆雕。雕刻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其中神面石雕体量较大,雕刻最为传神。单面浮雕多为对称式构图,以一正视神面为中心,两侧雕出动物或侧视神面,最大者长度超过2.6米。圆雕为椭圆形柱体,立于夹道正中的地面之上,高度近1米,两面雕刻相同的神面。

根据夹道地层内堆积及建于台基顶部房址的测年数据分析,大台基修建和使用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石雕的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墙面上镶砌石雕的现象应与石峁遗址中发现的“藏玉于墙”和以人头奠基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大台基的发现和确认正式拉开了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的帷幕,该发掘迈出了深入认识皇城台性质的坚实一步,也是探索北方地区大型龙山石城聚落城垣模式的新起点。皇城台门址相较于外城东门址结构更为复杂、规模更为宏大,巍峨壮观的台阶状石砌护墙更是彰显了皇城台的特殊地位,加之弃置堆积中发现的“疑似筒瓦”,意味着皇城台顶部建筑可能存在瓦顶结构。这些发现是深入认识皇城台性质的重要资料,表明皇城台或许已具有早期“宫城”的意义。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石雕可能与中国北方地区的石雕“传统”密切相关,也可能影响了“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夏代的绿松石“龙”,甚至商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

谁的城?——探源中华文明的追问

石峁遗址的重大发现可谓石破天惊。400万平方米的庞大古城、高规格的建筑、精美的石雕玉器……面对如此复杂的大型城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或许已经属于国家形态的社会组织了,石峁遗址应是一个带有区域王权社会性质的高等级王城。在气候干旱的陕北黄土高原4000年前出现规模如此庞大的古城,人们不禁会随之追问这究竟是哪个王的城?是否可以和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某位“王”相对应?

伴随着石峁遗址相关考古材料的公布,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运用长时段的历史考察方法,详尽分析了诸多史料后认为,华夏族起源于商周之际的历史变革时期,华夏族的族称出自周人对自己建立的反商部族联盟的称呼。人们崇拜的黄帝原只是周人奉祀的祖先,后随着周人主导的民族融合才演变为华夏族共同祖先。周人出自白狄,与作为白狄祖先的黄帝一脉相承。以此历史观点为纽带,沈长云结合石峁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从文献、古文字资料及考古发掘资料等各个方面分别论证周族应出自陕北黄土高原一带的白狄族,也就是远古时期的黄帝族。他明确提出,石峁这座古城不是别的,正是传说中黄帝部族所居住的居邑[5]。

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通过石峁遗址所出典型陶器如双鋬鬲、敛口甗、大口尊等,断定石峁遗址属于北方龙山遗存的老虎山文化或称之为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公元前2100年左右,中国东亚季风气候区出现“干冷事件”,使得北方长城沿线农业发展条件变得异常恶劣,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南下最终导致高度发达的山西陶寺文化的消亡,可能对应《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稷放丹朱”事件。通过石峁类型末期较多陶寺晚期文化因素的出现,可证石峁类型可能属于姬周先祖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之“戎狄”文化。而老虎山文化的重要源头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被推测为黄帝部族的遗存,文献中后稷族系和“北狄”等部分“戎狄”属于黄帝后裔,说明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和游邀类型一样,可能都属于黄帝后裔的遗存。韩建业指出,黄帝和黄帝后裔毕竟并不是一回事。黄帝不会晚到尧舜禹时代,不会晚到龙山时代[6]。

陕西师范大学朱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胡义成等人则认为,处于山顶的石峁古城建造时间应值大禹将治的洪水期,只不过是在认定为尧时“幽都”还是大禹敌手共工的都邑“不周山”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都将石峁遗址的核心存现年代几乎明确锁定在尧舜禹时期,即夏代建立的前夜。[7]

与以上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烟台大学学者陈民镇则主张石峁古城地处农牧交错带,是该区域发现的数十座石城中的代表之一。石峁遗址庞大的“石城”标识其更多属于“面向草原”的“石筑”文化板块,与“华夏文化”区域范围内的“土筑”特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石峁遗址很难说跟一般认识中的“华夏文化”存在直接的联系。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相联系的认识结果主要基于时间、空间以及文化特征的相契,需要有多重的证据链,在这一过程中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8]。

能否将考古发现和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某“王”“王朝”相联系,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其学术的渊源始自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等人提出“古史辨”理论为标志,学术界对上古史文献产生了诸多怀疑,对于古史传说时代的真实性大多持否定态度。古史辨学术思潮的产生是源于西学东渐、中国社会救亡压倒一切的大的社会背景,是人们迫切需要冲破原有学术框架束缚的必然产物,它揭示了传统古史记载的种种瑕疵,扫除了陈旧观念的重重疑虑,激起了整个学术界考辨和重建科学古史的热情。但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一大批重要考古遗址的发现,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考古发现正在一次次佐证中国古史传说的可信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李学勤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积极谋求带领中国学术“走出疑古时代”。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级大型综合科研项目的实施,应该说中国史学界已经完全走出了“古史辨”的“迷雾”,考古发现和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对应成为学术探讨的前沿与热门话题。在一些学者坚持必须要文字等确定性证据,才可以进行具体“王”“王朝”的推断,否则不应做过多的延伸联系,特别强调考古发现与传说中的某“王”“王朝”相对应并非考古学的学术专长的时候,以孙庆伟、沈长云、韩建业等学者为代表却从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维度进行着积极的学术探索,考古发现所揭示的“华山玫瑰燕山龙”“良渚琮璧海岱城”正不断续写着中华文明的直根系。

诚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根据胡适的思想,在我国的考古学界,提出考古学要实事求是以资料为主,资料以外的事不要多讲的主张,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和十分及时的。然而,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时过境迁,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考古研究,应当更加注意文化的意义,因为文化的意义在当代,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问题。”[9]中华文化自信,需要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在大量科学考古发掘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学科学术研究的成果进行古史传说的探讨显得必要而且及时,这种尝试需要的多学科的互动和多维度的阐释,是艰辛而有意义的工作,可以让我们走进真切的五帝时代。在这一过程中,石峁遗址占据有重要的位置,石峁遗址的辉煌壮丽必将在中国史前史的研究与重构上书写下浓重的笔墨。

注释:

[1]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

[2]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3]王炜林、孙周勇:《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

[4]《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神木石峁遗址座谈会纪要》,《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3期。

[5]沈长云:《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光明日报》2013年3月25日,第15版;《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光明日报》2013年4月15日,第15版;《华夏族、周族起源与石峁遗址的发现和探究》,《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

[6]韩建业:《“石峁人”或属北狄先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27日;《石峁人群族属探索》,《文物春秋》2019年第4期。

[7]胡义成、曾文芳、赵东:《陕北神木石峁遗址即“不周山”——对石峁遗址的若干考古文化学探想》,《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8]陈民镇:《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光明日报》2013年4月5日,第15版。

[9]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下)》,群言出版社,2010年8月,第481页。

参考文献:

1.韩建业:《走进五帝时代》,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

2.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

3.孙周勇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

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石峁遗址管理处:《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考古》2017年第7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