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波斯釉陶的发现和定名

古代波斯的陶瓷文化历史悠久，分布范围也相当广泛，尤其是釉的使用远远早于中国。20 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家在东汉至五代的墓葬和遗址中陆续发现了一些波斯釉陶，类型局限于绿松石色釉陶，发现的地点大多位于南方港口城市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迄今已在合浦、桂林、容县、福州、扬州、宁波和广州等地发现过这种釉陶。另外，日本、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遗址中也发现过同类釉陶。

目前，国内多数学者根据色彩的偏向称呼波斯釉陶的釉色为“孔雀蓝”或“孔雀绿”，亦有称呼其为“青色”“青蓝色”“青绿釉”“碧绿釉”等。

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波斯釉陶发现于广西合浦寮尾东汉晚期墓。陶壶最大腹径19.2 厘米，高34.4 厘米，肩部饰一周宽带纹，器表、内口沿以及器底均施绿松石色釉。

▲ 广西合浦寮尾东汉晚期墓出土釉陶壶

这种以带棱口沿、长颈、单耳、鼓腹和圈足为特征的器物在帕提亚时期的波斯遗址中时常见到。这些单耳壶大多装饰简单，颈部饰以弦纹或不做装饰;颈部下端装饰一周宽带纹或弦纹，有的全身不做装饰。

1965 年在福州北郊五代时期刘华墓的前室出土了3件波斯绿松石釉陶瓶。釉陶瓶通体施釉，釉层晶莹，瓶内呈青灰色，陶胎呈橙红色，质地疏松。3 件器形基本一致，均为敛口，广腹，小底。体量巨大，高度分别为74.5 厘米、77.5厘米和78.2 厘米，腹径40~42 厘米。其中两件肩颈部附三耳，外腹壁贴塑33组拱状的纹饰，下腹部饰有一圈粗绳状贴塑纹。另一件颈肩附四耳，腹壁饰有四圈粗绳状的贴塑纹。外部均施以绿松石色釉，釉面不平整，色泽也不均匀。

▲ 刘华墓出土釉陶瓶

类似刘华墓这三件陶瓶，在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遗址中都有发现，与公元 9~10 世纪伊斯兰式釉陶相一致。伊拉克巴格达博物馆保存了一件出土于泰西丰(Ctesiphon)的小口广腹瓶，器身饰以拱形和圆形贴塑，年代定为9 世纪。德国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公元6 世纪左右萨珊王朝时期的此类陶瓶，装饰方法也以贴塑为主。这类器形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已经出现，在伊斯兰时期仍然生产。其特点是小口、广腹、小底，最大径位于上腹部，附有装饰性的系或孔不通的盲系，贴塑绳纹、拱形纹、圆纹、圆圈纹等，装饰大都位于瓶身上半部分。

▲ 泰西丰出土陶瓶 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馆藏陶瓶

在宁波唐宋子城西城墙附近的唐代晚期地层中，陆续出土绿松石色釉陶片9 块。陶胎多呈淡黄色，胎体厚重，器壁厚达1.5 厘米，胎质疏松，且吸水率高。内外均施釉且色调不均匀。一片器腹陶片上的弧形贴塑纹饰与刘华墓出土的釉陶器非常相似。

1997 年，在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的南汉文化层出土了十余件绿松石釉器残片。这些残片也应属于罐瓶类的器物，从陶片的釉色、纹饰和陶质等看，都与刘华墓中出土的陶瓶相似。

2008 年在广州一处唐至南汉时期的灰沟遗迹中发现一百多块波斯绿松石釉陶片，其中一些可拼合成一只三耳瓶。这件绿松石釉陶瓶形体硕大，残高60厘米，颈肩部原附有三耳，长卵形腹，底无存。多耳器在波斯陶器中比较常见，如伊朗出土的四耳壶(9~10 世纪)和来源于伊朗或伊拉克的八耳陶壶(5~7 世纪)。多只器耳除了实用功能外，还具有装饰功能。

▲ 伊朗出土四耳壶 来自伊朗或伊拉克的土耳陶壶

波斯釉陶进入中国的身份

目前在西亚地区的巴士拉、希拉夫等港口都发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水下考古的结果也证明，中国曾向西亚地区输出大量的精美瓷器。波斯人已经知道中国本土能够生产胎质洁白且坚硬，釉色优美的瓷器，对比之下，很容易能够意识到本土生产的陶器在胎质方面的不足，如果将本土生产的陶器输往中国，作为生活实用品销售，不大可能打开销路;而波斯本土生产的华丽的陶器如拉斯特彩陶、拉杰瓦德纳陶器，生产成本较高，若作为奢侈品输入中国，只有王官贵族和富裕者能够支付得起这些装饰华丽、但胎质不如中国瓷器的波斯陶。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11 世纪以后在波斯陶工艺走向繁荣的时候却较少销入中国。

通观中国陶瓷艺术，其造型纹饰、技法和材料的选用也受到了西亚的影响，可见进入中国的波斯陶器远不止目前考古所见的这些类型。或许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渐深入与细化，将有更多的发现。波斯陶器蕴含着大量的历史和考古问题，如中外交通史、航海史、陶瓷技艺传播等等，都值得我们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