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此时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社会风气较西汉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曾指出:“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1]。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有“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2],注意到两汉开国者的不同风貌。余英时先生还由此阐述了两汉政权建立时社会背景的差异[3]。

考古学上所能看到两汉之间文化上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帝陵形制的不同。西汉十一陵中九座在渭北咸阳原上,两座在长安城东南。它们的陵园和陵墓为东向;帝、后葬于同一个大陵园内,但往往各有自己的小陵园,即同茔异穴合葬[4];在地面上一般有高大的覆斗形封土(霸陵除外),墓圹为带四条墓道的亚字形,竖穴土坑木结构。而东汉时期,汉献帝禅陵之外的十一座帝陵位于洛阳市境内,呈“南六北五”的分布格局[5];在北兆域的朱仓、大汉冢、二汉冢、刘家井和南兆域的高崖村、白草坡、寇店乡等地,都发现了帝陵级别的东汉大墓。经过多年的调查、勘探并结合文献记载,基本可以确定东汉帝陵陵园和陵墓为南向;在地面有圆形封土,为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方坑明券墓,砖石混合结构;帝、后同穴合葬[6]。韩国河先生已经注意到前后之间的差异,认为“这些都是‘汉制’的重大变化,一定隐藏了复杂的思想内涵”[7]。

刘秀号称“中兴之主”,一再宣称自己继承了西汉皇帝的法统[8]。西汉帝陵制度沿用了百余年之久,可谓成熟完备,为什么他却弃之不用?东汉帝陵的形制特征又来源于何处?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西汉帝陵形制被摒弃原因

西汉继承了先秦时期“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盛行厚葬。西汉帝陵的一整套做法集中代表了当时的厚葬风气。如《晋书·索靖子綝传》所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其耗费相当惊人。地面封土巍峨如山,故称“山陵”;形如覆斗,又名“方上”。地下墓室被称为“方中”,《后汉书·礼仪志下》注引《皇览》称“已穿筑为方城”,开四门、四羡道;葬具有“梓宫”“便房”和“黄肠题凑”。死者着金缕玉衣(玉匣)。随葬品类别丰富,多金宝财物,乃至殉埋鸟兽生禽[9]。陵园规模宏大,陪葬坑(外藏椁)数量众多。陵墓的修建经年累月,劳师动众。茂陵的修筑达53年,待武帝下葬时陪葬品多得放不进去。据《汉书·成帝纪》记载,汉成帝一度放弃修建了10年的延陵,改营昌陵,因卑为高,“取土东山,与谷同价”,搞得“百姓罢极,天下匮竭”,民怨沸腾,最后不得不罢昌陵而重返延陵。

然而,厚葬并不能保障死者在地下世界安眠,反倒会诱发盗掘活动,在战乱时尤甚。新莽之后战乱频仍,赤眉军入关后大肆掳掠,西汉诸陵几乎悉遭盗掘。《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年)是月,赤眉焚西京宫室,发掘园陵,寇掠关中”。《后汉书·刘盆子列传》:“[后]二十余日,赤眉贪财物,复出大掠。城中粮食尽,遂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引兵而西。……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污辱吕后尸”之类应属夸大之辞,但正藏被洗劫,珍宝遭哄抢,可能确有其事。这是正史首次明确记载的对帝陵主墓的大规模盗掘,影响恶劣。墓主尸骨暴于野,现场一片狼藉,皇室颜面荡然无存。

事发当年,光武帝就命大司徒邓禹入长安,将西汉十一帝神主迎回洛阳高庙供奉。建武五年(公元29年)又下诏修复西京园陵。西汉帝陵被盗掘的惨状,对光武帝震动很大,他由此滋生了薄葬的念头,摒弃代表厚葬风气的西汉制度。《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七年(公元31年)他下诏推行薄葬,“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寿陵时又说:“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仓卒”“天下反覆”均指莽末以来丧乱,可见赤眉盗墓令刘秀痛彻于心,念念不忘。厚葬不仅无益,结果还适得其反,那么它籍以实现的制度被废止便在情理之中。

西汉旧制,东汉统治者既不愿为,也不能为。长安先后被绿林军、赤眉军所破,宫室遭焚毁,帝都成丘墟,典章图籍散佚。西汉的典章制度无从传续,这在文献中多有反映。《后汉书·张纯列传》:“建武初,旧章多阙”。《后汉书·侯霸列传》:“时无故典,朝廷又少旧臣”。《后汉书·赵憙列传》:“自王莽篡乱,旧典不存”。《续汉书·礼仪志上》注引《谢承书》:“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记载西汉帝陵形制的“兆域图”“章程”之类的工程图籍很可能没有保存下来。

此外,与西汉初年布衣卿相之局不同,东汉的建立有赖于豪族的支持,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中央集权的程度较西汉时期大为逊色,国家机器掌握的刑徒队伍的规模也有所不及[10],这些都使东汉政权难以营建出西汉帝陵那样规模宏大的工程。

与西汉帝陵相比,东汉帝陵规模缩小,结构减省,随葬节俭,初具薄葬的特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陵园面积缩小,设施简化

阳陵以后的西汉帝陵均有大(外)、小(内)两重陵园,大陵园东西长1418~2080、南北宽1390~1696米,总面积240~289万平方米。小陵园一般为方形,边长400米左右。陵园均有垣墙,还有壕沟、门阙、徼道、神道等设施[11]。东汉帝陵只有一重陵园,如朱仓M722的陵园,平面呈方形,边长420米,规模只相当于西汉的小陵园。陵园或筑垣墙,或以“行马”(木竹栅栏)代之,如朱仓M722的陵园四周发现有夯土基槽,但并未发现墙体,也未发现门阙、徼道等遗迹。

(二)封土尺寸变小,改方为圆

西汉帝陵的覆斗形封土底部边长135~230、高25~46.5米。东汉帝陵的封土直径为70~145米[12],测高为10~17米,仅与西汉诸侯王墓的坟丘规模略约相当[13],外形上也采用了西汉诸侯王以下级别墓葬封土常见的圆形。

有学者将刘秀诏令中的“无为山陵”解释为不建西汉那种高大的覆斗形封土,只是让坟冢微微隆起如自然山丘状而已[14]。但《东观汉记》记载刘秀诏令明言“迭兴之后,亦无丘垄,使合古法”,且对霸陵推崇备至,遗诏有云“皆如孝文皇帝制度” [15],所谓“古者帝王之葬”“古法”就是三代不树不封之制。霸陵是西汉帝陵中唯一不起坟者,这一点亦为考古发现所证实[16]。刘秀欲效仿霸陵不起坟的意图十分明显。原陵(大汉冢)的封土当为明帝所起[17],虽有违光武帝本意[18],但目的是为了满足大型墓祭活动和“上陵礼”的需要[19],同时折中调和,将外形改为级别较低的圆丘形,略合“邱垄且不欲其著明”的古义。

(三)砖石结构墓室,规模变小

东汉帝陵用黄肠石垒砌成“题凑”,其内的墓室部分应用砖券。黄肠石的整治可能不比黄肠木省工,但砖便于制造,廉价易得。砖石混构的墓室远较木构者牢固持久,可以二次打开,以便帝、后同穴合葬。丧葬所费远远小于西汉帝、后的同茔异穴合葬。

《汉旧仪》载西汉帝陵“方中百步”,地宫上口的边长折合约为138.6米[20]。《汉书·张汤传》载其“深十二丈”,即27.72米。东汉帝陵如朱仓M722墓室东西长28.8、南北宽25、深6.7米,朱仓M707墓室长23、宽18~19、深8.2米。墓室上口面积不到西汉帝陵的二十六分之一,墓坑变小变浅,出土量不大,工程技术上没有开挖四出墓道的必要。

(四)大量随葬瓦器

东汉帝陵大量随葬瓦器,既是追慕三代,也为了效仿霸陵。光武帝在建武二十六年诏令中说“乃令陶人作瓦器”。《后汉书·礼仪志》记载随葬的瓦器种类齐全,有镫一、灶二、釜二、甑一、鼎十二、案九、大杯十六、小杯二十、饭槃十、酒樽二,包括以前用来象征身份的鼎、俎等礼器。

二、南阳地方豪强墓形传统

《后汉书》《东观汉记》《帝王世纪》等文献所记东汉帝陵的墓形结构有土圹、陵南羡门道(羡道)、黄肠石题凑、便房、藏房、前堂、后堂、石椁、梓宫。

陵南羡门道即南墓道,《后汉书·礼仪志》记载许多葬仪都是围绕南墓道展开的。

“羡道”有门,说明可启可闭,不同于覆土后无法再度开启的竖穴土坑木椁墓。

东汉开始用石材作题凑,仍名之曰“黄肠”。主治、验收黄肠石的官员有省椽(中兴省属官)、黄肠椽[21]。洛阳历年发现的黄肠石题刻有人名、次第、年月,以及广、厚、长的尺寸[22]。黄肠石为帝陵专用,帝陵之外的发现应属特赐。

便房在学界争议较大,有墓中前室[23]、棺室[24]、楩木做成的内椁或棺房[25]、环绕棺房的凹字形内回廊[26]、题凑内的整个椁室[27]诸说,以回廊说的影响最大[28]。在西汉黄肠题凑墓里,棺房、椁房、题凑三者之间,一般都会形成内、外回廊,如长沙象鼻嘴一号墓[29]、 高邮神居山一号墓[30], 而且回廊往往与前室相通。

藏房应为主室两旁的侧室或回廊。唐河县冯孺久墓南主室、南侧室、北侧室门楣上分别刻“西方内门”、“南方”、“北方” [31],“方”可通“房”,指墓内各室[32]。其南侧室门楣上还刻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藏閤”。该墓侧室连通而成的凹字形回廊既叫“藏閤”,又名“方”(房),应即“藏房”。

前堂即墓内的前室,在汉代又叫“明堂”。后堂即墓内的主室,内置棺柩。

东汉帝、后同穴合葬。《后汉书·樊宏列传》:“(建武)二十七年,卒。遗敕薄葬……使与夫人同坟异臧。帝善其令,以书示百官,因曰:‘今不顺寿张侯意,无以彰其德。且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可见光武帝很赞同这种合葬方式。所谓“同坟异臧”指同一个坟墓内有两个棺室,即双主室。

东汉帝陵虽然未经发掘,但经过调查勘探可知:“均为带一条南向墓道的‘甲’字形方坑明券墓,墓圹内收多级台阶。墓道宽度多在10米左右,长度在40米以上,墓室应为砖石混合结构的回廊型墓室”。如朱仓M722(图一)、M707,被认为是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

▲ 图一 朱仓M722

从东汉诸侯王墓也可以上推帝陵的形制,因为二者级别相对接近,而且王墓往往模仿帝陵。目前所见东汉诸侯王墓多为带一条墓道的砖石结构回廊墓,形制与帝陵十分接近。如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墓[33](图二)、临淄金岭镇齐王刘石墓[34](图三)、

▲ 图二 中山简王刘焉墓

▲ 图三 齐王刘石墓

济宁肖王庄任城孝王刘尚墓[35](图四)、淮阳北关陈顷王刘崇墓[36]。尤其是刘焉墓,由斜坡墓道、耳室、墓门、甬道、前室、主室、回廊组成方形砖室,砖室外又增筑一圈题凑石墙。 石墙用方形石块垒砌,平面呈方形,边长20米。砖室券顶上再平铺三层石块。共用石材4000余块,其上或有题字,为地名和工匠姓氏,包括25处汉代国名和郡县名,应即黄肠石。《后汉书·礼仪志下》明确记载了东汉帝陵“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该墓应僭越使用了帝陵的制度。

▲ 图四 孝王刘尚墓

东汉帝陵的这种形制,与西汉帝陵迥异,也不可能来源于西汉诸侯王墓。因为西汉诸侯王墓为崖洞墓或竖穴土(岩)坑木椁墓,而且没有王、后同穴合葬。

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平面回廊式的砖石结构墓主要分布在南阳地区和山东地区。山东地区如阳谷县吴楼一号墓[37]、平阴新屯一号墓[38],有前室、东西二室和环绕四周的回廊,墓葬形制相对简单,墓主为列侯或豪强。此类墓在山东地区发现较少,但在南阳地区却集中发现,而且形制成熟、复杂,发展序列完整。

这时期南阳地区的高等级墓葬,绝大部分为砖石混构的画像石墓。年代属西汉中期偏晚的南阳县赵寨砖瓦厂墓[39](图五),墓室由一前室、一主室及并列的两侧室组成,尚无回廊,结构简单。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如南阳县杨官寺墓[40](图六)、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孺久墓(图七)、唐河针织厂墓[41]、唐河县电厂墓[42]等,墓室平面呈回字形,由前室、双主室、两侧室、后室组成,侧室与后室连通成回廊,结构趋向复杂。并列双主室的结构,显然是为了满足夫妇同穴合葬的需要。

▲ 图五 南阳县赵寨砖瓦厂墓结构示意图

▲ 图六 南阳县杨官寺墓结构示意图

▲ 图七 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孺久墓平面图

这些墓与东汉帝陵在形制上的前后发展演变关系十分明显。冯孺久墓主室的中柱上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始建国天凤五年”题记,大尹为王莽时职官,相当于太守。其他墓的规模略小,墓主身份应是州郡高官或地方豪强。东汉政权是在南阳豪强地主集团的基础上建立的,东汉前期南阳籍官吏在朝中独占鳌头。刘秀建国后很重视对南阳章陵刘氏园陵的祭祀[43],甚至他自己的丧事都由南阳人负责[44]。 帝陵的墓形沿用南阳地方豪强墓的传统是很自然的事。

俞伟超先生认为:“南阳一带是东汉的‘帝乡’,显然东汉的诸侯王等墓形制度,正是继承了西汉末年南阳地区强宗豪右的墓形传统” [45]。王墓其实模仿帝陵,这句话已经暗示了东汉帝陵的墓葬形制源自南阳。

三、儒学思潮的兴起与秦汉帝陵的演变

南阳画像石墓大多坐西向东,有学者认为是继承了当地楚文化的遗俗[46]。东汉帝陵转为南向,另有其思想渊源。

西汉初年制度草创,几乎全承秦制。《史记·礼书》云:“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不惟宫室百官,陵墓形制亦然。秦墓长期流行东西向,从礼县、凤翔的秦公墓到咸阳的秦王陵,再到秦始皇帝陵,皆坐西向东,东墓道最长且为主墓道。西汉“帝陵、后陵均为亚字形,坐西面东,东、南、西、北四条墓道以东墓道为主墓道” [47]。已钻探清楚的长陵、阳陵、太上皇陵皆如此。

汉高祖素轻慢儒生。文、景时黄老之说流行,主清静无为。至武帝立《五经》博士,为置弟子,开利禄之路,儒术才由此兴起。元帝好儒,儒生多被重用。西汉晚期私人教授之风普遍,经学思潮勃兴,强宗大姓的子弟常因经学入仕,士族悄然崛起。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全社会推崇周礼。在这种背景下,汉制中承袭自秦的内容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朝野上下改革的呼声渐高,要求对宗庙、郊祀、陵墓制度全面变革,即变秦制而为周制。宗庙方面,罢郡国庙,议宗庙迭毁礼制。郊祀方面,罢秦故祠,祭天、地于南、北郊。陵墓方面,罢陵邑,减省外藏坑。

如前所述,汉承秦制在帝陵制度上表现得很清楚,但到西汉晚期又起变化。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下诏指出以前徙民以奉园陵的种种弊端,依《大雅·民劳》中体恤下民劳苦之意,决定罢置陵邑。自秦始皇陵以来长期沿袭的陵邑制度自渭陵被废止。《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载,后来东汉章帝欲为原陵、显节陵起陵邑,东平宪王刘苍反对的理由之一就是“考之古法则不合”。《汉书·成帝纪》载,元帝崩,“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考古勘探证实了这一点,西汉的外藏椁制度到武帝时发展至顶峰,茂陵的帝陵墓室周围呈放射状分布有150座外藏坑;在帝、后陵园外,茂陵大陵园内,还分布有244座外藏坑[48]。然而从渭陵开始,外藏坑大幅度减少,渭陵陵园内仅发现8座,大陵园内仅有16座[49]。在哀帝义陵陵园内、帝陵陵园周围才发现17座[50]。至于平帝的康陵,仅在王皇后陵园内发现7座[51]。外藏制度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到了东汉,厩、厨之类的陪葬转移到墓道的耳室内,外藏坑彻底消失。

王莽由儒生而皇帝,践行儒家理想,附会周礼,托古改制,在他统治时期陵园就有转为南向的迹象。他当权时修建的康陵陵园平面呈南北向纵长方形,四周有夯土园墙,仅在南墙中部有一门址,大陵园可能坐北向南[52]。但帝、后陵园均端门四达,主墓均墓道四出,总体上符合西汉帝陵的一般特征。西汉后四陵与其之前汉陵的共性是主要的,个性是次要的,与东汉帝陵则相反。

《礼记·檀弓下》“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考古发现证实周人墓葬确为头北足南的南北向。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等姬周诸侯墓莫不如此。周人的这个传统甚至延续到战国时期,如韩王陵、燕王陵、辉县固围村大墓和洛阳金村大墓,均采用死者头向北、陵墓朝向南的周礼,不同于死者头向西、陵墓朝向东的秦制。

东汉“为儒学最盛时代” [53]。光武帝少时曾往长安“受尚书”,好学问,《后汉书·马援列传》称其“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后汉书·光武帝纪》称其“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廿二史札记校正》也载“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孚合”。刘秀君臣对儒家经典中记载的包括葬制在内的周礼,一定是熟知的。虽然属于迷信谶纬的今文经学派,与王莽所奉的古文经学有所不同,但在推崇周礼上并无二致。因此到东汉时陵墓转为南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周礼。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秦汉帝陵从东向转为南向,是儒学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对西汉陵寝建制的借鉴

西汉陵寝,承秦而来。《后汉书·祭祀志》:“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

近年在秦始皇陵陵园内城西北部发现一处大型陵寝建筑遗址,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南北向长方形建筑群,南北长598、东西宽241米[54](图八)。东、西、北三侧有夯土墙垣,其内由中部九条南北向连通的廊道,分割为九组东、西对称的建筑群,靠南的第十院落与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寝殿连为一体,共同组成了十进院落(图九)。由于秦始皇陵以东墓道为主墓道,陵墓东向,因此可以说寝殿建筑群位于陵墓的左侧。

▲ 图八 秦始皇陵陵园平面图

▲ 图九 秦始皇陵陵寝建筑群平面图

目前在西汉帝陵的陵园大都发现了陵寝类建筑[55],如长陵,安陵帝、后陵封土北的礼制建筑[56],阳陵位于帝陵陵园西南的3号建筑[57],茂陵位于帝陵陵园北侧的6、7号建筑(图一○),平陵帝陵陵园北侧的1、2号建筑[58],杜陵帝陵陵园东南的礼制建筑[59],渭陵帝陵陵园北侧的4、5号建筑(图一一),延陵、义陵帝陵陵园西北的礼制建筑[60]。这类建筑有以下特点。

▲ 图一○ 茂陵陵园平面图

▲ 图一一 渭陵陵园平面图

1.陵寝建筑随年代早晚,从陵园内(长陵、安陵)转移到帝、后的陵园外(阳陵、茂陵、平陵、杜陵、渭陵、延陵、义陵)。长陵、安陵只有一重陵园,位于其中的陵寝建筑距封土较近,与秦始皇陵较为相似。

2.陵寝建筑大多位于封土或帝、后陵园的西北或北侧(长陵、安陵、茂陵、平陵、渭陵、延陵、义陵),这种布局直接继承了秦始皇陵陵寝建筑位于封土西北的传统,也可说位于陵墓的左侧(陵墓东向),属于常例。还有一种位于帝、后陵园的西南或东南(阳陵、杜陵),也可说位于陵墓的右侧,属于特例。

3.寝殿(园)在西,规模较大。便殿(园)在东,规模较小。二者大多位于帝、后陵园外北神道的东、西两侧[61]。

4.钻探比较清楚的寝园,平面形状都为南北向纵长方形,寝殿台基位置靠近陵园,直接继承了秦始皇陵陵寝建筑的特点。

虽然东汉初年旧典无存,但西京园陵的地面礼制建筑还有所保留。《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五年(公元29年),“诏修复西京园陵”,此后经常举行祭祀活动[62]。当时的君臣虽然无从得知西汉帝陵地宫的形制,但对地面陵寝建筑的布局以及形制结构还是比较熟悉的,这就使将作大匠窦融在规划原陵陵园时,能够借鉴并作为参考。目前在大汉冢、朱仓、白草坡东汉帝陵附近都发现了陵寝类建筑,其中朱仓陵园的建筑还经过发掘,相对清楚。东汉陵寝建筑对西汉的制度有继承也有变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陵寝建筑位于陵园内、封土东部或东北部,由于陵墓南向,也可以说位于陵墓的左侧。在相对位置关系上,恰似把西汉陵园顺时针方向旋转了90度。

朱仓M722陵园的建筑遗址位于封土东侧,由西向东并列相接有西、中、东三组(图一二)。西组为丁字形廊道,其南侧的1号夯土台基应为“石殿”。中组为2号夯土台基,四周有回廊和散水,性质为“寝殿”。东组的西侧院落由东、西两排房屋及中部的天井组成,应即“园省”,东侧院落可能是“园寺吏舍”。朱仓M707陵园的建筑遗址位于封土东侧,由西组的“寝殿”夯土台基和东组的“园寺吏舍”院落组成[63](见图一二)。大汉冢封土东侧发现大面积夯土及石板、鹅卵石[64],可能是“石殿”。封土东北还有大型建筑群,平面略呈方形,包括了西南部呈横长方形的“寝殿”院落及其他建筑[65](图一三)。白草坡帝陵封土的东北有大型建筑遗址群,其南部有夯土台基,北部房屋规模较小[66]。

▲ 图一二 朱仓陵园遗址钻探平面图

▲ 图一三 大汉冢陵园遗址平面图

2.寝园平面呈东西向横长方形,寝殿在西,园省在东。寝园平面由南北向纵长方形转为东西向横长方形,寝殿、园省自西向东横列,还像是陵园旋转了方向。“园省”象征“宫省”,为陵园内后妃的生活区。守陵的宫人又名“诸陵贵人”,《后汉书·祭祀下》载“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像先君生前一般侍奉其灵魂。此制前朝已有,《汉书·贡禹传》记载霍光安葬汉武帝,“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秦始皇陵的陵寝建筑群其实模仿了内宫之后寝,其南端的寝殿为“正寝”,北面的九进院落应居住着嫔妃宫人[67]。其中部九条南北向贯通的巷道就是“永巷”,即“宫中之长巷”。九进院落内主体建筑的规模自北向南由小变大,说明居住者的身份等级也相应提高。秦自惠文王以来,后妃自上而下就形成八个级别[68],级别越高者在陵寝区所居的院落就越靠南。西汉陵寝中宫人的居处与之类似。东汉的“园省”相当于秦代、 西汉寝殿之后的附属建筑群。

3.在封土东侧设“石殿”以供祭祀,性质相当于西汉的陵庙。“石殿”是用石材包砌或修饰的殿堂类建筑。在偃师市高龙乡逯寨村东汉大墓ⅠM1封土的东侧曾发现两块大型石构件[69],可能是“石殿”的建材。汉魏洛阳故城西东汉墓园墓侧建筑的大型殿基F1,就用青石板、条包砌其各侧面及登道[70]。“石殿”的前身应为汉代宗族墓地的祠堂,这种祠堂很多为石结构,又被《水经注》称为“石祠”“石堂”或“石庙”,年代最早的为山东汶上县的路公祠堂,年代为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71]。汉代祠堂又来源于陵庙,功能亦类似[72]。《古今注》记载殇帝康陵、质帝静陵无石殿,“因寝殿为庙”,而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等有石殿的陵园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可见石殿的性质相当于陵庙,有时候被直呼为陵庙,如《后汉书·皇后纪》:“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原本用在朝廷和宗庙里的“钟虡”也被搬到陵园内,如《续汉书·礼仪志》引《古今注》:“(显节陵)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行马内”。东汉“上陵礼”源自豪强大族上墓祭祖的礼俗[73],“石殿”可能源自南阳章陵的“园庙”,即墓园的祠堂。

东汉强化了对陵墓的祭祀,因此没有舍弃由秦始创、西汉沿袭的陵寝建制,而是加以改造,有所损益,以满足自身的需要。

五、余论

鉴于西汉帝陵被盗掘的惨痛事实,光武帝摒弃了代表厚葬风气的西汉帝陵制度,推行薄葬。在南阳豪强地主墓葬形制的基础上,比附儒家经典中的周礼,创制了东汉帝陵的新形制。同时对西汉陵寝建筑制度也有所借鉴。

东汉帝陵的形制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魏晋时期的陵墓均为带单一墓道的土洞或砖券洞室墓,凡有封土的均为圆丘形,南向成为主流。南向的意识甚至影响到更晚的唐宋明时期。

当然,东汉帝陵的形制并非一成不变。到东汉后期,大型砖室墓普遍流行前、中、后三室或前、后室之制[74],三室(或二室)的两侧还往往带有耳室或侧室,墓主包括诸侯王、列侯,以及官秩两千石的郡守和地方豪右[75]。前期墓内的回廊,作为题凑制的历史遗痕,几近消失。帝陵的形制也应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被认为是少帝刘辩墓的偃师首阳山M89就是前后室砖墓[76]。近年发现的安阳曹操高陵[77]、洛阳曹休墓[78],均为带单墓道的前后室及侧室砖券墓,墓形基本上还是东汉陵墓形制的延续。只是到了西晋时期,这种多室砖墓才被单室的土洞墓或砖墓所取代,标志着汉制的终结和晋制的确立。

 

注释

[ 1 ] 吕思勉:《秦汉史》第148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

[ 2 ] [清]赵翼撰,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第90页,中华书局,1984年。

[ 3 ] 余英时:《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 4 ]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 5 ] 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和灵帝文陵位于汉魏洛阳城西北的邙山山麓,即今洛阳市孟津县境内。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和桓帝宣陵位于汉魏洛阳城东南的万安山北麓,即今偃师市境内。

[ 6 ] a.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朱仓东汉陵园遗址》,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

b.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8年3月9日第8版。后文凡涉及东汉帝陵的具体情况,除另加注者, 均引自这两篇文献。

[ 7 ] 韩国河:《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 8 ] 刘秀登基当年在鄗的怀宫祭祀高祖等汉帝。翌年正月起高庙于洛阳,命邓禹入关中收十二帝神主,纳于高庙。此后多次祭祀高庙,目的就是为了宣扬作为前汉王朝的继承者,其政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相关记载见《后汉书·光武帝纪》。

[ 9 ]《汉书·贡禹传》:“(武帝)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

[10]俞伟超认为,“西汉以前常见的高大夯土台基,到东汉时亦显著减少和缩小,魏晋以后则很难见到,高大台基的消失或许同建筑技术合理性认识的提高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同国家机器丧失了从前那样巨大的刑徒队伍有关”。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见《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同[ 4 ] 。

[12]韩国河:《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特征和地位的探讨》,《文物》2011年第1期。

[13]西汉王墓的坟丘,“以黄土版筑而成,底部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底径40~250米,现存高度一般是12~16米……一般都高于列侯墓的四丈(约折合9.2米)而低于皇帝陵的十二丈(约折合27.7米)”。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3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4]严辉、慕鹏:《陂池—东汉帝陵封土的新形制》,《中国文物报》2006年10月20日第7版。

[15]《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

[16] 杨武站、曹龙:《汉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探讨》,《考古》2015年第8期。

[17]严辉:《邙山东汉帝陵地望的探索之路》,《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3日第7版。

[18]刘秀诏令云“臣子奉承,不得有加”。《后汉书·东平宪王传》记载,对于光武帝的葬事“孝明皇帝大孝无违,奉承贯行”。但这可能是刘苍对明帝的美誉,有失实之处。明帝为原陵起坟的做法,后来由于原陵被盗而遭到斥责,魏文帝《终制略》曰:“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

[19]明帝期间“上陵礼”成为很重要的政治活动,原陵若无封土无从彰显光武帝的功业,在礼仪活动中不能唤起参与者心理上的尊崇感。现实政治的需要迫使明帝在这方面增加了原陵的建制。《后汉书·礼仪志》讲述在寝殿举行了大朝会,向光武帝神位上计禀告,“周遍如礼。最后亲陵,遣计吏,赐之带佩”。所谓“亲陵”,就是亲自祭祀光武帝陵。

[20]汉代一尺为23.1厘米,“六尺为步”(《汉书·食货志》)。

[21]李南可:《从东汉“建宁”、“熹平”两块黄肠石看灵帝文陵》,《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22]张志亮:《“黄肠石”概说》,《东方艺术》2014年第16期。

[23]鲁琪:《试谈大葆台西汉墓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文物》1977年第6期。

[24]黄展岳:《释“便房”》,《中国文物报》1993年6月20日。

[25]刘德增:《也谈汉代“黄肠题凑”葬制》,《考古》1987年第4期。

[26]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 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文物出版社,1980年。

[27]高崇文:《释“便椁”、“便房”与“便殿”》,《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3期。

[28]田立振:《试论汉代的回廊葬制》,《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

[29]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30]梁白泉:《高邮天山一号汉墓发掘侧记》,《文博通讯》1980年第32期。

[31]a.南阳地区文物队、南阳博物馆:《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b.闪修山:《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研究补遗》,《中原文物》1991年第3期。 文中认为“墓主人应为‘冯君儒久’ ,而非‘冯君儒人’”。

[32]吴曾德、肖元达:《就大型汉代画像石墓的形制论“汉制”—兼谈我国墓葬的发展进程》,《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33]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3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35]济宁市文物管理局:《山东济宁市肖王庄一号汉墓》,见《考古学集刊》第12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36]周口地区文物工作队、淮阳县博物馆:《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4期。

[37]聊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阳谷县吴楼一号汉墓的发掘》,《考古》1999年第11期。

[38]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平阴县博物馆筹建处:《山东平阴新屯汉画像石墓》,《考古》1988年第11期。

[39]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县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4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41] 周到、李京华:《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6期。

[42]《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43]光武帝在位时多次幸南阳,祠园陵。《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一年)三月己酉,幸南阳;还,幸章陵,祠园陵”。(十七年)“夏四月乙卯,南巡狩……幸颍川,进幸叶、章陵”。“冬十月辛巳……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十八年)冬十月庚辰,幸宜城。还,祠章陵”。

[44]《后汉书·赵憙列传》:“赵憙字伯阳,南阳宛人也。……及帝崩,憙受遗诏,典丧礼”。“及帝崩,复典丧事,再奉大行,礼事修举”。

[45]同[26]。

[46]同[31]b。

[47]焦南峰:《西汉帝陵考古发掘研究的历史及收获》,见《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

[4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4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元帝渭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2013年第11期。

[5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哀帝义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5期。

[5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平帝康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文物》2014年第6期。

[52]马永嬴:《汉平帝康陵布局试析》,《文物》2014年第6期。

[53]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

[54]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年度秦始皇帝陵园礼制建筑遗址考古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b.曹玮、张卫星:《近年秦始皇帝陵考古的新收获》,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三秦出版社, 2014年。

[55]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5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安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

[57]焦南峰:《宗庙道、游道、衣冠道—西汉帝陵道路再探》,《文物》2010年第1期。

[58]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昭帝平陵钻探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60]刘卫鹏、岳起:《陕西咸阳市西汉成帝延陵调查记》,《华夏考古》2009年第1期。

[61]刘尊志:《试论西汉帝陵的寝与相关建筑》,《中原文物》2015年第5期。

[62]《后汉书·光武帝纪》:“(六年)夏四月丙子,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十一陵” 。“(十年)秋八月己亥,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十八年)西巡狩,幸长安。三月壬午,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二十二年春闰月丙戌,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后汉书·杜笃列传》:“皇帝以建武十八年……其三月丁酉,行至长安。经营宫室,伤愍旧京,即诏京兆,乃命扶风,斋肃致敬,告觐园陵”。

[63]a.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文物》2011年第9期。

b.严辉等:《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相关问题的思考》,《文物》2011年第9期。

[64]韩国河:《东汉陵墓踏查记》,《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3期。

[65]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邙山陵墓群的文物普查》,《文物》2007年第10期。

[66]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文物》2007年第10期。

[67]高崇文:《秦汉帝陵陵寝制度探讨》,见《国学研究》第3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68]《七国考·秦职官》引应劭云:“秦自惠文王后,嫡称王后,次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美人爵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

[69]同[64]。

[7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71]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汉代画像全集》,学苑出版社,2014年。

[72]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

[73]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74]同[26]。

[75]同[26]。

[76]张鸿亮:《试析洛阳偃师一座东汉金缕玉衣墓的性质》,《洛阳考古》2014年第2期。

[7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2010年第8期。

[78]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