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初夏，在松花江南岸的黑龙江省阿城巨源乡城子村，尘封了八百多年的一座金代古墓重见天日。根据出土的银质铭牌，可以确定墓里男主人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堂弟——金代军事家、政治家齐国王完颜晏。同时出土的还有他的“宠妃”。这次的考古发掘让考古界专家十分兴奋，原因不是墓主人贵族的身份，而是出土了保存十分完整的金代男女葬服。金代早期流行火葬，遗体火化后服饰出土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所以在齐国王墓发掘前，对金代服饰的研究基本是空白状态。所以齐国王墓葬服的出土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划时代意义。

1998年春，由赵评舂、迟本毅所著的《金代服饰》一书出版，对齐国王墓出土文物进行了相关的记录和研究。2015年底，借着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机，黑龙江省博物馆对保存的齐国王墓出土文物进行了重新整理，拍照，更新了RP保护，结合前人研究资料出版了《齐国王墓出土文物》图录。但是图录中文物名基本沿用1998年版《金代服饰》一书中对齐国王墓出土文物的定名。

男性墓主人下葬时戴内外两顶黑色头巾(图一、图二)，出土时包裹于墓主头顶，在外的是一块罗巾折叠压角缝制成半圆形帽，高13.4、直径约16.5厘米，顶部折叠成菱形压角块拼和缝制，顶部穿有细条折带，折带长约10、宽1. 45厘米，后有两垂脚，下垂带脚长27厘米，上窄下宽，根部宽4、下脚宽6.5厘米。在《金代服饰》一书中，在外的这顶头巾被命名为“皂罗垂脚幞头”[1]。内衬的则为“皂罗无脚幞头”，因两顶幞头尺寸、制作材料和制作方式大体一致，无脚幞头仅缺少穿折带，后无垂脚，故一般以外幞头为研究对象。古时黑色为皂，皂罗即为黑色丝织物。这顶幞头的出土颠覆了人们原来印象中的金代女真男子戴两边垂貂毛的皮毡帽造型的印象。这是由于完颜晏去世的时期为金代中期。经过靖康之变后，随着徽钦二帝的北上，金国也逐渐被汉化，服饰风格承袭宋辽。宋人许亢宗撰写的《奉使金国行程录》记录他在金上京乾元殿里拜见金太宗的情况：“虏主所坐若今之讲座者，施重茵，头裹皂头巾，带后垂，若今之僧伽帽者。”僧伽帽即为后垂两条飘带的僧帽，飘带被称为垂脚。齐国王出土实物印证了文献的记载。而这件文物的定名“皂罗垂脚幞头”还是比较准确的。

皂罗垂脚幞头后的垂脚根部墜饰有一对具有明显金代风格的玉饰件(图三)，两件玉饰尺寸相同，高约4.5、长约4、厚约0.7厘米。饰件白玉质地，雕刻了一只天鹅浮于水中.脖颈细长，口中衔一支荷叶。镂空透雕，雕工十分精细。题材为金代流行的“春水玉”。杨伯达先生曾对“春水”玉与“秋山”玉有过详细的论述。将“鹘攫天鹅”玉和“山林群鹿玉”分别定名为“春水”玉和“秋山”玉，或称“春水图”玉和“秋山图”玉[2]。东北游牧民族一直视天鹅为神圣崇高的象征，是一种忠贞的鸟，对东北女真人来说天鹅是一种图腾。有一种崇拜敬仰的情怀。齐国王墓出土的这对白玉帽饰为研究金代玉器纹饰和雕刻技法提供了实物佐证。

《金代服饰》中对这对玉帽饰定名为“白玉天鹅唧莲花纳言”，而《齐国王墓出土文物》里依然沿用这个定名，笔者觉得这样命名有待商榷。首先天鹅口中衔的应为荷叶而不是莲花;其次“纳言”为何物，从何考证而来?《金代服饰》中引用《后汉书·舆服志》为“纳言”定名的佐证。“尚书帻收，方三寸，名日纳言，示以忠正，显近职也。”“帻收”被叫作“纳言”，形状为方形，尺寸为三寸，为尚书所佩戴。而《宋书·礼志》中提到：“又有纳言帻，后收，又一重，方三寸。”提法与《后汉书·舆服志》类似。“纳言”作为“帻”的定语，说明符合这种形制的帻就是纳言帻。宋代叶廷珪撰写的《海录碎事·服用巾栉》中也有相同提法：“尚书帻收三寸.名日纳言帻，示以忠正，明近职也。”显然，纳言是一种帻上的部件，而不应是幞头上玉饰的名称。而佩戴纳言帻的人应有特定的官职，佩戴纳言帻也具有特殊的含义。

在《金史·舆服志》中“纳言”使用在了皇帝的冠服上：“冕制。天板长一尺六寸，广八寸，前高八寸五分，后高九寸五分，身围一尺八寸三分，并纳言，并用青罗为表，红罗为里，周回用金棱。”显然，“纳言”的使用还是有严格的制度的。作为一个“退休”的藩王，完颜晏应该不具有使用“纳言”的资格。

齐国王墓中同时出土的女墓主人头上戴了一顶与男墓主幞头形状相似的冠帽，但是表面装饰较为繁复(图四)。顶部为三层五角星形图案叠加起来，图案内部留白处填以盘绦花卉纹饰，每层的五角边缘均缀饰珍珠，出土时部分珍珠已经炭化。帽檐部为蓝地黄彩蝴蝶花纹额带，用于系住碎发，帽后饰有白玉练鹊纹玉饰，也被命名为“纳言”，而帽底部垂脚根部系一对竹节形金环，则被命名为“钿窠”(图六)。冠内为细铁丝编缀成的丝网，应为文献中提到的“盛子”。

根据《金史·舆服志》中对皇后冠服的描述：“皇后冠服。花株冠，用盛子一，青罗表、青绢衬金红罗托里，用九龙、四凤，前面大龙衔穗球一朵，前后有花株各十有二，及鸂鶒、孔雀、云鹤、王母仙人队、浮动插瓣等，后有纳言，上有金蝉撵金两博鬓，以上并用铺翠滴粉缕金装珍珠结制，下有金圈口，上用七钿窠，后有金钿窠二，穿红罗铺金款幔带一。”这顶冠帽被命名为“花珠冠”。虽然冠帽上有珍珠，内衬“盛子”，但是命名为“花珠冠”是否合适?文献中的“株”所指的应该是冠上装饰的树形装饰，而不是笔误，“株”与“珠”应非通用。《旧唐书舆服志》所记载《武德令》-唐代国家最高的法制规范中规定皇后穿戴：“首饰花十二树，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这里的“树”和前文提到的“株”皆为后冠上装饰的单位名称，而后冠上的装饰花朵应成株出现，为立体的树形花饰。根据地位等级，花株数目有定，皇后花株十二树，其余依地位数目递减。

2013年隋炀帝萧后合葬墓中出土的萧后冠上为我们提供了实物佐证，确实为树形装饰，成簇，原为一种花钗。《扬眉剑舞 从花树冠到凤冠——隋唐至明代后妃命妇冠饰源流考》一文中对花树、钿、博鬓的使用制度和形态等做了详尽的说明介绍[3]。经专家复原后的后冠显得金碧辉煌。比照萧后的“花株冠”，齐国王墓中女主人佩戴的这顶冠似乎略显寒酸，也没有相应的花树、博鬓等构件。经专家考证，齐国王墓女墓主应为陪葬，地位应该不高。所以其佩戴的冠帽不应为皇后才有资格佩戴的“花株冠”。因此齐国王墓女墓主所带头服不应定名为“花珠冠”，而比照花株冠的构件将帽后玉饰件定名为“纳言”，帽下金环定名为“钿窠”更有失偏颇。

《金史·舆服志》中描述了金朝年老妇人的头服样式：“年老者以皂纱笼髻如巾状，散缀玉钿于上，谓之玉逍遥。”而从出土情况看，入葬的齐国王夫妇并未穿着礼服下葬，而是“敛以时服”，女墓主头上所戴应为日常所佩戴的这种逍遥巾，而置于脑后的白玉饰件应称为玉逍遥。这一观点在孙机先生的《玉屏花与玉逍遥》有详尽的论述。而参考了《巾环、玉屏花、玉逍遥与玉结子——宋元明时期巾帽类首服的固定和装饰用具》一文[4]，作者贾玺增认为“纳言”和“玉逍遥”所指为同一物件，只是使用场合不同而称谓不同。但笔者不以为然，既然是用在不同首服上名称不同，就应加以区分。笔者认为，齐国王完颜晏幞头上的玉饰件和女墓主头服上的金环根据用途均应命名为“巾环”。只是完颜晏幞头上的玉饰件由于雕琢精美而另有“玉屏花”的别名。笔者认为根据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办公室编纂的《普查藏品登陆操作手册》，齐国王墓主头上的玉饰件应命名为“金透雕天鹅衔荷叶纹玉巾环”为宜。女墓主头服上玉饰件应定名为“金透雕练鹊纹玉逍遥”，金巾环定名为“金竹节形金巾环”为宜。

黑龙江省博物馆还收藏了其他一些考古出土的金代玉饰件，形状和题材纹饰与齐国王墓中的类似，出土时位置也在墓主头部，被认为也该命名为“纳言”。还有一篇题为《那些所谓的“纳言”佩饰》认为金代的花鸟玉佩冠饰为金代所独有，命名为“纳言”显得独特和好听。也许正是因为“纳言”这名称很独特，所以才被广为流传。虽然在科技文献上已经提出质疑，但是出版书籍确实更容易被参考。探讨文物定名是一个文化溯源的过程，任何命名都应经过考证和推敲，而不断出现的新考古发现为以前发现的历史谜团做出佐证，这也是考古的魅力所在，历史就是在不断的考证中探秘解谜。作为收藏单位应该做更深入的研究考证。“一普”的文物上线工作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文博人深入研究，解开谜团，修正勘误的工作并不会结束，也许要倾毕生精力。笔者所参阅的参考文獻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希望研究辽金文化的学者和爱好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本文的不足。

[1]赵评春、迟本毅：《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

[2]杨伯达：《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故官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7期。

[5]《扬眉剑舞 从花树冠到凤冠——隋唐至明代后妃命妇冠饰源流考》，《艺术设计研究》2017年第7期，第20-28页。

[4]贾玺增：《巾环、玉屏花、玉逍遥与玉结子——宋元明时期巾帽类首服的固定和装饰用具》，《紫禁城》2011年第1期，第86-99页。

[5]脱脱：《金史·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