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成果展引发观展热潮，观众在江西省博物馆门口排队入场

我是个“考古门外汉”，考古、古文字、古文献都学过一点，兴趣广泛而浓厚，但我和每个行当都保持一点距离(“距离产生美感”)，基本上是从“门外”看问题。以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学习过七年，从此和考古学结下不解之缘。我对考古学是有感情的。但我知道，一个从未参加过田野发掘的人，或者像我，曾经干过又离开了田野发掘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考古学家的。充其量，我只是一个考古学的忠实读者。今天，我想从“读者”的角度讲话，从这个角度，讲一下我对“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的想法。我理解，考古学的“作者”一定是专业从事田野发掘的人，但它的“读者”却并不限于这些人，它还包括许多“友邻学科”的学者，包括许多热心此道的公众，甚至是盗墓贼和古董贩子。我们不应忘记公众，忘记读者。你忘记他们，他们也会忘记你。那样，考古的书就卖不出去了。当然，干这一行的，如果地位不高，关系不深，没人赠送，咬牙跺脚，书总还是要买;“贼”也会惦记着你们，我们没钱，他们有的是钱。其他人只好敬而远之。

下面谈三个问题。

(一)考古报告的忠实性

考古报告是记录性的东西，档案性的东西。档案的特点，就是要忠实可靠，记录一定要准确，资料一定要详备(当然不可能巨细无遗)，长期留下来，供人查考。谁参加挖，谁参加写，谁负责哪一部分，都要讲清楚。夏鼐先生曾反复强调，考古报告要忠实可靠，文献考证和推测性的东西，最好是另外写文章，不要放在报告里。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 夏鼐在埃及开罗(《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说到考古报告的忠实性，我有个并非多余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考古工作中的失误，怎样在报告中反映这类问题，甚至当学术问题和方法论来探讨——知耻近乎勇，对错误也老老实实。因为，我同一些国外的学者接触，他们常怀疑我们的工作水平，特别是对我们的工作态度和思想方法有怀疑，因此对我们的报告持保留态度。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敢讲它的失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一次两次不讲，让人发现了，引起的将是整个可信度的丧失。

▲ 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学者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曾写有文章《中国考古学的历史癖》(参见《读书》1996年第12期李零《说考古“围城”》)

我想，凡是参加过考古工作的人，谁都承认，发掘过程，一定会有失误。但我是实话实说，如果我们做坏了，比如打破关系挖掉了，像濮阳西水坡，挖成花瓣形了;比如车轮，半个轮子没有了，看见车毂才恍然大悟，就不应拿土拍上去，拍假照片，而是亡羊补牢，坦言失误，不给读者造假象，误导他们。但这样的话，谁都不敢说，也不愿说。说了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同行会看笑话，拿这事黑他栽他。更何况，我们都有私心作怪，有人想的是，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容易吗?我吃的就是考古报告。我希望的是，读者都乖乖听我的，我说是啥就是啥，有此一书，别无他求。但用举例代替全体，不提供基本材料和基本线索，没有详细的器物登记表和有关的实验报告，则无异登高去梯。

▲ 考古器物登记卡(网络图片)

忠实可靠的必要，首先就在于，它有不可替代性。凡已经发表的报告，都是我们说话的依据。科学出版社是讲科学的，但有的考古报告，如九店楚墓的报告，有人写文章，说是错误百出或几百出。这样的书，即便修订再版(除竹简释文部分在中华书局出过修订本，还没见到再版)，出版社反复出，读者反复买，总不是办法。还有文物出版社，他们出过下寺楚墓的报告，这个报告，国内有署名“建夫”的书评，说它的优点是原原本本，翔实可靠，分属五组的九座大墓，一座一座分开讲，非常清楚，即便读者不同意作者的排队，也可以利用书中的材料，推倒重来。此书获得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是本好书。但这样的好书，对我来说，也有遗憾，就是尸骨鉴定的材料不太清楚。尸骨鉴定对判断五组墓葬的男女主从关系很重要，但这九座大墓，真正“尸骨全无”只有一座，其他八座，只有一座有鉴定，说是男性。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也写过书评，他发现报告中的七号墓，原书说“尸骨全无”，但平面图却标有“头骨碎片及牙齿”，就是个矛盾。还有，很多报告，它们对典型器物比较关心，对可以用来排队的东西比较关心，偶尔一见的东西，昙花一现的东西，有时只有文字描述，不发器物图像，也是遗憾。比如满城汉墓的报告，它提到几件小器物，是刘备祖上搞色情活动的东西，正好可以印证《汉书》对墓主性格的描述，但其中的银制品，很可惜，什么图像也没有。其实，这些小玩意儿并非无关宏旨，特别是放在一起看，翻回头去看，也许很重要，后来发现，其实数量也不少。最近，西安市北郊徐家庄的一座汉墓就一下子出了好几件。有关发现已经到了应该汇总研究的地步。考古发现中暂时莫名其妙，叫不出名堂，后来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的东西很多。它们是考古发现中的“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我们不能歧视。考古发现，多了，只能举例，非常合理，但少了也要省略，岂不等于消灭。

▲ 陈星灿《考古随笔》

当然，任何考古报告都无法避免作者的主观取舍，这一点，陈星灿先生有很好的讨论(见所著《我看考古报告的编写》和《考古学解释的不确定性和解释过渡》，收入文物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他的新作《考古随笔》)。我只是希望，考古报告的作者，他们可以考虑更多的写作角度，和读者有更多的沟通，不一定只是按固有的角度和固有的程式写。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有两点希望：

一、近年来，很多典型报告都已经不太典型，如《沣西发掘报告》对于西周，《洛阳中州路》对于东周，与新的发现相比，材料太单薄，理解要修正。西周，国墓地的报告出版后，现在有张家坡、曲村、三门峡、平顶山等等。东周，材料更多。我是学青铜器的，明显感到，过去的印象，很多都存在问题，应该根据这些材料做大调整。我希望在不断出新报告的同时，能组织系统地阅读和评价。国内的书评都是拉朋友说好话，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广告。我个人是只写读书笔记，不写正式书评，但我希望有一天，国内可以建立规范的审阅制度和书评制度，从积极的方面，正确及时地引导阅读，不能书评和口碑拧着来，大家说坏，你偏说好。

二、中国的“五大发现”和由“五大发现”引起的相关研究，已经有百年历史，应该有所抢救，有所总结。但上一世纪的发现，特别是其前五十年的发现，好多都不是科学发掘或不完全是科学发掘，即使今天，这个问题也存在。华盛顿的赛克勒美术馆有一部档案，叫Bishop Papers，就有很多这类材料，老照片、测绘图，还有各种信件往来，非常宝贵。对于这类材料，我看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收集有关材料，有关线索，比照考古报告，模仿考古报告，编一些抢救性的东西。如李家楼、浑源、金村、朱家集的发现都是，楚帛书也是。最近发现的眉县铜器，其实也不是得自考古发掘，也同样是抢救的结果。

(二)旧话重提：“考古围城”

前些年，《读书》杂志组织过一个关于“考古围城”的讨论。参加者，除陈星灿先生是城里人，其他人和我一样，都是城外人。有的前辈不以为然，说这是虚构的问题，考古是个自我满足的系统，城中之人绝未打算出去，城外之人也休想进来。我看，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会也就不必开了。因为，如果没有出来进去行内行外的沟通，还谈什么“传播”。你只要把该挖的挖出来，记下来，存档查档，也就够了。公众不读考古报告，也读不懂考古报告，这没错，但沟通并非不可能。我说，考古需要知识的普及化和通俗化，这不等于说，考古报告也可以通俗化。相反，我强调说，这需要转换，而且是很复杂的转换。我理解，考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说的转换，是指由考古材料生发，还有多角度的进一步思考，还有二级、三级的再创造。这绝不是纡尊降贵，像幼儿园的阿姨跟小孩讲话，故意娇声嗲气，逗他们玩，而是把考古提高到历史、文化的层面去理解——对公众是普及，对专家是提高。这种沟通，当然，最好是由兼具专业知识和公众眼光的专家去做，但非常难。实际上，经常都是借助于某些过渡层次，借助于某些边缘学科和边缘人。我在纪念张光直先生的文章里曾说，国内国外需要沟通，沟通是伟大的牺牲(常常里外不是人)。考古内外的沟通也是如此。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不必太多，但绝不能没有。比如，孙机先生的文物研究，杨鸿先生的美术考古，还有其他很多学者的研究，它们就有这样的作用。各“友邻学科”的参与，对考古不是多余，而是大有帮助，甚至不可或缺。比如，没有学古人类、古动物、古地质、古环境和人类学(或民族学)的专家参与，新石器考古怎么搞;没有学冶金史和古文字的专家参与，先秦文献和历史都糊里糊涂，商周考古怎么搞;没有学艺术史和工艺史的专家(包括从事古建、石刻、金银器、丝织品、瓷器和绘画的学者)参与，没有研究中西交通和西域语言的专家参与，汉唐考古怎么搞。这都是很明显的道理。现在，撇开这些协助，考古报告已没法写。

很多年前，我当研究生，受过教育。有个老师上课，一上来就讲“划清界限”，一是同历史学和民族学，二是同文物研究和艺术史研究，三是同金石考证和古文字学，即同各“友邻学科”，统统划清界限。其实，这是“画地为牢”。“画地”是什么意思?孙悟空要保护唐僧，给他画个圈，让他坐在里面，主要是怕妖怪来了，把他师父吃掉，这就叫“画地”。我现在出了这个圈，没有这个顾虑。我认为，考古学是历史学的前沿学科，是大时段大范围的研究，它的中心是研究“人之所以为人”，这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人文学术共同关心的问题，不但公众有权过问，学者也有责任解答。我们不应以学术为壁垒，自绝于人，把考古仅仅看作物质的东西，并以学科局限为托词，认为它与社会领域和思想问题无缘。比如俞伟超先生就讨论过这类问题，他以占卜为说，就是很好的例子。因为这样的发现，既属于史前时期，也属于有史时期。如中国的骨卜和龟卜，上可追溯于新石器时代，下可延伸到明清时期，即使没有占卜文字，这也照样属于精神领域。他说考古研究中也有精神领域的问题，我赞同他的说法。

▲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发掘现场

大众传媒，我的看法，似乎不必认为都是消极之物。记者和公众有肤浅、幼稚和其他不入眼，让专业工作者觉得形成干扰，疲于应付的地方，我完全可以理解。考古报告是供专业人士查阅，而不是供大众阅读的普及读物，他们怎么下功夫也看不懂，我也可以理解。但专业人士不应放弃普通人的立场，放弃和普通人的沟通。我说放弃，那是朝好了说。有些人不是被迫放弃，而是自动放弃，从一开始走向专业化，就闭目塞听，等于自己把自己的武功废了。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我一直认为，很多专家学者都是精神残废，离开家门一步，就连话都不会讲，而且还特别喜欢以己之长非人所短。我从来都不认同把聪明当糊涂、糊涂当聪明的学者定义：学问越大越不会讲话，问题越钻越说不清。

说到考古学的传播，我觉得电视和电影很重要。它有第一现场，有参与感，视野大，让大家都能安全围观，这是好事。专业工作者说是破坏，未必都是吧。它帮我们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即使对专业人士，也大有好处。过去，为了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强调安于本职工作，有人曾立下规定，就是不要去别的工地参观，更不要出国乱跑。那的确不失为一种强迫人死心塌地、埋头苦干的好办法，就像拉磨的驴要把眼睛捂上。但这也是愚蠢的办法。北风和太阳比赛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电视和电影，还有很多成功的书刊，它们是吸引年轻人关心考古，甚至投身考古的重要原因。我相信，把年轻人的希望一一扼杀于摇篮，那就等于挖了专业的坟。

所以，问题不在要不要，而在好不好，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本事。

(三)博物馆也是考古传播的重要途径

我参观过不少国内和国外的博物馆。没有去过的比去过的要多得多，希望今后能有机会跑。比如，我特别想去伊拉克看亚述、巴比伦的东西，想去伊朗看埃兰、波斯的东西，还有阿富汗、中亚五国，乌克兰和蒙古，都是魂牵梦绕。但文明古国的特点都是灾难深重，缺乏安全。我去过赛克勒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吉美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都是国际性的，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地方的东西都有。有时他们犯糊涂，竟然会问，为什么你们那么保守，只展自己的东西，拒绝别人的东西，一点都不国际。我说，道理很简单，中国近代落后，我们只有被抢的份儿，没有抢人的份儿。同样的问题，陈平原说，德国有个W教授问过他。中国的博物馆，外国的博物馆，它们都有教育公众的作用。我们的博物馆比较强调历史教育，过去的陈列思想不是没问题，但它有教育的功能，这并没有错。我们的优势是发掘品丰富，展品有系统。西方的博物馆，很多是艺术博物馆，抢来的东西很乱，只能拣好看的东西往出摆。当然了，他们也展发掘品，比如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他们的博物馆就是如此。我说我们的材料比较单纯，比较有系统，这并不等于说，凡是博物馆，全都应该照考古报告，按坑按组往出摆。如果把博物馆办成考古队的标本室，也有问题。现在的地方博物馆，多半是靠一个或几个重大发现，用这些“镇馆之宝”来支撑。比如，湖北省博物馆就是靠曾侯乙墓，河北省博物馆就是靠中山王墓(两个中山王的墓)，很多年如此。如果没有，情况就惨了。像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的重大发现主要是新石器，北辛、大汶口和龙山的东西。但前些年，新馆落成，在千佛山下，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没人看，人去了，只爬千佛山，不看博物馆。为什么?就是这个博物馆，论传世品，它没有特别精彩的东西，发掘品又枯燥无味(对一般公众的理解力和口味来说)。况且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普遍的博物馆、考古所分家，分家后，博物馆都没有新东西，也是令人绝望。当然了，我不是说，新石器就没有看头。相反，我觉得新石器时代才是关乎人类发展最伟大也最精彩的一段，问题是它的沟通难度太大，需要广泛的知识储备和深刻的理论素养，通俗转换更不容易。最近，我读陈星灿先生的《考古随笔》，他是研究新石器的专业学者，短文就写得很有意思，能把新石器时代大家视为枯燥无味的东西写成枕边厕上供大家消遣的东西，令人玩索有得。可见，只要愿意写，而且能够写，即使是新石器时代，也可以讲出很多精彩的东西，引人入胜的东西。

前两年，我在挪威，看他们的博物馆。挪威是海盗国家，他们的先辈比哥伦布还早就已到达美洲，航海是他们的特长。他们的博物馆就专讲航海，不但展出他们挖出的海盗船，还把考古学家的航海复原展示给大家。

▲ 位于挪威奥斯陆的海盗船博物馆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展品上多突出一点我们的特色，让它多出一点彩呢?我想，只要去做，肯定能。

话说回来，我一直认为，专家对公众的教育完全可以起很大作用，通俗是很难的事，只有高人才配做。比如，就拿古文字来说吧。这门学问专不专?肯定很专。但大英博物馆出的Reading the Past，就是请了各方面的专家，一本一本向读者介绍有关知识，很多都是大专家。还有，现在市面上卖的，美国出版的《失落的文明》，法国出版的《发现之旅》，很多也是请专家写。它们都是插图本，文图并茂，我就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总之一句话，替读者着想，什么时候也不会错。

尊重公众，将为考古赢得尊重。

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文章有删减，原题为《一个考古读者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