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以其为典型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发现该遗址，当年秋季，田野考古工作正式启动。今年，是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发掘60周年。

▲ 1975年1号基址发掘

二里头考古六十年，倏忽之间一甲子。六十年间，几代考古人的辛勤努力，揭示出了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辉煌与绵厚的过去。二里头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二里头考古则是中国考古学长足发展的一个缩影。

▲ 1978年2号基址发掘

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前四十年(1959～1998年)，学界前辈由大量遗物资料的积累建立起了以陶器为中心的可靠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序列得到普遍认可;通过对较大范围内具有相似内涵遗址的发现和部分遗址的发掘，逐步廓清了二里头文化的相对年代、分布范围、地方类型与文化源流等问题。这些是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至于大型宫室建筑、铸铜作坊和贵族墓葬等高等级遗存的发现和揭露，则无疑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早期大型都邑及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研究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 1978年2号基址发掘搭梯摄影

自1999年秋季开始，二里头遗址新一轮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理念与重心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即将探索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作为新的田野工作的首要任务。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与途径是：以聚落考古的理念对遗址总体和重要建筑遗存进行宏观考察分析;与此同时，通过细致的工作，为年代学、经济与生业形态、成分分析及工艺技术、地貌环境与空间分析等提供可靠样品与精确信息，积极深化多学科合作研究。注重以遗址和区域聚落形态探索为中心及多学科合作研究，构成了世纪之交以来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工作与综合研究的两大特色。

▲ 2002年春季宫殿区发掘

在这一学术理念指导下，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取得重要收获，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首次对遗址边缘地区及其外围进行了系统钻探，确认了遗址的现存范围、遗址边缘区的现状及其成因;确认了二里头都邑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的功能分区。其二，在中心区发现了成组的早期多进院落宫室建筑、井字形主干道网、车辙、晚期宫城及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大型围垣作坊区和绿松石器作坊、与祭祀有关的巨型坑和贵族墓葬等重要遗迹和珍贵遗物。与此同时，采用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方法，结合考古学的传统手段，包括二里头工作队在内的相关单位在中原地区的部分区域开展了新一轮的系统田野考古调查。通过这些工作，不仅新发现了一大批二里头文化遗址，同时还为学界提供了更为精准与科学的遗存信息。进而，围绕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技术经济、生计贸易、人地关系、社会结构乃至宏观文明进程等方面的探索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 2015年春季宫殿区发掘无人机航拍

▲ 2017年春季宫殿区墓葬整体起取与夯土解剖

1999年我接手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时，二里头遗址的田野考古与研究已历40个春秋。从学术信息刊布的角度看，第一本遗物资料集《二里头陶器集粹》图录出版于1995年，第一本田野考古报告《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在我接手时则刚刚面世，而关于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则付诸阙如。

▲ 1995年以来的出版物

数年后，二里头遗址新一轮的田野考古工作取得初步成果，我即萌生了步《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之后尘，编写一部《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的念想。当时年轻气盛，拟以一己之力，在田野工作之余完成之。翻检了下既往的文档，2004年春季既已开始列出大纲，梳理参加田野工作人员名录，编辑田野工作大事年表。从发现与研究历程到具体成果，都已开始填空式的动笔了。此后因田野工作、报告整理和诸多杂务，这项工作就被放到了一边，一直再没能捡起来。

2004年，《考古》第11期推出了“本刊专稿——二里头遗址”，是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发现45周年之际的纪念专稿。除了最新的考古勘察与发掘简报外，还有我与同事陈国梁、赵海涛合写的《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和我的《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两篇论文。2005年，我们推出了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合集《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2006年推出了《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推出了硕士学位论文专辑《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

2014年，在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之际，五卷本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出版。是时候在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之际，重新开始二里头发现与研究综合性专著的编撰工作了。2016年，《丰镐考古八十年》出版，我们关于二里头发现与研究的综合性论著，就叫《二里头考古六十年》吧。这就是这部书的书名及腹稿的缘起。如果做一个解题的话，这里的二里头显然已不应仅限于二里头遗址，也包含以其命名的二里头文化。

▲ 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

但十余年过去，站在当下信息爆炸、研究深入的时点上，这本书已远非个人以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了。随着自己跻身于考古界“老兵”行列，精力与学力不逮，而田野考古本来就有团队作业的特质，可充分发挥年轻同仁的作用;又时值多学科合作、学科大转型的时代，只懂考古已经搞不好考古了，这部专书也不应只是纯考古著作。只有合作集成，才能让这一念想成真。在这样的“自知之明”下，我开始考虑搭班子来完成此书。从团队成员到学位论文选题与二里头密切相关的年轻学者都加盟了进来。

前述初版于1990年代的《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尚未设专章来综述多学科合作的成果，及至《丰镐考古八十年》，已有一章来谈“多学科方法的应用”，内容包括ArcGIS系统的构建、航空遥感技术的应用，以及其他科技手段的应用。而二里头遗址是公认的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学科范畴内科技考古各“兵种”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则是迄今为止我国参与编写的作者人数最多的一本考古报告(共62人参与执笔)。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研究的理念与收获，构成这部报告的重要特色，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与转型的一个缩影。鉴于此，由我的同事袁靖先生领衔、曾参与二里头遗址遗存分析测定研究的10余位各领域的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自然就成为这部书的重要撰稿人，他们的人数已远超我们几位考古领域的作者。这样的撰稿人构成，以及袁靖先生慨允与本人共同主编此书，也可看作是中国考古学学科转型期的一个重要表征。

在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的编写过程中，袁靖先生和我的一个共识，就是痛感多学科合作解读考古信息还有“两张皮”的现象，深度整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如何破题，尚有待探索。在本书章节拟定的过程中，袁靖先生就提出了极好的整合建议。从最初将“多学科专题研究”单列一章，到现在整合考古学文化分期和年代学测定研究，整合遗址环境气候变迁与存在状态的综合研究，整合各类人工遗物及人骨的多学科研究，以及对动植物的获取与利用的全方位研究，等等。这使得这部综合性的专著，较之数年前的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在多学科整合研究方法的探索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如果我们的努力和尝试，能为中国考古学的转型与发展尽些许微薄的助推之力，则是我们至感欣慰的。

▲ 环境考古研究

这就是《二里头考古六十年》这本书从构思到问世的大致缘起以及我们的心路历程。本书从不同方面系统梳理了二里头考古六十年来所取得的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业绩。从研究对象及侧重点来看，又可将全书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六大领域，即分期与年代、聚落考古研究、遗迹研究、遗物研究、社会文化研究和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等。我们希望能做一部好看好用的书。它的内容是系统全面的，叙述风格是述而不作的，信息处理方式上做了尽可能的尝试。结语对全书的内容有更凝练的总括，以方便读者速览概观。书后还附有“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学术史年表”“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文文献存目”。

▲ 动物考古研究

说到述而不作，我们在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中就未提及二里头文化的古史性质问题，仅指出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将相对客观的基础资料的刊布与主观色彩偏浓的阐释推断区分开来，是夏鼐先生主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来确立的一项基本学术规范。新的二里头田野考古报告对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古史属性问题的述而不作，也被认为是中国田野考古报告刊布上从注重阐释研究的取样型报告转向全面公布材料的资料型报告的一个缩影。在以聚落考古理念为基础的二里头文化田野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下，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以全面复原古代社会为主要目标的社会考古学探索，无疑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学界出现的一种新的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二里头考古六十年》延续了这一学术风格。

▲ 绿松石龙形器观察分析

这部集成之作是众力成就的。值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发掘60周年之际，我们要向投身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所有田野考古工作者与研究者，致以崇高的敬意。没有他们，就没有这部书的问世。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书既是阶段性的总结之作，也是献礼之作和致敬之作。

▲ 实验室考古中的墓葬清理

六十年间，数代考古人在二里头的耕耘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我们在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4万余平方米)只有遗址现存总面积(300万平方米)的不到百分之二，二里头文化的总体面貌仍有深入揭示的空间。我们虽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但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神秘面纱，只是被揭开了一个角。近年，我们在国家有关部门和所属单位的部署下，制定了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中长期规划。覆盖整个遗址的系统勘探工作和田野考古数据库建设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重点发掘将从中心区推进到包括一般居住活动区在内的其他都邑功能区，以期对各时期的聚落有全方位的了解。田野工作将进一步精细化;除了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特征进行研究之外，碳十四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陶器和玉石器的科技考古等将对相关遗存进行深入研究，成果可期。

▲ 农业生产条件调查

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关于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也方兴未艾。作为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和考古学文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成为相关学术讨论的焦点，由此引发的理论方法论探讨，相信有裨于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健康发展。作为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遗址，二里头将在新时期面向世界的社会考古洪流中，彰显新的辉煌。

▲ 2019年春季宫殿区发掘

▲ 2019年春季二里头工作队“全家福”，远处是建设中的遗址博物馆

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也是其从考古圈的象牙塔走向整个学界乃至公众的六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又见证了中国学术与社会的长足发展。它从考古人的手铲之下，走进考古报告、走进学术论著，又由此起步，走进教科书、走进科普读物、走进网络，成为公众历史认知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二里头遗址考古公园、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开放，二里头也成为考古人回馈社会、回馈公众的一个重要平台。大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探索大遗址保护与民生发展双赢的新途径，也是新时代考古人的重要使命。任重道远，我们意识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也对后继有人的二里头田野考古与多学科研究乃至公众考古的未来充满信心。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二里头考古将谱写出新的篇章，为学界提供更丰富的研究素材、思路与镜鉴，为公众提供更富历史文化魅力的精神食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