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上丝绸之路东起洛阳，隋唐大运河将其延伸到扬州，使扬州城位处隋唐大运河和扬子江交汇口的西北部，其地在汉时接近海口，在唐代也较现在更靠近海口。随着隋邗沟的开通、唐代水路运输的迅速发展以及造船技术的提高，扬州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转运港口，不仅是隋唐大运河乃至国内水运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连结处的国际贸易中转站，还是中日文化深入交流的一个港口平台。在 8 世纪以降的海上贸易中，扬州城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成为一个国际大都会。

▲ 扬州水路运输图

海纳百川——唐扬州城遗址出土的中外文化交流相关文物

《新唐书·地理志五》记载扬州土贡有“金银”，然而扬州一带没有金银矿，赵璘《因话录》卷三中记载有从洛阳“持金鬻于扬州”的故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有开成三年(838 年)十月十四日在扬州卖“砂金”的记载，扬州所贡金银当是从外地运采而来，在扬州手工业作坊中镕铸成一定的式样进贡。扬州三元路(今文昌中路)西首曾出土过栉、戒指、耳坠、挂饰、串饰等一批精美的唐代金首饰。成书于 13 世纪日本镰仓时代的《平家物语》(记述 1156—1185 年间源氏与平氏的政权争夺)中也有“扬州之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日宋贸易给平氏带来了巨万财富，这里的“扬州之金”指的应当是熔铸于扬州的黄金。

▲ 扬州出土北方白瓷、唐青花、白釉绿彩

唐代扬州城没有瓷窑，不出产瓷器，然而城址中出土的瓷器或瓷片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窑口，还有远销中东的唐青花瓷、从西亚输入中国并传至日本的孔雀蓝釉陶器。特别是文化宫遗址出土的唐代遗物极为丰富，除了各种窑口的陶瓷器之外，还有唐青花瓷片、西亚釉陶器、玻璃器等。唐宋时期流入扬州的陶瓷器的窑口，既有距离较近的宜兴窑、寿州窑、繁昌窑，也有稍远的越窑、洪州窑、景德镇窑(系)、龙泉窑，还有较远的黄堡镇窑 / 耀州窑、巩县窑、磁州窑、定 / 邢窑、临汝窑、长沙 / 铜官窑、均窑、建窑、吉州窑等，这些窑址大多位处长江或运河沿线。

▲ 井里汶船载越窑瓷器

唐青花瓷片是研究唐青花起源的珍贵资料，迄今为止扬州城依然是唯一出土该类瓷片的城址。目前所知扬州城遗址出土唐青花瓷的地点，有江苏农学院工地、三元路、文化宫、唐宋城东门遗址，集中在唐罗城中心的繁华区(亦为现在的繁华区，文昌中路一线)。扬州出土唐青花瓷片的窑口推定为巩县窑，巩义黄冶窑址中发现的唐青花瓷片确认了唐青花瓷器的产地是黄冶窑。黄冶窑与扬州出土青花瓷片的关系或与淮南运河极为密切，大运河的开通对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印尼海域“黑石号”沉船中的 3 件唐青花瓷盘以及中东地区唐三彩、唐青花彩釉仿制品(白釉单彩釉陶器上蓝色、绿色的纹饰)的出现，说明唐青花瓷可能为外销瓷，因此在国内很少发现。

▲ 扬州三元路(今文昌中路)出土唐串宝石金耳坠(左)嵌宝金戒指(右)

▲ 扬州三元路(今文昌中路)出土唐嵌宝石金耳坠

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在唐罗城遗址的唐代中、晚期地层中也有较多的出土，如文昌阁东侧三元路一带、文化宫遗址、唐宋城东门遗址都有出土，在扬州城南汽车修配厂还出土了完整的翠绿釉大陶壶。这种孔雀蓝釉陶器在桂林、容县、广州、日本太宰府鸿胪馆和西大寺遗址亦有出土，或与西亚商人有关。当时由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北上内陆地区的外国人及其商品，多要经过扬州。

▲ 扬州文化宫遗址出土唐青花瓷片

日本鸿胪馆曾出土数量较多的属于 9 世纪之后的孔雀蓝釉陶器小陶片，太宰府遗址出土的唐代绿釉陶器及其附近出土的唐三彩、绞胎陶枕和二彩水注等器物，都和近年扬州的出土物近似，平城京内奈良时代所建西大寺内中亦出土有孔雀蓝釉陶碎片。据《续日本纪》记载，天平八年(736 年)八月庚午“入唐副使从五位上中臣朝臣名代等、率唐人三人、波斯一人拜朝”，这里的“波斯人”或是对来自大食境内古波斯地域之人的称谓。推测日本出土的这种釉陶壶或是从海路经由中国后再随遣唐使船或因民间贸易传到了日本。

▲ 扬州城南汽车修配厂出土 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壶

唐宋时期的国际贸易，不再是以中国单向输出为主，而是双向甚至多向的。此时用作贸易的商品除了陶瓷器、金银器之外，还有传统的丝绸、茶叶、香料等。另外，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政治和战争的关系甚为密切，而 8 世纪末开始盛行的海上丝绸之路伊始之际几乎是纯贸易性质的。

东渡西来——唐扬州城与鉴真和圆仁

天平十四年(742 年)，荣叡、普照作为天平遣唐僧渡唐，招聘能正式授戒的僧侣随道璿等乘遣唐使船赴日，然而授戒必需的高僧数目不足，二人滞留于唐并在同年与鉴真在扬州大明寺相见。鉴真接受邀请东渡，并在第六次东渡中成功搭乘遣唐使的第二船于天平胜宝五年(753 年)到达日本，鉴真东渡详细经过可见于《唐大和上东征传》。该书中还留下了第二次(743 年)和第六次计划带到日本的物品记录，第二次准备的物品中有经卷、佛像、佛具、日用品、香料和药材等，其中香料有“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等，而法隆寺的《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 (747 年)中出现的“白檀、沉水香、浅香、丁子香、安息香、薰陆香、甘松香、枫香、苏合香、青木香”等，与鉴真第二次出国时准备的香料重合的较多。

▲ 鉴真和尚

日本清河天皇贞观十六年(874 年)，多治比安江到中国求“香药”，乾符四年(877 年)六月经由南线航路，在台州乘中国崔铎的海船返日，带回去很多的香药和货物。唐代诗僧皎然《买药送杨山人》诗作 ：“华阴少年何所希，欲饵丹砂化骨飞。江南药少淮南有，暂别胥门上京口。京口斜通江水流，斐回应上青山头。夜惊潮没鸬鹚堰，朝看日出芙蓉楼。摇荡春风乱帆影，片云无数是扬州。扬州喧喧卖药市，浮俗无由识仙子。河间姹女直千金，紫阳夫人服不死。吾于此道复何如，昨朝新得蓬莱书。”这里“喧喧卖药市”中的“阿魏”“安息香”“龙脑”“苏方木”等，大都来自“番舶”中的“波斯邸”。由此可见，当时的扬州是一个兴隆的香药市场。唐罗城中心的文化宫遗址、宋大城西门外出土的石或陶瓷质地的碾轮和碾槽，或与制药炼香有关。

▲ 日本九州鸿胪寺出土唐宋陶瓷器

唐和日本之间交通的中线及南线都要经过扬州，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 年)开始的遣唐使多由海路入长江口抵达扬州，然后经运河北上长安。如第十次遣唐使在天宝十二载(753 年)、第十二次遣唐使准判官羽栗翼于宝龟八年(777 年)就到过扬州。特别是于开成三年(838 年)由海路到扬州，先到扬州大都督府投递文书，大都督府长史驿报朝廷，得到朝廷的回报后，才能沿着运河北上京师，9 月底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在“水馆”为其饯行。

最后的遣唐使即承和遣唐使于承和五年(838 年)第三次渡海才成功入唐，圆仁(793—864 年)作为留学僧同行，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中记载有在扬州的旅程、见闻等，就扬州城的规模有：“扬州节度使领七州：扬州、楚州、庐州、寿州、滁州、和州、(舒州)也。扬州有七县 ：江阳县、天长县、六合县、高邮县、海陵县、扬子县、 (江都县)也。今此开元寺，江阳县管内也。扬府南北十一里，东西十里。”

▲ 长沙窑“借问船轻重，附信到扬州”诗文执壶

关于唐扬州城的规模，除了圆仁的记载之外，还有如下几种 ：《诸山圣迹志》中说扬州“都城周围六十余里”;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中记为“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南宋末年扬州人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中说“其城即今宝祐城，周三十六里”。

目前，唐扬州城的范围较为明确，唐子城城墙的实测长度，约为东1600 米、南 1900 米、西 1400 米、北2020 米，周长 6920 米 ;唐罗城墙城墙的长度，约为东4200米、南3100米、西 4100 米、北(不含子城南墙长度)1470 米，周长 12870 米 ;子城、罗城外围周长约为 18069 米。若用唐代1 里= 450 米换算，圆仁所记“南北十一里，东西七里，周四十里”，则为南北 4950米、东西 3150 米，周长 18000 米。可见，圆仁所记东西(罗城南城墙长度)、周长与实际较为接近，而南北相差 400 余米。

就唐罗城东水门有 ：“自桥西行三里，有扬州府。大使为通国政，差押官等遣府迟来，申时发去。江中充满大舫船、积芦舡、小船等不可胜计。申毕，行东郭水门。酉时，到城北江停留”的记载。沈括《补笔谈》中亦有“河流东出，有参佐桥(今开元寺前)，次东水门……”。该“东水门”当即唐罗城最北东城门北侧的水门，门址已荡然无存，唯河迹尚在。该条记录中对江中船只的描述，反映出了扬州水运的繁忙。

▲ 御码头

唐扬州城有僧尼寺院四十余所，圆仁在扬州时居开元寺等，对于寺院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有一定意义。至于其在开元寺从薫廿一郎听说“从开元寺正北，有扬府……”，“开元寺”与“扬府”的位置关系当属于道听途说，不足为信。

扬州城是一座因运河而生并因运河几度兴盛的城市，出自扬州的黄金、陶瓷器等与中外文化交流及海上贸易或水运相关的文物，与扬州城相关的能够展现中日文化交流的鉴真、圆仁等人物及其与扬州城相关的记载，从侧面说明了汉唐时期扬州城在东亚所占据的地位，反映出了当时海上贸易的兴盛和水运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