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就贡献给殷墟了。”

说这话的人叫杨锡璋,曾是安阳考古工作队的队长。

195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杨锡璋,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4年后的春天,他来到河南安阳,加入殷墟的考古工作。成为队长后,那里的年轻人喜欢喊他一声“杨头儿”。

这片旧都遗址的青铜和甲骨陪他走过四十多年,“对发掘殷墟、了解殷墟、研究殷墟,我算贡献了一部分力量。”这个获评殷墟考古“功勋人物”的人,曾有机会被调回老家,却又申请重回安阳;摔了一跤离开殷墟后,没想到再也没能回去,直到晚年仍在心心念念惦记着他未完成的考古报告。

2021年2月24日,杨锡璋在苏州病逝,享年86岁。“Fade away”,学生郭鹏用两个单词形容杨锡璋的离去,“‘老兵’不死,只是悄然隐去。”

▲ 杨锡璋在殷墟考古工地工作

2016年,安阳工作队副队长何毓灵去苏州探望81岁的杨锡璋。他发现,杨头儿没那么爱笑了。

他怎么能不爱笑呢?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杨锡璋总是乐呵呵的。在安阳工作站,每天中午12点,杨锡璋一手捏筷子,一手端个大搪瓷碗,一路敲着去食堂。打了饭,在正对着毛主席画像的朝南专座坐下,边吃边聊天,一顿午饭不到十分钟就能解决。

杨锡璋说起话来“噼里啪啦”,带着江苏口音,讲历史典故,聊考古趣闻,“只要杨先生在,大家都是开心一片。”安阳工作队原副队长岳洪彬回忆,杨锡璋爱斗嘴,脑子和嘴皮子一样快,“他脸上油光发亮,红扑扑的,好像里面全都是智慧,被撑得很饱满。”

“说话快,吃饭快,走路快”——杨锡璋是公认的“三快”先生。学生郭鹏解释说,杨锡璋在幼年时腿受过伤,迈不了大步。为了不掉队,他小腿摆动的频率特别快。每天早上,在安阳站的大院里,人们总能看到这位身高1米7左右的老先生穿着带大口袋的蓝马甲,抽着烟,一圈圈地快走着。

一次意外让杨锡璋离开了大院。

2005年,70岁的杨锡璋不小心摔了一跤,肋骨骨折。之后,他便离开自己待了40余年的安阳,回到苏州的家休养。

何毓灵去探望时敏感地察觉到,杨头儿变了。忙碌又爱说笑的老先生安静了下来,平日就窝在沙发里,戴着老花镜看书看报。

“感觉他没有以前那么快乐了。”

“他在殷墟很自在”

何毓灵知道,杨头儿惦记着一千公里外的安阳殷墟。

远离安阳,赋闲在家,年复一年,电话里的杨锡璋讲话越来越慢,声音越来越小,何毓灵听不清,但总感觉“他有事要交代”。夫人沈洁瑜拿着电话转述,“他在家反复说自己还有报告没写,老念叨。”

研究商周,没有比殷墟更重要的地方。看似平平无奇的灰黄土下,埋着数万片甲骨、陶器、玉石、青铜,藏着一个个旧时王都的故事和秘密。

▲杨锡璋(左一)和同学在邯郸涧沟实习,进行室内整理

1962年春,杨锡璋来到安阳,在这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厕所有蛇,晚上没有灯,如果起夜,得打着手电,一路拿着棒子敲过去,用声音吓跑蛇。从安阳工作站所在的小屯村去市中心买包饼干都要小半天,来回近40里地,走到城里再走回来。”90年代末,当刘煜来到安阳时,工作站的条件已经有了改善,她只能通过老人的表述想象当时的窘境。

1976年,考古所曾把十余位在异乡工作的考古人调回老家。杨锡璋被调到苏州博物馆,但他不习惯这份清闲的工作。两年后,他成了唯一一个申请再回安阳的人。

“他在殷墟很自在。”现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研究员的刘煜说。

1990年10月,杨锡璋和刘一曼一起发掘郭家庄160号墓。当时,杨锡璋已经55岁,但仍下墓坑参与到所有工作中。刘一曼记得,那时盗墓现象严重,杨锡璋带领大家加班加点,夜里打着手电工作,和盗墓贼抢时间。

郭家庄160号墓是一座保存完整的贵族墓葬,位列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对于一个考古工作者来说,终其一生能主持发掘一座大墓,是一件幸运的事。但杨锡璋觉得每一座小墓也包含着古代文明的密码,串联起来或许就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因此他对每一次考古发掘都倾尽心血,主持发掘后都有高质量的考古报告公开发表,分享给学界。

杨锡璋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这个距今3000多年的王朝古都遗迹,他对殷墟的情况了如指掌,大脑就是“活数据库”。维护殷墟像维护自己的孩子,对保护遗址态度坚决,毫不让步,曾有单位建筑楼房,破坏了文物,杨锡璋跑到对方办公室,红着脸大吵,被人一拍桌子轰了出来。还有一次,有人在会上说,“安阳考古队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没想到杨锡璋就在旁边坐着,他硬气地一扬嗓门儿,“我就是考古队的!”

“脑子聪明”、“能抓住关键”是大家对杨锡璋的一致评价。刘煜向他请教问题时,他三言两语、借助一幅图,就能把事情厘清。

1995年,《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启动编纂工作,由杨锡璋和高炜主编。2002年,高炜写绪论时觉得茫无头绪,“没有范本可参考,写什么呢?”他特意赶到安阳,和杨锡璋长谈两个半小时后,“心中豁然开朗。”后来,这本书荣获中国考古学界最具学术权威的“夏鼐奖”一等奖。

“他是我们安阳站殷墟考古的一座高山,很少有人能超越。”岳洪彬曾说,“哪怕你在某一个学术问题上比杨先生理解得更透彻,但是先生的这份睿智、对学问的全面把控能力,就意味着他一直是前面的那一座山。”

未曾和殷墟正式地告别

2018年10月13日,殷墟科学发掘90周年纪念大会上,6位为殷墟考古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重回故地,获得了“功勋人物”证书,杨锡璋的名字赫然在列。

▲1983年,杨锡璋(中)与郑振香(右)、徐广德(左)合影。三人后来都被评为殷墟考古发掘“功勋人物”

但他已经回不去了。83岁的杨锡璋患上了轻度帕金森综合征,下楼都变成了一件艰难的事。只能由后辈代领下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杨锡璋对后辈的扶持尽心尽力,他希望“后人在我们基础上能很快地进一步发展。”

唐际根接任安阳考古队队长时才27岁,算是考古队中最年轻的负责人。杨锡璋一一向大家介绍,指导他与基建方开展工作,手把手地提供帮助。

岳洪彬在安阳站实习时,也常向杨锡璋请教问题。一次,俩人聊青铜器聊到晚上十点多,杨锡璋既意外又惊喜。第二天,他送给岳洪彬两本极其贵重的青铜器研究方面的著作,年轻人不敢收,杨锡璋坚持,“这书给你比放在我这更有用。”

他对后辈宽容,就算生气,也不会指责、说教,“顶多就是不搭理你。”有一回,杨锡璋看见学生郭鹏在读白话文版的《史记》,一直重视原始文献的他,不高兴学生不读原版,但也只是嘟囔了一句“哼,你小子看啥呢?”,就闷声离开了。

在儿子杨虞弢印象中,父亲是个痴迷读书、生活节俭的人。几元钱的毛巾有了破洞还不舍得换,却总是往书店跑,什么书都买,“有时候烧饭也看书,菜煮糊了也不知道,妈妈常讲他是书痴。”

调回苏州那两年,杨虞弢记得,他依旧保持安阳的作息,只是家里没有“水开了”的“起床铃”。

每天早上五点多,杨锡璋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开水房上水、给小电锅炉通电。等水开后,他第一个打完水,拎着暖壶站在院子里大喊:“水开了!水开了!”

“那一嗓子就跟闹钟似的,非常准时。”各个房间的门“吱嘎”开了,睡眼惺忪的人们拎着水壶走出房间,在水龙头边洗漱。“他是唤醒安阳工作站的人。”长年待在考古工地,杨锡璋练出了好嗓门,何毓灵说,“他经常站在院子中间,喊大家接电话。”

▲2004年5月25日,杨锡璋(右三)与安阳队的同事合影

记不清从哪天开始,院子里没了他的吆喝。杨锡璋没和殷墟正式地告别,他的日用品、衣服都没有带走。唐际根把院子西边杨锡璋的房间保留了两年。房间里,三个不到两米高、一米二宽的木书柜,满满当当塞着书。翻开破旧的封面,有些扉页还有“杨锡璋”的印章。

人们都相信,杨头儿还会像以前一样,再回来。

殷墟再也没等到他

杨锡璋也觉得自己会再回殷墟。

2008年5月初,摔伤后三年,杨锡璋买好了回安阳的火车票。临走前一晚,他得了严重的疝气,做了手术。家人建议他再休养一段时间。他对何毓灵说,“我一定会再回殷墟,等身体好了,就回去。”

此后十余年,他却再也没能回去,惦记只能放在心里,甚至生病出现幻觉时,口里念的也是同事的名字,对儿子说,“你耽误我开会了!”跟妻子念叨他没写完的报告。

夫妻二人常年两地分居,乍一朝夕相处,妻子沈洁瑜敏感地发现,杨锡璋的状态好像有点别扭,“他长期不在家,好像个闯入者一样。”

时间和距离没有消磨夫妻间的感情。在安阳的时候,队员都记得杨头儿晚饭后的必备环节——“放下碗,就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有话则多说,无话则短,哪怕就问个好,也要联系一下。”杨锡璋对着话筒讲起无锡话,大家听得一头雾水。

沈洁瑜偶尔也来安阳看杨锡璋。刘煜的印象里,见到妻子的老先生话多了一倍,“老是开玩笑,逗得夫人合不拢嘴。”

但她难掩心里的苦。郭鹏第一次见到师母的时候,说了句,“您好好休息,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沈洁瑜的泪一下子滑下来。

多年来,沈洁瑜对杨锡璋有着难得的支持。1978年,与家人短暂团聚两年的杨锡璋申请调回殷墟,杨虞弢回忆说,“对父亲返回考古所的决定,妈妈从一开始就理解,完全支持,我妈还说,爱一个人就要爱他所爱,喜他所喜,要相互尊重,相知相守。”

2021年2月24日,杨锡璋走了。家里又没了他的踪影,就像之前无数次他探家后返回安阳小屯村一样。

▲杨锡璋照片

收到杨头儿去世的消息后,从不轻易流泪的郭鹏哭了,同事们一时间没人敢讲话。郭鹏觉得,干考古的人,每天和墓葬打交道,早已见识过无数种死亡了,只是当死亡降临到亲近之人身上时,再看淡生死也会情难自抑。

岳洪彬脑海里一遍遍浮现杨锡璋走路的样子,“离开的时候,他笑着,身子扭过去了,头还没转过去;头还没转过去的时候,脚步已经迈开了;等头转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迈了好几步了。”

杨锡璋终是一步步走远了。只是这次,殷墟再也没等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