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是浙江杭州余杭的一个小镇，也许不少中国人还念不准它的名字：良“煮”?良“储”?然而，就在这座小镇下面，隐藏着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线索和证据。经历八十余年的“寻宝”，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此逐步触摸到“中华文明的曙光”。

▲ 宁波奉化 下王渡遗址中良渚时期的井

历史探访

三枚石镞引发的考古轰动193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考古学家卫聚贤听闻时任立法委员何遂在杭州购得三枚石镞。对于以卫聚贤和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吴越史地研究会成员来说，这个消息不亚于“雪中送炭”。因为那时，这群学者正在江南地区苦苦寻找文化遗址。他们如此迫切，其实事出有因。

近代以来，在国际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年代最早为春秋”“中国无新石器文化”以及“中国文明源于巴比伦”等观点甚嚣尘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更是不被认可。因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考古学研究方法传入中国，梁思永、董作宾、吴金鼎、卫聚贤、蔡元培等中国爱国学者纷纷积极探寻中华文明之源。

▲ 杭州余杭葡萄畈 良渚古城北段城墙基址

这期间，中国考古发掘工作蓬勃发展，如河南仰韶文化(新石器文化)、河南安阳殷墟(商朝晚期都城遗址)、山东城子崖(新石器文化)及陕西斗鸡台(周代遗址)等遗址的发掘，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年代上推至夏商，并证实了中国拥有新石器文化，而非如西方学者所说，中国文明源自于巴比伦。

但这些发掘之地多位于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这让卫聚贤和蔡元培等江南地区的学者们不禁提出疑问：难道江南地区就没有文化遗址吗?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卫聚贤与蔡元培等人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并与当时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合作，开始探寻江浙地区的文化遗址。

石器和陶是新石器时代的典型器物标志，故听闻何遂在杭州购得三枚石镞后，卫聚贤立即决定前往杭州实地调查。当他查证得知三枚石镞出土于杭州古荡地区(今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附近)时，便组织人员前往古荡地区进行考古挖掘，果然从古墓中发现了石器、陶片等物，实证“江南于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

▲ 民国 施昕更 良渚文化第一发现人

无巧不成书。当时任职于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也参与了古荡考古挖掘工作。这位青年考古学者惊奇地发现，古荡遗址出土的石器看起来格外眼熟，尤其是石斧在其家乡良渚可谓司空见惯。他第二天便急匆匆地赶回家乡，竟从乡人手中获得许多不同形式的石器，如石戈、石镰、石镞等。施昕更当即断定，自己的故乡良渚可能存有新石器文化遗址。

施昕更的这一判断得到了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的认可和支持。1936年至1937年，施昕更代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先后三次对良渚镇的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古京坟、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进行了试掘，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黑陶上还刻有花纹和符号文字，石器包括石斧、石镰、石铲，形式多样，制作粗朴。在试掘期间，施昕更还发现了以良渚镇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

这是历史上良渚文化遗址的首度科学考古发掘，施昕更也因此被称为“良渚文化第一发现人”。在《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遗址初步报告》中，施昕更将出土的陶器与石器均列为良渚文化，并认定其为五千年前的文化遗存。然而，良渚的考古发掘工作刚有眉目，就因全面抗战的开始而中断，施昕更也在战火硝烟中英年早逝。

烧砖挖出的玉敛葬大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次意外发现又使良渚文化遗址重回人们的视野。

1955年的一天，良渚镇朱村兜的村民们在长坟挖水塘时，意外发现大量黑陶。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闻讯后，立即会同浙江省博物馆对良渚镇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又获得大量黑陶。两年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浙江吴兴邱城遗址发现红马家浜(以红陶为代表)、崧泽(灰陶)、良渚文化(黑陶)和青铜时代吴越文化(印纹陶)遗存四迭压层，证明该地区曾存有四种不同时期的文化。

▲ 卞家山遗址码头遗迹

这一系列考古发掘，丰富了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资料，也使考古研究者们意识到，这一地区的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与同样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山东城子崖遗址)有着明显区别，具有独特的土著性。1959年，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考古学家夏鼐正式提出，将良渚遗址所代表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

人们没有想到，上述令人欣喜的发现，原来只是一场考古盛宴的“前菜”。1972年，江苏省吴县唯亭镇(今江苏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砖瓦厂在取土烧砖时，竟意外挖出了琮、璧等玉器。南京博物馆闻讯后首先出动，顺藤摸瓜发掘了草鞋山遗址。随后，南京博物馆联合苏州博物馆和南京大学在草鞋山进行深入考古挖掘，发掘面积共1050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在草鞋山遗址清理了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迹、11个灰坑(窖穴，即地穴)和206座墓葬，出土了陶、石、骨、玉等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共1100多件，包括玉琮、玉璧、镂孔壶、四足兽形器等珍贵文物。其中，M198号墓是科学发掘的第一座良渚文化玉敛葬大墓，其出土的外方内圆、刻有兽面纹饰的大型玉琮、玉璧等随葬玉器均为首次出土，惊艳世人。

▲ 浙江海宁 皇坟头良渚遗址考古现场局部

这些玉器的出土，也解答了一个久悬未决的玉器研究问题。据史料记载，早至宋代，古代金石学家就已研究过良渚玉器。如，元代朱德润的金石学著作《亦政堂重考古图》记录了一件名为“琱玉蚩尤环”的玉器，实际上是一件典型的良渚文化龙首纹玉镯。宋代金石学著作《续考古图》也著录有一件外方内圆、两端有射、光素无纹、外壁刻五字铭文的名为“饮驰尊玉”的玉器，实际则是“琮”。但这些玉器究竟从何而来，产于何时，古代金石学家们都不甚明了。而草鞋山遗址M198号墓的挖掘，无疑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确切答案：“饮驰尊玉”“琱玉蚩尤环”等流传已久的精美玉器，正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遗存。

埋葬数千年的“中国第一城”

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对良渚文化已有了初步了解，也逐渐确立了马家浜至崧泽再至良渚的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但良渚文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其发展程度具体如何?相关认知依旧模糊不清。

1986年，反山遗址发掘出11座良渚文化大型墓葬，出土文物近4000件，其中，玉器就占90%之多，超过所有良渚遗址出土玉器总量的三分之一。故考古学家断定，这11座墓是良渚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墓葬。此外，从墓葬排列顺序和整体规格来看，位于墓地中心的反山M12号墓葬等级明显高于其他墓主，其出土玉器有647件，包括编号为98的“琮王”。具有如此丰厚随葬品的墓葬，不仅在良渚文化时期少有，纵观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实属罕见。

▲ 上海广富林遗址考古现场 出土有良渚玉器

反山墓地是浙江省首次发掘到的良渚文化高等级大墓，也是迄今发现等级最高的良渚文化显贵者墓地，具有“良渚王陵”之别称。其出土的琮王、钺王等几件玉器上的完整神人兽面复合图像，被一些考古学家称为“神徽”，这也是人们首次发现的完整的良渚文化神徽图案。

第二年，人们在瑶山遗址首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遗迹，并清理出良渚文化高等级大墓11座，出土玉器数千件。这让人们开始认识到良渚的祭祀文化。同年，人们又在莫角山遗址发现大量块状红烧土和草木灰的废弃堆积。考古专家确认此处为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大型建筑遗址，并推测此地为良渚文化中心所在地。

国际考古界公认，城市、文字、金属器和大型礼仪建筑是文明时代最重要的要素和标志。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强调：“至少要有城市、文字、金属器中的两项，再加上大型礼仪建筑，出现在同一个社会里，才能称之为文明。”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已在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了玉器、墓葬、祭坛和类似文字的符号等遗存，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文化的发达程度已达文明。而后，新世纪良渚古城的发掘，为评估良渚文明提供了确凿证据。

▲ 南京良渚遗址 墓葬中随葬玉器分布现场

2006年至2007年，人们在莫角山遗址附近的葡萄畈发掘出良渚古城墙和古城遗迹。自2007年至今，经过十几年考古发掘，考古学家在良渚古城区域确认了由宫殿区、内城、外城组成的面积约为6.3平方公里的城市核心区、外围水利系统，以及城外聚落构成的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的近郊体系。良渚古城堪称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考古学家张忠培称之为“中华第一城”。

终于，一个埋藏数千年且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及其都城形象浮现于世人眼前。如今，良渚文化遗址指代的是一个大规模的遗址群，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总面积约为42平方公里，含有135处遗址点。

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段文明探源之旅。尽管对于良渚文化，学界仍有不同声音，但考古工作者80余年来孜孜以求、细致考证，他们的发现足以证明，中华上下五千年不是中国人的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良渚文化遗址就是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