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具有浓厚的祭祀之风。尤其是各类铜器,在埋入“祭祀坑”之前应主要陈于庙堂用于祭祀、典礼。与中原商周王朝的青铜礼制系统相比,三星堆显然拥有不同的祭祀制度和信仰体系。

对此已有不少详尽研究,如张昌平将“祭祀坑”出土器物分为祭祀者和受祭者、祭器和祭品,提出天地人神的合祭系统[1]。孙华、施劲松、唐际根等学者也各自提出划分体系,具体分类及解读则有所差异[2]。赵殿增结合器物与遗迹的分析,提出三星堆神坛、神庙、祭祀坑的祭祀架构[3]。以往研究着重于器物分类及其在祭祀过程中的不同功能,对于祭祀场景的内涵、人群行为的解读相对较少。

近来新发掘的“祭祀坑”中出土了铜神坛、顶尊(觚)的形象,为解读三星堆“祭祀”场景提供了新资料[4]。孙华称此类铜器为组合铜器,并专门论述了其在祭祀中的功能和摆放方式等[5]。我们将这些表达一定动作、场面的组合型铜器称为“场景化铜器”,强调其场景表达的特性。场景化铜器不局限于神坛、顶尊等器形,但这些器形最具代表性,本文着重解析其表达的场景内涵。

一、铜神坛和顶尊人像的基本结构

三星堆目前出土铜神坛共3件,分别出自2号坑、3号坑和8号坑。其中3号坑神坛(K3QW:13)和8号坑神坛(K8⑨:120)可拼合,属于同一个体。2号坑出土神坛(K2③:296)破损严重,多位学者提出了复原方案[6],三星堆博物馆已对神坛完成初步复原。

神坛底部为两只神兽,相向而立。神兽之上立有4人,皆手持树枝状物,双手奉于胸前做礼拜状。4人头顶山形底座;底座上为房屋状结构,四面立有多人,双手做礼拜状。房屋四角顶部均有立鸟,再上残缺,情形不明。山形底座与其上的房屋结构共同组成大口尊的形态,仅缺颈部和口部(图一)。

▲图一 三星堆2号坑出土铜神坛(K2③:296)解析

(引自注释[1]第76页)

3号坑和8号坑出土神坛拼合后是目前三星堆最为完整、场景最为复杂的神坛(图二)。整器分为多层。其中8号坑出土部分(K8⑨:120)底部为方形,座上原有13人,出土时部分人像缺失。其中底座四角各有一跪坐小人,双手做持物状奉于胸前。4名跪坐小人之后,各有一尺寸更大的跪坐人像,跪于圆台之上,4人合力做抬杆状。

底座四边居中的位置有4名端坐小人,坐于圆台上,双手扶膝。底座正中还有1名跪坐背罍小人。13人共同构成第一组画面,4名跪坐抬杆人像尺寸最大,与背罍小人方向一致,朝向神坛正面。第二层画面为一尊神兽,正是跪坐抬杆人像所抬之物。神兽之上仅存跪坐人像的下半身。

▲图二 三星堆3号、8号坑出土铜神坛(K3QW:13、K8⑨:120)解析

(引自注释[5]第48页)

跪坐人像的下半身之上再接3号坑出土神坛(K3QW:13)。人像双手上举,头顶一山形方座,一人横卧方座中,双手做握持状,双腿向后弯曲。方座上另接一方形平台。平台立有4件细长觚,觚身饰蟠龙、牛头,龙爪紧抓牛角。4件觚套在1件瑗之内,觚上再承圆座。圆座上应立有4件微型跪坐顶尊人像(见图二;图三,1)。

▲图三 三星堆铜神坛及撑罍顶觚屈身人像

1.3号坑神坛构件(K3QW:13) 2.8号坑撑罍顶觚屈身人像(K8⑨:121、122)与鸟足(K2③:327)

(引自注释[3]第82、83页)

相比于铜神坛,铜顶尊人像在三星堆出土更多。目前发现尺寸最大的1件出自3号坑(K3QW:26)。跪坐人像双手中空奉于胸前,头顶大口尊,尊上附加蟠龙饰件。这件跪坐顶尊人像已与8号坑的大型神兽拼接,可证实属于同一件器物。8号坑的青铜神兽(K8⑨:250)是目前三星堆所见尺寸最大的神兽。神兽鼻上立有一人,形态与2号坑所出的青铜大立人十分相似。拼接后,3号坑的跪坐顶尊人像立于大神兽背部。跪坐人像面前为站立于神兽鼻上的小型立人(图四)。

▲图四 三星堆3号、8号坑出土铜跪坐顶尊人像(K3QW:26、K8⑨:250)解析

(引自注释[1]第76页)

此外,三星堆多座“祭祀坑”中出土微型跪坐顶尊人像,其形态、大小较一致,以7号坑出土的最为完整,跪坐人像双手上举扶于尊腹,尊上有盖,盖钮上有立鸟一只。这些微型跪坐顶尊人像应为从3号、8号坑神坛最顶端散落。

除了跪坐顶尊人像,三星堆铜器中还有一类顶觚的形象。最有代表性的是8号坑出土的撑罍顶觚屈身人像(顶觚人像K8⑨:121、方座铜罍K8⑨:122),该器物已与2号坑出土的青铜鸟足(K2③:327)拼合(图三,2)。人像居器物之中,下半身向后卷起,双手撑于罍上,头上顶1件细长铜觚。此外,3号坑出土1件青铜人头像,头顶1件矮体铜觚(K3QW:828)。

二、铜器场景要素解析

以上所列铜神坛和顶尊(觚)人像虽形态各异,但其核心场景是相同的,即驭兽顶尊(觚)。3号坑和8号坑拼合的神坛虽然画面层次复杂,但核心部分自下而上分别是神兽、人和觚。2号坑复原的神坛依然是神兽之上有人,人上则是铜尊的形象。3号坑和8号坑的大型跪坐顶尊人像,更是典型的兽、人、尊组合。

可见这些器物均以兽、人、尊(觚)作为最核心的三要素。此外,也有一些简化的两要素器物,缺少兽的部分,仅有人像顶尊(觚)。神坛、顶尊人像均是三星堆的重器,其表达的场景应是当时祭祀、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画面。兽、人、尊这三重要素表达了怎样的含义,这就需要将要素分类进行解析。首先来看兽的意义。神兽在三星堆已有不少发现,大小各异,主体形态特征较统一。

基本都是臣字眼,长方口,分瓣蹄足,巨尾,2号坑神坛之下的神兽还疑似有翼(见图一)。孙华认为2号坑神坛最下层的2只怪兽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飞廉”最为相似,神兽具有鸟的特征,应是希望借助鸟的飞翔能力“将其上的人和尊送到天上”。无论其功能如何,这类动物在现实世界中显然并不存在,是三星堆先民夸张的艺术表达。但从神兽的一些形态特征中,还是可以判断神兽是以大象作为母题或者主要表达的对象。从兽足来看,神兽四足均为分瓣蹄状,与大象脚趾形态相似(见图一)。

8号坑神坛之中的神兽带有卷曲的长牙,神似象牙。再加上卷曲的长鼻,蕉叶状的大耳,均符合大象的形态特征。8号坑大型神兽上也见有长鼻(见图二)。不同神兽在不同器物中形态略有差异,或许与神兽在不同场景发挥的功能有关。饶有趣味的是8号坑出土神坛上的神兽(K8⑨:120)颈部缠绕有铜质绳索,神兽之上横卧的人双手握持的或许正是绳索,做驭兽状。这表明神兽应是为人所驯养的动物。进一步可以推想三星堆先民或已懂得驭象之术。

同时期的殷墟遗址发现有多座象坑,其中一座埋葬幼象和幼猪各1只,象脊背处有1件铜铃,当时可以驭象也不难理解[7]。再看神兽上驮载的人。3号、8号坑出土的拼合神坛及跪坐顶尊人像在神兽之上的人均是跪坐形象,2号坑神坛中的人则是站立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从衣着冠饰来看,形态多样。2号坑神坛的立人冠饰为“V”形,3号、8号坑神坛上的跪坐人像为螺旋状头饰,其上的平卧之人冠饰为牛角状,两端翘起,近“V”形。3号坑顶尊人像头顶冠饰被顶部平板叠压,不甚清晰,似乎接近“V”形冠饰。

从服饰来看,均着类似长裙,腰间系带。这些人像或跪或立,其共同的特点是做出礼仪姿态,呈礼拜、进献状。较为特别的形象是8号坑的撑罍顶觚屈身人像,圆目外凸,口有獠牙,头上有五股冠饰或发饰,足为鸟足,下接鸟首(见图三,2)。显示出诸多“非人”的特征。李新伟将之与中美地区柔术者形象对比,认为是对宗教仪式类似柔术表演部分的体现[8]。其面部形象与3号、8号坑拼合神坛底座正中端坐的小人如出一辙。对于这类人像的身份等级尚难判别。

最后来看人像之上的器物。共有大口尊和觚两类。两类器物均是大口,圈足,它们或许对于三星堆先民来说具有相似的作用。由于实体的觚在三星堆并无出土,因此难以判断其实际功能。大口尊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数量不少。这一器类在中原地区被定性为酒器,在三星堆则功能不同。曾有研究全面统计1号、2号坑出土铜尊、罍内部盛装之物,指出1号坑海贝主要出于铜龙虎尊内;2号坑的4600枚海贝中,约3300枚较完整的均出自铜尊、罍中[9]。

每器盛装数百甚至上千枚海贝。此外,2号坑出土铜尊(K2②:79)、罍(K2②:103)内分别装有数十枚象牙珠等。新发掘的“祭祀坑”中,3号、8号坑出土不少铜尊、罍,与1号、2号坑相似,器内多盛装海贝。虽然部分铜尊、罍之内也有玉石器、铜箔等,但铜尊、罍以盛装海贝为主当是可以确认的规律。其功能近似于云南地区的铜贮贝器。与单体铜尊、罍不同,场景化铜器中的尊、觚构件应未发挥实际功能。

本文所分析的场景化铜器中,3号坑神坛上的4件觚顶部原本承接其他构件,呈封闭状态,不便盛装物品。8号坑屈身人像所顶之觚容积有限,觚上原有盖,也为封闭状态。出土时觚内仅发现少量海贝。2号坑神坛破损严重,尊部镂空,不宜盛物。3号坑的跪坐顶尊人像,所顶之尊尺寸与单体大口尊相近,其内未盛装大量海贝。可见场景化铜器中的尊、觚可能仅以形示意,并不实际盛装物品。

基于以上对兽、人、尊三要素的认识,可推想出这样一幅场景:人乘于大象之上,头顶装满海贝等珍稀物品的大口尊,以礼仪姿态向上进献。一幅生动的进献珍稀资源的“献贡”画面跃然器上。这一场景尽管在器物上有夸张的表达,但无论是驭象还是顶尊均是真实的动作。三星堆铜器具有强烈的写实特征,夸张表达也以写实为基础。“献贡”场景反复出现在这些青铜重器中,当是对真实景象的描绘。

上述兽、人、尊是连为一体的进献场景,分析场景中的其他因素,还可看到受贡者或主持“献贡”仪式的人。这一角色在最为完整的两组器物场景中都可见到。在3号坑和8号坑拼合的跪坐顶尊人像上,有一小型立人站在神兽的长鼻之上(见图四)。虽然双臂残断,但整体装束、姿态与青铜大立人十分相似。站立的位置也有自上而下、俯瞰一切之势。这类形态的立人是目前公认地位极高甚至最高的人,可能是大祭司,或是王者。其立于跪坐人像之前,应是发挥主持祭祀或者接受“献贡”的作用。

类似的角色在3号坑和8号坑拼合的神坛上也可见到。在神坛中间平趴者之上,原有一小型立人双手持鸟形器。其装束也与大立人相似,站立于神坛较高的位置。加入这类主祭者或受贡者的角色,“献贡”的礼仪场景就更为完整了。上述“献贡”场景主要是以人像顶尊的形式表现,实际还有其他“献贡”方式,如背罍。目前背罍的动作仅见一处,处于3号坑和8号坑拼合神坛的下层画面中。如前所述,神坛的底座之上共有13人。

分别是跪坐扛兽的4人,神坛四角的4名跪坐礼拜之人,神坛四边之中端坐的4人,以及神坛正中的跪坐背罍小人。背罍小人呈标准的跪坐姿态,背有1件带盖铜罍,以带捆绑,双手握带于胸前。整体形象非常写实,铜罍纹饰虽做了简化,但基本形态与真罍无二,绑罍的绳带和绳结都清晰展现。三星堆的铜罍与尊形态相似,差异主要在于口部大小。铜尊、罍均盛装海贝,暂未观察到明确的功能差异。

背罍小人并非行走或站立状态,而是以跪坐的礼仪姿态置于神坛正中,且在隆起高台之上。这表明神坛这一层画面的中心应是背罍之人将罍中之物向上进献的场景。四边端坐之人,或许就是受贡者。如此理解,这一层画面也属于“献贡”场景,与其上的兽、人、尊(觚)“献贡”画面,共同组成了一件“献贡”主题的神坛。8号坑还出土1件屈膝背物铜立人像(K8⑨:123)。

整器尺寸较大,刻画入微,表现了一人背物行走之状,手中抓有青铜条带,应是做绑物之用。尽管所背之物不明,但或许也是铜罍之类的贵重物品。在理解三星堆场景化铜器时,神坛这类完整画面自然能更好地体现当时的场景,但也需关注带有具体动作的个体人像。三星堆先民善用组合,场景表达多元化,个体人像也可能与其他质地的器物组成场景。

三、“献贡”与三星堆的资源网络

以上论述表明三星堆的场景化器物,主要表达的可能是“献贡”的场景或者基于“献贡”礼仪的祭祀仪式。将“献贡”这一行为以最复杂的青铜重器予以表现,足以表明在三星堆社会中“献贡”行为的重要性。从三星堆与其他文化间的互动关系来看,这种行为是符合逻辑的。传统观念往往强调四川地区交通闭塞,与外界交流不便。

这虽是固有事实,但我们同时认为三星堆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处于中原、长江中下游、南亚及东南亚、中西亚几大文化圈之间的枢纽地带。以三星堆为中心向外辐射,延伸范围极广的资源、技术、文化互动网络已经形成。在这一网络中,三星堆向北与中原王朝形成多层次的互动网络,向南延伸为早期南方丝绸之路,向东则顺江而下与长江中下游青铜文化紧密结合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带”。

各类珍稀资源、重要技术、宗教礼仪等文化观念在这一宏观网络中实现复杂的互动。三星堆社会的兴起、繁荣乃至衰落均与这一网络息息相关,其中资源流通可能是互动网络的核心。三星堆与其他区域之间可能流通的资源应包括青铜原料、象牙、海贝、朱砂、绿松石等[10]。一些基础资源如盐、粮则难以追溯。若将技术、知识也作为广义的资源,则铸铜、制玉技术及宗教礼仪知识等也可能是网络中流通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资源网络中理解前文论述的“献贡”场景尤为必要。

在所有的“献贡”场景中,铜尊、觚、罍仅作为容器,贡品当是容器所盛之物,最主要的是海贝。关于中国古代海贝的来源有不同认识。除来源于南方外,有学者提出海贝经由北方草原地带输入内地的途径[11],值得重视。中国古代海贝出土范围广阔,延续时间极长,其来源及流通路径不可一概而论,应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此外,原产地与流通路线应分开讨论。

就三星堆而言,“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的海贝,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即货贝(Monetaria Moneta)、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虎斑宝贝(Cypraea Tigris),其原产地无出于中国南海或印度洋海域[12]。至于流通路径,三星堆向南的早期南方丝绸之路已经形成,远至越南都可见与三星堆相关的器物[13]。因此海贝由原产地经西南直抵三星堆的路径更具可能性。除海贝之外,“献贡”场景中的神兽以大象为主要表现对象。

而象牙则是三星堆另一类出土数量庞大的珍稀资源。“祭祀坑”中已出土数百根象牙,通常认为这些象牙用于祭祀。但这些耗费大量社会劳动的珍稀物品同样充当原材料,用以制作各类象牙器。新发掘的5号坑中就出土了大量雕工精致的象牙器残片,显示出三星堆人群高超的象牙器制作技术。用于祭祀的可能只是部分象牙或者在象牙使用的某个阶段用于祭祀。对于象牙的来源已有不少讨论,部分学者倾向其源于三星堆以南的南亚、东南亚地区[14]。

考虑到三星堆象牙出土量大,单独一地大象难以支撑需求。三星堆又未发现大象其他部分的骨骼,象牙更可能是多地汇聚而来,大象最为丰富的中国云南及南亚、东南亚是合理的来源。当然这还需要多学科证据的支撑。由此,“献贡”场景中出现的海贝与象牙资源均可能由三星堆以南而来。此外驭兽顶尊的动作也显示出一些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特点,头上顶尊应是真实动作的描绘。中国西南及南亚、东南亚等地的人群素有以头顶物的习惯。驭兽则以骑象动作为母题,同样是上述地区常见的行为。

象与海贝又是这些区域易于获取的资源。综合来看,“献贡”场景可能表现的是将来自遥远南方的珍贵资源向上进献。这一场景中的进献之人在外貌特征上与三星堆人群无异,因此进献仪式的主体人群应是三星堆本土人群。进献所用容器,即大口尊、罍为长江流域风格铜器,觚则是中原器形的变体。同一“献贡”场景中,出现了中国西南及南亚、东南亚地区的资源与动作特点,长江中下游和中原风格的器具,三星堆本土特征的人像和礼仪动作,体现出三星堆人群强有力的文化融合和创新能力。

当然上述“献贡”场景并未表现出三星堆完整的资源流通网络。海贝与象牙自南方输入三星堆后,是否可能进一步向外输出,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三星堆之外,以殷墟为代表的商王朝对于海贝有巨大需求,这已被考古发现和金文资料所证明。另外,殷墟高等级墓葬中,也有不少象牙器出土。事实上,殷墟是商代晚期三星堆之外出土海贝和象牙制品最多的遗址。

在地理位置上,三星堆恰处于殷墟与海贝、象牙最丰富的原产地之间,可发挥桥梁作用。或许可提出这样的假想:殷墟的海贝可能有相当部分是以三星堆为媒介从热带海域获取的。也不排除象牙与海贝同时流通的情况。当然这一假想还有待科技数据的支持,相关工作已在进行中。

四、结 语

本文对三星堆部分场景化青铜器进行了初步解读,认为这些青铜器的核心要素自下而上是兽、人、尊(觚)。其表达的是人驭象顶尊,向上进献海贝等珍稀资源的场景。本质上属于“献贡”仪式或者基于“献贡”的祭祀仪式。此外,场景中还表现了受贡者或主祭者,共同构成完整场景。“献贡”场景的铜器往往体量大、造型复杂,是三星堆铜器中的重器。

可见“献贡”对于三星堆社会的重要性,其本质体现的是对珍稀资源的获取。“献贡”场景中的核心资源——海贝与象牙可能由云南及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经早期南方丝绸之路而来。这一场景是三星堆宏观资源、技术、文化互动体系中的一环。以三星堆为中心,向北与中原王朝在青铜资源、技术上交流密切,向东与长江中下游青铜文化均流行大口尊、罍等共性因素,向西与西北及中西亚地区表现出若干技术和文化观念的共通之处。

在这一宏大网络的内部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互动。如由南而来的海贝和象牙是否有部分经三星堆流通至殷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三星堆的祭祀、宗教系统中将“献贡”作为核心主题,表明资源流通是社会中的关键活动,可见在宏观网络中研究三星堆的必要性。理解三星堆的前提是走出三星堆。本文仅从资源的视角尝试解读部分场景化铜器,这显然并非唯一视角。器物中反映的宗教观念、祭祀过程等还应有更多元化的解读。也有一些重要的场景化器物,如青铜神树,其体现的概念与“献贡”并无明显关联,需另作专门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