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天地先祖的礼制活动,是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统治天下与战争同等对待的大事。汉魏洛阳城是中国古代东周春秋末至战国、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的都城遗址,由于其地处中原的地理环境和上承周汉下启隋唐的历史地位,许多重要的礼制文化、典章制度、都城形制、埋葬习俗和宗教信仰等,都是在此开创和传承发展。本文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对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各朝代都城的祭祀礼制建筑空间分布进行了探讨研究。

汉魏洛阳城是中国古代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等朝代的都城遗址,地处今河南省洛阳市区以东约15千米的伊洛河盆地中北部,自古被称为“中土”和“天下之中”。(图一)该城址东周春秋末开始扩建为王都。东汉光武帝光复汉室后居住在南宫,汉明帝重修北宫后移居北宫,形成南北两宫并为朝宫的都城。曹魏时期开创了单一宫城居北居中的形制,宫前出现轴线大街,街两侧设置“左祖右社”。北魏时期又创立了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的新型坊市制都城,规模空前,面积达到80余平方千米,是中古时期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也是目前保存较完整的都城遗址。

正是由于该城在中国古代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和上承周汉下启隋唐的历史地位,许多重要的礼制文化、典章制度、都城形制、埋葬习俗和宗教信仰等,都是在此开创或传承发展。例如与中国古代传统祭天礼仪相关的礼制建筑、宗教寺祠建筑等,就在该城出现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在中国的封建帝国时代,祭祀天地先祖的礼制活动,是帝王们为统治天下与战争同等对待的大事。“帝王之义,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2],帝王对天地祭祀的地点主要是在城郊,内容包括天地祖先人鬼等各类神祇。祭祀的对象、地点方位和建筑设施各不相同,如祭祀天帝主要在圜丘和南郊,祭祀地祇在方丘和北郊,祭祀祖先在宗庙,祭天享祖在明堂,还有与祭祀有关的灵台和辟雍。在不同朝代和时期,这些礼制建筑的设置和祭祀对象又不相同,既存在着分祀或者合祀现象,礼制建筑也有分立或合并的情况。

关于汉唐时期都城的礼制建筑,以往曾有学者进行过系统梳理[3]。笔者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与考古材料,对汉魏洛阳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各朝代都城的祭祀礼制建筑空间分布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一 东汉洛阳都城的礼制建筑空间

东汉时期的祭祀制度,根据记载主要是“五供”。如蔡邕《独断》载:“祠南郊,祀毕,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4]综上来看,东汉祭祀天地的礼制建筑最重要的是南郊和北郊,其次是明堂,再次是宗庙。其中,东汉洛阳明堂遗址已经考古发现,其位于汉魏洛阳城南墙以南800~1000米处(图二),与记载完全符合,是一组与灵台、辟雍和太学相配套且各自分立的礼制建筑[5]。虽然东汉的明堂基址又被后代的曹魏、西晋和北魏重修沿用,但考察东汉明堂的位置和规模形制还是大致清楚的。

关于东汉南郊,据《汉官仪》记载:“明堂去平城门二里所。天子出从平城门,先历明堂,乃至郊祀。”[6]显然,南郊坛在距离上较明堂更远。另据《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依照鄗坛及元始中长安南郊坛的形制,在洛阳城南七里处修建了南郊坛。坛的形制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坛外有二重围墙,以像天宫紫微宫,四面各置一门[7]。但东汉南郊坛遗址至今尚没有发现。根据前述记载,天子出平城门先历明堂,再至郊祀,推测南郊坛应该在都城正门平城门以南七里之内的地方,即明堂遗址南面、今东大郊村和西大郊村以南的相公庄附近,这两个村名也有可能与南郊坛的设置有关。

关于东汉北郊,《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中元元年)是岁,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二年春正月辛未,祀后土。”是以汉高祖姬、汉文帝母薄氏为“高皇后”,配祀地祇。但文献记载中对北郊的位置略有不同,如《汉官仪》曰:“北郊坛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8]另《后汉书·祭祀志》:“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为方坛四陛。”20世纪90年代勘探发现了该北郊遗址[9],其位于东汉洛阳城北面3~4里的隆起之地,即平乐镇上屯村东北一带。(图二)周围有夯土围墙,平面长方形,东西约350米,南北约500米,内有夯土建筑基址。其位置与《后汉书》记载基本相符。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东汉北郊坛的坛制为:方坛,一重,四陛,外有壝墙。

明堂、辟雍和灵台也创建于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据考古勘查均位于都城正门平城门南约1000米,即二至三里之地,自西向东有灵台、明堂、辟雍和太学依次排列[10]。明堂是帝王宣明政教、配祖祭天的场所,周制明堂茅盖嵩柱、土阶三等,东汉明堂则是内方外圆、上下两层、上覆圆盖、内设九室的殿堂建筑,即《东京赋》载,“复庙重屋,八达九房”。《新论》载:“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11]永平二年(59年)正月,汉明帝初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帝配祀。卒事,遂升灵台,以望云物[12]。灵台位于明堂西侧,是帝王望云气、察祥瑞、以知天意的场所,同时也执掌四时节气,中间是一座方形高台式建筑,高台四面有殿堂和回廊,外围院墙上有12座院门。辟雍在明堂东面,是尊儒学、行典礼、授经义和释奠孔子的场所,中北部为长方形殿堂,四面有门阙,门外有水,以节观者,门外皆有桥,车驾临辟雍,从北门入。太学为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创建,在开阳门外,去宫八里,即辟雍的东面,讲堂长十八丈,广三丈,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石在此。在明堂的南面,还设置有求雨的雩场[13]。

此外,东汉洛阳城还有迎时气的五郊坛,分别为“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骑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骑服饰皆赤。歌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车骑服饰皆黄。歌朱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车骑服饰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车骑服饰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14]。按照《月令章句》记载,坛的方位与五行之数相对应,且均有具体里数,如“东郊去邑八里,因木数也;南郊七里,因火数也;黄郊去邑五里,因土数也;西郊九里,因金数也;北郊六里,因水数也”[15]。这些遗址目前均没有发现,但根据里数和方位推测,东郊可能位于宣平门以东八里、今古城村附近;西郊可能位于广阳门以西九里、今白王村附近;南郊可能位于小苑门以南七里、今曹疙垱村附近;北郊可能位于城东北部六里、今张凹村北的凤凰山上,笔者以往调查曾发现有夯土遗迹及汉魏时期砖瓦遗物;黄郊位于城西南部五里、可能在今牛王庙村附近。

东汉洛阳的高庙,创建于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仍以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16]。建武三年正月,又于洛阳立四亲庙,祭祀生父南顿君以上至高祖舂陵节侯。上述安排,显然是既要遵循天子七庙之制,同时也要祭祀私亲。建武十九年(43年),张纯、朱浮及众公卿依据古礼“事大宗者不事私亲”,奏议应立平、哀、成、元四帝庙,取代四亲庙。光武帝仅于洛阳高庙加祭孝宣、孝元二帝神主,凡五帝[17],成帝、哀帝、平帝神主暂且祭祀于长安故高庙[18]。如此,东汉洛阳宗庙建立的同时,在故都长安仍修复了故高庙,二者分称“东庙”和“西庙”。由于上述神主排系的问题,七庙与五庙屡有变化。光武帝死后,汉明帝以光武拨乱中兴,乃另立世祖庙。而汉明帝以后,东汉诸帝皆“尊俭无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由此,东汉洛阳都城形成高庙与世祖庙两处宗庙并存的现象。直到汉献帝初平年间(190—193年),东汉宗庙才重新恢复天子七庙制度,“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19]。

建武二年设立宗庙的同时,立太社稷于洛阳,位置“在宗庙之右”,建筑形制为“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20]。社稷制度为“二社一稷”,即太社有稷,官社无稷[21]。关于社稷坛规模和五色土方位,《白虎通》引《春秋文义》曰:天子社广五丈,其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22]。按照东汉一尺等于0.236米计算,天子社坛约为11.8米见方。至于社稷坛不设屋盖,则与《礼记》所记,“天子之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有关[23]。

虽然东汉初年设置的宗庙和社稷位置没有明确记载,但《古今注》有记,建武二十一年(45年),徙立社稷上东门内[24]。按照记载的东汉社稷在宗庙之右以及“左祖右社”古制,东汉初年的宗庙和社稷,极有可能就设置在上东门内北宫的东面。(图二)这种作法,显然是和东汉南北宫均为朝宫居东、寝宫居西,外朝三公府和庙社分别设置在南宫和北宫东面,即宫城的东向功能更为重要有关。至于世祖庙的位置,结合西汉时的陵寝制度,为光武帝修筑的世祖庙应在原陵陵园内。曹魏初年,曹丕校猎到原陵,曾遣使者以太牢祠汉世祖[25],显然在当时原陵内的世祖庙建筑尚存。

东汉时期,也是外来宗教佛教传入中土内地的时期。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梦见神人,于是派遣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2人去西域求法,于大月支写佛经42章,三年后同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返回京师,于洛阳城西立精舍处之,即后世所称白马寺。该寺院位于汉代雍门外三里北侧,即北魏时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也就是今白马寺院所在位置[26]。作为佛教传入中土内地都城中且由皇家设置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外,桓帝时还在北宫北部的濯龙园中设置祠堂,用郊天之乐祭拜老子[27],也是道教文化在帝都传播和影响的重要事例。

灵帝时,还与大将军何进讲武于城西平乐观下,何进大发四方兵,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陈。修筑有大坛和小坛,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天子驻大华盖下,何进驻小华盖下,举行阅兵礼[28]。《河南志》记载平乐观在上西门外。《水经注》修正说上西门外无他基观,惟西明门外独有此台[29]。今白马寺西南陇海铁路两侧恰好还尚存两座夯土台基,位置较为符合。

综合来看,东汉时期的都城已经形成完备的郊祀制度。尤其光武帝时期,在洛阳城南北分别建立了祭天的南郊坛和祭地的北郊坛,各以高帝和高后配祀,最终肯定了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祖妣配祀的祭祀原则;同时在礼制建筑中,建立了分立的明堂、辟雍、灵台和太学礼制建筑;创造了迎时气的五郊坛和左祖右社制度。

二 曹魏洛阳都城的礼制建筑空间

曹魏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诸多方面均承继汉文化正统,曹魏洛阳城的礼制建筑也基本重修沿用东汉[30]。据高堂隆《奏表》所记曹魏祭祀顺序为,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庙[31]。显然曹魏沿袭了东汉的祭祀制度,但也改革精简了国家祀典,“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32],有效控制了战国以来淫祀成风的现象。其祭天的主要作法,郊祀以太祖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33],而且是将南郊祭天与明堂祭天地祖宗合在同一天进行[34],显然是对两汉郊祀制度的变化。

曹魏初期,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在洛阳宫正门尚未确定之前,其郊祀天地、明堂、朝日东郊,有可能继续沿用东汉的南北郊坛、明堂和东郊坛等祭祀建筑设施[35]。(图三)

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在洛阳城南委粟山营建圜丘[36],此圜丘正处在京师宫城阊阖门、宫前大街铜驼街和大城宣阳门向南的延长线上。由此可知,曹魏除了在南郊祭天,又在委粟山创建了圜丘。关于此圜丘的位置,《魏氏春秋》有记:“有委粟山,在阴乡,魏时营为圜丘。”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对万安山主峰北麓当地称为“禹宿谷堆”的独立小山包踏查(图一),山顶和北坡发现大量汉魏时期砖瓦残块等遗物,基本认定其与记载的委粟山圜丘有关。此“禹宿谷堆”山形为自然尖锥状(图四),海拔高度300~371米,平面略呈圆形,直径约570米,形如粟堆,现山顶南坡尚存有一处唐代石窟遗址。其位于汉魏洛阳城曹魏与北魏宫城轴线南直的万安山主峰北麓,距离都城南墙约18千米,不仅为形胜之地,而且地望也与阴乡相符。有学者从语言方面考证,认为“禹宿”与“委粟”似有一定渊源关系[37]。笔者以为此圜丘的祭天配祖对象正是人文始祖虞舜,后世传说的“禹宿”也可能是受此影响。综合多方面的材料推断,此“禹宿谷堆”当即曹魏圜丘所在的委粟山。

根据记载,曹魏明帝景初年间的祭祀天地之礼,除了圜丘、方丘外,也有南北郊和明堂祭祀,只是祭天配祀的对象不同。如祀圜丘以始祖帝虞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但正始之后不再有郊祀活动[38]。因此,曹魏也继续沿用东汉的南北郊、明堂、辟雍、灵台与太学等礼制建筑设施,除了将明堂与南郊祭天合于同一天行事之外,还形成明堂祭天以皇考文帝曹丕配。这种“严父配天”于明堂的作法,虽然在汉武帝时就已经出现,但当时也配祀高祖[39],在曹魏时期才形成定制,并为后世所继承。此外,曹魏也承袭了汉代迎时气的五郊祭祀制度[40],推测五郊的位置也沿用东汉。

曹魏洛阳宗庙,在曹丕代汉称帝时并未建成,故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祭祀皇考武皇帝是在建始殿行礼[41]。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初营宗庙[42]。太和三年十一月,庙始成,称为“洛京庙”。十二月,迁邺庙神主入洛京庙,祭祀高皇帝、太皇帝、武皇帝、文皇帝四祖[43]。四祖“共一庙,犹为四室而已”[44]。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六月,曹魏最终确立了七庙之制[45],但未恢复“天子七庙、一帝一庙”的制度,而是沿用东汉以来“一庙七室”的做法[46]。曹魏洛阳的社稷,延续东汉的制度,即只太社有稷,而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47]。至于曹魏宗庙和社稷的位置,推测在宫城阊阖门前铜驼街中段的两侧,即曹爽故宅的东侧、西晋宗庙和社稷的北侧[48]。(图三)显然,曹魏时期在宫前铜驼街两侧修建“左祖右社”已成为制度。

关于帝王籍田,“《礼》孟春之月,‘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灭学,其礼久废。汉文帝之后,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亲耕藉田”[49]。但籍田的位置不甚清楚。至于皇后亲蚕之事,“《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蚕于北郊。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魏文帝黄初七年,命中宫亲蚕于北郊,依周典也”[50]。显然,曹魏亲蚕是在北郊,与汉代亲蚕在东郊略有不同,是遵从了周代的古制。

三 西晋洛阳都城的礼制建筑空间

西晋泰始元年(265年)十二月,司马炎受魏禅即皇帝位。因为是和平禅让,西晋基本沿用了曹魏洛阳的宫室、宗庙、郊坛等旧制。但祭祀制度也有改革和变化,主要是将圜丘与方泽合并于南北二郊,重新修筑郊坛[51]。在天地配祀上,南郊祭天以宣皇帝司马懿配祀,明堂祭天以皇考文皇帝司马昭配祀,北郊祭地则废除了先妣配祀的制度[52]。

泰始二年(266年),司马炎下诏拆除曹魏旧庙,改建西晋太庙,也沿用了东汉、曹魏以来的“一庙七主”之制,当是在曹魏旧庙址上重新营建[53]。太康八年(287年)西晋太庙塌毁,需要改修。太康九至十年,新营的太庙改筑于宣阳门内新址[54],即原太仆寺处,其前临广阳门至清明门大街,门前更为宽敞[55]。记载太康九年改建宗庙时,社稷坛也与宗庙一起迁徙,并且将太社和官社合并为一社之祀[56]。另据《水经注·谷水》记载,西晋新的宗庙和社稷均是从曹魏旧址迁移到宣阳门内,而且是按照“左祖右社”的原则设置在都城中轴大街——铜驼街的东西两侧。

西晋继续沿用东汉曹魏以来分立的明堂、辟雍、灵台和太学等礼制建筑。咸宁二年(276年)在太学之西,又另立国子学,与太学东西并立[57]。西晋在南郊和明堂祭祀天帝与祖先,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三献”制度[58],即皇帝初献、太尉(或太常)亚献、光禄大夫终献,三献依次登堂行礼。皇帝不亲自行礼的祭祀,则有司任三献。西晋时,皇帝和皇太子在辟雍和太学行礼养老讲学也是很重要的礼制活动,而且在辟雍讲学都要释奠孔子,并以颜渊(颜回)配祀[59]。

晋武帝时还分别下诏,对与祭祀密切相关的籍田和亲蚕之事作了规定。按照古礼,天子耕籍田,以供宗庙粢盛之用;皇后亲蚕事,以供祭服之需。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下诏天子籍田在“东郊之南,洛水之北,以太牢祀先农”[60]。太康六年(285年),诏皇后亲蚕于西郊,对采桑坛、蚕室、先蚕坛、帷宫、桑林均有规划,与东郊籍田位置东西对应[61]。

综上来看,曹魏西晋时期的国家大祀主要包括南北郊、明堂、宗庙与社稷、迎时气的五郊、籍田与亲蚕、辟雍与太学等。继续了东汉以来对西汉宗庙的改革进程,将“天子七庙、帝各一庙”简化为“一庙七主”,形成太庙制度。逐渐完善了天子耕籍田、皇后亲蚕事的制度,以及在辟雍、太学行礼讲学与释奠孔子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太祖配祀南郊、严父配祀明堂的做法。这些显然影响了后世东晋南朝的祭祀制度,为隋唐礼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四 北魏洛阳都城的礼制建筑空间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自平城迁都洛阳,在洛阳新修礼制建筑,仍然延续了平城都城已仿制中原的祭祀制度。迁都前的平城内设置有太庙和社稷,南郊有南郊坛、圜丘和明堂,北郊有北郊坛、方丘,西郊也有西郊坛[62]。既保留了鲜卑族西郊祭天的习俗,也吸取了南郊与圜丘祭天、北郊与方丘祭地的中原礼制文化。孝文帝迁都后,在洛阳主要修建了圜丘、方泽、五郊坛、宗庙、社稷等礼制建筑。其设立的圜丘和方泽,分别是祭祀昊天上帝和昆仑皇地祇,同汉地传统一致。宣武帝至孝明帝时,则完成了明堂、太学、国子学及四门学的修建。

关于北魏洛阳圜丘,《魏书·礼志》记载:“(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议定圜丘。甲申长至,祀昊天于委粟山。”由此可知,孝文帝迁洛后建造的圜丘,是承袭沿用了曹魏圜丘的旧地,即是在前述万安山北麓称为“禹宿谷堆”的委粟山营建。(图一,图四)但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又将圜丘自委粟山迁往伊水之阳[63]。宿白先生曾对伊水之阳圜丘进行过考察与位置推测,认为当在伊河北岸的王圪垱村附近[64]。(图五)

关于北魏洛阳方泽,据《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乙丑,行幸河阴,规建方泽之所”。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初营方泽于河阴。丁亥,祀方泽”。河阴在黄河南岸,方泽是靠近水泽的方丘,北魏方泽显然应位于汉魏洛阳城北面邙山北坡的黄河岸边。据近年对东汉帝陵勘察并结合记载考证,光武帝原陵当在东汉洛阳城西北的邙山之巅,即当地俗称的“大汉冢”可能性最大[65]。而以往认为是汉光武帝原陵的孟津县铁谢村“刘秀坟”,位于邙山之阴的黄河岸边,距离与原陵也不相符,显然不应该是一座皇陵,极有可能就是北魏方泽坛所在。(图一)

关于北魏洛阳五郊坛,其位置也基本沿用汉晋。据刘芳上疏引贾逵云:“中兆,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而且按照“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郊坛的位置皆在郭门之外。朝拜日月,也分别在郭城的东、西门外[66]。

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下诏在平城修建明堂、辟雍[67]。太和十五年“经始明堂,改营太庙”[68],工程才得以完工。平城新庙建成后,原来的太庙称为“太和庙”,新庙则称为“太庙”或“新庙”,北魏皇室七庙神主也由旧庙迁入新庙,虽然存在一庙虚位的情况,但实行的显然是“一庙七主”制度[69]。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迁都洛阳,北魏太庙也从代都迁至洛阳。根据《河南志》等记载的北魏洛阳太庙和太社在宫城阊阖门前的位置排序,完全是按照前朝的“左祖右社”格局营建在宫前铜驼街两侧。至于太庙的具体位置,1963年考古勘察曾在洛阳城西明门至青阳门东西横街与铜驼街交叉处东北角,发现一处北魏时期的一号房址[70],根据相关记载和出土的板瓦、筒瓦、镂空菱形瓦钉、莲花纹与兽面纹瓦当、兽面塑雕砖等高等级建筑瓦件,该房址的位置和性质正和北魏太庙相符合。(图五)综合来看,北魏太庙和太社是在西晋太庙和太社位置处重新营建。

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北魏平城太和年间的礼制活动,采用的是南郊祭天以太祖配,明堂祭上帝以严父配天,明堂祭享之后,升灵台望云物,显然是沿用东汉制度。1995年考古发现了平城明堂遗址[71],其位于平城南郊,与“明堂在国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的制度相吻合,该建筑中间是明堂殿堂、上部为灵台高台、外圈有辟雍环水,是一座三者功能合一的建筑。关于北魏洛阳明堂,记载宣武帝永平、延昌年间(508—515年)欲建明堂,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因正遇灾年,工程停罢。至孝明帝煕平二年(517年)复议之,诏从五室。及元叉执政,遂改营九室[72]。正光年间(520—525年)始成[73]。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均显示,北魏在洛阳重修的明堂辟雍,也是一座明堂、辟雍、灵台三者合一的礼制建筑,而且是在汉晋明堂旧基上重建(图五),汉晋时分立的辟雍和灵台则不再修建。

北魏对设立国学、释奠孔子之礼也非常重视。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拓跋珪即“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74]。迁都洛阳之前,孝文帝也曾观摩洛阳汉魏太学石经[75]。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宣武、孝明三帝,除了重修太学[76]、诏修国子学[77],还增设有四门小学[78],形成三学并立之制。北魏国子学在宫城前铜驼街东,孝明帝曾亲临国子学祠孔子,以颜渊配祀;太学在开阳门外三里道东的汉魏太学故址;四门学应该在太学坊附近,与太学同处。

北魏政权在其入主中原、以正统王朝自居的汉化进程中,显然极力仿制了中原王朝的祭祀文化,其中也必然存在着延续并入本民族传统习俗和简化改变中原制度的内容,当然也有新的创造。如南北郊祀、左祖右社、释奠孔子、大享明堂,均是继承的中原制度。将明堂、辟雍、灵台三者合一和设立四门学,则是对传统礼制的创造和发展。北魏对礼制建筑的沿承与发展,对北朝和隋唐礼制的建立具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