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灯具在具有照明功能的同时,还承载了特定的文化属性。每个时代的灯具各有特点,大不相同,代表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是艺术与技术共同作用的产物。灯具文物为研究灯具的发展变化和人们赋予灯具的独特情感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西汉之前灯具的出现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灯具的样式与豆类似。“瓦豆谓之登(镫)”,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这是中国古代灯具的基本造型。豆是一种盛食物的器皿,形似高足盘,质地为陶或青铜,盛行于商周时期。

那么,豆形灯和盛放食物的普通陶豆的区别是什么呢?

豆形灯灯盘中有用于固定蜡烛等燃烧物的小尖锥状物,又名“烛扦”,它是区分灯与豆的标志。从豆到灯是逐渐演变的,而烛扦的出现正式开启了灯具的历史。战国时期,青铜灯具仅供贵族使用,主要造型有人俑形、连枝形和仿日用器形等。战国中山成公墓出土的银首人俑铜灯是战国时期人俑形青铜灯具的代表,耍蛇男子胡须微翘,笑容可掬,其双手各握一条长蛇,两蛇头部分别擎住一只灯盘,底部灯盘内也盘踞一蛇,蛇头顶住男子左手之蛇,创意巧妙。

馆藏汉代灯具

精巧实用是两汉时期灯具的一大特点。众多出土实物表明,这一时期的灯具不仅数量显著增多,而且无论材质还是种类都有新的发展,灯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及。从质地看,除青铜灯具继续盛行、陶质灯具以新的姿态逐渐成为主流之外,还出现了铁、石质灯具。从形式上看,除原有的座灯外,还出现了行灯与吊灯等不同形式的灯具①。

▲图1 西汉铜行灯(太原市博物馆藏)

西汉铜行灯(图1),出土于太原恒大悦龙台M6墓葬,灯盘直径12.5厘米,通长19厘米,宽11厘米,素面、曲柄,圆形灯盘,灯盘中心有烛扦,三蹄足。行灯可用于夜间行走时照明,灯盘侧面有手柄,该器尺寸与结构合理,便于长时间手持操作使用。

2013年,太原在修建东中环快速路时发现一座大型陵园,陵园内南北两座大墓南北并列,为同茔异穴夫妻合葬墓,其规模、形制、朝向均已达到西汉王侯级墓葬标准,被称为“东山古墓”,规模之大为太原历年考古发现之罕见,是山西地区西汉时期考古重大发现。恒大悦龙台M6墓葬位于太原市迎泽区店坡社区以西,西南距离晋阳古城遗址约20千米。根据M6墓葬与东山古墓的位置关系,考古人员推测该墓葬是东山古墓的陪葬墓。

▲图2 西汉铜灯(太原市博物馆藏)

西汉铜灯(图2),亦出土于恒大悦龙台M6墓葬,灯盘直径14.5厘米,圈足直径12.5厘米,高22.5厘米,灯盘中心有烛扦,柄中部有一圆箍。根据恒大悦龙台M6墓葬出土的简牍、琴瑟等遗物,可推测该墓主人为文职官员。相比战国时期的银首人俑铜灯,太原市博物馆藏的铜行灯和铜灯体型更为小巧,非常方便携带出行,用于夜间照明。我国古代陶质灯具发展史中以汉代最为精彩,其中又以豆形灯最为常见。

▲图3 汉陶灯(太原市博物馆藏)

汉陶灯(图3),出土于太原市晋源区寺底村,由灯盘、灯柄、底座三部分组成,灯盘内有一圈弦纹、中心有一烛扦,灯盘边沿处立有三个簇形物,上饰火焰形纹饰,犹如灯具发出的冉冉火焰,与灯盘结合处各有三个圆钉状物,应是起加固作用。灯盘下边缘与灯柄之间有三个近似直角的弧形物连接,每个弧形物上通过六个圆钉状物起到加固的作用。柄下部有两个圆箍,喇叭口形底座,底座上有三圈弦纹。

在汉代“视死如视生”的厚葬观念影响下,许多生活中常见的用具与物品都同墓主人一起随葬,墓主人生前每日使用的灯具也不例外。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专门为随葬生产的器物,种类齐全,造型各异。

▲图4 汉绿釉盘口高柄圈足陶灯

汉绿釉盘口高柄圈足陶灯(图4),出土于太原市阳曲县西庄村,由灯盘、灯柄、底座三部分组成,灯盘内有一圈弦纹、中心有一烛扦,柄下部有两个圆箍,喇叭口形底座,底座上有四圈弦纹。器物表面的银白色金属光泽被称为“银釉”,也称“泛铅”。

研究认为,银釉是一层沉积物,水、空气对釉面造成了腐蚀,时间越长,沉积层越多越厚,遇到光就显示出了这种金属色泽。春秋至两汉时期,灯具快速发展,在实用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装饰性、环保性,成为这个时代灯具的重要特征,以西汉长信宫灯、汉代雁鱼铜灯为代表。

▲西汉彩绘雁鱼青铜灯

雁鱼铜灯,高58厘米,长40厘米,构思巧妙,整体造型为一只鸿雁伫立,回首衔鱼。鱼腹下方接两块弧形屏板和带曲鋬的灯盘,可自由转动调节灯光亮度及方向,也可以防御来风。使用灯具过程中形成的废气须经过灯具内部通道,最终被储存在大雁腹部的水吸收,过滤废烟气的效果显著。雁鱼铜灯设计合理,制作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是环保灯具的典型代表。

馆藏北齐灯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铜灯具的发展走向末期,陶瓷灯具尤其是瓷灯已成为灯具中的主体,这是这一时期灯具在材质上的最大变化。由于材质改变,这一时期的灯具在造型上发生了较大变化,盏座分离、盏中无烛扦已成为灯具最基本的形制。瓷灯因造价低廉、易于普及、具有一定造型装饰等优点,开始取代青铜灯并为民间广泛使用,北齐青瓷灯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②。

▲图5 北齐青瓷灯

北齐青瓷灯(图5),出土于娄睿墓,通高50.2厘米,灯径18厘米,柄高28厘米,底径20厘米。娄睿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占地400多平方米,规模宏大。墓主人娄睿为北齐皇帝高欢妻娄昭君内侄,鲜卑望族,历封东安王、太尉、大司空等职。

出土于娄睿墓的青瓷灯,通体绿釉,釉色晶莹,有冰裂纹,花纹均为贴、划而成。分灯座、灯柄和灯盏三部分,胎体厚重,造型庄重粗犷。座做覆钵状,浮雕覆莲,莲瓣外又刻莲瓣,层层莲瓣,非常饱满,立体感强,底边沿饰联珠纹一圈;灯柄圆筒形,柄中一圈联珠纹,下部饰忍冬图案,忍冬图案的间隔饰三枚树叶。

上端为四枚树叶,一大一小相间排列,四枚树叶的间隔中又饰六枚树叶;灯盏方唇略内敛,盏底饰仰莲一朵,以承托灯盏,腹饰忍冬、宝珠和月牙形组成的图案各四组,相间排列,盏沿饰联珠纹。座、柄为一体式结构,灯盏底部通过一个凸起物与中空的灯柄进行组合,便于取下灯盏,清洗其中的污渍。整器设计合理,装饰华丽。娄睿墓出土的釉陶器,多用莲花纹装饰于器物的器座或器盖上,花瓣多呈双弧线,瓣型窄而长,且瓣数较多,是研究北齐时期器物的装饰花纹及瓷器生产工艺的最佳材料。

▲图6 北齐青瓷灯

北齐青瓷灯(图6),出土于徐显秀墓,通高52厘米,灯径18.5厘米,柄高29.5厘米,底径20厘米。徐颖,字显秀,封武安王。徐显秀墓位于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徐显秀墓先后五次被盗,扰乱严重,出土器物大多破碎,共计550余件。出土的瓷器具有北齐时代的典型特征,与娄睿墓瓷器相似,有冰裂纹。

徐显秀墓出土的青瓷灯纹式较为简单,造型简约大气,与娄睿墓出土的青瓷灯样式基本相同,结构也相同,都由灯座、灯柄及灯盏三部分构成,只是灯盏与灯柄不能插合,为一体式结构。另外,灯座较浅,灯柄上段为圆筒形,下段为锥形。底座浮雕覆莲,底边饰弦纹;灯柄平均分布弦纹与联珠纹;灯盏外壁饰莲花纹,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托举着灯盏。

从以上两盏北齐青瓷灯的装饰花纹中可以感受到佛教文化对北齐鲜卑民族产生的巨大影响,体现出了人们对佛教的喜爱与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太原市博物馆共藏有5盏北齐青瓷灯,3盏出土于娄睿墓,2盏出土于徐显秀墓。

▲图7 北齐青瓷灯盏

北齐青瓷灯盏(图7),亦出土于徐显秀墓,口径13.3厘米,底径7.6厘米,腹径9.9厘米,高5.2厘米,敞口薄唇,盘浅平,盘内有一圈弦纹,盘中心有一灯柱,圈足。这种高度较低的灯具应是放置在房间里一定高度的置物台上使用的,使用高度与人的身高相近,便于点燃灯具,也易于用嘴吹灭火焰,易于操作,方便使用。北齐时期大量生产瓷土作胎的低温铅釉陶器,是铅釉陶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环,器形主要包括各式壶、罐、瓶、盒、灯和莲花尊等。

▲图8 北齐鎏金铜灯盏

北齐鎏金铜灯盏(图8),出土于韩祖念墓,高9.6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3.4厘米。烛台口,弧腹,圈足,中央立有一柱用以插蜡烛的扦,上部有三片等距离的铜片。该器体型小巧,制作精良,应是墓主人生前的装饰之物或手把玩件。韩祖念墓位于太原市大井峪村,1982年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该墓葬出土了鎏金铜罐、鎏金铜瓶、鎏金铜香炉等20件小型铜器,造型别致。

韩祖念,字师贤,昌黎郡龙城县人。其在北齐频繁的皇位更迭中一直得到重用,应是高氏集团的核心成员。北齐灯具的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晋阳周围,这与该城的政治地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晋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尤为突出,其表里山河,东有太行作屏障,西、南有黄河天堑,北据雁门关,天险四塞,于是东魏权臣高欢决定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长居晋阳。自高欢之子高洋灭东魏建立北齐后,历任皇帝都居于晋阳,将晋阳封为别都,该地成为北齐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西汉至北齐灯具的发展变化

在中国古代灯具发展史上,汉代灯具造型各异,制作技艺堪称一流,甚至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灯具逐步走向世俗。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灯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北齐灯具古朴典雅,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西汉至北齐时期灯具的发展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使用高度的变化。汉代灯具一般高20~50厘米。

我国两汉时期的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贵族府邸,外形庞大,室内空间空旷,人们还保留着席地而坐的习俗,体位下降,所以一些常用的家具都比较低矮,作为重要生活设施的灯具也不例外③。而到了北齐时期,人们开始摆脱席地而坐的习惯,慢慢改为垂足坐,灯具放在桌子上的高度与人的视线相平齐。青瓷灯的使用高度为50厘米,与现在人们使用的台灯高度相近,尺度适宜,使用更加方便,可以充分发挥灯具的照明功能且适宜人的视觉空间。

可见,西汉至北齐灯具使用高度的变化是生活方式改变的直接印证。第二,结构上的变化。为了满足不同的用灯情况,汉代灯具制作者们创造出了多种结构的灯具,它们功能相同,特点不同,造型多变,既有简单实用的豆形灯,也有小巧便携的铜行灯,还有复杂精美的雁鱼铜灯。但不管形式如何变化,烛扦是汉代灯具普遍存在的共有特征。从汉代灯具的多样性不难看出工匠制作技艺之高超。北齐灯具造型较为简约,强调实用性,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从出土实物看,大部分北齐灯具已无烛扦,为了适应基础环境照明的需要,设计出的灯具功能也是最基本的。具体来说,既要有良好的照明功能,又要求易拆装、易清洗、易携带,这就对灯具的结构设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④。第三,不同的文化内涵。汉代人们热爱神兽,讲究祥瑞,不知不觉中将身边的牲畜和神话里的瑞兽形象融入灯具制作中,如朱雀灯、雁鱼铜灯等。这些灯具除了起到照明作用外,还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了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与多彩文化。

北朝是一个佛教兴盛的时代,当时佛教已经深入人心,被社会广泛信奉,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时代背景下制作出的灯具等器物,自然而然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佛教艺术中主要装饰纹样莲花出现于灯具中就是最好的印证。这个时期的灯具纹饰以莲花为主,北齐青瓷灯的三个部分均以莲花作为修饰。第四,不同的特点。汉代灯具座灯大多设计有导烟管,并于灯体内贮存清水,十分注重环境保护,雁鱼铜灯是其中的代表⑤。

北齐时期的器物注重实用,故以素面为主,纹饰以莲花瓣为主流。简单朴素的纹饰被青绿或绿黄色的薄釉笼罩,器物表面显得分外美丽,这种装饰效果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外来金属器及玻璃器皿的色彩、光泽效果的模仿⑥,这些均为北朝瓷器装饰的显著特点。

结语

以上这些太原市博物馆馆藏灯具代表了中国古代灯具的两个大发展时期:一是汉代的铜灯及陶瓷灯,二是北齐的青瓷灯和鎏金铜灯盏。它们的发展变化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与经济的发展,这些馆藏灯具既反映了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体现了大众审美的变化,还显示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及特点。从中可窥探出灯具在历史长河中的特殊地位,感知其对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对灯具寄予的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