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夏秋之季，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的发掘是继司马金龙墓、方山永固陵之后又一次重要发现，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陶俑，尤为重要的是一批胡俑的发现，人物特征鲜明，衣着新颖华丽，对于研究北魏平城时期丝绸之路和东西方贸易、经济、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014年云波路华宇商业中心M10，出土了3件相同胡俑。近年来，随着太原隋代虞弘墓、西安北周安伽墓的发现和科学发掘，展现出一幅幅人物形象生动，体貌特征鲜明的中亚粟特人风俗画卷，为认识和研究粟特民族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提供了实物资料，通过比较研究对于了解和认识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的胡俑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帮助作用。本文通过以上胡俑材料的对比研究，似有所得，略陈管见。

▲ 图 1

一、相貌与服饰上的粟特人象征

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胡俑的数量较少，因此对于其体形、面貌和服饰特征一直不甚清楚。以至有人把北魏墓葬中出土的镇墓武士俑，凶猛霸悍的造型，深目高鼻的形象作为胡俑的象征。其实，这只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形象，被人为夸张丑化的结果，不是我们要描述的中亚或西亚人的形象。真正的胡人俑司马金龙墓曾有出土，众多的伎乐杂技胡俑出土于雁北师院北魏墓和云波路北魏墓地M10。

▲ 图 2

雁北师院胡人俑出土于宋绍祖墓和规模较大的M2中，宋绍祖墓出土4件胡人俑，位于墓室回廊东部出行仪仗的两侧，似呐喊或鼓吹为出行队伍助威。人物体貌特征却极为一致，高额颐窄，浓眉深目，鼻梁高挺，头戴黑色圆形小帽，身着华美艳丽的紧身圆领窄袖对襟长袍，彩绘不同花纹图案，领、袖、前襟和下摆着不同颜色镶边，装饰不同花卉纹样，腰系黑带，足登黑靴，大部分袍面胯下开衩，前部小肚突出略现下坠，与此相对，后面臀部明显上翘，仅神态和手势略有差异(图1、图2)。M2胡俑位于墓室前部，外围是8个跽坐式乐俑，手持不同乐器，姿态各异作表演状，中央为长袖甩动的舞俑，从体貌特征看，额颐宽广，细美慈目，鼻梁适中，头戴黑色鲜卑帽，身着左衽交领长袍，均系汉人、鲜卑人或北方少数民族。其间表演杂技的由7件胡人俑组成，均为深目高鼻的胡人。一件俑伫立仰首，额正中有圆孔，头顶长杆，上有两个儿童正在做惊险表演，其余6件神态各异。但其体貌特征和服饰却是一致的，高额窄颐，浓眉深目，鼻梁高挺，头戴黑色圆形小帽，身着圆领窄袖长袍，点缀色调相近的团花图案，袍面胯下开衩，圆领、袖、下摆及开衩处镶边着不同颜色，腰束带，足登黑靴(图3)。云波路M10出土胡人俑3件(图4)，立姿伎乐俑，头戴黑色风帽，深目高鼻，腰系革带，肚臂外凸，袍边底部侧摆开叉，足蹬高靴(图5);缘橦胡俑，头部高高扬起，双臂弯曲叉腰，身着白色圆领窄袖长袍，红色边饰，袍身绘红色花卉图案，额正中有一圆形孔，应为顶橦之处(图6);吹横笛胡俑，身着红色圆领窄袖长袍，袍上绘有白色花卉图案，双手臂向前举至左侧肩部高度，手部半握手心相对，应在吹奏横笛(图7)。仔细对照司马金龙墓出土的胡俑，与上面描述的体貌和装饰特征相同。

▲ 图 3

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胡人俑都具有中亚、西亚民族人种特征，结构合理，设计逼真，装饰纹饰繁缛，色彩艳丽，制作工艺复杂，具有相当的难度。由此可推见，当时对此类套用有着精深的研究和高超专业化制作队伍，绝非无社会基础的个人能为。

▲ 图 3.1 〜 7

综观这些胡人俑无论伎乐或杂技表演，皆深目高鼻、高额窄颐，头戴圆形小帽，身着圆领窄袖长袍，具有典型的西域人种特征。西域居阳关、玉门关以西，包括波斯、鄯善、且末、于阗、车师、焉嗜、龟兹、疏勒、粟特诸国。据《汉书·西域传》：“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声，然大同，自晓相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北史·西域传》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可知胡人俑形象源自高昌以西诸国，即现在中亚、西亚一带。若以胡人俑所着圆领窄袖长袍等服饰，与今出土的西域诸国人物服饰资料作些对比，可以看出胡人俑与图像中的中亚人物更为接近。

▲ 图 4

下面看一下西安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对石榻围屏雕刻人物是怎样描述的。头戴虚帽，身着红色圆领紧身对襟长袍，领口、前襟、袖口及下摆饰红彩，腰束带，脚登黑靴，相同的描述达十余处之多。太原隋代虞弘墓简报也有相似的描述，如人物黑色短发，深目高鼻，身着一件红地白花的圆领窄袖长袍，下摆为白色和绿色宽边，腰系白色革带，足登一双黑色长筒靴。另据墓志，墓主人安伽来自中亚粟特地区的安国，石榻围屏的图像内容展示了粟特祆教美术的宏大场面;隋代虞弘官职为萨保，掌管来华外国人事物，石椁的雕像也具有明显的粟特美术特征。而大同北魏墓葬出土胡人俑的面部特征，如圆形黑色小帽，罩住短发，深目高鼻，和虞弘墓石椁上刻画的人物极为相似，身着圆领窄袖对襟长袍，领口、袖口和下摆饰不同的色彩，则与安伽墓石榻围屏刻画的粟特人服饰相同。据《北史·西域传》康国条下记载：“丈夫剪发，锦袍……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胡人俑，虽没有发现胡须，但所着服饰，图案新颖，色彩艳丽，应该是模仿织锦彩绘的结果。通过资料对比结合文献分析，我们初步认为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胡人俑，具有中亚地区粟特人的特征。

二、粟特人进入平城的历史背景

粟特国在葱岭以西，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自张骞通西域，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日益畅通，中西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号称“世界商人”的中亚粟特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大批涌入玉门关兴贩贸易。据容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一文，从魏晋时期开始，由于商业上的原因和粟特本民族受厌嗒、突厥、大食等势力的侵袭，促使大批粟特人向东迁徙，他们有的进入漠北突厥汗国，有的入仕北魏、北齐、北周和隋唐各级机构，有的则一直以商业民族的形象活跃在中国中古社会中。粟特人随处而居，形成聚落，一部分人继续东行，形成新的聚落。在北朝早期，大多数聚落不受政府约束，有关的记载也就很少。由于大多数粟特人信奉传统的祆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萨保即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北朝隋唐政府为了控制这些胡人聚落，设萨保府管理，把萨保纳入中国的官僚体制当中。萨保被视为流外官员，专门由胡人首领担任，北朝到隋唐的中央政府对粟特聚落的控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大约公元三、四世纪，粟特商人“多诣凉土贩货”，并在这里驻足停留，进而形成聚落，作为货物贸易的中转站。北魏太延五年(439)，太武帝拓拔焘出兵河西、克姑臧(凉州)，俘获了大量的粟特人。同年十月，“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这其中应包括为数不少的粟特人。此后由于鄯善“闭断魏道”致使“西域不通者数年”，直到文成帝太安三年(457)，“粟特王谴使请赎之，诏听焉。”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在北魏境内粟特人的数量很大，而且经过近二十年与汉、鲜卑民族之间的杂居相处，大多数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粟特王虽用重金赎取，仍有相当多的粟特人留了下来，大同北魏墓葬出土大量的胡人俑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雁北师院北魏墓葬中，五座砖室墓集中分布，自北而南依次排列，墓葬结构、随葬器物相同，其中宋绍祖墓和M2出土的陶车、陶马、陶牛和陶俑等制作及造型都极为一致，应为家族墓地。据墓志，宋绍祖为敦煌郡人，官爵为幽州刺史、敦煌公。魏晋以来，宋氏一直是敦煌的大姓，拓拔焘平北凉，以宋鹞为首的不少宋氏家族成员迁徙至平城，并且多被委任以要职，加以重用，宋绍祖可能就是此时来平城的。敦煌郡属凉州，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玉门关以东，是丝绸之路重要的贸易通道。东汉以来就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十六国时期，西凉武昭王李皓迁都酒泉，从敦煌一次性迁出2.3万户，其中居住的粟特人不下百户。南北朝时期更多的粟特人展转或聚集于此，从事贸易的同时，与当地居民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他们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随着迁往平城，把这种异域风情带到了北魏内地。据《魏书》记载，司马金龙原配妻子为陇西王、太尉源贺之女，带耳室的墓葬形制和随葬的大批甲器具装等骑兵陶俑，反映了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丧葬习俗，墓中出土的胡俑和平城其它北魏墓葬所见的胡人俑，反映了他们与粟特人之间的联系，故推测大同北魏墓葬中出土的胡俑为中亚地区粟特人。

三、乐舞中的粟特人因素

南北朝时期中亚粟特人的聚居地分裂为9个国家，以康国、安国等最为著名，俗称“九姓商胡”。他们大多喜欢音乐擅长歌舞，并借助北方民族的力量大批涌入北朝诸地，西域及粟特音乐和歌舞随着他们足迹进入内地。据《隋书·音乐志》记载：“自后魏平冯氏，通西域，因得其伎，后渐繁其声，以别(列)于太乐。”也就是说，太武帝拓拔焘时，粟特中的安国乐已传入北魏平城，并被列为太乐署中为宫廷音乐。此外，还记录了有关安国乐的一些内容，其中乐器有箜篌、琵琶、笛、箫、筚篥和鼓等。关于宫廷伎乐，当时的文献也有一些记载，仍不能知其详，而这时皇家主持开凿的云冈石窟，具有鲜明的国家政治色彩，在一些洞窟雕凿了众多的伎乐天形象。如第九窟，俗称音乐窟，为前后窟室，前窟雕凿的伎乐天，手持各种西域乐器，雕刻精美，装饰华丽，反映了北魏宫廷的乐舞具有浓重的西域民族音乐的色彩。

▲ 图 5

雁北师院M2北魏墓葬，伎乐胡人俑环绕于杂技胡俑周围，作伴奏状，胡俑均为站立演奏，手持的乐器，可能为木制，已朽失，但从手势大体可以看出所持的乐器有琵琶、笛、箫等。外围是头戴鲜卑帽，身着鲜卑袴的伎乐俑，人物形象为典型的北方民族，手势与胡人乐俑相似或相同，说明其所持的乐器也大致一样，但其姿势都是跽坐式，反映了两者演奏方式的差别，前者形式自由活泼，与北周安伽墓石榻围屏、隋代虞弘墓石椁雕刻的乐舞人物形象十分相似，手持的乐器也相同，均为站立表演，形式活泼多样，不拘泥场地和空间，随时随地可以进行演出和娱乐。从诸多方面看，雁北师院M2的伎乐胡俑表演可以说与其一脉相承。因此，我们认为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伎乐胡俑，在音乐方面有许多粟特乐或者是安国乐的因素。

▲ 图 6

此外，演奏西域或安国乐舞的场景，也经常出现在北朝时期墓葬的其它出土文物中，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石雕柱础，四角刻有四个伎乐，演奏的都是西域乐器。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橘黄釉扁壶，造型为北方少数民族，从生产工艺看是当地的产品，塑造了一幅完美的西域乐舞图，不但乐器和舞蹈为西域的，人物的体貌特征和服饰，均为典型的西域地区人种特征。说明此时民间的乐舞表演已普遍流行西域或安国音乐的成分，反映了西域胡人大量进入并于内地聚居的事实，中亚粟特人只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此后固原南郊发现的隋代史射勿墓，土葬而没有棺木，随葬品与汉族或北方少数民族墓葬不同，体现出许多粟特葬俗的特点，而唐初并州萨保府的设立和存在，进一步证明自北魏至唐粟特人由少到多，由边远地区到内地的迁徙和形成聚落的发展过程。

▲ 图 7

通过以上比较和研究，我们对大同北魏平城时期墓葬中出土的胡人俑有了更深的了解，并初步推断其为中亚地区粟特人。鉴于目前考古材料发现较少，使本文论证显得单薄无力，以致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权作抛砖之举，希望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对于研究北魏时期东西方民族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进而认识粟特民族从迁徙、聚居到与汉民族相互融和为一体的发展历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