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桥头远望，时间之河，流淌过9000年。

这座叫“桥头”的村落，浸没成时光的渡口。斗转星移，沧海变迁，安静等待着被发现的机缘。

发现，不及遇见。作为考古学者，我素来认为遗址是对我们的馈赠，说发现，总有高看自己的嫌疑。遇见桥头遗址，阐释了这种不期而遇和有所注定，如今回首这个过程，欣然庆幸之外，更多的是虔诚和敬畏。

2012年秋天，庄稼地的果蔬早已成熟，虫鸣声渐退成天边的一抹斜阳，树影下的余晖柔和、宁静，述说着平淡无奇的又一天。和往常一样，桥头村几户村民在屋旁的自留地上翻捡着晚餐的时蔬，闲谈之余他们的目光注意到地里的星星点点，一些带“花纹”的陶片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但这不足以让他们奔走相告，很可能只构成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直到义乌博物馆的黄美燕等同志在桥头村一带调查吴越史迹和古史传说，桥头遗址才慢慢走进考古人的视野，他们将有关情况报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这才有了我们亲临现场的调查和后续的发掘。

▲ 环壕遗迹初现端倪(东北角)

说我们，其实并不准确，桥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是蒋乐平先生带队完成的，我有幸参与了2014—2015年两个季度的发掘，后面的工作虽时常关注，并且与蒋老师保持交流，但几乎都不在发掘现场，这样保持距离的“观察”似乎也有好处，至少这里呈现的文字在保留客观、中立的同时，还能带有一点参与感和反思，或许能给读者“不在此山中”的体验和观感，而更大的便利是，我可以尽可能摆脱发掘者的身份和惯性，在叙述上更容易避免学术语言的束缚，并试图做到全面和生动。

按时间线索，桥头遗址的工作进程可以被清楚地分割，在还原发掘经过的同时，也能体现发掘者的思考和希望突破的重点，以及地方政府、人民群众在保护考古遗址和文化遗产上的努力和成果。

2012年的试掘，是桥头遗址考古工作的开端。这里需要先交代一下桥头遗址的周边环境，它大致位于整个桥头村的西部，遗址所在是一片自留地农田，最初可见范围不过1000多平米的小台地，东、南、北三面被现代民居所包围，西面是高差2米的断崖，断崖外3—5米有一条小溪自北向南流过。这就是桥头遗址的最初模样，并不起眼，不被关注，甚至时刻处于破碎的边缘。

坦白地说，发掘者最初并未对这次试掘抱有过高期待，这是由遗址现状所决定的，最初的设想可能只是抢救遗址的现存部分，但试掘的成果表现出很多的特殊性，虽同属于上山文化的遗址点，但我们见到了一批新器型，新器型在考古学上往往暗示时间性、地域性和人群性，例如装饰太阳纹的彩陶壶;我们也见到了一些新迹象，新迹象在考古学上往往表达空间性、功能性和行为性，例如填放磨盘、磨棒的成组灰坑。这些特征尚不足以与桥头遗址后来所呈现的意义相关联，但也确实是我们对它最初的认知。

▲ 蒋乐平等人现场踏查桥头遗址

2014—2015年，基于试掘取得的成果，我们决定对桥头遗址进行正式发掘，最开始的设想也只是按部就班地获取一批新的考古资料，无非尽可能地扩大发掘范围，意义层面我们并未找到太多抓手。但考古工作的特点或者魅力就在于，任何人都无法设定、也不能预料会遇见什么。就在14年底，遗址中心台地和外部环壕的结构特征初现端倪，我们最先在遗址东部确认壕沟的内、外沿，北部、南部虽然有一定线索，但当时未纳入发掘范围，结构并不清晰。于是15年的工作重点就是摸清环壕走向及范围，同时我们的目光也聚焦到遗址西边的断崖和小溪，探索遗址成因和形成过程是我们接下来的主要任务。

直到2016年，这项工作才基本完成，主要原因是为筹备在浦江县召开的“上山文化命名二十周年暨稻作农业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桥头遗址的发掘任务有所放缓。在此期间，我们与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开展了遗址古环境、稻作农业起源等课题，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使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桥头遗址的聚落结构也逐渐明朗，其北、东、南三面为人工挖设的环壕，西面被河流冲刷破坏，中部围合起来的台地是遗址的核心，环壕的内沿保存基本完整，但外沿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仅在遗址的东部、南部和西北角局部保存。

至此，我们对桥头遗址的整体结构和特征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对接下来的工作重心也有了新的定位与衡量。

▲ 桥头遗址航拍

但不得不说，城市里的考古项目始终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发掘本身，考古工作者其实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撑，对桥头遗址的保护充分体现了义乌市政府对于考古遗产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决心和热情。17—18年，为了在遗址周边开展调查和进一步探索聚落结构，政府部门有计划地拆除了聚拢在遗址周边的民居和厂房，投入之大可想而知。考古人员也备受鼓舞，顺着已有的线索，不断扩展和完善对桥头遗址聚落结构的认识，我们发现遗址东侧的环壕还存在一段向外延伸的通道，这表明遗址存在对外交通的可能，或者连通着更多的聚落单元，这对于从整体上认识环壕所围合的中心台地的性质和功能至关重要，而经过初步测算，略呈正方形的中心台地边长约40米，原始面积约1600平米，而现存面积可能只有约1000平米。

那么，这个封闭空间的功能是什么样的?它是什么年代建造和使用的?内部结构和功能情况又如何?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18—19年的工作重点就是聚落内部的精细化发掘，当然这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学术目标。

▲ 桥头遗址上山文化墓葬

截止目前，已有的发掘成果表明，桥头遗址主要包含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两个阶段。上山文化层分布在中心台地上，遗迹类型包括房址、灰坑和墓葬等，整体特征较为一致，呈现出缺少生活垃圾的废弃特征，以“器物坑”和墓葬为主。同时，中心台地可能存在功能分区，台地北侧以“器物坑”和墓葬为主，房址则位于台地南侧。

“器物坑”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陶器，这些陶器存在一定的摆放形式和规律，类型和数量丰富，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M44、M45是难得的保存人骨的墓葬，是研究上山文化时期人群种属、体质特征、古DNA等方面的重要资料。不仅如此，它们也都是桥头遗址留下的重要景观和历史遗产。

▲ 桥头遗址上山文化器物坑

至于环壕的年代和成因。总体而言，环壕兴建并使用于上山文化时期，在这期间，环壕内所倾倒的废弃堆积较少，或者存在有意识的清理行为，这与中心台地非生活化，可能与飨宴、祭祀的功能相一致。到了跨湖桥文化时期，环壕的功能性减弱，逐渐堆满生活垃圾而被废弃。

以上大概就是桥头遗址的发掘经历，或可看成是一个曾经亲历过的人断断续续的回顾，不一定全面，但相对真实。对于接下来的工作，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进行展望，但既然是记述，我想这份文字理应包含一些个体情感和记忆，甚至应当成为考古记录的一部分，成为遗址故事的一部分，这是考古学者的优势，我们应当努力去表达和传递这“唯一的现场感”，这是我们桥接古今的依托，是宣传考古价值和意义的最佳方式，也是实现考古公众性的最优途径。

还记得，2014年秋天我第一次走进桥头，那时它还是一片菜地，村民在上面种菜浇水、获得食物，他们在遗址上生活，我不觉得有什么新奇。2019年秋天，我再一次走进桥头，此时的遗址已经盖起了保护棚，有了新的保护规划，村民为它迁居到了新家，他们为遗址而改变生活，我突然觉得他们很伟大。

所谓古今传承与共生，我们在桥头找到了答案。远望桥头，9000年很遥远;走进桥头，它就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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