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 发表于 2014-5-23 10:10:14

青铜时代与青铜文明概念管锥 何驽(湖北荆州市博物馆)

 考古与文物 2001年第3期
青铜时代与青铜文明概念管锥何驽(湖北荆州市博物馆)  

中国的早期文明是青铜文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随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诸多学者对于中国青铜时代和青铜文化的追溯研究格外重视。然而对青铜时代和青铜文明的概念和标志等的界定稍有些含混,不利于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本文试图就这两个概念做一些粗浅的理论性概括。
一、青铜时代  郭宝钧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的《绪论》中说:青铜时代,“即用青铜做生产工具和兵器的阶段。”(2)如此,便产生出一些问题,是否偶尔的使用青铜工具便证明进入了青铜时代呢?铜礼器的使用是属于什么时代呢?显然,郭宝钧先生的定义不够全面。
  随着早期金属制品的考古资料丰富了我们的认识,我们认为所谓“青铜时代”是指一个文化或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明显地依赖于青铜制品,而不是偶然地使用和制造铜器。青铜时代可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高级阶段就是青铜文明阶段,下一节详论。青铜时代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青铜器基本限于世俗的日常生产生活及军事领域,而没有进入到礼制领域。
  多数学者一致同意冶铜术的出现同青铜时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就仰韶文化时期的个别铜制品的孤例,“我们还不能以此作为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的根据”(3)。龙山时代,尽管红铜、青铜、黄铜制品以及冶铜遗迹的出土比仰韶文化时期增加了许多,然而,除了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以外,河南龙山和山东龙山文化的铜器仍然是零星的,不成组合的,尚不足以证明青铜器在两地龙山文化的社会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至多可看作向青铜时代过渡,而尚未真正进入青铜时代。
  那么,进入青铜时代的物质标志究竟是什么呢?从理论上说,青铜器应当在社会生活中比较经常地运用于比较程式化的行为之中。所以,青铜器的出现就应当是有比较固定的组合套路,有比较固定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Context)(4)。本着这一原则,通过考察中国的青铜文化,我们认为,进入青铜时代初级阶段的标志是,就本文化总体而言,青铜器应当以比较固定的工具套(tool—kits)、兵器套和装饰套的定式组合套出现。工具套多为刀、锥、钻、斧、凿等组合。兵器套多为戈、钺、大刀、矛、剑、簇等为组合。装饰套最具有土著特色,一般为耳环、指环、泡、镜组合。多数青铜器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为墓葬,而不是随机存在。按照这个尺度,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甘青地区齐家文化(5)以及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6)和甘青地区火烧沟文化(7)等均有比较固定的普通器具套,存在背景关系以墓葬居多,无疑进入了本文化青铜时代的初级阶段。
二、青铜文明  明确了青铜时代初级阶段的概念后,对于高级阶段即青铜文明阶段的理解就很容易了。这一阶段是指青铜器不仅已经进入日常生产生活和军事领域,而且必定以铜礼器的形式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发挥精神支柱的作用。表现为青铜容器和乐器按照本文化的礼制构成相应的组合套(8),为维护该政体的社会统治秩序效力。青铜礼器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超过了青铜器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青铜礼器比较固定的存在背景关系大多为墓葬和祭祀遗存(祭祀坑或窖藏)等。各文化区不同的礼制,造就不同的铜礼器组合套、各异的祭祀行为以及相应的各具特色的存在背景关系模式。如长江中游湖南、湖北地区商代晚期土著青铜礼器以尊、大铙、鎛钟为主要礼器套,辅以鼎、卣、爵、觚(9)。存在背景关系多为一至两件瘗埋于祭祀坑的形式。但由于祭祀地点多系随机选定,其存在背景关系便存在着较大的随机性。然而在根本上并不妨碍其祭祀礼仪功能。据此标准,中国最早的青铜文明当属中原的二里头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铜爵和斝是中国最早的铜容器,也是最早的铜礼器组合。其后的商代青铜文化、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10)、鄱阳湖地区的吴城文化(11)等也无疑皆进入了青铜文明时代。
  青铜文明退化问题,是我们以前不甚重视的一个问题。以商代晚期晋陕高原青铜文化为例,其石楼—绥德类型的前身在早商阶段系生活在长城以北鄂尔多斯草原的朱开沟文化,当时已经步入青铜时代初级阶段(12)。由于晚商时期当地气候环境的变迁(13),该文化的一支进入晋陕北部高原农业区,形成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石楼—绥德类型,成为中原商王朝的北方劲敌──方(14)。在同中原商王朝的战争交往中,方也接受了中原商王朝的部分礼制。他们不仅大量掠夺中原的铜礼器(李伯谦先生判定的A群),而且还自己仿制少量铜礼器(李伯廉先生判定的B群),并且基本照搬中原的觚、爵、斝、鼎的组合套路随葬在墓葬中。足见,此时以方文化为代表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步入了青铜文明阶段。然而,西周以后,随着这支草原青铜文化退出晋陕北部高原农业区,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又回落到以普通用具套占主导地位的青铜时代初期阶段(15),铜礼器退出了其社会舞台。这意味着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未能保住它曾经拥有的青铜文明,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综上所述,青铜时代与青铜文明是有比较明确物质标准的两个概念。偶尔使用了铜器并非一定意味着进入了青铜时代,更不一定说明步入了青铜文明。因此将中国青铜文明的界标无限制地向早期推延,未免失之偏颇。我们在实际工作和研究中,首先应准确把握住一个文化铜器组合套及其存在背景关系模式,方能比较客观地判断该文化是否进入了青铜时代初级阶段或青铜文明。此外,青铜文明的衰退问题及其原因,也十分值得充分注意和深入探讨。

注 释(1)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页115。
(2)郭宝钧:《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版,页1。
(3)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
(4)何驽:《迈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华夏考古》1999年1期,页95—107。
(5)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3期。
(6)同注(3),页2。
(7)同注(3),页4。
(8)我们之所以用“组合套”一词而不简单地使用“组合”一词,原因在于,在一些青铜文化中,铜器并非象中原那样成组合瘗埋,多为单件或两件同类器瘗埋。可是从重复的存在背景关系模式中,我们又能够体会到该文化总体的铜器组合套路。这种现象在长江中游地区商周时期青铜文化中表现尤为突出。
(9)王恩田:《湖南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与殷人南迁》,《第七次中国考古学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页112—126;王崇礼:《湖北江陵岑河八姑台出土商代铜尊》,《文物》1993年8期。
(10)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5期。
(11)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版,页218—230。
(12)同(3),页3—5。
(13)据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研究生李海容博士论文分析,此时鄂尔多斯草原的气候有一个寒冷干旱的突变,该地区无法生存,大约是方强行进入晋陕北部高原的主要动机之一。
(14)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青铜文化归属》,《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版,页169—181。
(15)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责任编辑: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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