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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 左都御史 发帖时间: 2011-11-25 16:15:15|帖子热度:4831 |关键字: 张国刚, 隋唐, 五代, 唐史, 五代史 楼主
  总结本世纪20世纪中国隋唐五代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既需要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又需要能具体地点出各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作品和前沿性的问题。我主编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曾经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对本世纪以来隋唐五代史研究史做了一个基本的描述。而目前唐史学界更组织了一大批力量进行世纪性的全面总结。限于学历与篇幅本文只是就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研究情况做一简单的回顾与反思。

  一 概 观


  尽管人类编年符号的更替并不一定与学术发展的规律同步,但是20世纪确实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学术知识体系建立与发展的时代。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去整理国故,是五四以后学术发展的主流。其主要特征不外乎陈寅恪所概括的“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8-2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就隋唐五代史断代研究而言,本世纪初叶仍然带有比较明显的旧的时代特征。据统计,1900-49年发表的隋唐五代史论文约1100篇,著作不下150种。前30年内发表的论文不多,主要是考证性文字。其中史籍考订41篇,其他考证文章24篇,论述性文章仅8篇。人物研究的文章涉及近150人,绝大多数为文学人物,政治、学术人物仅10%。最能体现这个时期的时代特色的是西域考古学论文。黄文弼、向觉明(达)等介绍了西域考古的新收获;罗振玉、蒋斧、王仁俊、刘复等刊行了敦煌残卷;韩儒林翻译介绍了西方学者对突厥三碑的研究成果。1937年以前,主要局限在考史、补史方面,包括运用新材料如西域出土文献所做的考订。30年代起,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些唐史学者,运用西方新的理论学说,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使唐史研究出现了别开生面的格局。

  无论从哪方面看,30-40年代的隋唐五代史研究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是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一个高峰。社会经济史和财政史的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代表性的著作是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以及他与陶希圣合著的《唐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5)等。代表性的论文有叶芷荪“隋唐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第2卷,1934)、吕振羽“隋唐五代经济概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等。《唐代经济史》以其新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当时重要的报刊如《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中国社会经济集刊》等都发表了书评。《食货》双周刊在1933年创刊后发表了许多关于唐代经济史和财政史方面的论文。该刊发起了唐代经济史讨论,将论文汇编成集出版;也翻译和介绍了不少日本学者的经济史著作。从此以后,租庸调、两税法、均田、庄园、漕运、邸店、盐铁、茶税、钱荒等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唐代经济史、财政史经常涉及的课题。

  在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史方面,陈寅恪“元白诗中俸钱问题”(《清华学报》10/4,1935)、刘樊《五代的幕府》(《食货》5/1,1937)、桑伯华《汉唐间地方行政区分的演变》(《天津益世报·食货》27,1937/6/8)是比较早的论文。抗日战争以前对于隋唐五代重大政治事件、政治思想和重要军政人物的研究成果并不突出。少数评点式的论文仍然可以见到,如马其昶“唐代藩镇论”(《民彝》1/4,1927)。但是大多数成果都是考证性的文字或史料编纂性质的作品,如孙诒让“唐静海军考”(《国粹学报》5/9,1909)、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连载于1930-1931年的《东北丛镌》)等。这些都仍然反映了传统的研究方式。这个时期比较引人注目的讨论是刘盼遂、朱希祖、陈寅恪等人关于李唐先世氏族的研究。陈寅恪关于李唐氏族的意见,后来在40年代出版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集中的体现。在社会史研究方面,30年代广义的社会史内容很丰富,除了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外,还包括妇女、婚姻、家庭、宗族和社会制度等方面。董家遵“唐代婚姻制度”(《现代史学》1/1-2,1933)、黄现璠“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13,1934)等等是其时的代表作。

  本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前期是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其主要标志是出版了多部断代史作品,从1955-1965年10年间出版了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7)、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三联书店,196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二两册(人民出版社,1965)。显然,这对于隋唐五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对于促进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断代史著作的内容和体例各有特色。岑著《隋唐史》基本上是札记性质,吕著《隋唐五代史》则以史料丰富见长,这两位史学家都属于三十年代就发表作品的本世纪的第一代唐史学者,其著述体例或语言风格,都比较多地保留了传统方式,因此迄今的重版和再版,是对其学术价值而不是对其断代史编著体例的肯定。范著作为通史中的一个部分姑且不论,其他几部断代史基本属于大学教材性质,它们开创的这种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农民战争几大板块来介绍一个断代的历史,比较容易吸收五十年代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样写出的断代史成为模式之后,便很难容纳社会史、历史人物的活动和典章制度等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缺陷便日益暴露出来。从这个角度说,不久前完成的白寿彝《中国通史》就是试图纠正这一偏向。

  “文革”前隋唐五代史研究也受到“五朵金花”讨论的影响,主要是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讨论和农民起义问题的讨论。学者们认真地翻检了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来探讨均田制究竟是什么性质?如果是国有土地所有制,是否排除了地主土地私有制?如果不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它到底真正实行了没有?隋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末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人们认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提出的口号具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相信农民起义用暴力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大批官僚地主以后,便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劈了道路。因此,人们开展了对隋唐五代时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或者称号的研究。对于唐太宗李世民时代的“贞观之治”,也有学者从隋末农民起义给统治者的教训,统治者被迫采取“让步政策”去进行说明。

  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隋唐五代史研究飞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文革”后的最初几年,史学界拨乱反正,致力于清除极“左”路线思潮影响。隋唐五代史研究领域,也在反思“影射史学”中的武则天研究,清理批儒评法中对隋唐历史人物的评价。许多学者出于补偿心理,埋头致力于具体历史课题的研究,史学的反思停留在对“文革”史学的批判的表面层次。由于“文革”前唐史研究在浮泛的概念层次上的讨论居多,沉潜的实证研究开展不足,也给历史研究工作者留下了很大的空白。制度史的钩沉索隐,政治史的探幽发覆,经济史的推陈出新,社会史的异军突起,文化史的别开生面,在在都显示出80年代以来隋唐五代史学界的活跃局面。敦煌吐鲁番研究吸引了相当一批优秀的唐史研究者。从个别文书的校录、考释,到文书涉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最需要实证、需要细密工夫,它与唐史研究互相借重,相得益彰( 参见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刊《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比较重要的断代史著作有章群的《唐史》(1958,1980)三卷,以叙事详实受到称道。王寿南《隋唐史》(1989)为台湾地区的大专教材。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990)有110多万字,非常详尽地叙述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基本历史事实,于文化部分着墨较多。最近完成的白寿彝主编的12卷本《中国通史》隋唐五代部分篇幅更大,而且采取了综述、典制、传记的新体例,但各部分水平参差不齐。武汉大学3-9世纪研究所主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出版了18辑,始终保持着以考证资料、疏释史实为主的办刊风格。史念海主编的《唐史论丛》已经出版了七辑。新江主编《唐研究》已经出版六卷,并以其严整的学术规范受到学术界好评。大陆、台湾、香港编辑的有关唐史的会议论文集有多种。《唐研究基金会丛书》截止2000年也已经出书15种。台北文津出版社推出了数十种大陆学者唐史方面的博士论文和学术专著。

  相对唐史而言,隋代史和五代史的研究成果要少多了。隋代断代史目前还只有韩国磐《隋朝史略》(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和金宝详等的《隋史新探》(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后者带有专题研究的性质。五代史方面有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前者概述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历史事实,后者则带专题性质。国别史著作有杨伟立《前蜀后蜀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任爽《南唐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3)、诸葛计与银玉珍合撰《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隋唐五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把握和认识它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阶段。

  中外史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唐代或者说唐宋之际中国社会曾经发生了重要变革。大多数意见认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标志。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均持此看法。也有人把这种变革放在唐宋之际(胡如雷《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个别学者否认唐宋之际变革说,却又肯定陈寅恪《论韩愈》中说的唐代前期结束了南北朝相承的旧局面,唐代后期开启了赵宋的新局面的看法(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第508页;《“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收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前两种观点虽然有细微的差别,但如果把唐代后期的变化看成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则基本上是一致的(日本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第10页)侯外庐谈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变化,也是在比较长的时段上考察问题。见《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收入《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

  问题是怎样来看待唐代前后期或者说唐宋之际的变化,其主要表征是什么?金宝祥反对“把均田制的破坏作为划分唐代历史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唯一标志”,认为决定这一变革的,“是世族所有制的瓦解,而不是均田制的破坏”,“唐初以至开天之际的主要历史内容正是世族地主所有制向庶族地主所有制的转化”(金宝祥《论唐代的土地所有制》,《唐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金先生的主要立论根据是世族地主的庄园制才是主要的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不应该过多地重视均田制。前引胡如雷、侯外庐的论文则着重从农民起义口号上去分析“唐中叶以前和以后有着鲜明的不同点”,认为前一时期“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后一时期则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由于“中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生产力提高了,土地所有权形式和土地占有关系以及地租形态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且因而引起封建制社会内部上层建筑的变化,如九等户等级制代替了九品制等(前引侯外庐文,第285页)。唐长孺及其弟子牟发松教授突出地强调唐朝的南朝化倾向,认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具体说来,“是指十六国北朝以来逐步形成、后来为隋唐所继承的一些有别于东晋南朝的制度因素随着唐代社会的变化渐次消失”。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已越过北朝的迂回而重新回到魏晋南朝以来的正常发展轨道。对于中古历史的这种理解,既表明了中唐前后历史发展的衔接性和连接性,具有划阶段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说明了这种阶段仍然是封建社会内部发展阶段,是封建社会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86页;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以下各节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分别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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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 左都御史 发帖时间: 2011-11-25 16:15:43|帖子热度:4831
沙发
  二 经济史

  鞠清远、陶希圣合作的《唐代经济史》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对于经济史的许多细节问题也有精湛的论述,它提供了后来学者讨论唐代经济问题的基本范围,包括庄田、草市、行会、色役、资课、漕运、客户、邸店、柜坊、飞钱等等。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是作者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该书论述了隋唐社会经济承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发展与变化,但对鞠清远《唐代经济史》提出的许多具体课题,并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50、60年代的经济史研究也受到学术界论战风气的影响。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4)提出了均田制未曾认真实行,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邓氏否定均田制实行的重要根据之一是敦煌户籍中各户已受田数远低于应受田数,而且两者的比例又各不相同。说明所谓均田令只是一纸空文。韩国磐、胡如雷、乌廷玉等则提出反对看法,其强有力的论据之一正是敦煌户籍中既然写明已受田、应受田和未受田,而且符合均田令的数额规定,就说明均田制曾被推行,只是受田不足而已。于是,围绕着均田制是否实行和均田的土地所有制性质,从1955年开始在《历史研究》等报刊上展开了热烈讨论。

  80年代以来关于均田制的研究又有了新进展。宋家钰的有关论文及专著《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通过对户籍法的研究发现均田令实际上是国家关于土地占有最高限额的规定,户籍上的已受田就是来自祖业的私田,它们被划分为口分田与永业田,是为了按照田令审查民户土地的继承和转让的合法性,性质上都是私田。王永兴《论唐代的均田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2)及有关论文也认为均田制是国家对私田的管理制度。他的《关于唐代均田制中给田问题的探讨》(《中国史研究》1986-1)提出了冬季授田主要给欠地丁的问题。从一个方面坐实了均田令的实施和土地授受问题。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肯定均田制的国有土地性质,但是他通过对四至和自田的考察,认为永业、口分田之外仍然存在私田。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提出均田制下的永业田和口分田具有国有和私有两重性质的看法,认为封建国家对于民户土地的登记即所谓簿籍授受也体现了国家对于土地的某种所有制关系。宁波天一阁藏宋《天圣令》发现后,戴建国就已佚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中的田令进行了专门研究(《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对传世的唐令可以作多方面的补正。

  邓广铭《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63-6)反对把唐宋的庄园比附成比较独立的经济共同体的看法,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发挥了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中关于唐代庄园只是一处地段的观点。韩国磐等则持相反观点。讨论一直继续到“文革”以后,1979年吴泰发表《论唐宋文献中的“庄园”》(《历史学》1979-4)基本上对这个问题做了总结,即唐代的庄园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共同体。

  在唐代土地制度的讨论中,也涉及到一些十分具体的问题。如敦煌户籍中的“四至”和自田的性质问题,韩国磐认为自田既然写在户籍的四至中,就不会是政府不知的私田;侯绍庄、胡如雷、杨际平都认为自田就是私田;张维训则提出自田包括均田和私田,但是自田的增多反映了籍外私田的发展趋势。又如吐鲁番文书中的部田和常田问题,国内学者大体有三种看法,即认为部田是休耕之田,部田是瘠薄之田,部田是部内之田。有关论文在此不具引。

  研究中还涉及到职田、屯田和营田问题。一般不认为它是均田制的组成部分,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把职田作为官府财政问题来处理。屯田和营田是唐代官府土地经营方式。黄正建《唐代前期的屯田》(《人文杂志》1985-3)、《唐代后期的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4)在六十年代郑学檬、乌廷玉有关论文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关于租佃制的问题,沙知《吐鲁番佃人文书里的唐代租佃关系》(《历史研究》1963-1)通过对佃人文书的统计分析,得出自耕小农私田出租多于官田出租的结论,不同意韩国磐官田出租较私田为多的看法。唐耕耦进一步探讨了租佃关系的多样性(《关于唐代租佃制的若干问题》,《历史论丛》5,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冻国栋《唐代的小农经济与经营方式管见》(《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认为唐代的小农经济经历了一个从自耕农经济向佃农经济变化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也随着而由前期向后期转化。

  农业的研究涉及到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工程、耕作技术和作物种植与栽培等问题。汪篯估算出唐代实际耕地面积在800~850万顷(《汪篯隋唐史论稿》)。胡戟研究唐代粮食产量后认为平均亩产为一石。李伯重在《唐代江南的农业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及有关论文中认为江南水稻产量约每亩三石,稻麦复种则达四石。学者们还论及隋唐时代的水稻产地、茶叶产地、丝织品及纺织品的地理分布问题。个别论文还讨论了唐代林业种植、渔业生产以及花卉业、蚕桑业、畜牧业和农民副业问题。利用敦煌文书和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研究区域经济特别是河西地区、敦煌地区、关中地区、江南地区和河北地区等经济生产的论著也很多。

  手工业领域的重要著作,早期的有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新生命书局,1934),近年有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魏明孔《隋唐五代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等。鞠著一般地讨论“官工业的组织”、“私工业的组织”、“私工业成品销售方式及流动资本之考察”、“工业种类与地域生产”、“工业的行会”等问题;张著论述采掘与冶炼(包括探矿、选矿、矿冶、石油与天然气等)、铸铜、铁器制造、兵器制造、金银制造、建筑、造船、纺织(包括丝织、麻织、毛织、棉织)与印染、陶瓷、制茶、制盐、粮食加工(碾磑、酿酒、制糖)、漆器、制纸与印刷等十四个行业门类的生产状况,资料比较丰富。魏书的重点不在手工业的各个部门,而是着重研究了手工业的类型和管理体制和手工业者身份,手工业在南北经济中比重的变化,手工业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和,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以及与其时科学技术发明的关系。

  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三秦出版社,1992)广泛搜集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唐代丝绸的生产与产量、在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当时丝绸技术与品种工艺,建树颇多。卢华语《唐代桑蚕丝绸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侧重于讨论唐代蚕桑丝绸业的产地分布、丝绸的图案特色以及丝绸的用途等。杨远(台)《唐代的矿产》(台北,学生书局,1982)对于矿业生产与分布、陈衍德与杨权合著《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对于盐业产地与制盐技术、陈明伟《唐宋饮食文化史》(台北,学生书局,1995)与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于餐饮业及食品加工业都有详实的论述。季羡林的《糖史》及有关论文是制糖业研究的重要成果。一些论文还涉及造船业、航海业、酿酒业等。

  商业与货币。三十年代陶希圣等已经发表过《唐代管理市的法令》、《五代的都市与商业》、《唐朝的货币》、《五代的货币》(均见1935-36年(《食货》)等论文。近年冻国栋的专著《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论述了商品与市场、流通与资本、管理与经营等商业问题。前举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介绍了国内商业、边境互市和对外贸易三种商业类别。货币金融的研究集中在钱货兼行、估法(虚估与实估)、除陌钱、飞钱、公廨本钱等。重要论文有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币兼行”》(《历史研究》1961-1)分析了唐代绢帛与铜钱同时流通的原因;卢向前《唐前期估法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指出时估的制定及其对民间交易的约束作用;李锦绣《唐代后期的虚钱实钱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9-2)认为唐代后期的虚估是企图挽留实物货币的措施;陈明光《唐代“除陌”释论》(《中国史研究》1984-4)指出“除陌”不仅是交易税,还是一种货币支付方式,即中央政府财政支付中每贯扣除若干钱;除陌也是一种流通方式,即铜钱在流通过程中不足一贯准许按照一贯使用。全汉升《唐代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3)至今仍不失为重要论文。王仲荦《唐西陲物价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5,1992)鸠集了敦煌文书中关于生活价格的资料。

  鞠清远等30年代已经在《食货》上发表了关于研究四川蚕市、岭南墟市的论文。最近10年来论述农村集市的论文有牟发松《唐代草市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4),他在《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第四章对于草市和城市都有专门讨论。傅宗文的专著《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第一章介绍了宋以前草市的历史梗概。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对于中古时期的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也做了集中的叙述。

  财政史研究。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讨论税收与财务行政问题,奠定了后来学者研究唐代财政史的基础。近些年出版的三部断代财政史:蔡次卿《隋唐五代财政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概述隋唐五代时期的财政制度;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修订本1999)试图从财政预算的角度把握唐代财政制度及其变化;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广泛征引敦煌吐鲁番文书和文献资料,以百万字的篇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唐代前期的财务行政机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等问题。属于财政专题史方面的著作有张弓《唐代仓廪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5)、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三秦出版社,1991),探讨的是财务工作中的仓廪与国库的出纳管理。王永兴《唐代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探讨了唐朝前期财务行政监督问题。吴丽娱《唐后期五代财务勾检制探微》(《唐研究》第6卷,2000年)认为唐后期尚书比部的财务勾检完全不存在,新的勾检体制在三司内部形成,御史台作为财务监察部门也实际参与了财务勾检工作。

  赋税与徭役。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赋税和徭役问题,赋税包括租庸调、地税户税、资课勾剥、两税法、工商税杂税、土贡进奉、和籴和买常平仓义仓等;徭役包括力役、杂徭、色役、和雇、兵役。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由杨际平撰写的第一编第五章、郑学檬撰写的第二编第一章论述隋唐五代赋役制度,简明而精到,吸收了前人成果而间有新意。有关论文对于租庸调与户等的关系、与均田制的关系展开了讨论。但是意见最为分歧的是关于户税地税与两税法的关系问题。或谓户税起源于唐初定户等时,或谓起于隋朝,或谓户税分大小税,其起源也不一致。关于建中元年施行的两税法的内容,大多数学者赞同鞠清远《唐代经济史》两税即户税与地税的观点。但是,是以户税为主,还是以地税为主,抑或根本就不包括田租斛斗,学者的看法很不一致,主要原因是唐代后期关于两税法施行的实态的资料非常有限。

  资课是唐代赋役制度中比较复杂的问题。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指出资课是官民皆纳的代役钱。李春润《唐开元以前的纳资纳课初探》(《中国史研究》1983-3)、《略论唐代的资课》(《中华文史论丛》1983-2)首次提出纳资与纳课的区别在于身份性,开元前纳资是有官资的人纳钱代替色役,纳课是课口纳钱代役。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则认为区别在于纳资与纳课的用途不同。张邻、郑学檬曾分别考察了唐五代商业税收。陈衍德对于盐铁茶酒专卖制度发表过系列论文,吴丽娱近年对盐政也有精到的研究。

  关于徭役制度。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徭役问题。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12)和《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是关于唐代前期的色役制度的重要论文。唐长孺、张泽咸、杨际平、程喜霖、吴丽娱对杂徭、杂任、兵役与差科等也发表了很好的研究成果。杨际平《唐代前期的杂徭与色役》等论文也论及唐代两税法时期的徭役问题,但是讨论得并不充分,专门论文有陈明光《试论唐后期的两税法改革与“随户杂徭”》(《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4)。李春润《庸值的构成及其实质和特点》(《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庸值是封建超经济强制下戍力(征戍所付出的劳力)或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费用的社会平均值,因而也反映着农户范围内的中等人家的生活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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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政治史

  政治史一般被理解为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历史。就这一点而言。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无疑开创了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新时代。他用关陇集团的形成和演变来说明北朝隋唐的政治纷争,认为西魏北周迄于隋唐,统治集团的核心都是宇文泰入关后形成的关陇贵族。这种用地域分野解释党派斗争的观点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六十年代曾经在《历史研究》等杂志上开展过关于唐初政权性质的争论,其中有人用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矛盾来分析问题。文革后一般都用士庶之争来解释唐初至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斗争,但是黄永年认为,无论用地域差别,还是用士庶分野来解释唐朝的党派矛盾都是求之过深。黄永年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陈寅恪建立的唐代政治斗争系统几乎逐一做了翻案文章。黄永年讲得很直白,西魏北周时期,其统治区域的核心是关陇地区,统治集团的人当然只有关陇人,也只能执行所谓“关陇本位政策”,但是北周灭齐,隋朝灭陈后,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死守关陇人的旧框框。根据他对“太原元谋功臣”和“功臣实封”名单的分析,认为李渊、李建成和李世民等在用人上没有关陇或山东的殄域之见。(《唐代史事考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

  人物始终是政治史研究的热门。目前、隋高祖、炀帝、唐高祖、太宗、武则天、玄宗都有传记出版,而且大多数人的传记还不只一种。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对于杨坚的开皇政治和统一事业作了充分肯定。胡戟《隋炀帝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认为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试图描述一个精力充沛、改革勤政的政治家形象。牛志功《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充分肯定了李渊在建唐过程中的功绩,纠正了史书中美化袒护李世民的偏颇。袁英光、王界云著《唐太宗传》、《唐明皇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1987);赵克尧、许道勋合著的《唐太宗传》、《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1993)都以文笔流畅、取材精审、评论允当而受好评。胡如雷著《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4)及有关论文对唐太宗的局限性与贞观之治的背景条件也注意加以分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唐帝列传”(少数二帝合传)。这些传记试图以帝王的一生来展示一个时代的重大历史活动,虽各有所长,但是总体说来,学术含量欠足。

  唐代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对武则天的评价最为复杂。陈寅恪《论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1)提出武则天代表山东集团的观点,胡如雷《论武周的社会基础》(《历史研究》1955-1)不同意用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矛盾解释当时的政治斗争,认为武则天实际代表的是中小地主集团的利益。这个看法得到吴泽等的响应。六十年代初经过郭沫若用戏剧的形式为武则天翻案,武则天的正面形象终于占了主导地位。武则天研究甚至在“文革”中成为“影射史学”的一部分。因此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就有熊德基《武则天的真面目》(《社会科学战线》1978创刊号)等全面否定武则天的文章出现。此后,关于武则天的论文、传记和讨论会都有很多,绝大部分论著都象胡戟的《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1986;陕西师大出版社,1998)一样,肯定了武则天时期的成绩,也指出了她的酷吏政治的残酷性。胡如雷《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1)纠正了他原来认为武则天代表中小地主或庶民地主的观点,认为武则天并没有自觉的阶层意识,她对上层集团严刑重罚,对下层民众基本实行“无为”政治,即所谓“上法下道”。

  近年出版的《薛仁贵》(黄约瑟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李光弼》(马驰著,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是两位杰出军事家的传记。《薛仁贵》澄清了关于传主的一些粉饰和迷雾,力图通过薛仁贵的事迹展现唐代前期军事外交的历史。《李光弼》通过描述一个有契丹血统的蕃将的身世与战功,再现了中唐平定内乱那场血雨腥风的斗争,并且从“光弼现象”分析了唐代蕃人汉化的基本历史特征。田居俭《李后主新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以优美而略带伤感的笔调叙述了南唐李煜作为绝代才子和薄命君王的一生。

  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从盛世走向了衰弱。关于这次事变的原因,陈寅恪曾经从种族和文化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河朔地区大量的蕃胡内附,安禄山等人成为胡族的首领,种族和文化上的矛盾导致了战乱的发生和割据局面的形成。五十年代以来,大多数著作都从民族压迫、阶级矛盾和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对比的失衡以及边疆节度使权力的过重来进行探讨。西方汉学家蒲立本早就论述了安禄山的粟特人血统,最近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通过仔细分析各种记载,确认安禄山及其亲密从属有祆教的宗教信仰,安禄山以祆教的“光明之神”自居,对于参与叛乱的胡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

  唐代藩镇曾经被看作是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表。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大部分藩镇在大部分时间对中央的态度是恭顺的,跋扈割据只发生在特定时间(如德宗贞元间和僖宗以后)与特定区域(如河朔地区)。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进一步把藩镇划分为不同类型,这些类型根据其功能和地域特点分别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王援朝提出藩镇的类型应该划分为长期割据型、一度割据型、京东防内型、西北防边型、南方财源型。(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也有一些文章对武宁镇、忠武军、宣武军等个别藩镇做了专题研究。(参见刘建伟《唐代武宁镇的依附性和游离性》(《徐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周宝珠《隋唐时期的汴州与宣武军》,《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黄清连《忠武军:唐代藩镇个案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3分册);于式《唐宣武镇始末》(《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何灿浩《唐末地方动乱的新特点》研究了唐朝末年地方动乱的新特征,即动乱的主体力量由以军士变成了刺史和军将,动乱的地区也以州为主。地方独立化的趋势在明显增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他的《唐末方镇的类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2000)研究了黄巢起义后方镇的四种形态。

  牛李党争与宦官专权。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首先用党派之分来解释牛僧孺、李德裕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岑仲勉《隋唐史》等论著力主李德裕无党,旧史“牛李”的李指李宗闵。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提出牛党为进士科出身的庶族地主的代表,李党(以李德裕为首)是门荫出身的门阀士族地主的代表的看法,实际上是对陈寅恪观点的进一步引申。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6)以对藩镇的态度来划分牛李两党阵营,认为在公卿显官集团、豪强大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级中,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政治代表,他们与中小地主结盟,反对藩镇割据,从而与代表豪强大地主政治利益的牛党发生冲突。此文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学者力图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解释党争的研究思路。王炎平《牛李党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仔细考辨牛李党争中的人和事,认为李德裕父子并未结党,并且把牛李之争定性为“朋党乱政和李德裕反朋党的斗争”,可以说是岑仲勉观点的引申与完善。傅璇宗《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也是研究牛李之争的重要著作。最近丁鼎发表《牛僧孺年谱》(辽海出版社,1997)及有关论文,主张为牛僧孺辩误,认为李德裕也结党。与周建国扬李抑牛的观点不同(周建国《李德裕与牛李党争考述》,《唐研究》4,1998;及对《牛僧孺年谱》的书评,《唐研究》6,2000)。

  关于宦官。王寿南(台)《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1)概述了宦官内侍省的组织以及宦官权势的演变,分析了宦官获得和维持权势的原因及其政治影响。张国刚《唐代监军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1981-2)考察了唐代宦官监军的组织与职能及其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微妙影响。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丛稿》,中华书局,1989)勾勒了唐代中叶以后15个主要由宦官担任的内廷使职的职掌。牛志平《唐代宦官年表》(《唐史论丛》2,1987)表列神策中尉和枢密使与地方监军人选,资料尚可增补。葛承雍《重评高力士》(《人文杂志》1984-1)试图客观地评价高在玄宗朝政局中的积极作用。杜文玉《高力士家族及其源流》(《唐研究》4,1998)以1983年出土碑文为线索,对高力士的家世作了考索。唐代中后期政治史研究中还有“永贞革新”问题,“甘露之变”问题,大多与宦官擅权问题有关。

  农民战争。李斌城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隋唐五代十国》卷(人民出版社,1981)概述了这个时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的情况。该书与王永兴《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张泽咸《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都可以看做是50、60年代以来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79)注意分析战争前的阶级状况和战争后的社会变动,力求避免就事论事的描述。方积六《黄巢起义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则致力于考证起义过程的一些细节。诸葛计试图从军事学上探讨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

  五代的政治史近年来也有不少论文发表。郑学檬《关于石敬塘评价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83-1)认为割让燕云十六州是国内民族间的疆界问题,不能视为卖国。谭其骧、孙祚民等对此提出了反驳。这种争论的关键不是史实问题,而是基本的历史理论问题。对于论者一向垢病的冯道历仕唐、晋、汉、周四朝的“气节”问题,也有论文指出他有为官清廉的一面,他成为不倒翁与割据政权更迭频繁的历史特点有关。任爽《南唐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3)及有关论文分析了南唐党争的地域特征,认为不同地域集团(包括土著和侨寓的分野)围绕各种利益在政治和经济方针上都表现出了对立与斗争。关于周世宗,学者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肯定他改革的成绩和为统一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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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政治制度史

  关于政治制度史的研究,30、40年代的主要成绩是资料疏释和整理,代表性作品有吴廷燮《唐代藩镇年表》以及岑仲勉对郎官石柱题名、御史台精舍碑、翰林壁记等的考证文字。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主要从文化史的意义讨论隋唐礼乐刑政主要源于南朝的梁陈和北朝的魏齐(其中包括中原文化在永嘉之乱后移存凉州者),而不是一般所想象的西魏北周。70年代以前出版的力作则有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严耕望对唐代尚书省及其职权的研究、陈仲安《唐代的使职差遣制度》(《武汉大学学报》,1963第1期年)都有一定影响。这个时期大陆没有通论性的政治制度史著作,台湾地区出版的若干部政制史,总体水平都不高。

  70年代末叶以来隋唐五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职官、军事、法律等方面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就总体情况而言,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制度史的历史学研究,也就是说,主要把政治制度史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学而不是政治学的课题来进行描述和考释。这在职官制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对唐代官制的一些基本内容做了简明的概述,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分中央官制、地方官制、选举制度、俸禄制度四章,主要是梳理了迄今的研究成果,同时在使职差遣、九品中正制度等问题也做了较深入的探究。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指出唐代中央有皇帝御前决策、政事堂宰相会议决策等不同层次的决策形式和运行机制。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论述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在魏晋南北朝的酝酿、隋代建立、唐初发展成熟和唐五代遭到破坏的历史过程。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唐研究》3,1997)对三省体制作出了新的探讨。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研究了从三省制到翰林学士、枢密使和中书门下组成的新的中枢决策体制的变化。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试图从行政学的角度,探讨隋朝及唐初人事结构、权力运作及其与政治演进的关系。赵永乐的两本论文集对唐五代宋初变革时期的内廷机构做了多方面的探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1994)

  前已提及的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从官制方面看主要研究了尚书都省和财务系统对文书的勾稽检核工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全面论述了御史台及其属官的监察职能,并且列表揭出了大夫、中丞和三院御史的任职人员与年代。李锦绣《唐代直官制》、《唐代的视品官制》、《唐代的勒留官》、《唐代“散试官”考》所探讨的都是过去治官制者比较忽略的一些问题,反映了作者的敏锐和读书的细致(《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叶炜《试论隋与唐前期中央文官机构文书胥吏的组织系统》(《唐研究》5,1999)梳理了都事、录事、主书、令史、书令史、府、史等胥吏的结构体系,颇有新意。

  科举与选官制度。科举制度起于隋,还是始于唐?一般的论著都说起于隋。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历史研究》1983-2)提出进士科创始于唐,引起一些商榷(金旭东《〈科举制起源辨析〉之商榷》、周东平《关于科举制起源的几点意见》,均见《历史研究》1984-6)。但是最近仍然有人认为,从科举制度的特征看,应该起源于唐代(王丽君《科举制度的重要特征及其起源标志探究》,《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8年第6期)。吴宗国《唐代科举制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在考证制度基本内容的同时,对科举制度的运作作了精湛的论述。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在详细介绍隋代及唐代贡举及武举制度的同时,还用专章讨论唐贡举制度对儒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对韩国和日本的影响。翁俊雄《唐代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1)试图揭示唐代科举考试科目、内容、生源、风气与授官情况在前后期的演变。大多数论著都肯定科举制度在选拔优秀人才、冲破门阀制度上具有积极作用,任爽《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历史命运》(《历史研究》1989-4)则分析了盛唐知识阶层因为科举而与统治集团同流合污,丧失了独立的批判能力,为专制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任士英《唐代流外官研究》(上下篇分别刊于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对流外官的设置与铨选初步作出了系统的钩稽。对散官问题人们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宁欣的《唐代选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参见刘后滨书评《唐研究》第3卷, 1997)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少数有价值的专著之一。

  军事制度与军事史。唐长孺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代西域地区的军事问题。(《唐代差兵文书跋》,见《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唐先天二年军事文书跋》、《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并见《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参见张国刚的书评(《唐研究》第一卷,1995)运用同样的方法对于唐代前期战争动员状态下的军队及其集兵、作战制度做了深入的研究。他最近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所出躺带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虽然主要是对文书的考释,但是涉及关于府兵、兵募、健儿等兵制的一些细节,颇见功力。王永兴的论文集《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主要研究了河西、北庭、安西、朔方等节度使的军镇设置,对出土文书中涉及军制的内容也进行了疏释。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对唐代军事警报系统——烽堠的研究系统而详尽。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府兵、兵募、健儿、防丁等兵员的研究以及对北衙六军、神策军、藩镇军队体制及其出征制度的探讨。王援朝对于唐代兵器和兵法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推出的多卷本《中国军事通史》的隋、唐、五代部分占有四卷,不仅比八十年代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史》篇幅要大,而且其按照断代分卷的方法与后者按专题内容(如兵器卷、兵制卷)分卷的方法也不同。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视野比较开阔,不仅讨论了马政,还广泛地论述了马政与边防、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卢向前、王冀青则利用出土文书研究了交通通讯用马的问题《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1986年第2期)。

  法律制度。法制史的研究是历史学和法律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倪正茂《隋律研究》(法律出版社,1987)对隋律制订的背景、内容和阶级本质、历史地位进行了专门探讨。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以论文集的形式讨论唐律的制作年代、社会基础和阶级本质以及唐律的渊源与内容等。韩国磐《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也部分地论及隋唐的法律问题。它们与程树德早年的《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一样,都是典型的运用历史学方法研究法律制度的著作。乔伟《唐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上篇主要研究唐律的立法原则,下篇探讨《唐律疏议》中规定的犯罪种类和诉讼程序,是典型的法律学研究方式。台湾的戴炎辉六十年代在《法学丛刊》、《法律评论》等各种杂志上发表20来篇论述唐代各种法律和刑罚的文章,并出版了《唐律通论》(台北,正中书局,1964)、《唐律各论》(台北,三民书店,1965)。9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王立民、钱李群等在《法学研究》、《法学》、《比较法研究》等专业法学刊物和学报上也发表许多从法学角度研究唐代法律的论文,出版了《唐律新探》(王立民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钱李群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唐代行政法律研究》(钱李群、艾永明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等著作。与历史学家主要擅长文献和史实的考订与说明不同,从事法律研究的学者力图运用现代法学概念和范畴去梳理古代法制史内容。关于治安、贪污、自首、狱政以及审判监督机制、刑讯责任制度、刑事起诉制度和刑事审判制度、经济立法、商事立法、市场立法等专门的法律问题,近年也都有论文发表。刘俊文《唐代法制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是其多年研究唐代法律的总结性成果。

  礼制研究。高明士在发表《从律令制度论隋代的立国政策》之后,又把《隋代的制礼作乐》作为隋代立国政策之二来探讨(分别见《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1;《隋唐史论集》,香港,1993)。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和《沙洲傩礼考》结合敦煌文书的研究,提出了唐代后期礼的日用化和世俗化的重要论点,这两篇文章的扩展,加上对《大唐开元礼》与敦煌书仪以及高昌祭礼的研究,构成了其专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中的《敦煌礼论》篇的主要内容。最近他又发表了《王涯与中唐时期的令与礼》(《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详细讨论了王涯对礼和令的改革,认为改革的失败象征着盛极一时的礼和令已经走向“后开元礼”和“后开元令”时期。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例述》为中国文化中的礼、法合一论提供进一步的具体论证(分别见《北京大学学报》1983-5、1984-5)。任爽《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2000)论述了唐代吉凶兵嘉军五礼的一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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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社会史

  社会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发展历程。30年代陶希圣、董家遵、陈鹏等就发表了不少研究唐代社会生活史的论著。5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论著是凤毛麟角。80年代以后才又东山在起。徐庭云《隋唐五代社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是此时期的综合性著作。

  社会结构。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1936)第一章“阶级”划分为“贱民”、“娼妓”、“劳动”、“贵族”、“坐食”,反映了30年代学者对社会结构的看法。韩国磐的长篇论文《隋唐五代时期的阶级分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就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贱民等级的情况做了一般论述。张泽咸的专著《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参见刘健明书评,刊《唐研究》第4卷,1998)对唐代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具体分析。他对衣冠户、寄庄户、客户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所提出的乡村上户、乡村次户与乡村下户等概念用以分析乡村社会构成具有新意。

  对于社会各阶层的研究以对士族和庶族的研究最为充分。唐代士族研究中的分歧的主要症结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士族、什么是唐代士族的理解有偏差。如果说唐代士族只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的遗存,那么他们政治势力在总体上的衰落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有些家族通过科举制等保持了高官厚爵,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的得官途径已不同于前。如果把唐太宗修《氏族志》和唐高宗、武后修《姓氏录》中的人物都算做唐代的士族,那么对于唐代士族的内涵、特征及其政治势力当然会有另外的估计。目前还没有详尽全面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但毛汉光的系列论文及《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不仅从总体上讨论中国家族和士族的演变,而且对崔卢李郑王等山东大族著房问题和瑯琊王氏、兰陵萧氏、吴郡陆氏等展开了个案研究。宋德熹对关陇集团中的代北家族、卢建荣对彭城刘氏家族进行了探讨。最近大陆学者也陆续发表了对赵郡李氏、河东裴氏和北方张氏(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城南杜氏(濮阳房)等著名家族的研究论文(王力平《中古濮阳杜氏家族的变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这些个案研究无疑将深化人们对隋唐时代士族的认识。王晓丽《唐五代拟制血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第一次对唐五代时期拟制的血亲关系做了系统的讨论。

  对于士人群体的研究也受到关注。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列举了二百余士人在山林寺院读书的事例(主要是中唐以后)。宋大川《略论唐代士人的隐居读书》(《史学月刊》1989-2)、任爽《唐代隐士流变略论》(《学习与探索》1991-6)、齐涛《唐代隐士略论》(《山东大学学报》1992-1)论述了唐代隐士行为模式的多元发展。王永平、郑学檬、魏良弢分别研究了隋、唐和五代时期江南的士人群体的文化特征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沉浮》,《历史研究》1995-1;郑学檬《唐代江南文士群体初探》,《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1995;魏良弢《南唐士人》,《江苏社会科学》1995-5)

  关于农村劳动者。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关于乡村次户、下户、自耕农、佃农和客户的论述仍然是我国学者最系统讨论农民的成果。张泽咸理解客户除了客籍户外,还有地主官僚的寄庄户,认为五代时期正式出现了主客对称的局面。唐长孺《唐代的客户》(《山居丛稿》,中华书局,1989)则基本将客户限定在客籍户的范围,认为两税法前,客户是浮寄户,两税法后,客户无论附籍与否,基本上都是无资即无地户,他们与其他贫人一起成为地主田庄上的合法的直接劳动者。但是一旦造籍入户,客户就成了土户。因此土客之分也就是土著与外来之分而非有产与无产之分。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4-3)则认为,唐代后期已经发生了土客对称的变化,客户指无地户,主户为有地户。

  关于唐代商人阶层。研究者普遍注意到唐代后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有人指出其社会地位提高的有限性。姜伯勤《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历史研究》1990-3)从市籍制松弛的角度探讨了商人地位的变化问题。傅筑夫、姜伯勤讨论了唐代行会和行人问题,张弓研究了唐五代的商业活动中的中介者牙人。杨德泉《唐后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市民等级的成长》(《扬州师院学报》1959-3)试图从上中下三个经济层次来把握唐代城市市民阶层的构成及其特点。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2)主要从职业特点上来说明唐代城市居民的构成。

  关于唐代工商业劳动者。唐长孺认为唐初沿袭过去的制度,手工工匠有番役制、世袭制和征发制。唐代后期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减轻,纳资、和雇等新制度逐渐普遍化(《魏晋至隋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晋南北朝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魏明孔《浅论唐代官府工匠的身分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4)侧重对官府工匠的身份、待遇及其变化的探讨。马德《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分“研究篇”和“史料篇”,他辑录了25类工匠的史料及其不同的技术级别“都料”、“博士”、“师”、“匠”、“工”,对其身份和生活状况也做了论述。朱雷、程喜霖对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农奴型“作人”和商业雇佣关系中的“作人”做了精审的研究(朱雷《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程喜霖《唐代过所文书中所见的作人与雇主》,《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1990)

  关于唐代下层劳动者以对贱民的研究最有特色。部曲、客女、工户、乐户、官户、杂户、奴婢和寺观人户都有文章论列。部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是对资料的理解,如《唐律疏议》中的关于部曲的条文是前朝的遗制,还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早期的说法一般认为部曲是人身关系很强的农奴,安史之乱后的私人武装也称部曲。后来的论文基本上认为唐代前后期部曲的身份和含义有所变化,即唐前期部曲也许有从事生产者,但身份不是农奴,唐代后期部曲大多指作战将帅的扈从。李靖莉《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从研究吐鲁番文书中的部曲得出结论说,在内地部曲逐渐绝迹时,西州却由于作人的转化和奴婢的放良而有相当的存在。朱雷《〈唐律疏议〉中有关“部曲”法律条文的现实意义》(《中国前近代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根据对吐鲁番文书的仔细探究,认为唐代部曲客女根据实际需要也会用于农业劳动;逐渐消亡中的部曲客女之所以仍然存在唐代法律条文中,是因为现实中有不少身份接近的贱口,仍需要继续按照前朝法律来比附处理。

  研究者大都认为唐代“贱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随着纳资代役等的普遍推行逐渐趋于减轻或消失。关于奴婢问题,唐代奴婢究竟是奴隶制的残余,还是封建社会必然的现象?实际上不涉及对资料的理解,而是取决于对“理论”的接受。孟昭庚《唐代的奴仆问题》(《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用“奴仆”的概念来说明唐代奴婢的性质,认为唐代奴婢有向佣仆过渡的趋向,达官贵人的佣仆有的实际上是党羽和鹰犬,不能以一般奴婢视之。李天石发现中唐以后奴婢出现了雇佣化的趋势,认为这是商品经济活跃和雇佣关系发展的结果(《试论唐宋时期奴婢的雇佣化趋势》,《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唐宋时期典身性质的变化及其意义》,《历史研究》1993-3)。至于寺观依附人户,早在三十年代何兹全就指出寺院领户具有农奴性质。这一基本看法迄今没有根本变化。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等研究成果使人们对于寺户、梁户的认识更加具体、系统和深化了。他还研究了寺户等向常住百姓的演变,认为这反映了寺户制度的衰落。张弓《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中国史研究》1984-2)注意到中唐后以世袭贱口为基本成分的寺观依附阶层的没落时,大批良口却依附于寺院,他们即所谓“枝附”,认为枝附是晚唐社会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寺观依附人户。“博士”在敦煌文献中特指有技艺之人。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认为敦煌寺院中的博士包括独立手工业者的雇匠和依附寺院的手工业者,后者包括寺户和常住百姓。谢重光《净人新探》(《社会科学战线》1991-2)讨论了这一用以指称寺院依附人户的外来名词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而逐渐消失的历史过程。

  关于僧尼的研究。郝春文的新著《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不仅论述了敦煌地区从俗人到僧人的过程和程序,而且详尽讨论了该地区僧尼生活方式、财产关系、宗教活动和收入以及僧尼的遗产处理和丧葬问题。但很少有论著专门从社会史角度研究道士和女冠的生活。

  关于隋唐五代家庭的研究,30、40年代的论著大多从法学、社会学的角度立论。例如陈鹏(鲲化)是学法律出身,他的《唐宋时代家族共产制度与法律》(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第12卷第1、2期,1934年1月)、《唐律继承法研究》(《法律评论》第15卷第3、4期,1947年7月)讨论了唐代家庭财产共有及继承问题的法律意义。近年邢铁《唐代的遗嘱继产问题》(《人文杂志》1994-5)、《唐宋时期的立嗣继产问题》(《河北师院学报》1994-3)考察了家庭财产继承的具体手续和程序。魏承思《唐代家庭结构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等论文认为简单个体家庭是唐代普遍的家庭结构。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也有一章专门概述家庭问题。冻国栋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比较细致地统计出唐代西州的家庭平均人口为4-5口,沙洲大约为5口左右,与内地差别不大(《唐代人口研究》第6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杨际平、郭锋、张和平合著的《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统计了敦煌文书中资料比较完整的126户家庭情况,得出核心家庭占52.4%,主干家庭占16.7%的结论。该书还对家庭的功能、家族生活及家庭与家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婚姻关系的研究比较热门。陈鹏从30年代就开始撰著的《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定稿于1957年,基本依据文献资料讨论古代婚姻制度。董家遵的30年代在中山大学《社会研究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研究唐代婚龄、离婚、收继婚等。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文史》第3辑,1963,收入《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7,收入《唐五代写本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迄今仍然是研究唐代婚姻礼俗的重要论文。向淑云《唐代的婚姻制度与婚姻实态》(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牛志平《唐代婚丧》(三秦出版社,1996)都用了约10万字的篇幅比较全面地介绍唐代婚姻关系中的各方面问题。牛志平的著作及有关论文还力图通过探讨唐人婚姻观念、心理和风气来挖掘唐代婚姻文化中深层社会因素。谭婵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在汇录了敦煌婚姻关系文献与壁画的基础上,讨论了敦煌地区唐代婚姻制度、婚姻类型、婚姻仪式和生育与离异问题。

  与婚姻相关的是唐代妇女的研究。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日文版,岩波书店,1999)是目前为止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妇女的专著。作者鸠集零散资料,对唐代各阶层妇女的基本面貌、生活状况和各方面的业绩,做了系统论述,揭示了唐代妇女的特殊风韵。赵超《从墓志看唐代的婚姻状况》(《中华文史论丛》,1987-1)利用墓志材料考述了唐代妇女的婚姻与社会生活。陈弱水《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史语所集刊》68/1,1997)利用墓志材料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到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关系。张国刚《墓志所见唐代妇女生活探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分析了有关唐代妇女婚龄、育龄、生育密度等方面的一些资料。

  关于社会生活。早期关于社会生活史的论述主要有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和傅乐成的论文《唐人生活》(《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近年出版的臧嵘、王宏凯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综合前人成果对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做了概括的介绍。李斌城、李锦绣、张泽咸、吴丽娱、冻国栋、黄正建合著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近50万言,是迄今最系统翔实的关于这一时期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风俗礼仪等社会生活的著作,许多章节是作者专门研究成果。刘毅《唐三彩所展示的唐人社会生活探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以唐代两京等地历年出土的三彩瓷器为基本资料,结合唐宋文献,勾勒了唐代服饰、宅园与家具、娱乐活动与丧葬制度等社会生活史内容。

  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及所发表的系列论文比较细致地考察了唐人日常物质生活的几个主要方面,内容大体与他执笔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有关部分相同。前举陈明伟、黎虎关于饮食文化史的著作外,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运用农学及营养学的相关知识,也讨论了魏晋隋唐间烹饪技术与饮食文化问题。近来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杨希义《唐人饮食与饮食文化》(《周秦汉唐研究》1,三秦出版社,1998)、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研究》第4卷,1998)等,后文通过韩愈展现了贞元长庆时期一个官僚士大夫生活水平和生活习俗的主要内容,是一个成功的个案研究。关于饮茶风气或者茶文化,韩金科等结合陶瓷茶具和法门寺文物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周峰《中国古代服饰参考资料(隋唐五代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把服饰风格分为隋—盛唐、中唐—五代两个不同的时期,介绍男女服饰的流行情况,并配有大量图录和文献资料。段文杰等根据敦煌壁画主要讨论了当时妇女的衣装和化妆的演变。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分上下两篇,上篇的诸篇论文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讨论唐代的车马革带、幞头和妇女服饰等,下篇为《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全文校释。

  居室与家用器具的研究由于资料的限制研究有一定的难度,有关论文大多依据于考古资料和壁画材料。李知宴关于唐三彩生活用具的研究(《唐三彩生活用具》,《文物》1986-6)、韩伟关于唐代金银器的研究(《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都作出了重要成绩,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讨论了唐代金银器及其与西域地区的文化关系。

  关于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研究涉及到庄园、社邑、寺院、行会、城市、市镇、乡村等问题。但是总体上说,从经济史、宗教史、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者居多,而把这些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史课题研究的很少。

  宁可《述“社邑”》(《北京师院学报》1985-1)在国内比较早地讨论到这一课题,认为唐五代时期佛社和从事经济互助的社邑在前代的里社衰落时发展兴盛起来。他的学生郝春文研究了这两类社邑与寺院的密切关系;研究了社邑活动中受到儒佛两种文化影响的情况;研究了社邑活动中的春秋座局席是每年二月和八月的社祭、欢宴活动,而不是日本学者那波利贞说的社人参加寺院的俗讲活动。他们合作的论文《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活动》(《首都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认为丧葬费用的浩大是促使唐后期五代宋初民众结社互助的原因,文章讨论了丧葬互助的具体办法。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3)通过分析天宝六载到大历四年的敦煌籍帐,认为大量残破家庭的出现,家庭生育、感情、保障和教育功能的破坏和丧失,是群众自发组织社邑互助的重要原因。宁可、郝春文合撰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收录社邑文书345件,为该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念海《隋唐时期的交通和都会》(《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系统地考察了隋唐时期政治都会(京都和陪都)、经济都会(扬州、益州和开元十五道采访使治所)以及沿边沿海城市等的地理和交通情况。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2)概括了城市布局和坊市格局的变化。与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等历史地理学家利用考古资料对唐代城市建筑和坊市布局进行研究不同,宋肃《唐代之长安研究》(台北,大立出版社,1983)则试图探讨唐代长安的市民生活。黄新亚《消失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从外来文化(“胡风”)的输入、城市布局设施、市场的繁华与活跃、科场的士子与求学的少年、佛教信仰与佛寺文明、节日与休闲活动等方面描述了以首都长安为典型的城市生活情况。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分为岁时节日、都市民俗、妇女生活习俗、文人士子风貌、神灵崇拜与巫术禁忌、民间文学与技艺六个部分叙述唐人的精神生活。武伯伦《唐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第三辑,1963)是少有的一篇研究城市郊区的论文,他试图从出土墓志及有关诗文中说明长安市郊的田园别墅的风貌和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以小说笔记等为资料讨论了长安的治安、消防、文化和人文景观。

  寺院作为宗教性社会组织也受到学者的重视。30年代何兹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就论证了佛教寺院是一个很完备的教会组织。80年代他重新研究佛教寺院问题,在《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中国史研究》1982-1)论述了寺院内部的财产关系,包括寺院财产(三宝物)的借用、出贷、僧尼的膳食供给、赡待道俗的开支办法等。谢重光有多篇论文研究中国佛教寺院,讨论了寺院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其内部的经济活动。张弓的近著《汉唐佛寺文化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煌煌八十万字,是迄今篇幅最大的中古佛教寺院文化的研究专著,共有九篇。 “寻蓝篇”根据高僧传、正史和后世方志的材料列举了汉唐寺院分布情况,介绍佛寺型制的演变。“造设篇”论述寺院的营造者(檀主)、营寺动机、寺院的命名及其文化意义和寺院营造体现的人天和合的景观。“基壤篇”寺院的经济来源和寺院经济。“僧伽篇”僧尼仪制、寺院规约、僧官制度和僧伽管理。“科门篇”论述佛经翻译、义林宗派、禅宗佛寺、佛门律学和声呗之学。“妙相篇(上下)”概述寺院和石窟绘画造像区群及其艺术成就。“文苑篇”写僧人撰写或与寺院有关的人文著作和文学作品。“艺技篇”写佛教乐舞、戏弄以及与僧人和寺院文化有关的书法、茶道、医药与历算。“辅世篇”论述寺院与世俗社会的有关问题,如岁时节令、寺学外藏以及寺院停寄纳客、悲田济贫、护生营林的功能。如此宏篇巨制,有作者长期深入研究的心得,也有综合概括前人成果之处,反映了作者试图全面地展示中古佛教寺院文化内涵的努力。

  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人口统计与分布、人口迁徙和人口寿命等问题。30年代《食货》曾发表易曼晖《唐代的人口》(第3卷第6期,1936)、黄仙谷《唐代人口的流转》(第2卷第7期,1935)的论文。前文利用一般史料讨论唐代户口分布、人口政策和唐后期人口南迁问题;后文分“移民”、“流徙”、“战争影响”和“逃亡就食”四个方面论述当时人口流动情况。8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口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对旧史记载人口资料的考证。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主要对《旧唐书·地理志》贞观十三年大簿的户口数进行考订;《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5)则对天宝十二载户口情况进行考订。他的论文集《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也收入了多篇考察唐代人口问题的论文。其中关于唐代人口的职业构成的文章立意颇新;关于《通典·州郡门》的户口系年,认为应该是开元二十九年的户口数,与通常认为的天宝元年的看法相左。冻国栋的专著《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开篇也对人口记载进行了考订。该书重点研究的问题还包括隋代户口数字的增长、唐代人口的升降、唐代人口的分布、唐代人口的迁徙和唐代人口的结构等,是迄今最深入地研究唐代人口问题的力作。近年来区域人口问题的研究引起学者的重视。陈勇发表了《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3)、《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4)等论文。杜文玉等撰写的《五代人口数量与分布》(《延安大学学报》1989-2)可以说填补了该时期人口研究的空白。古人的年寿由于资料的匮乏很少有人研究,李燕杰《唐人年寿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首先从碑传资料中辑录出唐人年寿资料,制为总表,然后在几乎没有前人成果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运用统计学和抽样分析的方法对唐朝人的平均寿命以及各阶层人士的享年及其原因进行了考察。总之,人口研究虽然改变了过去从属于户口制度、赋役制度或者土地制度等相关课题的状况,在80、90年代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但是由于资料的限制和理论的不足,真正从人口学上探讨隋唐五代人口问题的论著还是十分有限的。
考古中国 左都御史 发帖时间: 2011-11-25 16:18:12|帖子热度: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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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

  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异彩纷呈的领域。早在本世纪初叶丁谦就在浙江图书馆出版了关于隋唐五代正史“四夷”传的考证文字。1949年以前关于民族史的论文约有60余篇,其内容大多是关于史实的概述和文献的考订。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1928)、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卷13,1933年)、韩儒林《边陲石刻跋文译丛》(《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文革前有关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资料的介绍,关于民族团结、和亲问题的论述。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个时期民族史研究的论著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专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卢勋、萧之兴、祝启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大汉族主义情绪。文革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璆、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昇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烺《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昇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论文发表。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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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文革”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珮《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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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21世纪的青年学子不可能走从小记诵经史子集的老路。当前要想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秀的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检索手段。香港学者与武大等内地学者在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们还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汇编》所附人名索引错误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还要象编《元史语汇集成》那样,将文献中的色役、资课、除陌、斋郎、行署等等语汇编成“唐史语汇集成”。总之,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将更多的史籍电子化,是我们今后应该大力倡导的一项重要事业。此外,还要把那些资质优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学历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里来,要想在艺术、诗歌、宗教、礼乐、经籍等文化史领域里有所成就,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灵气甚至天赋。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许多,而前者的社会回报率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到一个付出很多而回报率较低的行业来,无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与历史研究最为密切的学科是考古学和古文献学。敦煌吐鲁番学既属于考古学,又属于文献学,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分离的状况应该改变。过去少数治敦煌吐鲁番的学者不太熟悉唐代基本文献资料,而许多治隋唐五代史的学者不太熟悉敦煌吐鲁番文书,随着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日益书籍化,相信其文献价值会更便于治唐史者利用,而许多敦煌吐鲁番学家也将从文献校录的基础工作中脱身,从而有利于隋唐五代史研究与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合流。

  隋唐五代毕竟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横断面,期待有更多的唐史专家兼通宋史。唐代后期的许多变化是在宋代才显露出来的,宋代史籍中的一些关于唐史的资料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史学观念的更新也会带来新领域的开拓,诸如隋唐五代民众的宗教意识与宗教信仰、社会思潮等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还有家庭史、疾病史、舆论史、森林植被史等有待拓展。有些已经有研究成果的领域,如社会史、人口史、经济史、文化史,还需要摆脱就事论事、一味堆砌史料的叙述与写作方式,寻求新的叙事框架、范式与结构。为此,要加强与海外学术同行的交流,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选题意识,也许是能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一部面目不同于50、60年代出版的同类著作的新的隋唐五代断代史的出现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一旦我们能够从中国古代史的通史角度来审视隋唐五代的历史发展,一旦我们的史学观念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一旦各个专门史研究有了比较大的突破,那么新的隋唐五代史综合性著作的问世便会水到渠成。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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