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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 左都御史 发帖时间: 2011-12-1 10:34:47|帖子热度:3944 |关键字: 河北, 涿鹿, 传说, 黄帝城, 黄帝 楼主
  在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北的台地上,有一座古城遗址,残存的城墙从城外看仍然有十几米高,城墙上整齐地排列着夯筑城墙时固定夹板的插孔,城墙底部宽约10多米,顶部宽约3米。古城呈正方形,城墙间长宽约500多米,当地人称它为黄帝城。

  古城内早已被开垦成了农田,几十年来,让当地百姓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他们在耕地时经常发现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这些石头明显带有人工加工的痕迹,有的像铲子,有的像板斧,这些石头是干什么用的呢?还有那些残陶碎瓦,更成了当地农民耕作的障碍。所以每年播种的季节,他们都要用耙子先将这些石头砖块清理一番,多少年过去了,好像总也清理不干净。同时,当地人都盛传古城里有宝物。这种传说,是源于五堡村村民李增怀的祖上,解放前在古城里发掘出几麻袋银锭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

  考古队经过勘查,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确定了几个点开始挖探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发掘,从古城里发现了许多古代人使用的生产和生活用具,生产工具有:石镰、石磨棒、陶纺轮等;而属于生活用具的有:陶豆、陶罐等。同时在城内中部的塌陷处还发现了板筑墙,板筑墙的厚度约20公分左右,在城内北部还发现了许多砖瓦碎片。根据这些发现,考古队于1957年11月3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了一条消息,这在中国考古界和历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篇消息的标题就是《在“黄帝城”遗址里发现的……》。专家们根据古城里出土的文物初步判断,这座城,也许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古代涿鹿城——也就是当地百姓传说的黄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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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涿鹿城,这是一座怎样的城池呢? 相传它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的都城。如果这座城真的是黄帝的都城,那么史学界苦苦找寻的华夏文明的根就有了源头。

  王北晨,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为了揭开帝黄、炎帝、蚩尤的历史之谜,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就曾多次到涿鹿县考察。他根据史料记载,在涿鹿大地上寻访黄、炎、蚩时代的历史遗迹。如今他虽然已经去世了,但他留下的这篇《涿鹿、阪泉、釜山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王北晨教授经过查阅大量的历史典籍发现,《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全国只有一个涿鹿县,位于上谷郡内。上谷郡,就是今天河北省宣化县,宣化县距离涿鹿县仅有40公里。当时上谷郡的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张家口市。查上谷郡由来已久,战国时属于燕国的管辖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仍然设上谷郡。到了汉代,同样沿袭了秦的旧制。

  赵育大,原是河北省涿鹿县文化局局长,王北辰教授几次到涿鹿县考察,就是由他陪同的。十几年来,赵育大对黄帝、炎帝、蚩尤的历史之谜作了深入的研究,对王北晨教授的学术观点,他是认同和赞赏的。

  特别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他在总结了历代的史书典籍之后,根据山川水道的位置,对黄帝的各处史迹记载得更加准确完整。郦道元在《水经注》第十三卷漯水篇的涿水条下记载:涿水出自涿鹿山,东北流向,经涿鹿县故城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并在涿鹿山下建起了都城。涿水向东流又与阪泉水合,然后折向东北汇入漯水。漯水,就是今天的桑干河。

  上世纪80年代初,王北晨教授对《水经注》的这一记载,曾多次到涿鹿县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中他了解到,尽管过去的一些地名有所变化,但当地的水系、山川基本未变。因此,他在五万分之一的现代地形图上,标画出了当地的水系与古迹图。

  但是,也有专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涿鹿故城,从黄帝以后,到了春秋时期,在长达2000多年时间里不见史书记载,直到公元前320年才在《竹书纪年》里提到。据《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320年间,燕国攻打赵国,围攻浊(涿)鹿,赵武灵王亲率大军前往浊(涿)鹿救援。这里说的浊鹿,就是汉代上谷郡的涿鹿县,这也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第一次出现浊(涿)鹿这个地名。而司马迁撰写《史记·五帝本记》,是在公元前91年,也就是说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距离黄帝时代将近3000年。在这近三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涿鹿这个地名是怎么被传承下来的?又如何确定这座古城就是黄帝城呢?要回答这些疑问,只有一种科学手段,那就是借助考古发掘,做进一步的探索。

  1997年3月,河北省文物局,根据31名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要求,委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涿鹿故城再一次进行考古发掘。李珺受命担当这次考古发掘队的队长。

  史书记载和百姓传说,都认为涿鹿古城就是黄帝城,1957年的考古发掘报告也这么认为。但是,李珺担心,这次发掘如果找不到黄帝时代的遗物该怎么办呢?

  李珺肩负着这样一个重大的使命,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将十几个人分成几个小组,一部分人在外围进行调查;一部分人在城内逐片逐段地对古城进行全面地会诊,甚至对古城的每一个角落也不放过。经过几天勘查他们发现,古城内外由于村民们开垦种植了庄稼,古城遗址损毁严重,许多有价值的考古信息也遭到了破坏。尽管如此,考古队在十几天的调查中,仍然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在古城东发现了一些战国时期的文物;但在古城南下七旗村附近,也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和细石器。

  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年左右。据此李珺初步推测,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战国,涿鹿古城附近都有人类生活和居住。这在当地一些民间人士搜集到的文物中也可窥见一斑。特别是逐鹿县炎黄文化研究会提供的一件文物,它的完美程度,让考古队着实感到惊讶!

  这件文物经专家鉴定,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叫石钺,距今约5000年左右。钺,在古代是王权的象征。但是,像这个钺似乎很特别,它的一端是龙的头,而另一端则是鸮的脑袋,按照赵育大的分析,这也许就是黄帝时代的权柄。

  考古队根据十几天来调查摸底了解到的情况,经过综合分析认为,要弄清涿鹿古城的起始年代,也许只有通过考古发掘,才能还原它的历史面貌。他们经过研究决定,在城内的东北部选择地层保存比较好,土层堆积比较厚的地方布置探测点,分别在具有代表性的八个区域挖八条探沟,探沟面积根据土层结构而定,大小不一,从6平方米,到20平方米不等。通过钻探及发掘,根据地层所反应出来的情况,古城隐藏了几千年的秘密渐次地呈现出来。他们通过地层的切面分析,最上面的耕土层厚10-30厘米;在耕土层下面是战国时期的文化层,即灰土层,这是当时人们生活留下的最直接的证据,灰土层厚达60多厘米。

  特别是在第八探坑里,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古代墓葬,这一发现使考古队喜出望外。这座墓的墓葬形制是土坑竖穴墓,墓坑长约2.5米,宽约1.5 米,深2米左右,墓里的随葬器物略显简单。但墓里随葬的三件陶器,却引起了考古队的重视。因为,在这三件陶器中,有一件陶鼎。

  李珺根据墓葬里出土的一鼎二豆的器形、材质和纹理图案判断,这座墓应该是战国时期的墓葬。墓主人是男性,死亡年龄大约在30-35岁之间。他究竟是王,还是贵族呢?

  李珺经过查阅历史典籍发现,在战国时期,涿鹿归赵国管辖。《竹书纪年》里记载,公元前320年,燕国起兵攻打赵国,首先攻打的就是赵国的北方重镇涿鹿。赵武灵王得报以后,亲率大军从邯郸出发,长途奔袭500多公里,前往涿鹿抗击燕军,燕军被迫撤退到了勺梁。从赵武灵王对涿鹿的重视程度看,涿鹿对于赵国来讲是极其重要的,不然赵武灵王不会亲自带兵,从首都邯郸出征救援。那么,当时镇守这座城池的将领又是谁呢?

  李珺判断,这个墓里出土的陶鼎,很可能就是一种象征,或者是代表一种希望,希望死者来生称王显贵。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考古队获取了大量的出土文物,李珺通过对这些出土文物的研究和分析,确定这些文物大部分是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因此,他初步判断,这座城在战国和秦汉时期,也许就是它的兴盛时期。但是,它究竟建于何时,从这些出土文物里却无法找到答案。要寻找这座城起始年代的证据,就得到它的关键部位:城墙里去寻找。

  几天来,李珺围绕着城墙进行仔细地观察,有一段西城墙已被当地村民挖去了半边墙体,在城墙裸露出的剖面上,李珺发现了夯筑城墙时留下来的穿柱孔,夯层一层一层的十分明显。同时,还发现了许多镶嵌其中的陶片、动物骨渣和料浆石等遗物。因此李珺分析,当年夯筑城墙的添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就地挖掘的生黄土,另一个则是前人生活遗留下来的灰土。

  但是,仅凭这些信息和目前所掌握的情况,仍然难以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因此,考古队在总结了前一个月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地思考,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解剖城墙。通过解剖城墙,揭开这座古城隐藏了几千年的历史真相。

  涿鹿古城,位于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北的台地上,当地人称它为黄帝城。为了弄清楚这座城究竟是不是黄帝城,1997年3月,河北省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队对涿鹿古城进行发掘。考古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和发掘,出土了一些战国到秦汉时期的陶器。但是,对于这座城的起始年代仍然没有一个科学的结论。因此,考古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解剖城墙。通过解剖城墙,揭开这座古城隐藏了几千年的历史真相。

  涿鹿古城成正方形,长、宽约500多米,城墙底部宽约10米,顶部宽约3米。但是,由于历史久远,风蚀雨淋杂草丛生,如不仔细辨认,一般人很难看出这曾经是保护一方安宁的高墙壁垒。加之人为的破坏,四面的城墙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为了彻底弄清楚这座古城究竟是不是黄帝城,考古队决定,在保存比较完好的西城墙南段开一个探方,希望通过这次发掘,解开史学界几十年来对这座古城的种种猜测和疑惑。

  考古队经过20多天的发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从夯土的土质结构看均为黄土层。但是,黄土层里面却夹杂有灰陶片、红陶片、陶纺轮,甚至还有兽骨之类的东西。

  既然这些陶片早于战国,那么它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当时建这座城的人故意放进去的呢?还是把前人生活的垃圾土运到了这里,作为城墙添土的呢?这些疑问,使李珺百思不得其解!

  经过10多天的发掘,考古队在20平方米的探方中,发掘深度达7米,由此可以看出,这座城墙的高度在7米以上。但是,7米高的城墙,却有43个夯层,每个夯层的厚度在20厘米左右。从这个夯层的密集程度看,当时的人们确实希望把这座城建得牢不可破。因为夯层越薄、越密集,城墙就越坚固。但是,这些特点只能说明城墙的建筑技术高明,仍然不能为其断代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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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也巧,那天考古队员们收拾完工具准备离开,可是,李珺仍然觉得不甘心,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吸引着他。李珺拿着一个小铲子,不停地在探坑的墙壁上敲击,当他敲到最底下一层的时候,忽然,。听到了空空的声音,那声音告诉他:里面可能是空洞。

  面对这一惊人的发现,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又都振奋了起来。

  眼前这一重大发现,考古队员们都欣喜万分,一个多月来的疲惫情绪顿时一扫而光,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坚硬的墙壁一点点地抠了下来,生怕把墙壁里的器物打碎。

  李珺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是一件掺和着云母的夹砂红陶釜。釜,就是古代人用来煮饭的锅。经过清理考古队发现,陶釜内装有猪、狗的下颔骨,还有动物肢骨、牛肋骨和鹿角等。

  既然这座城是战国时期的都城,历代史书为什么要把它作为黄帝城一直记载下来呢?它们之间有无联系?是历代史学家的讹传呢?还是涿鹿古城就是黄帝都城的真正素地呢?

  为了寻找与之相似的文化现象,连续几天,李珺围绕着城墙仔细地勘察。果然,他在古城东北角的墙基下,发现了一个20多公分厚的浅灰色文化层,李珺判断这很可能是古代人留下的灰坑。在这个灰坑的断面处,他惊奇地发现了一些彩陶片,从它的烧制工艺和图案花纹,李珺一眼便认出了这是仰韶时期的陶片。一个多月来的苦苦找寻和思考,此时此刻对于李珺来说犹如拨云见日。这些陶片与城墙里发现的那些碎陶片,应当属于同一个时代,也就是仰韶时期。这一发现让李珺惊喜过望,近两个月来的焦虑和困惑顿然消失。同时,他开始相信,当地百姓们的传说和历史记载并非空穴来风。

  李珺分析,涿鹿古城目前存在的城垣始建于战国。那么,它又是什么时候被毁的呢?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撰写《水经注》时,已经称古代涿鹿县为涿鹿故城了,说明古代涿鹿县在北魏以前就已经被废。因此,李珺推测,古代涿鹿城从战国时期兴建,到秦代设置县,经历了汉、三国、东晋、西晋和南北朝时期,历时长达约700多年,大约在北魏时期被废,降格为一般城镇。在此后的1500多年里,涿鹿作为一个县,从中国的历史中消失,而以黄帝城的名义,被历代史书所记载,直到1914年,将原来的保安县,也就是汉代的下洛县,改名为涿鹿县,一直沿用至今。

  当涿鹿古城的兴衰有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那就是,即便仰韶时期涿鹿古城有人类居住和生活过,也不能说明它就是黄帝城。那么,涿鹿古城究竟是不是黄帝城呢?要证明这一点,还需要专家们在涿鹿大地、甚至桑干河流域,继续寻找更多的相关证据。

  这里存放的这些文物,是20多年前,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和张家口博物馆,共同组成的张家口考古队,在蔚县壶流河流域发掘出土的一部分。这些文物历史久远、内容丰富。每一件碎陶片,都是一个民族迈向文明社会的印记;每一种文化类型,都隐藏着一个民族传奇的故事。

  这位老人叫孔哲生,他原是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些文物,就是由他带队于1979年至1984年,在河北省蔚县发掘的新石器时期的文物。

  这些文物发掘出来的时候,全是一些陶器碎片。经过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多年来的整理、拼对、粘合,才使得我们能够看到它们的真实面貌。这些在普通人眼里看似雷同的坛坛罐罐,究竟隐藏着一段怎样的历史?它们与黄帝、炎帝、蚩尤所代表的三大部落集团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专家们又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蔚县,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南部,背靠长城,面临太行山脉。东与涿鹿县接壤,北与阳原、宣化为邻,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1976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曾在桑干河与壶流河流域进行文物普查时,在蔚县的筛子绫罗、三关和庄窠,以及涿鹿县的龙王塘等地,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的文化遗迹。在这些地方的表土层和台地的断面上,散落着大量的陶器碎片。这些文化遗迹和遗物,到底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留下来的呢?

  当时,考古工作者对这些文化层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为了了解蔚县壶流河流域史前文明的足迹,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9年至1984年,对蔚县的多处遗址进行了长达6年的考古发掘工作。

  三关遗址,位于河北省蔚县西合营镇三关村,遗址处在三关河两岸的台地上,面积约有2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达5米左右。1979年,张家口考古队就是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地发掘。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年发掘的现场已经回填。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了6座房屋遗址和20多座墓葬,以及大量的陶器和骨制品。发掘出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半地穴式建筑,面积一般在40平方米左右,它们之间的距离不等,最近的距离只有4米。这些房屋都是在生土层上向下挖约40厘米,四壁和居住面都用草拌泥进行抹平,然后用火焙烤,居住面平整而又坚硬,火堂位于屋子的中央,6处房屋形制基本相同。

  考古队在这6个房屋的遗址上,发掘出了许多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石磨棒、石斧、矢镞和石纺轮等;而陶器多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大都是一些泥陶和夹沙陶。器型有罐、钵、甑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这种小口尖底瓶。考古学家们经过认真观察发现,这些陶器的形制和图案特点,与仰韶时期庙底沟类型的陶器特点十分相似。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在陕西临潼的半坡和河南陕县的庙底沟,又发掘了两个仰韶时期的大型遗址。这两个地方出土的典型器物,就是这种小口尖底瓶和彩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是葫芦口型,而庙底沟类型的小口尖底瓶则是双唇型。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中半坡类型是以鱼形图案为主,而庙底沟类型则是以玫瑰花图案为主。因为这一文化发源于陕西的华山脚下,所以,有人认为,这就是华夏族称谓的由来。玫瑰花,也许就是华夏族崇拜的图腾。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根据仰韶文化的器形特点、发展脉络和它们所处的年代,认为仰韶文化就是传说中神农氏时期的文化遗存,也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源头。

  因此,一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就是传说中的炎帝部落的文化遗存;而仰韶时期的庙底沟类型,是传说中的黄帝部族的文化遗存。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这两大部族同时来到张家口境内的壶流河流域就耐人寻味了。

  一种文化的出现,应当有它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而在这里,考古学家们却看不出仰韶文化的演变过程,它们突然地出现,又神秘地消失了。是什么人把它们带到了这里呢?这个族群为什么而来?他们又到哪里去了呢?这种文化的突变性,说明在那一段历史当中,在这一地区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突发事件,才导致这个文化群体蜂拥而至,又匆匆忙忙地消失了。而留下了这些文化的碎片,让今天的人们去努力地猜想。那么,在距今5000多年前,在桑干河流域,或者是在涿鹿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事件?专家们决心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揭开这个历史的谜团。

  近年来,河北省文物部门在桑干河流域发现的一系列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引发了考古界与史学界寻根的热情。有的专家认为,仰韶文化就是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两个部族创造的文化,他们在东迁的过程中把仰韶文化带到了桑干河流域。但是,考古学家们却看不出它们的传播途径和演变的过程,它们突然地出现,又神秘地消失了。那么,它们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呢?

  王震中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炎黄文化的研究,为了弄清楚黄帝、炎帝的历史之谜,他首先从寻找仰韶文化的源头着手。通过查阅大量的考古资料,他发现西安半坡和河南庙底沟这两处仰韶时期的文化遗迹,是经过同一个文化母体演变而来的。那么,这个文化母体又来自哪里呢?

  与此相关的鱼鸟图像、花卉图案的产生时间,也都在陕西省北首岭得到证实。这就是说,在距今5500多年以前,仰韶文化是统一的。从距今5500年起,统一的仰韶文化一分为二,发生了文化的裂变,才产生了半坡和庙底沟这两种类型。那么,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与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这两大族群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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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一些专家考证,姬水就是源于今天陕西麟游的漆水,而姜水是陕西省宝鸡市渭水上游的清姜河。后来,以炎帝为代表的姜姓部落,顺着渭河、黄河南岸逐渐向东扩展,到达河南及河北的南部地区;而以黄帝为代表的姬姓部落,沿北洛水南下到达大荔、朝邑。然后又东渡黃河,順着中条山和太行山朝东北迁徙,经过千里跋涉来到了燕山西北部桑干河流域定居了下来。

  根据考古发现,如果半坡类型就是炎帝部落的文化遗存;庙底沟类型就是黄帝部落的文化遗存,那么,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与炎帝和黄帝两个部族的活动范围恰好吻合。他们发源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华山脚下,分布范围西至渭水上游、东过陇海铁路、北到河套和燕山以北地区、南到江汉。

  因此,在张家口市涿鹿、蔚县一带发现了仰韶文化,说明在距今5000年前,黄帝和炎帝两个部落曾经到达了这一地区。因此,一些专家认为,《史记·五帝本记》中提到的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不是传说,而是信史。

  黄帝和炎帝虽然在阪泉进行了三次较量,但是,却没有残酷杀戮的记忆。并且通过相争而归于相亲结为同盟。为后来战胜蚩尤,统一各个部落奠定了基础。因此,王震中认为,这恰好说明了他们在血缘和文化传统上有一定的渊源。那么,阪泉之战的发生地究竟在哪里呢?

  1981年夏天,涿鹿县矾山镇四堡村有一位农民叫李仲祥,他家在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一个古代的墓葬,在这个墓葬里他们发现了随葬的石人、石兽等许多稀罕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文物是一块板瓦地券,这引起了当地学者的注意。

  这块地券现存放在涿鹿县文物管理所,地券上记载,矾山镇阪水弥勒禅寺主持林泉老人,感念郭荣对寺庙的善举,特给他划出这块地作为郭荣的坟茔。这里面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当时这个地方就叫阪水村。那么,这个阪水村和史书上记载的黄帝战炎帝的阪泉有无联系呢?曲晨根据板瓦地券上提供的这一线索,开始查阅了大量的史书典籍,发现东汉末年有一位学者叫文颖,他在《汉书·刑法志》涿鹿之野词条下作注解时说:“涿鹿在上谷郡,今见有阪泉地,黄帝祠”。

  唐朝初期成书的《括地志》,对这一记载更加明确。阪泉,到了唐朝就叫黄帝泉了。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南五十六里。唐朝时的妫州怀戎县就是今天涿鹿县的保岱乡。泉水出五里到涿鹿东北与涿水汇合,涿鹿古城也在妫州怀戎东南五十里,那里原来是黄帝的都城。这些记载说明,阪泉和涿鹿是同一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涿鹿县矾山镇。这些历史遗迹,是历史留在大地上的烙印,它们是靠史书记载和当地群众一代代传说、记忆而流传下来的。

  黄帝泉位于涿鹿古城东南约500多米,水池为圆形,周长近百米,池面约3000多平方米,水深三米多,水质清澈见底,水量充沛,每天水流量近5000立方米。据国家地矿部和卫生部的有关科研部门测定,这个泉水富含多种矿物质,是优质的天然矿泉水。几千年来,它随着黄帝的史迹之谜,被载入史册代代相传。并以它优质、甘甜、纯洁的泉水,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直到今天,当地1万多人口靠黄帝泉哺育,1万多亩粮田靠黄帝泉灌溉。

  为了揭开炎黄文化的历史之谜,诸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间人士,对涿鹿大地上的一些文化遗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通过几十年锲而不舍的研究,才逐渐地逼近了历史的真相。这座山叫釜山,因为它像一口倒扣的锅而得名,当地人传说这就是黄帝召集各路诸侯会盟的地方。从这座山的形制来看,明显进行过人工修筑,整个山体从上而下修筑了三层环形平台,很像是一个塔型的祭坛。山顶上还有一块巨大的方石,方石有雕刻的痕迹,一个十字指向四个方位,由于年长日久风化严重变得模糊不清,当地人称之为合符石。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涿鹿之战黄帝打败蚩尤以后,又驱逐了北方的荤粥部落,在釜山统一了各部族的符契,各地诸侯和部落首领拥戴轩辕氏为黄帝,这标志着国家走向一统的开端,历来被史学家所重视。那么史书上记载的釜山,就是涿鹿县保岱村这个釜山吗?

  根据唐朝的《括地志》记载,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山上有舜庙。这是一条考证釜山所在地的重要依据。那么,妫州怀戎县又是现在的哪里呢?原北京大学教授王北晨先生,对此曾进行过多次实地考察和专门的研究。他认为,现在涿鹿县保岱乡西边这座废弃的古城,就是唐朝妫州城的遗址。因此,他认为,现在涿鹿县保岱乡窑子头村的这座山,就应该是史书中记载的釜山,这和当地百姓们的传说恰巧吻合。

  在釜山的表面及其周围的田埂上,到处都散落着砖头瓦块,似乎表明这里曾经有过规模不小的建筑群。

  由此可见,这里曾经是一个历史文化十分悠久的圣地。但是,也有专家认为,黄帝与各路诸侯会盟釜山、统一符契,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符契,是古代帝王授权臣属带兵征战或是办理公务的一种凭证。最初用石器,后来逐渐用金、铜、玉制作一分为二,一半由帝王掌握,另一半交与办差的人持有,当差的人办完差事,把符契交回与帝王所持的另一半相合,这便是合符。黄帝合符釜山,是平定了天下的暴乱之后,与各路诸侯会盟釜山庆功、祭告天地、登上帝位、定都涿鹿的一次盛典。这么重要的一项政治活动,黄帝为什么要选在这么个高山之巅来进行呢?因此,有的专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鬴,是古代最早出现的一种计量器皿,很像一个陶罐,一鬴为六斗四升。曲辰认为,这里说的鬴山实际上是一个地名,而不是山名,山在这里是一个形容用语,堆得象山一样。他认为“鬴山”,实际上就是今天涿鹿县矾山镇。这里当初可能是用来烧制“鬴”这种计量器皿的地方,因为“鬴”这种器皿堆积如山,久而久之成为这里的地名。《周礼》中记载的“鬴”,到了汉代被“釜”所替代不再使用,所以唐代成书的《括地志》,将“鬴”山一名以音而著,误记为釜山了。

  在涿鹿县温泉屯乡李虎沟村南有一座山,在这座山的主峰上奇怪地形成一个天然的窟窿,凌空看去恰似一座桥梁,当地人称之为陵寝山。在中国古代,帝王的葬身之地才称之为陵寝地。那么,当地百姓为什么称这座山为陵寝山呢?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死后,埋葬在桥山。桥山和这个陵寝山有什么联系呢?老百姓说的这个陵寝山就是司马迁记载的桥山吗?曲晨带着这些疑问,首先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寻找答案。司马迁撰写《史记·五帝本纪》的资料和信息来源有两条:一条是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记载;另一条就是他自己到涿鹿考察时从民间搜集到的传说。但是,司马迁虽然在《史记》中记载了“黄帝崩,葬桥山。”却没有指出桥山的确切地理位置,这给后来的史学家和华夏儿女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司马迁为什么要把“穷山”记成了“桥山”呢?曲晨经过研究发现,中国在战国以前,是没有桥梁建设记载的,也没有桥这个名称,那个时候人们把桥称之为梁,直到秦末汉初,石桥、木桥开始出现之时,仍然称之为飞梁。因此曲晨认为,黄帝时代距离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将近3000年,即便黄帝葬身之地有桥,也不可能称之为桥山。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记载“黄帝崩,葬桥山”呢?

  司马迁的这一改变,后世的史学家们可能也发现了它的玄机,所以,《水经注》里引用三国时期的《魏书土地记》,对桥山的记载就更加明确了。《魏书土地记》记载,“下洛城东南40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雕檐华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泉,汤汤其下。”今天的涿鹿县,就是三国时期的下洛城所在地,东南40里正是现在的温泉屯乡。但是,温泉上的祭堂不见了,而桥山仍然屹立在涿鹿大地上。

  黄帝庙遗址在桥山南麓的一道土梁上,现在遗址被开垦成了农田,面积有一百多亩。遗址上至今散落着夹砂红陶、灰陶碎片,还有大量的砖瓦和磨制的石器。

  使桥山黄帝庙成为千古之谜的还不仅如此,还有更复杂的历史背景。有学者认为,在汉代以前桥山的记载是清楚的,就是河北省涿鹿县境内的桥山,当时全国仅此一地。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冬天,汉武帝到北方巡视,统兵十余万,还到涿鹿祭奠过黄帝冢桥山。到了北魏时期,由于拓跋鲜卑家族认为他们就是黄帝的后代。所以,从公元415年开始,在其后的50年里,有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三人四次,到涿鹿桥山黄帝庙祭奠黄帝。隋唐以后把黄帝、炎帝等人文始祖的牌位,请到帝都的明堂中供奉并祭奠。但是到了五代时期,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夺取后唐的政权,在太原起兵反叛,向契丹请求援兵。耶律德光随即统兵五万前往,帮助石敬瑭夺取了后唐的政权,建立了后晋。石敬瑭称帝后,为了答谢契丹的援助,把北京、大同、张家口等燕云16州割让给了契丹。由于这一次政治军事阴谋,使张家口地区脱离了中原王朝,在此后的几百年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无法到这一地区祭奠黄帝。为了不辱黄帝子孙的名份,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到处指鹿为马,附会与其它地方为黄帝的埋葬之地,致使今天全国出现了多处桥山,以致于难辨真假。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从他登上历史舞台,就以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用武力平定了诸侯间的混战,将一个星罗棋布、四分五裂的部落社会,推向了一统的国家社会。他不仅促进了氏族间的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的雏形,也使得当时的生产力和科技发明有了划时代的跨越,引领着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从蒙昧走向文明。

  近年来,随着专家们在桑干河流域一系列的重大发现和深入研究,印证了史书中关于炎黄二帝的传说。但是,作为炎帝和黄帝同时代的竞争对手蚩尤,又来自哪里呢?他有没有在涿鹿大地上留下一些历史的印记呢?如果没有,涿鹿之战就无从谈起;如果有,它们又在哪里呢?为了解开这个历史的谜团,专家们又有哪些新的发现呢?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系,以及张家口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张家口考古队,继1979年发掘了蔚县三关遗址之后,又在蔚县陆续发掘了筛子绫罗、四十里坡和庄窠等多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这些遗址不仅出现了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同时还出现了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多种文化重叠的现象。

  在筛子绫罗遗址,考古队同样发现了7座房屋遗址和多个灰坑。这7座房屋遗址均为长方形或正方形,面积和门的朝向无一定规律,居住面也都用火烧烤过。同时,还发现了一些灰坑。在这些房址和灰坑里,出土了大量的石器,这些石器有大型的石磨棒、石斧、石矛、石核、切割器等,特别是矢镞,仅在H13号一个坑里就发现了50多枚,在筛子绫罗一个遗址就出土细石器809件。这说明当时这个群落的人们是以狩猎生活为主的,或者是用于战争为目的。

  在筛子绫罗出土的陶器,明显与三关遗址出土的陶器有所不同,像仰韶时期的彩陶不见了。特别是器型特点有了很大的变化,像这种三足器,是筛子绫罗出土的器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陶器,考古学家称它为鬲。鬲,是古代人用来煮饭的一种炊器。这些器物它又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留下来的呢?

  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因为是在山东省章丘龙山镇首次发现,所以称它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典型陶器,就是这种三足鬲。这种器物从龙山时代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而在蔚县筛子绫罗、庄窠等地发现的龙山时期的陶器,多以篮纹和绳纹灰陶为主,炊具就以这种三足鬲为主。这些陶器虽然有地方特色,但与山东龙山文化也有相似之处,说明当时持有这种文化的人们到达了这个地区。而龙山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汶口文化也发源于山东泰山脚下。近年来,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就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由东夷各部族创造的文化,而蚩尤作为九黎族的首领同属于东夷集团。因此专家们推测,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很可能是随着蚩尤部族的崛起和东夷集团的对外扩张,将它们带到了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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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涿鹿县龙王塘村位于涿鹿古城东南3公里处,是一个有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庄。这里的人们相传,龙王塘就是蚩尤屯兵的地方,在明代以前一直叫蚩尤寨,至今他们还称这个泉为蚩尤泉。蚩尤泉就处在村子的中央,它的背后是村委会。村委会的旧址上原来是一座寺庙,“文革时期”寺庙被毁。据《晋书·太康地理记》记载:涿鹿城东六里有蚩尤城,蚩尤城里有一口泉,名为蚩尤泉。泉水深不可测,一年四季流淌不止,水出蚩尤城向东北流,经矾山汇入涿水。这一记载,与村民们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

  2006年9月,赵育大又一次来到了涿鹿县矾山镇龙王塘村进行调查,这个村庄对于赵育大来说并不陌生。20多年前,他作为涿鹿县文化局局长,在这一带收集和整理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和民间谚语的时候,他就听说了许多关于黄帝战蚩尤的故事。 从那时起,赵育大就开始致力于黄帝、炎帝、蚩尤历史的研究。在这次调查中,村民们又给赵育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况。

  这位村民叫马洪瑞,他向赵育大反映,30多年前,他在蚩尤寨上栽树时,在一米多深的地下挖出了砖铺地面,他至今也弄不明白那究竟是为什么。

  蚩尤寨,位于涿鹿县矾山镇龙王塘村的西山坡上,是由三块独立的黄土台地构成,当地人称之为蚩尤三寨。一棵上千年的古榆树和几段残破的城墙显示出蚩尤寨沧桑的历史。蚩尤寨分北寨、中寨和南寨,三个寨子顺山势一字排开。现在,寨子上已经种上了庄稼或是栽上了果树。但是,仍然可以看出这里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寨子两边100多米的深壑将三个寨子隔开,形成了独立防守,又互为犄角的阵势,在冷兵器时代像这样的寨子势必易守难攻。

  马鸿瑞是在三十多年前到这里栽树时,意外地挖出了砖铺地面,由于时间太久,他已经记不清当年挖出砖铺地面的确切位置了,所以,他们只能确定大概位置,分别挖三个探坑,每个探坑相距约10米。

  经过几个小时的发掘,探坑掘进到一米多深,这时土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探坑里出土了一些残陶碎瓦。

  这一发现,使赵育大感到振奋。如果这些瓦片是汉代的,那说明这个蚩尤寨由来已久。

  就在赵育大费尽心思仔细揣摩这几块汉瓦的时候,另外一个探坑里又有了新的发现,一块大方砖深深地插在土里,为此大家兴奋不已。

  赵育大根据绳纹砖的规格和特点初步判断,这块砖是秦代的遗存,因为它和长城上的秦砖是一样的。同时,在这个坑里还出土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呈长方形,扁平、没有棱角,似曾有人用过,被磨得十分光滑。

  这时,另外一个探坑里,已经发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砖铺地面。

  据史书记载,蚩尤与黄炎联盟在涿鹿之野展开决战,黄帝命令部将应龙到灵山河上游筑坝蓄水,伺机用水攻击蚩尤部落。恰逢这时,天降大雨,应龙便将蓄满水的堤坝扒开放水,将蚩尤城冲毁。随后,蚩尤被杀于凶黎之谷

  这条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河水的源头出自东灵山,也就是《山海经》里所记载的灵山。河道全长25公里,每当雨季,河水便溢满河川,顺流而下注入古涿水,然后从矾山镇折向东汇入桑干河。

  那么蚩尤被杀以后葬身何处?在历史上众说纷纭,一直是一个谜。

  1996年春天,时任涿鹿县委副书记的任昌华,在涿鹿县矾山镇塔寺村调查时,村民们反映的一些情况引起了任昌华的注意。

  塔寺村,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村民们依山而居,村庄对面就是高耸入云的灵山,在灵山的山脚下,有一条进出村庄的小道。而在村子背后的山脊上有一座古塔,塔寺村的名字就是因这个古塔而得名。在古塔脚下的山凹里,长着两棵高大的千年古松,直径均在一米左右。由此可见,这个村庄的历史悠久。

  老乡们告诉任昌华,与这个古塔遥相对应的那个山包,就是一个古墓。听老辈人们讲,那里边埋的是一个老祖爷,叫白龙。所以,那座山也叫白龙岭。每年的清明节,附近几十里范围内的人们都要到这里来上香添土。原来在坟前的平地上,在这两棵大松树之间还有一座白龙祠,不知什么时候白龙祠被毁了,只剩下这两棵大松树和那个矗立在山顶上的古塔了。老乡们反映的这些情况,让任昌华疑窦丛生。

  带着这些疑问,任昌华等人于同年8月,再次来到了塔寺村,对这些文物古迹进行考查。这次来,他们是公开身份、公开目的、有备而来,村委会的书记、主任,听说任书记是来寻找蚩尤坟的,他们也不敢怠慢,赶快把守墓人周德瑞找来问个究竟。周德瑞来了之后,反问了任昌华一个问题,这让任昌华感到纳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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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周德瑞介绍,他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看守蚩尤墓的,传到他这儿已经无法考据有多少代了。但是,前辈传下来的祖训却没有忘记。这个墓原来是由蚩尤祠里的和尚们看守的。蚩尤祠被毁以后,只剩下一个老和尚看守蚩尤坟。当时周德瑞的祖上是老和尚的一个俗家弟子,老和尚死了以后,就把看守蚩尤坟的这个差事交给了周德瑞的祖上了,对外不让说是蚩尤坟,让他们谎称是白龙坟,每一代守墓的人只能在临死的时候,才能够把真相告诉给他的继任者。就这样,周家世世代代一直信守着这个承诺。

  眼前这块无字碑,就是十年前任昌华和赵育大那次来调查时,与周德瑞交谈之后他才献出来的。讲起这件事,还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使赵育大和任昌华感到不解的是,塔寺村距离龙王塘将近15公里,假如这个坟墓真的是蚩尤坟,当时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是什么人把他运到了这里的呢?

  关于蚩尤被杀的经过,在当地还流传着一个传奇的故事。

  蚩尤兵寨被洪水冲毁以后,蚩尤部族仓促间撤到了位于半山坡上的蚩尤寨。但是,黄帝和炎帝联盟士卒却穷追不舍,对蚩尤部族进行南北夹攻。于是,三个部落集团在涿鹿之野展开了激烈的厮杀,蚩尤在鏖战中身负重伤,他的几名部将拼命把他从战场上救了出来,驮着他向南面的山沟里逃去。跑出几十里以后,遇到一个大峡谷,身负重伤的战马不肯前行,拼尽气力扬蹄长啸,继而倒地毙命,蚩尤也早已气绝身亡。从此以后,当地人就称这个地方叫:立马关。这时,黄帝的追兵马蹄声急,眼看就要赶到,其中一名部将把蚩尤的衣服扒下来穿在自己身上,然后,一头撞在山崖上为主捐躯,其他的人背起蚩尤的尸体向东面的山沟里跑去。等黄帝的追兵赶到,发现了穿着蚩尤衣服的士兵,误以为是蚩尤,所以将其抬了回去,黄帝下令将其肢解掩埋。那么,蚩尤的部将又是如何把蚩尤的尸体运到塔寺村的呢?

  任昌华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决定从寻访立马关入手,探寻当时蚩尤部将们逃难的去向。

  关于塔寺村这座坟茔究竟是不是蚩尤坟,在没有发掘以前尚难断定。但是,蚩尤与黄帝、炎帝一样,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随着涿鹿之战的流传,在中国历代史书中被反复记载,直到今天,在民间仍然备受尊崇。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蚩尤与黄帝在涿鹿之野争霸,拉开了国家一统的序幕,促进了民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发端。因此,史学家们惊叹:千古文明开涿鹿!

  1995年春天,河北省阳原县东城镇西水地村的农民高文泰,在开荒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古墓群,这一发现对考古界和史学界进一步认识黄帝时代犹如拨云见日,甚至对几千年来的史书记载也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1995年春天,高文泰在姜家梁开荒时,不曾想,几锹下去竟然挖出了一个骷髅头。当时他感到有些害怕,可是他又想弄个明白。带着好奇和惊恐他又挖了几下,结果又挖出了一些残骸。这些尸骨是什么人埋在这里的呢?他从小在这个村庄长大,从没有听说这里有墓地,这究竟是一起凶杀案,还是古代人的墓葬呢?高文泰一时疑惑不解。

  第二天,高文泰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乡政府,乡政府又向公安局作了反映。于是,公安局派两名干警,在高文泰的带领下,来到了姜家梁进行实地勘查。

  干警们经过仔细辨认,排除了凶杀案的可能,认为这很可能是古代人的墓葬。于是,他们经过慎重考虑,向河北省文物局做了报告。

  阳原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西与山西大同接壤,东南和蔚县、涿鹿为邻。发源于山西的桑干河,从西向东横贯泥河湾盆地,然后汇入永定河。泥河湾是孕育东方人类的摇篮,在近80年来,中外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从200万年到1万年的旧石器时期人类活动遗址上百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也有几十处。姜家梁遗址又属于哪一个时代呢?河北省文物局决定派出考古队前去探个究竟。

  1995年6月,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联合对阳原县姜家梁遗址进行发掘。考古队在遗址的西南角确定一个基点,以此向东、向北拉正方形的直线,根据这两个方向划分探方,每个探方10米×10米,以此规格,共划分探方16个,基本涵盖了姜家梁遗址,然后开始进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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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队经过几天的忙碌,铲去上面30多厘米的表土层以后,发现这是一个排列有序的墓葬群,这些墓葬大致分为5排,由南向北依次排开,每排呈东西向排列,数量不等,显得密集而又神秘。这些墓大多是土坑竖穴墓,而且大部分是单人墓,墓主人多为仰身曲肢,而在M47号墓里却出现了例外。考古队经过几天的发掘,在这一个墓坑里发现了三具尸骸成上下叠压式的奇怪现象。从这三具尸骸的叠压情况和完整程度看,这个墓葬没有被扰乱的迹象,说明这个墓既不是二次埋葬,也没有被盗过,而是三具尸体同时下葬的,并且严格遵循仰身屈肢的方式,这使李珺百思不得其解!

  一天下午,考古队刚刚上班不久,技工高文泰在清理M75号墓时,在墓主人的颈部右侧,发现了一个鹌鹑蛋大小的东西,被泥土包裹着,他小心翼翼地擦去上面的泥土,仍然无法辨认出这是个什么东西。于是,他请考古队长李珺前来看个究竟。

  这件玉猪龙现珍藏在河北省博物馆,玉猪龙呈乳白色,高3.3厘米,宽2.6厘米。猪首双耳高耸,嘴微微向前伸,鼻子上有阴刻的皱纹,身体卷曲,首尾相对,中间对钻出一个大孔,耳后还有一个小穿孔,形象生动,制作十分精美。那么,这件玉猪龙能说明什么呢?

  红山文化,是20世纪30年代,在内蒙古赤峰市老哈河畔的红山发现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遗址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与仰韶文化后期处于同一个时代。红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是位于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在那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型的神庙遗址和女神像,这是一个氏族向文明社会迈进的重要标志。但是,红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还是这种玉雕龙。考古学家们推测,这种玉雕龙,也许就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崇拜的图腾,也是中国龙文化的起源。因此,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根据他多年的研究认为,黄帝部落就是以龙为图腾的。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和文化内涵,可以与黄帝部族的活动范围相对应。这一结论,与以往史书中记载的黄帝部族起源于陕西渭水,南辕北辙、相去甚远。

  M75号墓只有一具骨骸,仰身屈肢,头偏向右侧,那件玉猪龙就放在墓主人颈部。李珺根据墓主人的形体特征和牙齿磨损状况判断,墓主人是一位女性,年龄大约在40岁左右。 当李珺对这个墓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便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了谢飞。

  考古队在姜家梁墓地,不仅发现了红山文化具有代表性的玉猪龙,同时还发现了几十件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陶器和大量的石器与骨器。多少年来河北省文物考古部门,一直在桑干河流域寻找史前文明的历史证据,而这一次考古的重大发现,真可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而在另一类墓葬里考古队发现,在墓主人的头部和脚底随葬的陶器,显然是在墓主人下葬时故意打碎随葬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陶器打碎随葬呢?

  根据姜家梁墓地出土的陶器类型,考古队将其定性为红山文化。但是,它却融入了西北文化因素,甚至是中亚地区的文化内涵,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针对这一情况,考古队将这次发掘出的所有遗骸进行了收集,特别是能够反映人种、性别、年龄的头骨和盆骨,用绵纸精心打包然后装箱,派专人运往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进行体质人类学分析和研究。考古队希望通过吉林大学的科学家们,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这个墓地的人种和族群关系、遗传基因、社会组织、时代特征等等做出科学的结论。以便考古队更真切地认识和了解,这个墓地的人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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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姜家梁墓地,考古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除了墓葬之外,他们还发现了7处古人的房屋遗址。这些房屋遗址成不规则四方型,每个房屋遗址的面积约在30平方米左右,房屋基址均低于地面50多厘米,地面都进行过硬化处理,并有多处红烧土的痕迹,这说明古人对地面进行过烧烤,以此起到防潮保暖的效果。在墙基四周还有一些排列整齐的柱洞,而在房屋的东南角,是古人出入房屋的门道,在房屋南部的墙基下,考古队还发现了一个灶坑,灶坑经过长时间的烧烤,形成了约5厘米厚的红烧土硬壁。考古队从这个灶坑里发现了许多珍贵的遗物,其中有木炭、烧考过的动物骨骼,还有一些细小的石叶、石片等。

  这些房屋的发现,使姜家梁遗址的文化内涵变得更加复杂,也给考古队认识姜家梁遗址又出了一道难题。大家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墓葬和房屋,为什么会建在同一块台地上呢?究竟是墓葬挖在了房基上?还是房基建在了坟墓上呢?

  考古队虽然弄清楚了墓葬和房屋的早晚关系,却无法确定他们各自所处的年代。因此,考古队从房屋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和木炭中,提取了部分样本,准备送往北京大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做炭14测定。通过炭14测定,为房屋遗址断代,寻找这些房子的主人。

  1998年底,河北省考古研究所把姜家梁墓地的部分人骨送到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研究中心,请求他们对这些古人骨进行DNA研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研究中心,是中国考古界第一个建立考古DNA实验室的高等学府。当时,考古DNA研究在国际上也是一门新型的学科。它是通过提取古人骨里的DNA,进行扩增、测序和分析,对古代墓地个体和群体之间的遗传关系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揭示古代墓地的人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组织结构和族属关系等等。

  线粒体是细胞产生能量的细胞器,每一个细胞有上千个线粒体,它的遗传分子是DNA,线粒体DNA 有16000多个碱基对,所以它丰富易得。特别是在一些成千上万年的尸骸中,也比较容易获取。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就是通过线粒体DNA的排序,判断姜家梁墓地的人们遗传学关系的。而线粒体DNA,是完全由母性遗传的。

  因此,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研究中心的专家们,从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墓地送来的遗骸中,选取了10例人骨作为试验对象,这10个样品分别属于4个合葬墓。他们这次试验是采取聚合酶连反应(PCR),也就是DNA的体外扩张反映,扩增这些线粒体DNA。

  专家们通过DNA序列排比,发现姜家梁墓地10个样品中,有9个不同的DNA序列。这一试验结果,为探讨姜家梁墓地的社会性质,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分子生物学佐证。当初,考古队根据姜家梁墓地的形制、葬俗,还有那个戴玉猪龙女性尸骸的出现,判断这是一个家族墓地,时代当为母系氏族社会。但是,这一试验结果,改变了考古队原来的判断。

  这一结论,很快被北京大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为姜家梁遗址做的炭14测定所证实。姜家梁墓地遗址距今约5000年左右,而房屋遗址距今约6800年左右。这一时间段,恰好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也与史书中记载的神农氏时代相对应。由此可以肯定,姜家梁房屋遗址属于神农氏时代前期,而墓葬则属于神农氏时代后期。那么,这些房屋遗址和墓葬都是什么人留下来的呢?

  内蒙古赤峰市大南沟墓地,正是红山文化的发祥地。考古学家根据大南沟墓地的文化面貌,将它们定为后红山文化。因此,李珺认为,姜家梁墓地所处的时代和它的族属关系,也应当与大南沟墓地相同。

  此外,与阳原县相邻的蔚县和涿鹿多处遗址出土的陶器,也都与姜家梁墓地出土的陶器相似。这些文物的发现,说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创造红山文化的族群,基本上统治了燕山南北以及桑干河流域。那么,以姜家梁墓地为代表的这些古人类是怎样的一个族群呢?

  为了弄清楚古华北人种的面貌,认识我们的先祖,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研究中心,还受河北省文物局的委托,从姜家梁墓地选取了一个完整的男性头骨,用电脑三维成像原理,复原了他的面貌,让我们穿过5000年的时空隧道,真切地看到了我们的先祖与我们是多么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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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文物局在张家口市桑干河流域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证明了在距今5000年前,这一地区人类活动十分频繁,并且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目前在这一地区发现的有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后岗文化,以及龙山文化等多个文化类型,说明使用这些生产、生活工具的人们,曾经到达过这一地区,像这样在距今5000年前后,多个族群、多种文化同时汇聚一地,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考古界发现的仅此一地。

  因此,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距今5000年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那两次战争: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称之为两次南北文化的大碰撞。通过考古发现,这两次文化大碰撞的运动路线与交汇地点,恰似一个“Y”路线图。因此,苏秉琦先生称张家口地区,是中国史前文明两次南北文化交汇的“三岔口” ,也是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双向通道。

  张家口市位于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以北,是欧亚大陆农牧交错地带的东端起点,从上古时期,在和平年代,这里是农牧民族物质文化交流、中央王朝与北方民族交往的要冲;战争时期,这里则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历史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这一形势从距今5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位于张家口市南部的涿鹿县,就曾经是黄帝与炎帝和黄帝与蚩尤争霸的古战场,也是三大族团走向融合的开端。如今,战争的厮杀与呐喊,早已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了。但是,黄帝、炎帝和蚩尤三大人文始祖,留在涿鹿大地上的故事,却从来都没有被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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