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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 左都御史 发帖时间: 2012-5-27 14:56:53|帖子热度:3571 |关键字: 社科院, 齿轮, 陶寺文化, 陶寺 楼主
铜齿轮形器.jpg

  外径12.5厘米 内径7.5厘米(解读文字在二、三楼,细节参见第二张图)

  陶寺文化中晚期(约公元前2100~公元前1900年)

  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

  这件齿轮形铜器与玉璧叠摞出自陶寺晚期小墓墓主手臂上,墓主胸前出有小玉璇玑。铜齿轮形器没有实用传动功能的29个齿牙,引发学者对其表现朔望月轮回功能的推测。也有学者认为其为钏饰。

铜齿轮形器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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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 左都御史 发帖时间: 2012-5-27 14:57:44|帖子热度:3571
沙发

何驽:陶寺出土铜齿轮形器功能辨析

  来源:中国文物报

  2009年金秋10月,国家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展览,展出了2001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晚期小墓出土的铜齿轮形器(梁星彭、严志斌:《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城址》,《2001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直径12.4厘米,解说词认为其功能大约是臂钏一类的饰物。

  笔者认为,虽然该铜齿轮形器出土时确实套在墓主的手臂上,但是手臂套玉璧下葬的习俗在山西芮城清凉寺庙底沟二期文化墓地和陶寺文化墓地中屡有发现,应当是下葬时特意套在死者手臂上的,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意义,并非生前便套在手臂上的饰物。据高炜先生介绍,陶寺玉璧多见于墓主右臂,以男性为多,墓葬等级并不很高。笔者认为若墓主生前便套玉璧于右臂,玉璧不同于环、镯,肉大倍于好(孔),对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都势必造成妨碍。铜齿轮形器出土时与一件玉璧叠摞,套在墓主手臂上,亦恐非原本作为生前的装饰品钏镯类。且铜齿轮形器较薄,若佩戴于手臂,齿牙很容易造成肢体划伤,亦不适于作为钏类装饰品。那么陶寺铜齿轮形器的功能可能另有解释。

  铜齿轮形器环状,边缘突出29个齿(参见《早期中国——中华文明探源》,文物出版社,2009年,29页)。奇数齿肯定不能作为传动齿轮使用,且齿轮形器很薄的本体无法承担齿轮的工作应力,中孔圆度也不十分规整有偏差,据此我们可以否定其传动机械功能。然而29个齿很难将圆周等分,给制作带来一定的困难,由此推测铜齿轮形器的制作,并不规避29齿制作设计上的困难,意味着29齿必定有特定的重要意义,必须如此,不可损弃1齿以就等分设计之便利。这29个齿究竟隐含着什么意义?解释可能是多样化的。然而,笔者认为,铜齿轮形器功能探讨,还应回到它所出土的那座小墓的存在背景关系当中去。

  据发掘者梁星彭、严志斌先生介绍,出土铜齿轮形器的墓主胸前放置一件小玉牙璧或称璇玑。过去学术界曾经将牙璧视为天文观测仪器“璇玑”。后经夏鼐先生研究认为,牙璧不可能是天文观测仪器(夏鼐:《所谓玉璇玑不会是天文仪器》,《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将牙璧视为天文仪器。但是陶寺牙璧乃玉璧出牙,有别于玉璧,一定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有学者提出,“死者的胸脯上放了一个璇玑,其意为能通天、入地,璇玑就代替了人的心机。”(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257页)还有学者提出,牙璧的功能象征日晕,较大者应是人们遇旱时用以象征太阳神进行祷雨的神玉(尤仁德:《璿玑新探》,《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夏鼐先生则认为是“礼仪或宗教上的装饰品”(夏鼐:《所谓玉璿玑不会是天文仪器》,《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我们认为,从牙璧脱胎于玉璧的演化关系(安志敏:《牙璧试析》,《东亚玉器》,第1册,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第39页),可以推测牙璧的意义大约与玉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象征意义与天、日、月有某种内在联系,但又不是用于祭祀天、日的礼玉。确切点说,牙璧虽不可能作为天文观测仪器的机械传动或制动装置,但是应当有天文象征意义。于是我认为陶寺佩戴铜齿轮形器的墓主生前的职业可能是从事天文历法相关工作的小吏。以此为存在背景关系,我们试图从天文历法的实用功能和象征意义角度来解释铜齿轮形器的29个牙。

  天文学知识告诉我们,月亮圆缺的周期自朔日到朔日或望日至望日算作一个周期,称为“朔望月”,平均长度为29.53059日,即29天12时44分3秒。所以太阴历简称阴历的每个小月为29天,每年有6个小月。笔者认为,陶寺铜齿轮形器存在背景关系表明其功能与墓主的天文历法职业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所以铜齿轮形器边缘突出的那难以解释的29个齿,很可能标志着“朔望月”小月的每一天。

  通过仔细观察,笔者发现陶寺铜齿轮形器29个齿中有一个最为粗大,非常惹人注目,这应当是一个朔望月的起点标志,应为“朔日”即阴历初一,可以通过月相观测来确定实际日子。以此类推,此后第15齿即为望日即阴历十五,朔日起点的前一齿表示阴历廿九。

  据此,笔者认为陶寺铜齿轮形器的功能大约既具有历数或演示阴历小月日期的历法功能,同时也具有表示朔望月周期周而复始的象征功能,故以极为珍贵的铜材制作。此轮可命名为“朔望小月轮”。之所以称为“朔望小月轮”是因为铜齿轮形器29个齿只能表现阴历小月29日。

  如此便引出一个问题。一个朔望月实际周期为29.53059日,即29天12时44分3秒,求整数29日称为阴历小月,余下0.5309日移至下一个月,与下一个月29.53059日合成一个整日即30日,此为阴历大月。当然,为了保证每月头一天(初一)一定是朔日,这样,小大月的安排就不能固定,这还需要参照实际月相观测来确定小大月,因此会出现连小或连大的情况。如此看来,陶寺铜齿轮形器29个齿只能表现阴历小月29日,无法表现阴历大月30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早期陶环P3502(《西安半坡》,图版163-4),与陶寺铜齿轮形器造型十分相似,中孔圆度也不十分规整,环外边凸出齿牙状也类似陶寺铜齿轮形器,唯齿牙比陶寺铜朔望小月轮多一个齿为30个。虽然我们对半坡P3502陶环出土存在背景关系不很清楚,但是考虑到半坡有齿陶环形制与陶寺铜齿轮形器酷似,功能也应大致类似。陶寺铜齿轮形器29个齿表现阴历小月朔望月周期29天,半坡陶环30个齿则很可能表现阴历大月朔望月周期30日,可称为“朔望大月轮”。29齿朔望小月轮与30齿朔望大月轮原本配合使用,因为同一个轮上不可能将29天小月和30天大月兼容到一起,只能分别制作,29齿小月轮用于小月,30齿大月轮用于大月。

  半坡遗址出土陶制朔望大月轮表明阴历朔望月周期完整的认知体系早在仰韶文化早期便在黄河中游地区成熟了,一直流传到陶寺文化。从理论上说,陶寺遗址只出土29齿小月轮应当不足以承担阴历朔望月周期推演与象征的完整功能,因为它无法实现阴历大月30日的表现功能。借鉴半坡遗址存在30齿陶质朔望大月轮,笔者以为陶寺文化也应当存在30齿朔望大月轮,与铜朔望小月轮配合使用,只是下葬前失散了,有待今后考古发现。

  中国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就是将长度为365.2422日的太回归年与每月29.53059日的朔望月周期统一编排在同一套历法当中,由于二者没有公约数,只能采取“置润”的办法来协调二者周期的对应。《尚书·尧典》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岁。”其中“以闰月定四时”表明《尧典》中的历法是阴阳合历。陶寺遗址被学界许多学者视为尧都平阳,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可以证实陶寺文化存在太阳历,将一个回归年划分为包含二分二至在内的20个节令(何驽:《陶寺中期观象台实地模拟观测资料初步分析》,《古代文明》,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83~115页)。而陶寺文化是否使用阴历或阴阳合历,以往一直缺乏像观象台这样证明太阳历存在的考古证据。陶寺铜质朔望小月轮的确定,首先可以表明陶寺文化的确同时使用阴历,其次还可作为陶寺文化使用阴阳合历的直接力证。

  因为月亮的朔望很容易观察,朔望月轮除了表现月相轮回象征意义之外,在当月表现朔望月周期中的某一天,其实用价值似乎着实有限。但是假如陶寺铜朔望月轮用于阴阳合历的日期对应、推演与推算,参照实际日月天象观测,便可编制出陶寺文化阴阳合历的年历,这才具有更重要的实用历法意义。关于陶寺朔望月轮如何与阳历回归年周期对应的具体使用方法,笔者将另具文进行分析探讨。
考古中国 左都御史 发帖时间: 2012-5-27 15:00:12|帖子热度:3571
板凳

从陶寺遗址考古收获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

  1978年至1984年,为了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发掘了与文献所谓的“夏墟”有联系的陶寺遗址。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9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震惊海内外[1]。确定了陶寺文化。随着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越来越得到认同,学界将陶寺遗址视为“尧都平阳”的观点更加炽热[2]。

  199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在陶寺的考古工作,以寻找城墙为中心。2000年终于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的北墙,2001年确定了东墙和南墙。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得以确定[3]。陶寺中期城址呈圆角长方形,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其中南部中期小城10万平方米。方向315°。从此陶寺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的目的从探索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转向探索一个都邑聚落布局与性质,追寻其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而从考古的角度探索一个都城遗址,可以通过城墙、宫殿、王陵、宗教礼制建筑等考古遗存在判定。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2002年春季至2007年春季,为了完成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课题“聚落反映社会结构”之重点聚落陶寺城址内部布局的研究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I、II、IV区共发掘4000平方米,确定了陶寺早期城址[4]、下层贵族居住区[5]、大贵族宫殿区[6]、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大贵族墓地[7]以及祭祀区内的观象台基址[8]。

  由于陶寺城址的年代不仅早于二里头遗址,甚至稍早于被看好为“禹都阳城”的登封王城岗城址,陶寺文化高度发达的程度、陶寺城址都城的性质、陶寺文化社会组织的国家特质,均是周围同期文化所难以企及的。更加之,我个人认为,陶寺观象台所表现出来的天文历法知识,与《尚书•尧典》里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记载基本吻合,更关键的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上“文尧”二字[9],大约可作为陶寺遗址归属的文字自证,于是我认为将陶寺遗址视为“尧都平阳”的观点在目前来看,可能性越发增强。我们考古学家的任务是,寻找更多的证据,从更广泛的视角、更深入的层面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从陶寺遗址的新发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一些特征。

  (1)聚落形态

  早期国家社会的考古学特征首先表现在都城遗址上。都城遗址必须有几大要件构成,宫殿区、王陵区、大型礼制建筑、王权控制大型仓储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此外应当有外郭城墙。都城从城市形态角度说实质上是郭城城与宫殿区甚至宫城区明确分离的双城制[10],即使形式上是单城制,内涵上因独立宫殿区的存在而孕育着双城制。以上可以说是国家社会形态的物化表现标志。

  陶寺宫殿区位于早期城址的中南部,陶寺中期继续沿用,位于中期城址的东北部,周边由20米左右宽度的空白地带隔离环护。早期王族墓地位于早期城址外东南方。中期王族墓地位于中期大城外侧中期小城内。已知的早期大型礼制建筑很可能位于早期城址外西北部。中期的礼制建筑以观象台为代表,位于中期小城内。大型仓储区位于早期城址外东部,中期继续沿用。手工业作坊已知大约有两部分,紧贴宫殿建筑的手工业作坊以竖窑IY7为代表,可能与铜器的熔铸有关,由王亲自控制;另一部分以遗址内西南沟西一带石器制造作坊区为代表,远离宫殿区形成独立功能区。西南部单一的石器制造手工业作坊区的划定与形成,可能不是自发的工匠聚居的结果,而是工官管理、行政组织的结果。由此判定陶寺城址西南沟西一带的手工业作坊也应是官营。

  陶寺早期和中期城址均有城墙环护。陶寺城址按照城圈子严格区分起来一共有三个城:陶寺早期城址、陶寺中期大城、陶寺中期小城,但绝不是简单的三城制或双城制。经过探源工程阶段的考古工作,我们可以确定陶寺早期小城城墙始建于陶寺早期偏早,毁于陶寺早期偏晚或早中期之际。陶寺早期小城城圈子废弃的同时,陶寺中期城址开始扩建,毁于陶寺晚期。陶寺中期城址包括陶寺中期大城及其外侧东南部的中期小城两部分。

  尽管陶寺中期城址所包括的大城和小城两部分确实是统一设计、统一施工、同时使用、同时被毁,貌似双城制。但是,陶寺中期小城的考古工作结果告诉我们,中期小城不是宫城,没有宫殿建筑。其东部是中期王族墓地,中部是以观象祭祀台为主体的建筑群,西部是十分零星小型建筑基址,很可能也与祭祀有关。所以我们认为陶寺中期小城是一个特殊的祭祀区,与鬼、神有关神圣区域(precinct),与“卫君”、“卫民”皆无关系,不是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区而独立存在的,它实际上是附属于中期大城内宫庙区的一个“分院”而已。据此我们仍认为陶寺城址是一个“单城制”形式。但是在内涵上,我们根据陶寺相对独立宫殿区的存在又认为,“双城制”在陶寺中期城址实际上已在孕育之中。

  (2)社会组织

  早期国家的社会组织关系以都城为最明确的代表,可分为国王、大贵族、下层贵族和普通平民。

  陶寺遗址所代表的早期国家,虽然王族墓地反映出来的宗族血缘关系在丧葬制度上依然存在。然而墓葬里反映出来极度奢华的极少数大墓、豪华中型墓与绝大多数几乎一无所有的小墓之间,在宗族的框架内,早已抛弃了宗族的亲情,权力与财富完全按照政治权利和经济集团利益来分配和传承,而绝非按照血缘继嗣系统传承,阶级对立已经产生。

  居住形式在社会结构的总体上早已打破了聚族而居的居住形式,按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按照等级严格地区别开来:国王住在宫殿区内;大贵族居住在宫殿区周围;下层贵族有独立的居住区,位于早期城址的西南部;平民则聚居在远离宫殿区的部位,早期主要居住在早期城址内北部和城外的南部,中期集中居住在中期城址的西北部。当然,根据家族墓地依然存在的事实,我们同时也不否认下层贵族居住区内部和平民居住区北部,可能仍保留着聚族而居的形式,但这并不能改变陶寺城址整体上按照阶级和阶层规划的居址等级制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寺早期与中期的王族使用不同的家族墓地,相隔300米远,分属不同的茔域。早期王族墓地实际沿用到晚期,中期王族墓地开始于陶寺中期,晚期也有墓葬,证明两个王族不是同一个家族,甚至没有血缘关系。早、中期大墓随葬品的组合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早期大墓习见的世俗陶器群如斝、豆、灶、单耳罐、大口罐等不再起用,陶鼓、龙盘、彩绘双腹盆、瓶和木鼍鼓、仓形器等成套木器以及石特磬等礼器群也销声匿迹。IIM22改而崇尚玉器,包括钺、戚、琮、璧、璜、兽面等;彩绘陶器包括折肩罐、圆肩盖罐、双耳罐、大圈足盆、深腹盆、簋等,漆器包括豆、觚形器、柷、箱、圭尺、钺柄等,它们有可能组成陶寺中期新的礼器群。这充分表明陶寺城址早期与中期之间政权在没有血缘关系的王族之间更迭,陶寺遗址的社会组织在高层次和世俗政治中是依赖地缘政治来维系运作的。

  而在低层级即下层贵族和平民阶级以及丧葬当中,则容忍和保留血缘关系和政治即所谓的“家族自治”,传统称谓为“父系氏族公社”,奠定了地缘政治为主体、血缘政治为辅助的所谓的“东方模式”,直至今天在偏远乡村仍延绵不绝。于是我们认为,基层社会组织的血缘政治不能影响和决定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也就不能决定社会体制的根本性质与形态,因此判定国家社会形态必须着眼于整体社会组织是否按照地缘政治来构建和运作,而不是死盯住基层社会组织是否按照血缘政治构建和运作。直至夏商周时期,基层组织以血缘关系为主,但是无人能否认夏商周三代地缘性国家政治的总体特征和根本属性[11]。

  进一步看,国家社会与酋邦社会的区别很可能在于聚落形态上是否出现都城,社会组织方面在社会上层是否出现了突破血缘关系的统治阶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组织整体上成为阶级(classic)社会而不是阶等(ranked)社会。

  
2009102132.jpg


  酋邦社会:酋长、贵族、平民等级(rank)关系依赖血缘继嗣关系维系

  国家社会:国王与贵族是统治阶级(class),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平民是被统治阶级,其内部存在血缘关系,与国王不一定没有血缘关系

  (3)政治报复

  陶寺晚期,城墙被扒毁,中期大墓和中型墓被捣毁,宫殿被破坏,观象台被平毁,灰坑中有残杀的人骨与建筑垃圾、手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共存,带有明显的政治报复色彩。例如宫殿区IT5026揭露的陶寺晚期灰沟HG8里不仅出土大量石坯剥片,而且还出土了六层人头骨总计30余个,散乱人骨个体近40~50人。人骨明显被肢解,许多颅骨有钝器劈啄痕,其中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颅有6个之多。经我所专业人员现场鉴定,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T5126揭露的HG8③层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她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件牛角。该单位出土了大量的骨镞,以三棱形骨镞为主,残断者多见,另有一些骨针、骨锥、砺石,应是与骨器制作有关的垃圾[12]。

  陶寺早期与中期的政权更迭,是在陶寺文化内部两个没有血缘关系家族之间争斗的结果,这与新石器时代社会统治权力仅在文化内部同一血缘宗族内部传承相比,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意味着地缘政治苗头的出现。于是导致陶寺晚期陶寺文化内部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国家社会特有的政治报复现象极为惨烈,以扒城墙、毁宫庙(包括观象台)、挖祖陵、滥杀为最典型的行为标志。

  我个人认为,陶寺早期王族后裔在陶寺中期便沦为平民即被统治阶级而饱受中期王族的欺压,陶寺晚期时早期王族后裔带领全体被统治阶级揭竿而起,推翻了中期政权在陶寺的统治,采取了极端的政治报复行为。陶寺中期大墓和中型墓流行壁龛藏物的葬俗,陶寺早期基本不见,我推测就是中期的王和大贵族下葬之前就防备着死后有人造反毁墓。事实证明,大墓IIM22和中型墓IIM26在晚期被捣毁后,仅壁龛和立靠在墓壁上的随葬品幸存下来,防范措施确实收到实效。这个例子充分说明陶寺中期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已非常尖锐,统治者自己早已心知肚明。

  虽然报复行为中难免掺杂早期、中期王族之间的家族仇恨,但是政治报复更多的是阶级对立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使然。比如,我认为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中晚期小墓M3296腰系铜玲的墓主生前参与过中期王墓的捣毁行为,铜玲是他的“战利品”,表明他是早期王族的后裔平民,与中期王族既有家族仇恨也有阶级仇恨。但是,中期城址北墙外侧晚期家族墓地显然不属于早期王族,该墓地M11出土铜齿轮形器表明该墓主也参加过中期王墓捣毁行动[13],铜齿轮形器是他的“战利品”,他与中期王族可能不存在家族仇恨,而只存在阶级仇恨。准此,陶寺晚期的政治报复已经明显超越了王族之间家族仇恨,阶级对立是最根本的原因。

  (4)意识形态

  早期国家的意识形态基本上以维护王权垄断为核心。王权垄断首先是空间控制权力,用都城将自己所居的居址与乡野隔离开来,不仅制造城乡差别,而且特意要将都城在各方面建设成首善之区,成为乡野敬仰的权力中心。在都城内,王居住在史无前例的宫殿区或宫城内,与下层民众格格不入,高高在上,彻底地脱离了自己的民众,甚至脱离了王族内的普通平民,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彰显无遗。

  王权对祭祀天、地、王系祖先(帝)权力的垄断表现为对祭祀天、地、祖先上帝大神礼制建筑的垄断,表现为王级大墓中出土的龙盘、特謦、陶鼓、鼍鼓、漆柷、玉饰法衣等礼仪用品。

  王权对于兵权的垄断可以通过大墓里随葬成组的精美的玉礼兵器钺、戚、弓、矢来表现。

  王权对经济的垄断可表现为大型的王权所控制的仓储区,成为储藏国家粮食贡赋、备战备荒不可或缺的设施。

  王权对手工业的垄断可能集中在金属工业等对于政治和宗教以及宫廷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手工业。就陶寺而言,石器制造业可能也是官营管理的重要手工业。

  王权对于统治版图内社会的控制,还可以通过垄断天文历法、控制布授农时的途径得到有效和有力的增强。

  陶寺中期王墓IIM22墓室东南角竖立一根漆杆IIM22:43,我们通过研究和实验证明这是陶寺文化测日影立中的圭尺[14]。《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所谓的“中”就是西周以前圭尺的称谓。掌握好圭尺,不仅可以使君王通过掌握天文历法的制定与颁布以达到控制整个农业社会经济命脉的实用整治目的,同时还可以借助圭表立中的功能体现“王权中心”意识形态,更可借助圭表大地测量的功能表达君王统治疆域的象征意义, 基于此,王必“允执其中”,是王权统治的集中象征。

  圭表测影立中,不仅用于历法的制定,更能够通过立中强化都城位居地中的象征意义,为“王者居中”提供舆论支撑和“地理科学依据”。圭表大地测量功能,演化成国家疆土的幅员象征。因此,观象台和圭表系统作为天文观测仪器被国王所垄断,标志着王权专制、君临天下意识形态,在西周则被解读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然,社会存在的实际疆土可能并没有理想中的大。

  基于此,政权的更迭以授收圭尺中为象征。《论语•尧曰》说尧传位于舜时嘱咐:“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陶寺IIM22:43圭尺表明《论语•尧曰》所云恐非空穴来风。为何中国古代立国建都一定首先立中、国家政权交替一定要传中?武家璧先生认为对应于“天之中极”的“极下”地区,就是“土中”或“地中”,这里是以绍上帝、与上帝沟通上下的唯一通道。我们认为他的解释有一定道理,《说文》“中,内也,从口丨,下上通也”,正是此意。各路英雄豪杰逐鹿中原,争夺地中,谋求立中所用的圭表,实际在争夺与上帝沟通的地中—天极通道的垄断权力,从而昭示自己所夺取的政权乃“君权天授”的合法性。由是奠定了“中国”称谓的内涵精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于是中国早期国家的都城必定选定在这个政体所认为的“地中”。陶寺的例证表明,我们是能够透过考古遗存发现相关的蛛丝马迹的。

  政治报复则是国家意识形态在政权更迭或动荡时期异化,是对旧王权垄断的挑战、否定和铲除,目的是使新王权垄断合法化与合理化。遗憾的是,陶寺晚期,陶寺遗址的新政权没能有效的控制政治和社会局面,抑或是陶寺文化政权的中心被赶出了陶寺遗址。

  (5)陶寺遗址国家社会的“邦国”性质

  陶寺遗址考古收获反映出来中国早期国家最本质的特征还是地缘政治和阶级对立的出现,这是中国史前以血缘为基础的等级化社会或称酋邦社会所没有的新现象,仍然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国家社会的定义。

  然而,不可否认,陶寺遗址的国家形态比二里头遗址的国家形态具有更多的原始性,最突出的区别在于陶寺没有宫城,还是典型的“单城制”,尽管孕育着“双城制”;二里头则出现了宫城,完成了单城制向双城制的过渡。另一个重大的区别在于陶寺政体的实际控制区域即所谓的疆土可能就限于临汾盆地,尚缺乏跨考古学文化区的控制领地;二里头则出现地跨多个考古学文化区的控制领域,出现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关系而不是考古学文化上的传播与同化关系。显然陶寺遗址的国家政体与二里头国家形态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那么陶寺遗址的国家形态是什么性质呢?

  西方史学界曾流行使用过 “城邦”(city state)概念。城邦一词源自希腊古代社会,但是最早出现是在公元前4000年前的两河流域。城邦的核心是城市,由市民组成的机构实施治理。原始民主制是城邦最显著的特点。然而陶寺遗址的国家社会是有强制性权力机构的,不是原始民主制,因而陶寺遗址的国家性质与“城邦”不符。

  王震中先生以陶寺为例提出“邦国”的概念,他在《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表述为“都邑国家”,又称之为“邦国”[15],是最原始的国家,在酋邦之后,在王国之前。“其最显著的区别是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出现,而邦国与王国的区别则在于有无王权的存在。”[16]我们认同陶寺遗址国家形态为“邦国”的观点,但是我们认为陶寺已经存在着王权。假如我们认定二里头遗址的国家性质为“王国”,则陶寺遗址的“邦国”与二里头遗址的“王国”区别在于都城聚落的单城制与双城制的区别;行政管理模式上“王国”具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17],而“邦国”则无。

  结语

  从上述陶寺遗址考古收获不难看出,中国最初的早期国家应当是邦国,与王国相比从政治体制到行政管理结构和模式都带有更多稚嫩的原始性,但是国家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如王权、都城、阶级、地缘政治、官营手工业、贡赋制度、国家意识形态等等都已齐备,缺乏的是中央集权的王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1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陶寺遗址1983——1984年III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6年9期。

  [2] 曲英杰:《尧舜禹及夏代都城综论》,《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2007年, 269~299页。

  [3] 何驽、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8日,第一版。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3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3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3期, 3~6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9期。

  王晓毅、严志斌:《山西抢救性发掘陶寺墓地被盗墓葬》,《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9日第一版。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7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II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4期, 3~25页。

  [9] 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第7版。

  [10]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考古学报》2006年3期。

  [11] 王巍:《中国考古学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理解和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2月28日,第8版。

  [12] 何驽:《陶寺文化遗址——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的探索》,《中国文化遗产》创刊号,2004年3月。

  王晓毅、丁金龙:《也谈尧舜禅让与篡夺》,《中国文物报》2004年5月7日第七版。

  [13] 梁星彭、严志斌:《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城址》,《2001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

  [14] 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3期。

  [15] 王宇信、王震中等:《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46~70。

  [16] 王震中:《从邦国到王国再到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7期,2004年1月。

  [17] 何驽:《夏王朝“五服”内政外交运作制度模式发微》,《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493~497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考古中国 左都御史 发帖时间: 2012-5-27 15:02:23|帖子热度:3571
地板

曹兵武:从陶寺遗存看中国早期国家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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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寺遗址代表了迄今中国所见龙山时代前期水平最高的考古学文化。

  20世纪70—80年代陶寺遗址东南部发现的1300多座墓葬中(面积仅占总墓地的六分之一左右),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占墓葬综述约1%的几座大墓每座均出有一、二百件随葬品,其中包括有鼍鼓、石磬、土鼓、龙盘等礼乐重器以及成组木器、陶器和玉石器。几十座中型墓也有较丰富的随葬器。上千座小墓随葬品则十分贫乏,有的甚至一无所有。几类墓葬显然已经体现了一种典型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近来陶寺遗址更发现了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小城数座不同时期的城址。其中早期小城平面形制为圆角长方形,城内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在当时已堪称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了。城的东南部有一般贵族居住区和宫殿区。一般贵族居住区在西,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宫殿区在东,总面积为6.7万平方米。

  中期城址分为大城和小城两部分。早期小城位于中期大城的东北部,其城垣在中期被废弃,中期大城是在早期小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并利用早期小城的东墙和早期小城内的建筑设施,小城内的宫殿区和贵族居住区到中期继续使用。大城平面形制为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1800米、南北宽约1500米,面积约270万平方米。

  中期小城位于中期大城南城垣外,即中期大城垣外的东南部,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城内有宗教祭祀区和贵族墓地。紧靠大城垣东垣偏北处是一处贵族墓地,墓地以南是宗教祭祀区。宗教祭祀区内发现一处大型建筑11FJTl基址,总面积1400平方米,已揭露636平方米,据专家多方论证,可能是一处兼观天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

  中期大城和小城的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是史前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城址,规模已和夏代的二里头遗址、商代的二里岗和殷墟等超级都城相近。城内除贵族居住区和宫殿区外,还有居民区和仓储区等。一般居民区位于中期大城的西北部。中期大城的东南部为仓储区,其中发现3个大型窖穴。陶寺还出土一批被学者成为有王者之气的文物,比如前述的大型墓葬中随葬品有龙盘、鼍鼓、特磬、土鼓、彩绘木案、俎、匣、盘、豆、“仓形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瑗等,还有可以称为文字的朱书文字和符号等,都为同时期其他遗址中所不见。

  陶寺遗址的发现无疑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特点的重要资料。但是在如此大的一个问题中如何观察和评判这批资料,意见也不尽相同。学术界比较一致的共识是,陶寺可能进入了文明社会,并且和传说中的陶唐氏——唐尧有关。

  陶寺遗址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早中晚各期都有一些外来的因素,尤其是诸如高领折肩壶、折肩罐、折腹盆、大口缸、陶鼓、鼍鼓、钺、厨刀、琮等出土于贵族大墓的所谓礼器类器物与其上的纹饰等,明显具有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晚期的东方文化风格,这在其早中期的文化高潮时期表现尤其明显。韩建业认为,这可能暗示了一个现象:陶寺早中期的统治者可能来自于东方,他甚至将城址的兴废和传说中的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这样的历史事件相联系(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4期)。这些当然难以确论,但是,推测陶寺早中期应该是一个外来的文化很高的族群(很可能是东方系统的某族),在一个文化基础原本就十分丰厚的地区(中原的腹心地带)建立了城址,以城址为基地发挥防御和管理的功能,则是十分可能的。

  有趣的是,在陶寺晚期,当城址废弃之后,发生了毁坏前期大墓的奇特现象。比如2005年陶寺遗址发掘的4座大墓均在晚期遭到彻底的捣毁,“墓主人的尸骨、棺椁、随葬品被随处抛弃。从遗址第3层还出土有不少随葬品的情况看,当时毁墓抛尸的目的并不一定是盗掘古墓、追求昂贵的随葬物品,而是对墓葬主人所代表阶层的一种切肤之痛的报复行为。本次发掘的墓葬出土陶器具有明显的中期特征,因此墓葬的年代定在陶寺中期为宜”(王晓毅、严志斌: 山西抢救性发掘陶寺墓地被盗墓葬,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9日1版)。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址中也发现了晚期的社会暴力现象,IT5026所揭露的晚期灰沟HG8里出土6层人头骨,总计30余个头骨;另有散乱的人骨个体40-50人,其中以男性青壮年为多,在灰沟的第3层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

  史前时期暴力遗迹在考古学中并不少见,但是像陶寺遗址的这类遗迹往往难以以一般的军事冲突来解释,看来中晚期之交随着权力的更易和城址的废弃,显然也发生了不同族群或者说国家内不同阶层之间的暴力事件,为前边推测的统治者的外来性质提供了一个侧面的注脚。

  诚如此,则陶寺遗址可能表明了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中的一个重要的现象:作为凌驾于普通居民之上的国家的统治阶层可能是外来的。

  我们知道,国家产生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社会不同群体的相互作用,既包括内部与外部不同族群之间,也包括内部阶层或者阶级的分化。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文化价值更倾向于强调圈层式的平等的内部结构特征,其实是非常难以为国家内对立的阶层甚至阶级的产生提供直接的动力的,因此,国家形成过程中要实现社会关系的突破,外部力量的加入或者内外的混合、杂揉以促成社会组织的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从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各地区域性的文化传统陆续发展到高峰阶段并开始较大规模的外向性扩展与相互间的碰撞,至龙山时代整个中国史前文化圈进入了不同区域文化间真正的交互作用的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中原地区都相对较早,半坡与庙底沟均是外向扩张较早和势头最为强劲的区域文化力量,而庙底沟二期则是较早进入与周临文化交互作用和开始有高峰阶段进入文化调适阶段的文化体系),族群之间的防御成为重要的社会需求,城址大都在这个阶段产生并多分布在环境敏感的文化边缘地带就是证明(当然也有不少的区域中心聚落成为城址,而且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城的防洪作用甚至可能更超过防御其他族群进攻的功能)。但是,尽管城址表明了较高的社会组织与动员能力,聚落与社会内部分层已是客观的事实,却并不能表明当时社会内部分化到阶级对立和进入国家文明的程度,它至多只是体现了一种族群内和族群间的分化和联合,因为史前中国城址的集体防御特色是十分明显的。

  陶寺遗址的墓葬与城址材料则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社会关系模式的可能图景。这里的城址规模、大小城址的特殊结构、顶级的具有“王者”之气的遗物,这里的金字塔式墓葬结构、宫殿区、储存区、祭祀和天文观象设施等,都明确无误地说明了社会内部分化的严重程度。特别是陶寺材料所可能体现的一个族群对其他组群的征服和统治,以及社会组织解体与城址废弃过程中暴力冲突的特征等,大概是中国史前考古资料中惟一可以明确地说明一个社会中社会分化可以达到统治与被统治阶段的案例。许倬云先生指出,复群社会——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共同体生活在一个地方,才为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美]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变动》,《文物季刊》,1996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也强调,国家的产生,是对传统的血缘关系的爆破和地缘组织关系的确立。因此,陶寺可以被视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真正开端。

  如果陶寺与唐尧的对应不误,前述的推测也获得了一种历史传说的证据支持。因为传说中自黄帝至大禹的五帝时代其实显然也是可以被分为前后两段的:传说资料所能勾勒的史前中国历史图景说明,五帝的前两帝不论是谁,主题都是部落英雄人物在文化发明与部落之间征战的赫赫功绩,而从唐尧开始的尧舜禹后半段,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政权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社会组织开始具有国家的某些特征。

  如果说中国早期国家的复群社会的建立中外来力量在社会分化、国家组织的产生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家的发明不会遍地开花,也不会像其他的文化因素那样广泛传播,文明核心地区的国家甚至会对其他地区社会组织复杂化进程产生抑制作用(见曹兵武:《从山东小邾国的考古新发现谈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四》,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待刊稿)。这个核心地区就是传统的中原地区。国家的出现需要舞台背景。虽然族群互动、移民扩张乃至冲突在更早阶段就已经存在,但是中原地区成为早期中国文明的摇篮,不仅有长期的、发达的文化积淀和农业经济及其养育的庞大的人口作为基础,也由于它较早地进入区域性文化高峰之后的调适期,得以较多地吸收周邻地区尤其是环境波动阶段的北方地区和周边地区后续性的文化高峰如东北、东方、东南的文化因素的冲击,比较全面地参与到龙山时代的族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庙底沟二期开始,中原和北方及其他方面的文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势态,社会与文化开始了一种在其他地区难以发现的大规模的调适。但是作为主体的庙底沟自身的人们在这种调适中尚难以发展到促使内部组织结构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程度。到陶寺早中期,源自东方的先进的集群式的文化因素改变了不同族群文化相互作用的力量与势态对比,外来力量实现了对当地的庙底沟二期的取代和统驭,社会组织结构的革命性变化才得以发生,在一个地缘性的人们共同体内部开始形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区别。

  因此,陶寺的新发现为我们理解中国国家文明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标本。紧随其后的夏商周也继续延续着以族立国的建国与文明生成机制,它们同样都是在不断迁徙征战的过程中,逐渐进入一个复群社会——即实现地缘国家的主体族群或者统治族群对一个地域的土著族群或者周围族群的文化优势和武力征服。这个过程与模式也决定了后世中国国家文明的许多特点,直到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上层文化的平民化)和秦汉帝国的分解和熔铸,中国国家文明才真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微博评论 小小白丁 发帖时间: 2012-5-27 15:36:18|帖子热度:3571
5#
干啥用的呢[思考]\n\n 来自 玉良1989 的新浪微博
 发表于 2012-11-16 15:32:56
6#
什么年代?[tthread=funnyhistory, 爱搞笑爱历史]http://app.qlogo.cn/mbloghead/bd08e5dc538bfa4aa66c[/tthread]
微博评论 小小白丁 发帖时间: 2013-1-15 00:34:27|帖子热度:3571
7#
銅玉合體設計傳統的發端。\n\n 来自 彼山城中 的新浪微博
yangjiliu 秀才 发帖时间: 2014-12-15 09:13:09|帖子热度:3571
8#

回帖奖励 +1 金币

铜齿轮的制造,说明了当时不仅有金属的冶炼、生产、设计加工等技术能力,而且有了美观、美化等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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