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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 查看:2569| 回复:3|发帖时间: 2011-12-2 00:06:54| 关键字: 李济, 考古学, 考古学之父, 考古学家
  来源: 《人民政协报》2006年文章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诞辰110周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授、翻译家李光谟编纂整理的五卷本《李济文集》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无疑是作为儿子的李光谟献给父亲李济的最好礼物。因为1949年他们父子分别之后,由于海峡两岸的政治阻隔再也无法活着相见。

  1979年,李济先生因心肌梗塞过世,此前的1975年,李先生的夫人已在美国去世。每每忆及此事,李光谟都唏嘘不已:“父母在世的时候,我也想过要去看他们,但是想归想,最终还是去不了。”1995年,李光谟终于踏上1949年他曾经离开的台湾岛。跨进父亲生活栖息的庭院,已是时光沧桑,人去楼空,惟余其父的手稿、信件和资料无言等待他的到来。此后,经过简单的整理,李光谟将父亲的遗产运回了北京。从此,编纂整理这些资料成了李光谟离休以后最费心费力的一件大事。在这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李光谟开始了与父亲的心灵对话。

  当初的分别,父子做出了相反的决定:一个留在台湾,一个返回了大陆。时空阻隔,虽然隔不断父子亲情,但相互的沟通和理解却越来越困难。父亲的遗墨为儿子打开了一扇相互了解的窗口,越接近父亲著作的深处,越理解父亲的内心。

  李济,1896年出生于湖北钟祥的一个书香门第。后随父迁居北平,考入清华学校。1918年赴美留学,先入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后,即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最终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1923年,李济学成归国,先受聘于南开,后就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

  1926年,李济先生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主持中国自己的考古发掘,先生当然地成为中国考古发掘的第一人。“在中国,真正由中国人搞的考古发掘,便是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主持的发掘。”“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这样评价说。因为在此前,遗迹丰富的中国,考古发掘全由西方人把持。1930年,先生又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继仰韶文化之后,龙山文化作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本再次由先生领导的小组,一锄头一锄头地呈现于中国与世界面前。

  步入中年的李济先生,真是意气风发。1929年,他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接手已经进行过第一次发掘的安阳殷墟考古工作。此后,直至1937年,他主持了安阳殷墟第二次至第十五次的发掘工作,所获成果将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震动世界。后来的安阳殷墟,被列入联合国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先生作出了绝大的贡献,有人称之为“李济的安阳”。他最后的考古著作即以“安阳”二字命名,可见安阳殷墟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然而,就在完成殷墟第十五次发掘后的第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在炮火声中,李济先生随这批文物一路辗转西南,并在流徙途中继续研究发掘文物。八年抗战结束,随之内战又起,直至1948年底,殷墟文物才被运至南京。还未来得及开箱,李济就受命押运殷墟文物到了台湾。从此,他再未踏足大陆半步,他的名字也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了。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永远不能相见。难怪他在人生的晚景,手难握笔的情况下,才口述由其助手完成了《安阳》一书。那是他心中最大的牵挂,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篇章,留待最后的就是这一页。

  为了不可离弃的殷墟文物,李济做出了一个不用思考的决定,妻儿一起赴台。对于父亲的决定,李光谟回忆道:“那段时期,我曾听见父亲和朋友在聊天时说,‘只要文物是安全的,无所谓去哪个地方。’有人劝他说,你不跟着船走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要押运,东西在,人就要在。’”看来,这位执着的考古学家只会直道而行。

  当时的李光谟因身体原因正休学在家,对于远途奔波并不是很乐意。可因为李光谟的大姐幼年夭折,另外两个姐姐又先后病逝于抗战时期,家里只剩下李光谟一个孩子,他不能不随父母远行。

  1948年年底,一家人跟随父亲钟爱的文物到了台湾。当时的李光谟22岁,其父李济52岁。李光谟休学前已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如果能在台湾读完后两年,他也许不会再返大陆。但当地的学校都表示很难接收他,即使选择转学,台大也要他答应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倒退两年;第二,要学一年的日语。等于在同济的三年不作数,从开头学起。李光谟回忆说:“我不同意这样,于是萌生了回上海,回同济读书的愿望。”

  1949年2月,李光谟离开台湾准备回上海继续学业。李光谟记得,他在基隆港上了船,父亲并没有到码头相送。李光谟回忆说:“只有妈妈,还有后来过继给我家的弟弟来基隆码头送我。当时心想就是离开一下,等到暑假就会回来。”恐怕那个时候,李济也抱着同儿子一样的想法,战争一结束,就意味着家人告别分离,否则他不会不送儿子一程。

  李光谟到上海后,不仅担任了学生会的负责人,而且加入了宋庆龄支持的人民保安队,和市民一起默默等待上海的解放。

  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此时的李光谟也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留在大陆,他回忆道:“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表明我的态度,说自己决定留下来看新中国的建立,期待着在未来能与父母相见。后来别人告诉我,母亲看到信之后,大哭一场。”

  此后,新旧两个政权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李济父子相隔两岸,音讯难通,连儿子定居北京并娶妻生子,父亲都不知晓。1955年,李光谟父亲朋友的女儿去香港,碰巧见到了李济先生,才告知李光谟的状况。李光谟说:“那些年,父亲在香港的一些朋友,曾经给我寄油、糖等日常物品。真的非常感谢父亲,一直动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我。”

  “文革”开始后,父子间的通信日趋困难。即使偶尔收到家书,也必须马上忍痛烧掉,为的是要与在台湾的父母划清界线。但是对亲人的思念是任何暴风骤雨也隔绝不开的,李光谟回忆说:“1973年前后,赵元任先生从美国回来,他见到我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帮我照相,他说,要马上寄到日本去给他女儿,然后让女儿寄给我父亲。隔了一周见到他,他说,真糟糕,胶卷坏了,但是信息已经通过女儿带到我父亲那里了,他们高兴坏了,因为之前都以为我在‘文革’当中去世了。”

  李济的名字在大陆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忽然在1959年被抛出来接受批判。受李济培养的诸多弟子们以《考古》杂志为阵地,对李济发起了断绝师生关系的猛烈“围剿”。当年,李光谟在复杂的心态下,还收藏了一期《考古》杂志,那一期的杂志登载的全部是批判李济的文章。一个考古学家的学术选择,被冠以政治立场错误的大帽子。而李济则从学术的角度,对大陆学者的考古发掘报告给予了严厉批评,学术报告对发掘地、器物、尺寸等按常规必须公布的内容都“秘而不宣”,却充满了政治口号,批判语言,空洞无物。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说。据说,一段时间内,李济根本不引用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这种局面才开始改观。

  李济先生去世后,留给李光谟一笔遗产,李光谟很早就提出捐赠一部分设立“李济考古学奖学金”。李光谟想这会是父亲的心愿,他想帮助九泉下的父亲完成这个心愿。谁知社科院考古所申请批复的报告递上去之后,一直得不到下文,功德无量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李光谟后来听说,有领导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上讲: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言下之意仍然是政治立场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的说法并不奇怪。可李光谟说起此事仍满是遗憾:“那是1981、1982年吧,唉,本来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奖学金的……”

  如今,五卷本《李济文集》的出版不知能不能弥补当年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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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咸宁 来自手机 2011-12-2 02:22:08
沙发
以中国考古第一人的名字命名奖学金,再恰当不过。
今非昔比,富春山居已然合展,按说促成此事当不成问题,不过眼下是个当口,你懂的……
那位不让成立“李济考古学奖学金”的领导,就是李济的学生夏鼐先生。此事不久后,夏鼐先生就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奖学金”。
157955654 2015-6-4 16:25:14
地板
学习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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