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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 查看:1438| 回复:0|发帖时间: 2011-12-6 14:46:47| 关键字: 佟柱臣, 考古学家, 史前
  新京报

  老考古学家自学成材,五十多年时间完成《中国新石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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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39年佟柱臣开始考察新石器,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220万字的著作《中国新石器研究》出版,历时50多年。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人物

  佟柱臣 辽宁省黑山县人,1920年3月20日出生。1939年考入吉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第三班(历史地理系),毕业后任中学教师。1945年进入沈阳博物院任副研究员,1949年进入北京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196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第一室(新石器时代)副主任。1978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聘为教授。1979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著有《中国考古学要论》、《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以及220万字的《中国新石器研究》等。

  从历史地理开始自学跨进考古学大门

  我家里祖辈是当地大族,不过到我父亲佟保昌这一代的时候家庭已经败落了。虽然他只是一个商贩,难于糊口,但仍愿供我上学,为我读书借下的债务,直到我工作三年以后才全部还清。

  1931年,11岁的我进入白土厂门小学,除了学习算术、国语、历史、地理之外,还读了《论语》、《孟子》,旁及《诗经》与《幼学琼林》等书。

  1934年我就越级毕业,1935年考入黑山县中学,开始喜欢文科,读了《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话以后,我想立言以明志,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杂文。1938年,我从沈阳第四国民高等学校毕业,1939年考入吉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第三班(历史地理系),选择师范的原因也是因为上学可以不花钱。

  在历史地理系学习期间,我利用学校藏书,博览地理学、地质学、天文学、历史学等书,还看了廿四史。因为阅读历史和地理的兴趣,我确立了专攻考古学的志愿。

  但是当时学校没有考古课(那个时代国内还没有考古专业),所以,我只能利用国内外的考古学书籍进行自学。一次从吉林回黑山的路上,我收集到一些陶片、石器,然后开始研究。为了弄清这些标本的名称,我不知道查对过多少考古图版、插图,相互比较。

  没有先生指导,学习自然要艰苦得多,进展也慢,可是却促使我自己阅读了更多的考古书籍。我还利用星期天和假日,在吉林市和永吉县进行了调查,像欢喜岭、平顶山、骚达沟西砬子、西团山等史前遗址,还有龙潭山高句丽山城、乌拉街明清乌拉部城址等等,这样逐渐走进了考古学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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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遍东北进入沈阳博物院

  1942年,我到内蒙古凌源中学教书。由于当时正处在沦陷时期,我的精神特别苦闷。大凌河流域两岸阶地上遗址分布很密集,所以在教课之余,我经常跑到野外寻找遗址,收集标本。

  1943年至1945年,我转到内蒙古赤峰师范教历史。这里是红山文化的分布区,日本人已经在这里发掘过。这个时期,我仍然是不断地跑野外作调查,发现了夏家店等重要遗址,今天广泛分布在辽西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就是因为我当年所发现的夏家店遗址而得名的。

  1944年,我跟随李文信先生参加了赤峰猴头沟缸瓦窑辽代窑址的发掘。这里是一个有几十座窑址的辽代窑村,出土了辽三彩、白釉印花瓷、荞麦釉契丹文鸡腿坛、带官字款白瓷片。由于这次发掘,使我对辽瓷发生了浓厚兴趣。

  此外,我还在赤峰英金河北岸发现了一段长百余里的长城。这段长城西接围场,东连敖汉,在我国,是继英国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汉长城以后的一次重要发现,而年代又远到燕、秦。因多年调查,我采集并收藏了许多各个时代的标本。1945年,日本投降,我把这些东西运回家里,老家的人对我家里人说,你们家的学生脑袋是不是有毛病,成天弄这些瓦片。

  回老家后,我就没有再回内蒙古,我的两书架书也扔在了那里。由于之前我已经发表过一些研究文章,经金毓黻先生的推荐我进了沈阳故宫博物院任副研究员,得到了从事专业工作的机会。在这里,我与金毓黻、罗福颐、李文信、阎文儒、裴文中、贾兰坡各位著名的史学家、金文甲骨学家、考古学家朝夕相处。日常事务是将各代文物的整理编目上架与陈列,向他们请教与研讨的机会极多,受益很大。为了明确在此以前的东北考古学方面总的成就,我整理了东北考古文献目录,东北史前遗迹地名表以及东北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汉代、高句丽、渤海、辽、金各段的考古资料。这些工作使我对东北考古学概况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转战北京研究边疆民族

  东北解放较早,国民党就把沈阳博物院的文物偷偷往北京运,我们1948年就跟着到了北京。1949年解放以后,又把这些文物退回了沈阳。利用这一机会,我觉得留在北京搞全中国的新石器研究工作具有更好的条件,这时,裴文中先生已经是文化部文物处处长。

  经过他的介绍,我进入了北京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

  我那时所做的工作不仅是进行文物编目,也从事陈列工作。在裴老的指导下,曾布置过从猿到人的展览、中国原始社会陈列、中国近代史陈列。1950年,我参加了裴文中教授领导的东北考古发掘团,前往吉林西团山从事发掘工作。1953年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之聘,参加裴文中教授负责的史前考古课教学小组组织教材等工作,1959年还被马寅初校长聘为北京大学论文导师。

  为了提高博物馆界的科学研究水平,1957年我访问了苏联,考察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些博物馆和大学考古系。回国以后,我写了很多文章,介绍苏联博物馆的情况。1959年,在天安门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的过程中,我负责中国原始社会部分的陈列工作。在此期间,我还曾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和考古训练班讲授考古陈列课。

  1959年,我到文化部文化学院当了两年教师,培训文物博物馆工作干部和招收大学生。1961年,文化学院下马了,夏鼐先生把我招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我在这里一直干到了退休。

  我到考古所后先后进行了两大课题的研究,一个研究项目是边疆民族考古,另一个研究项目是新石器时代研究,为了这些课题的完成,我频频到全国各地收集材料。从1976年开始,我用了6年时间完成了60万字的《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到底如何,是十分值得探讨也是我很感兴趣的问题,因而积累了很多考古材料。我认为,汉族在汉代以前称为华夏族,在汉代以后称为汉族,无论华夏族或汉族,与其并世的都有所谓蛮、夷、戎、狄,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消失,不是她的后裔断绝了,而是她们融合入了多民族共同体,文化水准提高了。

  半个世纪时间写就一部书

  从20世纪60年代起到90年代,我倾心研究新石器。为了这一课题,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我跑遍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区,有的地方还去过多次,其目的是对中国边疆民族的考古文化和中国新石器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从1939年开始考察新石器,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220万字的著作《中国新石器研究》出版,历时50多年。

  在此过程中,我因为绘图而目睹、摩挲了近十万件石器,在现场画了上万件一比一的线图。这本书我曾三易其稿,仅女儿帮我校稿,就花了几个月时间。它收录的石器有7981件,从动笔到最后完稿,用了30多年的时间,手写定稿即有30多斤之重,稿子码放到一起近一米高。

  在我外出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每到一地,当地的同行都会热情接待我,生怕我漏看了一件石器,我去外地不光是参观库房、博物馆,也跑了许多考古工地。年纪大了,其中也有很多辛苦,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1984年我去考察吐鲁番一个遗址的时候,在超过40度的气温下,顶着太阳在那里捡石器。1980年年底,我到湖北宜昌红花套遗址的库房收集长江流域的石器,结果一待就是一二十天。

  那时,我每到一地都有吟诗的习惯,12月12日我在那里也写了一首《红花套江堤漫步》:江出三峡浩瀚东,朝阳映水耀金波。白帆数点东流去,不信人间尽蹉跎。

  从这些旧体诗中,可以看出我当时的行程,也衬托着我当时的心情。

  晚年以后我没有停止写作。我在2003年曾经给《中国文物报》撰文《喝粥足矣,奋进为乐》,这句话是我一生的座右铭。除了事业追求,我几乎没有其他追求。我特别感激的是我的夫人,她承担了所有的家务,甚至她生孩子的时候,我还在外地。

  口述:佟柱臣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发现背后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到底是如何开始的呢?中国新石器时代阶段,并不存在从一个地点起源的问题,从旧石器晚期延续下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若干个中心,如马家窑文化系统中心、半坡文化系统中心、庙底沟文化系统中心、大汶口文化系统中心、河姆渡文化系统中心、屈家岭文化系统中心等都是,当然,就全国来说文化中心决不只此几个,今后随着各地发掘和研究的进展,各省、自治区将会有更多的中心出现。

  中国的这些多中心的文化,不是按同样速度发展的,也不是按同样水平发展的,而是发展得有快有慢,有高有低。当高度发展的青铜时代二里头文化被发现后,证实了中国最早出现国家的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在黄河中下游出现国家、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周围的马厂类型、石棚山类型、良渚文化、石峡文化仍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发展不平衡现象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实际。

  华夏族和汉族

  夏、商、周的中原地区许多民族到战国时期融合成了华夏族,她包含多民族的血统和文化。汉代开始出现了汉族移居到全国各地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所以汉族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和华夏族相比,汉族是个包含了更多民族的共同体。

  魏晋以来,进入中原汉族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乌桓完全融合。唐代、西域、南诏、渤海出现封建制,并普遍使用汉字,反映了唐文化的一致性,是民族深入融合的标志。宋代以后,北方民族又融合于汉族这个多民族共同体之中,为汉族增添了新的血统和文化。

  (口述:佟柱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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