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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 查看:55| 回复:0|发帖时间: 2017-8-7 11:15:42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勤劳、智慧,极具创造精神,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夏代奚仲是古代中华民族的圣贤。奚仲造车,对我国古代社会的交通,乃至军事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古代文献对奚仲造车多有记载,其中以先秦文献的记载成书年代为早。此外,考古发掘也提供了相关的佐证。本文就此予以论证,进而阐述奚仲造车的历史意义。

一、 先秦文献对奚仲造车的记载以及相关的考古发现

  先秦文献对奚仲造车的记载主要有《墨子》、《管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墨子·非儒篇》:“奚仲作车”。《管子·形势篇》:“奚仲之巧,非斫削也。”注:“奚仲之巧贵其九车以载。”《荀子·解蔽篇》:“奚仲作车乘。”注:“奚仲夏禹时车正。”《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注;“奚仲,黄帝之后,任姓也,传曰夏车正,封于薛。”诸多先秦文献不约而同的记载造车者为奚仲,可见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里头宫殿区大路上的车辙痕.jpg

▲ 二里头宫殿区大路上的车辙痕(考古中国配图)

  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夏代确实已有双轮车的出现。1994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Ⅻ区北部,发现一段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双轮车的辙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辙印上口宽约40厘米,深约15厘米,轨距约1.2米,辙沟内的灰褐色土极为坚硬。车辙的发现,证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确实已经有了双轮车,其轨距与1996年在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现的商代早期车轨大致相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此外,在郑州商城遗址曾出土两件铸造青铜车軎的陶范(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二里冈期铸铜基址》,《考古学集刊》第6集)。二里头文化已被学术界确认为夏文化。可见,夏代与早商时期的双轮车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传承关系。在河南安阳殷墟已经发现许多商代晚期的马车实物,结构相当完善,证明当时的造车技术已比较成熟。关于其技术的渊源,学术界曾有各种说法。二里头文化车辙的发现,为商代晚期双轮车制造技术找到一个合理的源头。

前掌大遗址.jpg

▲ 前掌大车马坑(考古中国配图)

  近年来,全国各地掀起认证名人故里的热潮。这是传承并弘扬中华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可喜现象。但是相关文献记载准确,并得到考古佐证者,却为数有限,乃至纷争不断,难以确认。奚仲造车,不仅文献记载准确,而且有考古发掘出土夏代车辙的证据,实属难得可贵。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古薛国故地,山东滕州前掌大晚商墓地发现多座车马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商晚期距夏代不过数百年,此项重要的考古发现为确认奚仲造车,奚仲受封于薛,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证据。

  关于车发明的渊源,研究者认为(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车的发明过程较可能是由徒手搬运重物,发展至用圆木棍垫在下面拖拉重物,从而导致车轮和车的发明。最初的车轮是由一块整木制成,称为“辁”,以后逐渐发展成有辐条的轮子。《荀子·解蔽篇》:“奚仲作车乘”。注:“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也。”表明,车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原始社会末期很可能已有车的雏型,至奚仲时加以改良,并设专门的官吏监督制造。

二、 奚仲造车的历史意义

  奚仲造车创造了我国古代最早的陆路交通工具,其历史功绩人所共识。不惟如此,奚仲造车的贡献还在于,车的发明促进了牵引动力——马的引进与推广使用。

  家马的起源是学术界长期探索的重大课题,近年的研究已有显著进展(袁靖、安家瑗:《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两个问题》,《中国文物报》1997年4月27日)。在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里都发现有马的化石。但至新石器时代,出土马骨的遗址却发现极少。记录较清楚的仅有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和山东历城城子崖遗址等。而且这些遗址发现的马骨标本都很少。与此同时的其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均罕见马的骨骼。故此推测,如果在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确实存在马的话,其与当时的人类也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迄今为止,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和商代早、中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也未见马的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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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开沟遗址(考古中国配图)

  朱开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文物出版社,2000年),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朱开沟遗址文化层大体分为五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二阶段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过渡期,第三、四期阶段相当于夏代早晚期,第五阶段相当于商代二里岗文化阶段,整个遗存前后延续约800年,完整地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全过程。朱开沟遗址发掘中提取了大量的动物骨骼,经北京大学考古系鉴定动物种类以家畜为主,野生动物较少。家畜种类主要是猪、羊、牛,所占比例分别为34%、35%和15.7%。由此可见,朱开沟文化的家畜饲养在当时仅次于农业的另一大产业部门——养殖、狩猎业中,已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朱开沟遗址第一至第五阶段,长达800年之久的文化遗存中未见一例马骨标本。可见在迟至相当于商代二里岗期的朱开沟遗址仍没有马的存在,这当是不争的事实。朱开沟遗址地处北方草原腹地,就北方草原文化而言,朱开沟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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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墟遗址马坑(考古中国配图)

  马骨的真正发现是到了商代晚期,即属于商代晚期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里发现马坑和车马坑,里面葬有完整的马。与其年代比较接近的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车马坑,出土了完整的马骨架。可见此时,驯马驾车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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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墟遗址车马坑(考古中国配图)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最早的家马出自中亚咸海以北草原内的安德罗沃文化层,距今约4000——3000年,大体相当我国的夏商时期。奚仲造车为夏代。而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并未见马骨,可知当时车辆的牵引当为人力或牛力,而非马力。但人力车难以多载,牛力亦不能疾行。夏代和商早、中期因生产力所限,车的使用并不广泛。而商晚期国力强盛,尤其是连年对外征伐,加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战车和乘车的需求骤增,人力或牛力牵引显然已不能适应形势。马驾车,不惟可负重,亦可疾行。故此,商晚期,家马引入,马驾车即应运而生。马驾车的出现,车的创造是关键。车的制作乃历史之必然。但若无夏代奚仲造车,车制作的时间很可能延迟,马驾车的出现亦当更晚。

  目前已发现的商晚期马车都是木质双轮单辕车,辕前端有一驾马的衡,载人的车舆位于辕后部轴的上方。除车轮以外,其他几个部件均附少量的青铜零件、饰件。据车马坑内出土的遗物,可将商代晚期马车的用途分为两类。一类是战车。在已发现的商代晚期车马坑中,有18座放置了兵器,常见铜戈,这种车当为用于作战的战车。此外,在已发现的车马坑中,许多车舆中不见武器。推测可能是供贵族出行的乘车。战车与乘车在结构上无甚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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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墟郭家庄M52(考古中国配图)

  商代晚期车马坑的埋葬方式多按照车子原来使用的情况埋葬,如殷墟郭家庄M5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即驾马与车套在一起,两马侧卧在车辕两旁。此外还有拆车葬,如安阳殷墟刘家庄北M339(刘一曼:《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车马坑》,《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下葬时,驾马与车脱套,将马车的主要部件共存一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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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车”字(考古中国配图)

  甲骨文中已有车字,并有多种写法。《说文》:“车,舆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象形。凡车之属皆从车。”1989年,在殷墟郭家庄的发掘中,发现1座羊坑M148,内埋二羊一人,二羊头部附近皆有车构件。上述迹象表明,当时应有羊牵引的小车。

  概言之,车是人类代步的交通工具。奚仲造车,进而出现马驾车,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古代陆路交通,乃至军事的发展,在我国古代社会的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我们纪念奚仲造车,不仅感念奚仲的伟大历史功绩,而且要更充分的发挥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力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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