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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 查看:54| 回复:0|发帖时间: 2017-9-1 08:39:38
  那是 1975 年冬季,河南安阳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浪潮,要求平整土地、修水渠,计划平整的地段是小屯村北的一片冈地,这一带长时期未进行过考古发掘工作,对遗址的内涵缺乏了解。这里是殷墟重点保护区,不能随便动土,可当时主要是宣传队主持工作,没有充分理由不好阻止平整。为了保护这片遗址,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的同志商量如何处理,我们决定进行钻探,如果下面是夯土,那么这里就是古代遗址不能平整。恰好这片冈地种的是棉花,棉杆尚未拔掉,一时不会平整。于是,11月20 日我们便带了三位探工在冈地的四缘进行钻探,发现土台东部有比较厚的夯土,向西夯土渐薄,冈地的南边是历年取土形成的断崖,东西长约 140 余米,东部高约 1 米。11 月 23 日开始铲刮断崖,从铲出的剖面观察,靠东部 70 米夯土较厚,有较密集的夯土基址,并有路土和破坏房基的灰坑。此时,我们便找来小屯大队的村干部,向他们介绍了所发现的建筑基址。这些干部过去曾参加过考古发掘,认识夯土和灰土,当他们看过现场之后表示同意保护,并说,今后也不让村民在这里取土。

  为了解地下情况,12月1日首先在冈地东南隅进行试掘,揭露出房基数座,多未到边缘。因天气寒冷不宜清理,5 天后即予以覆盖。

  不懈的坚守

  1976 年春季,我们办了考古发掘手续,开始正式发掘,发掘面积约 1000平方米。陆续揭露出小型房基,在靠南边缘的探方内,耕土层下暴露出一座南北较长的房基(F1),中部被殷代晚期灰坑破坏,在将灰坑内的填土取净后,发现其下仍为夯土,但土质土色与房基土不同,为弄清下边遗迹的性质,决定发掘 F1。在清除房基土之后,出现面积略小于 F1 的长方形夯土面,为纯净的红色夯土,北边拐角呈直角,南端被取土破坏,表面无柱洞之类建筑遗迹,似为墓葬,由于过去小屯村发现建筑基址较多,有的老技工怀疑是“死夯土”,即指“房基土”。于是进行钻探,但用长 3.5 米的探杆探不到底,加上土质坚硬,探铲带不上土,于是向下挖了深约3 米,土质变得较湿润,我便与有经验的技工商量继续探,准备好钻探深墓的设备,这次一定探到底,弄个水落石出,即使不是墓也可以放心了。

  5月16日开始钻探,为避免损毁文物,先在边缘打孔,由于面积小不便操作,便改在墓葬中心部位打孔,如果是墓必有现象。到距地表深约 6 米时,已接近潜水面,填土湿黏,探铲带不上泥土,探上的湿泥极易滑落,推动拧杆相当吃力,工人握杆耐心下探,并不断观察土质变化。大约 1 小时后,工人再用力推动拧杆时,探杆突然下陷了约 70厘米,握杆的青年技工吃力地往下探,直到碰到硬底,这时人们心情都紧张,不知下边现象如何!工人慢慢向上拔杆,探杆被提上来,满铲都是红漆皮。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地说 :是墓葬!眼光敏锐的何振荣师傅,将探铲中的一件器物抓过来,到水沟洗净,一个保存完好的玉坠呈现在大家面前,在场的人激动不已。由于小屯是殷代的宫殿区,墓葬很少,有的老工人说 :真没想到在小屯出现这样一座墓葬,难得,难得!也有人说,如果不是当初坚持探到底,这座墓不知何时才能面世。

  F1 与妇好墓

  压在妇好墓之上的 F1,南端被取土破坏,推测门道向东,东边线偏东5°。房基面上有排列整齐的柱洞六个,底部皆有柱础石,另有三块础石被扰动下陷。在房基外,北面和东西两面,有排列整齐的夯打柱基七个,多呈圆形,当是擎檐柱之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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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发掘现场

  据柱洞排列推测房基全长约 65 米,四周建有廊庑,房基四周略大于墓葬,似为有意建在墓上。类似的墓上建筑在殷墟曾有发现,由于墓葬小没有引起重视,此房基略大于墓口,其位置令人瞩目。甲骨卜辞:“甲申卜即贞,其又(祐)于兄壬,于母辛宗。”( 《殷墟书契后编》卷上)“即”是卜甲时卜人名,母辛当是指武丁配偶庙号称辛者,恰与妇好庙号相合。这一建在妇好墓上的建筑或许就是卜辞中的“母辛宗”。古建筑学家据基址面上的柱洞与基址边缘的夯打柱基,认为“平面复原约构成三间面阔,两间进深的柱纲”,房基外的柱基应为擎檐柱柱基。据文献记载,设想房基应为“四阿重屋的一座享堂”,并绘制出复原图。现在安阳殷墟博物院建起一座房屋,给人以形象感,供游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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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的仿建

  惊喜连连

  妇好墓的发掘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掘墓内的填土,第二阶段是水下操作。在发掘墓内填土时,不时出现随葬品,由墓口至椁顶可分为七层,但多为一二件器物,第⑥、⑦层尤其值得关注。

  第⑥层距墓口 5.6 米,在墓室偏南部,发现叠压在一起的象牙杯和骨笲,据现场观察是装在一个木匣中的,在其南面散乱地放有多种器物,有玉援铜内戈、玉盘、石豆、石罍、陶埙、铜镜、玛瑙珠、骨刻刀、骨匕等,琳琅满目。第⑦层距墓口 5.7米,已接近椁顶上层,此层在墓室东北角摆放 1 件铜尊;东南角放置尊、斝各 1 件,斝原缺三足,置于尊上,这三件礼器均铸“子東泉”铭文 ;墓室两壁中部都有 1 件石磬,其一侧有“妊冉入石”四字刻文 ;在墓室中部盛放象牙杯的木匣之下,摆放大理石牛 1 件,应是有意安排的,牛颈下刻“司辛”二字。墓室中部的器物与上述尊、斝等大致在同一层位上,大概由于铜礼器体积大,故显露较早。略下挖墓室东西壁出现殉人骨架,已接近潜水面,水面以上的发掘大致如此。

  6 月 4 日进行水下发掘的准备工作,用长杆和木板搭建起发掘平台,安装上两台水泵。6 日下午开始发掘,向下挖了约 50 厘米,椁室北端的大型青铜礼器已陆续浮出水面,最先出现的是东北角大方鼎的两个耳,向西是三联甗,连体甗等,眼前的现象令人惊喜,但是面临着供电问题,遂与供电局联系,解决了此问题。6 月 7 日晨,随着气温上升,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开始分批轮流下坑操作。为避免墓壁经水浸后坍塌,故暂不动四壁的大型铜器,先发掘墓室的中部。清出棺室中的淤泥,清理过程中陆续出现玉器,触手可及,由于数量大、时间紧,便将取出的玉器放入水桶内,再送到上边,残铜器装框取出。发掘了一个上午,棺室清完之后,恰巧水位下降,于是立即组织人员提取墓室四壁的大型青铜礼器。完整的器物可用绳捆好,再用辘辘吊上来 ;残铜器装框取出,运回工作站 ;最后清理腰坑,全部清理完毕后露出黄土墓底,人骨、狗骨也从泥浆中捞出。有位老师傅说 :亮底了,放心吧,不会丢下什么东西。发掘工作结束了,工作人员都很兴奋,大家饮酒闲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个坑 ;也有的说,满坑都是东西,没有站脚的地方;又有人说好多东西过去都没有见过。直到傍晚,各村来的工人才陆续散去。

  华美王后墓

  随着整理、修复工作的进展,琳琅满目的随葬品逐一呈现在我们面前,大量青铜礼器、武器以及各种不同用途的玉器、宝石器和象牙器等,随葬品总数达 1928 件,此外有海贝 6800 枚,另有少见的阿拉伯纹绶贝、红螺等。上述发现提供了多方面的重要资料和信息。在各种文化遗物中,最能体现殷墟文化发展水平的是青铜器和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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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器以礼器和武器为主,其中礼器 210 件,类别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等。礼器中有铭文的 190 件,铭文凡九种,其中铸“妇好”或单一“好”字铭文的共 109 件,占有铭文铜器的半数以上,且有较多的大型重器和造型较新颖的器物,如偶方彝、三联甗、鸮尊等。妇好铭文的铜礼器多成对,或数件成组,如中型圆鼎 12 件,大小相近,分为两组,每组 6 件,纹饰不同 ;大铜斗 8 件,也分两组,每组 4 件,斗柄纹饰不同 ;平底爵 10 件成组,另有两件成组的大铜爵,铜觚较多,有 6 件成组的,有 4 件成组的。

  其他有铭文的铜礼器也多是成对或成组的,大型铜礼器多为两件成对,或两件以上成对。有的配 10 觚、10 爵的,10 觚、10 爵可能是商王室或大贵族的礼制,一般墓内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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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甗

  妇好墓内的青铜礼器群是殷代礼制的展现,妇好铭文的铜礼器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礼器群,大概是妇好生前主持祭祀时用的一套礼器。铸“司母辛”铭文的铜礼器显然是子辈为母后所做的祭器。其他各种铭文的礼器基本上都是酒器,大概是贵族或方国贡献给这位王后的祭器,也从一个侧面体现殷代的礼制。而其中有些器物为墓主所无,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使器群整体更为辉煌、完整。

  墓内所出武器有 130 多件,有钺、戈、矛和镞等,以戈为数最多,是主要的武器,镞也较多。钺是重要武器,也是权力的象征,妇好铭文的两件大铜钺,其中一件饰作两虎捕捉人头状,令人望而生畏,具有震慑作用。礼器和武器是研究殷代礼制的重要内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该墓所出礼器和武器方面得到证实。

  墓内随葬玉器 750 多件,以深浅不同的绿色为主,褐色的占一定比例,白玉很少。其类别有礼器、武器(似为仪仗)、工具、用具和装饰器等。玉礼器以琮和璧为主,《周礼·大宗伯》:“苍璧礼天、黄琮祀地。”虽是周代的礼制,但用璧、琮祭祀天地、祖先,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以良渚文化最为显著。工具、用具为数不多,装饰品为数最多,有 420 多件。在殷墟以玉器做装饰品的现象尤为突出,大部分为佩戴和镶嵌玉饰,少数为观赏品,以雕作人物和各种动物的玉雕最为精致生动,给人以美感。而造型不同的玉人、石人对研究当时人的服饰、发型、坐姿等提供了实物资料。从服装、髻型反映出性别、年龄的差异和地位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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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形玉饰最为生动传神,有传说的神话性动物龙、凤,也有兽头鸟身的怪异鸟兽,而绝大多数是仿生的兽、畜、禽鸟等。野生动物有虎、熊、象、鹿、狼和猴等 ;家畜有马、牛、羊和兔等 ;家禽有鹅、鸽、鸬鹚等,野生的鸟类以鹦鹉的数量最多,鹰、鹤和燕也有发现。水生动物以鱼为主,龟、鳖、蛙少见,昆虫有蝉和螳螂。从兽类和为数比较多的鸟类,反映当时森林茂密,适合野生动物和鸟类栖息生存。

  3 件象牙杯堪称稀世瑰宝,杯体用象牙根部刻成,根部中空,以材施艺。其中两件成对,修复后呈侈口束腰形,形似觚,腹下嵌有圆形底,通体雕琢精细的花纹,以兽面纹为主,口、眼、眉、鼻镶嵌绿松石,腹上和腹下兽面纹之间饰以绿松石圆带纹,使上下段分界明显。鋬作夔形,头向上尾下垂,上端饰鸟纹。通高 30.5、口径 11.3 厘米。

  另有虎鋬杯 1 件,体较高,米黄色,呈圆筒形,上端有流,底缺失,留有嵌底痕迹。通体雕琢精细的花纹、雷纹地,主纹浮于地纹之上,腹部饰兽面纹,形体较大,口向下,眼大、长眉。近底部饰鸟纹,分为两组,头相对,近口部饰夔纹。鋬中部为一圆雕的虎形,虎昂首,臀部隆起,尾上卷,作奔跑状,鋬上端作兽头形。通体纹饰雕琢精细,清晰醒目,通高 42 厘米。

  除上述各种质地的文化遗物之外,还有来自海域的产品,为数最多的是海贝,共 8600 多枚,均为货贝,壳面前端琢一圆孔,经鉴定产于我国台湾、南海海域,另有阿拉伯纹绶贝、红螺等,经加工背部琢有一小孔,也分布于台湾、南海海域,鉴定资料反映商王朝晚期在我国沿海海域的活动状况。

  窥探商文化

  妇好为商王武丁的配偶,见于甲骨文,墓葬年代、墓主人身份清楚,通过该墓的发现与研究,有不少新的收获。

  妇好墓所出青铜礼器、武器是一个完整的器群,能帮助我们对商代礼制有进一步的认识,可知殷代王和王后死后,贵族和方国要奉献礼器、乐器。以奉献成对的大型礼器为主,10 觚、10 爵是最为隆重的。也有仅一件或数件的,仅一件的如“妊冉入石”刻文的石磬。数件的如“卢方皆入戈五”。无论器物多少都是对墓主人的礼遇,而 10 觚、10爵在一般墓内罕见,反映出较高的等级规格。

  妇好墓所出土的各类文化遗物,显示商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表现在传承美德与文化交流两个方面。商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吸纳了新石器时代某些考古文化的先进因素加以改进,并有所发展。玉琮、玉璧见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以良渚文化最为显著,其玉琮多饰兽面纹。兽面纹应是商周时期青铜礼器上盛行饕餮纹的祖型。兽面纹也见于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和陶器上,但与良渚文化不尽相同。显示商文化与相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传承关系。

  又如妇好墓所出土铜镜,纹饰由三角形几何纹组成,为殷墟所罕见,但其形制纹饰却与齐家文化所出铜镜相近,似为齐家文化形制。考古学是在探索发现中不断发展的,正是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诸多考古文化相继有了重要发现,才使我们在殷墟文化中,识别出某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因素,找到了某些文化遗物的渊源,也显示出中原文化的包容性,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并不断地加以改造,使其具有自身特点,融入于本文化中。

  商王朝具有开放性特点,在早商文化时期尤为明显,影响范围相当广,如湖北武汉市黄陂盘龙遗址。其墓葬所出青铜礼器的类别形制、纹饰都与郑州商文化的同类器相似,显然受商文化影响。在山西夏县东下冯有规模相当大的早晚期遗址。陕西也有数处所出青铜礼器与早商文化相近,但是具有地区特色。不难看出商文化的分布及影响范围相当广阔。

  商代晚期对周边方国的影响和文化交流也很明显。如江西新干大墓所出青铜礼器很有特色,常用虎作装饰,但其造型较早的类似早商文化的同类器,较晚的与殷墟武丁时期的比较接近。从所出文化遗物观察,这一比较强大的方国,曾经长时期与商文化有较多的文化交流。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早期蜀文化,虽有突出的自身特点,但其所出土玉戈与青铜礼器中的尊、罍等,其形制与殷墟所出接近,受商文化影响,但其铜器铸造方法有其特点,如圆形罍用四块范铸造,殷墟用三块范,肩部兽头作正面相,较为美观,可证为当地铸造。又如妇好墓所出的一件龙头刀,其形制与北方草原地区的马头刀相似,似仿马头刀制作,但用龙头取代马头,则突出了中原文明的特点。不难看出商王朝建立后与诸多方国和族群加强联系和文化交流。从各地区,多个文化中取得很多宝贵的资源,特别是玉料、宝石、象牙、海贝等,经加工成为多种宝贵的艺术品,使殷墟文化灿烂辉煌,更显示出王朝的强大影响力。

  妇好墓出土的各类遗物,代表了晚商文化的发展水平、思想观念、活动范围以及工艺技术水平,尚有待于学者从多方面、多视角进行研究和探索。

  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年;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2》,文物出版社,2006 年;

  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5》,科学出版社,2005 年。

  作者简介:郑振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曾任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队长、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片职称评议委员会委员。长期在安阳殷墟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曾主持发掘大司空村遗址、苗圃北地铸铜遗址,以及小屯村周围的建筑遗迹与墓葬。主要著作有:《殷墟妇好墓》、《安阳小屯》、《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殷墟玉器》、《殷墟青铜器》(以上为合著)、《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等。

  (原文刊于:《大众考古》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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