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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考小 秀才 发帖时间: 2017-9-13 11:20:47|帖子热度:31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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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字文》临习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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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六乙出土西汉《仓颉篇》“邻里时□者/子来学者吾”单句习字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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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摹王羲之《瞻近帖》《龙保帖》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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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摹王羲之《旃罽胡桃帖》残片
  两汉魏晋时期“今妍”书法的形成,及新书体(楷书、今草和行书)的演化,可追溯至东汉。但真正意义上将新书体臻于妙境、具备审美典范,是由东汉末年的张芝(?-约192年)、三国时期的钟繇(151年-230年)和东晋王羲之(303年-361年)完成,由王献之(344年-386年)等人推进的。后世称这一书学谱系为钟王传统。
  钟王谱系的典范地位得以塑造和确立,南朝四世的作品搜求、临写与评述献力尤多。但对钟王传统的表述因人而异。宽泛时,除了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也包括擅长某种书体的一些书家,严格时,核心书家只有“四贤”,有时甚至不包括王献之,但总体而言,钟繇、二王是钟王传统的核心。同时,对王羲之书学贡献和地位的肯定,往往使这一谱系简约为王羲之一人,这是南朝末期到初唐书论的潜在趋势。欧阳询(557年-641年)《用笔论》以对话形式表明了初唐时期人们对这一谱系的认识,并指出学书的目的,是“过钟、张之门,入羲、献之室,重光前哲,垂裕后昆”,既有对王羲之的特写,也继承了前代的谱系认识。
  由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对王羲之书法的热爱与倡导,钟王传统在唐代得到进一步凝练,王羲之在这一谱系中的地位被再次凸显,而张芝、钟繇、王献之三人,一定程度上在唐代书学表述中淡化。
  尽管钟王传统是一个历史塑造、因时而变的概念,但自唐初至清代中叶,以王羲之为标志,上可承钟繇、张芝,下可启献之、智永等的书法谱系,已成为人们对书法历史和传统应有的观念和常识,且通过童蒙教材、书法临摹、摹本复制、书论转抄等形式得以定型和流传。
  唐宋时期敦煌遗书中临习钟王书法的文献
  唐初,地处丝路要塞的敦煌,已有数百年的文化积淀,不仅儒释典籍抄诵需求持续不断,而且有地域书法的土壤,诞生过张芝、索靖(239年-303年)等敦煌氏族出身的名家;同时,取法僧侣、流动商旅、任职官吏、蒙童学郎等,又成为摹本的生产者或技艺的传播者。随着政治统一、疆土拓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的南北地域差别逐渐消弭,钟王书法作品的摹本获得流通便利。因此,唐代敦煌遗书中,留有不少取法钟王的文献。有:
  1、《兰亭序》摹写残片,至少15件,其中可确定纪年的有5件。
  2、五件钟王法帖的临摹,如唐人摹王羲之《瞻近帖》《龙保帖》残片,唐摹王羲之《旃罽胡桃帖》后4行残片,唐摹王羲之《积雪凝寒帖》尾、《服食帖》残片等。
  3、钟王书法的间接临本与铭刻。敦煌遗书中学习钟王衣钵传人的材料很多,如临习隋代智永的残纸,一些大王、初唐诸家书法风格的碑刻,将之看做钟王书法的间接临本,这些固非王羲之书法真本和直接摹本,但大略可归入钟王传统的脉络,藉此亦可窥探这一古典谱系在敦煌的延续和发展情形。此外,在今新疆东部故北庭都护府遗址,出土了一些唐碑的残片,其中数件与王羲之行书也十分接近。
  4、王羲之类书论转抄残纸。敦煌遗书中有关王羲之书论的文献多零碎,篇目为王羲之《笔势论》和王羲之自论书两种。
  以《兰亭序》的摹写为中心的童蒙学书模式
  在唐宋敦煌遗书中,钟王传统首先以蒙学形式出现,但又通过书法普及载体(口诀、类书及训练方式),而与文化取向、书学理论、技艺传统相勾连。
  1、地方文物与学书环境。西汉到唐初,尤其是张芝和索靖的出现,使敦煌一度成为北方书法的重镇之一。而对唐代的敦煌地方政府、知识分子而言,这些前代名人及文物遗迹,不仅是他们着力宣扬的地方文化传统,也是书法传承创新的重要资源。对书法文化的热爱和倡导,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它促成文人、学童对书法摹本的重视与收藏,促成人们对文化知识和艺术技巧的不懈追求,才有各种蒙学类书的不断抄诵,才会出现《宣示表》摹写、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等诗文抄录共存的现象,并有“十五年间洪学书”的感叹。
  敦煌当地还具备了相对繁荣的书法物质环境。以毛笔生产为例,“令狐眼全造笔一管牒”“上司院笔匠张定奴”造笔的文献,表明敦煌当地有文房四宝的生产,而《樊崇圣纳笔历》则表明了毛笔的采购和销售情况等。还有敦煌当地教育机构也较为齐备,唐代、五代时期,敦煌教育还有寺学、家学,为书法的普及提供了制度基础。
  2、从《兰亭序》的摹写看童蒙学书的摹本和方法。书法传统的延续,一是通过原本、摹本的收藏和流传,二是通过已有书法技艺的代际传承。前者是“物”,具体可见、有本可依;后者是“人”,虽依赖于前者,但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是无形的载体。由于敦煌地处西部,当地学书者很难拥有经典法书的原本,甚至上佳的摹本,因此,书法的教育和传承,更多依赖的是技艺的授受,依靠的是“人”及其书写技艺,《兰亭序》的摹写尤可为例。
  《兰亭序》的最早拓本在南朝末期出现。据唐刘餗《隋唐嘉话》,唐朝臣民大规模临写《兰亭序》,是621年太宗获得真本,636年拓十本赐近臣以后的事。其间,或能流落民间的《兰亭序》副本,主要有几个来源:
  一是太宗命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赵模、韩道政、诸葛贞、汤普徹等双钩填廓时,汤普徹“窃拓以出,故在外传之”;二是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摹本,以三位书家在世时间论,这些摹本当与弘文馆拓本同期出现,最晚亦在永徽年间(650年-655年),或是依据他们摹本的再摹本;最早的定武兰亭拓本——欧阳询拓临,唐内府摹刻,拓赐近臣,不晚于他逝世的641年,或是拓本的临摹本。
  这三个序列,都是二次或三次副本,集中拓写于太宗在位期间。但由于《兰亭序》声名显赫,即使依据刻石的三级副本也是分赐近臣,能流传到民间的本子,必是依据二、三次副本,经过数人传写之后的形态。因此,15件临写残片,显示为对帖字句临写、对帖整段临写、文字性默写三种摹写形式。显然,唐代敦煌遗书中的《兰亭序》,字句反复练习和文字性默写是主要模式。要言之,能够掌握笔画、结体,甚至默诵文章内容,是童蒙学书的目的,它既是学书基础性的要求,也是拓本匮乏情境下教学的必然途径。同时,也是这种不大忠实于原本的摹写,使书法技艺在文化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域和人群中得以传承。我们知道,宋代以后,20世纪以前,即使印刷术广泛使用,书法碑帖也一直是少数权贵和家族的资源,大部分无法接触碑帖原本或拓本的人,就以此踏上初学之路。
  钟王传统与蒙学类书
  《兰亭序》等临摹残纸,往往是与童蒙小学典籍、文学作品共生的。其间,南朝和唐人有关钟王书法,乃至书学的知识,往往通过歌诀、类书而得以定型和授受。
  如《琱玉集》有“工书”一栏,将文字创造、书体演变、书家代表等撰为专条;唐人所撰《读史编年诗》,择唐以前历史人物故事,按年岁赋诗;归义军时期的类书文献,中有“科斗之书”“隶书”的常识;《杂抄一卷》(又名《珠玉抄》《益智文》《随身宝》),将文史知识列为问答等。这些均涵括一定的书法历史、书体演变等知识,带有劝学、激励的文化导向,由文人加工,用于蒙学诵读。尽管有简单化或平面化之嫌,但却在文化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秦汉起,书法就是童蒙教育的一个部分,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需求,因此,它与《仓颉篇》《千字文》《尔雅》等小学类书,与《诗经》《周易》《尚书》《论语》《文选》《史记》等经史著作,与佛教典籍和实用文仪,以及当时人们的诗文作品,往往共同出现。与书法家的创作和书学研究不同,这些文献更多的是书法传统的消化和普及,是在文化基底上,借助抄本生产、技巧训练、知识传诵,对钟王传统的体认与续写,尽管未见高妙的创作力,但其最终目的,依旧是诗书传道、文化一统。
  因此,敦煌遗书所见的钟王临习(乃至全部敦煌汉文文献的书写),以其丰富的时代和人文气息,与宗教、文化传承互生互进,与诗文、经史和方术相得益彰,而拥有广阔的生存土壤,获得巨大的发展动力。换言之,书法,虽然是童蒙类书的一个小节,却使书法具备文化艺术的内在逻辑,传道与进技天然合一,这对我们应对当前书法教育技巧与文化的分裂,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为伊犁师范学院副教授,东南大学艺术学理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和书法史研究。文章原标题为:《历史上的甘肃书法:唐宋时期敦煌遗书所见的钟王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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