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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考小 秀才 发帖时间: 2017-9-15 09:14:11|帖子热度:30 楼主
  上海师范大学联袂国际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联盟于2014年年底在该校举办了“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新视野”两岸三地学术交流圈座谈会,具有学术创新意义。
  近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从上世纪末开始,西方的汉学界出现关注物质文化研究的趋势。虽然“物质文化”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在西方出现,早在1843年,但一般认为,汉学界的物质文化研究,要到柯律格在1991年出版《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书后,才正式起步。20多年来,它渐成一股跨领域的学术潮流,漫卷欧美的人文社会学界,也波及到中文世界。这个领域在中文学界的长足发展,逐渐形成与西方汉学相互竞争、并驾齐驱之势。其中由2010年两岸清华大学在北京联合举办的杜希德与20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学术座谈会和高罗佩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首开其端。在2012年,国际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联盟成立前夕,两岸学者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新汉学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国际圆桌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了建立中文世界本领域的学术交流圈的设想。
  本次会议即是此风潮下的又一盛事。会议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香港大学、新竹清华大学等主流学术机构中各邀请一位代表性学者,从本人与汉学结缘的过程和在各自学术机构的研究方向出发,展开深入交流。国际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联盟总干事陈珏教授以《两岸清华与“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以学术交流圈为中心》为题作开幕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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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珏指出西方汉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次“典范大转移”,即: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传教士汉学到学院派汉学的转移;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欧洲为中心的“东方学”向美国为中心的“区域研究”的转移;三、在20世纪末兴起的汉学中心开始由西方返回到东方,并逐渐实现中西学术合流的新的转移。他说:第三次“典范大转移”至今方兴未艾,从2010年初持续推展至今的汉学研究领域两岸清华合作研究计划,则是这股国际潮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他介绍了该计划所取得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包括金萱会、新汉学论坛,以及高罗佩系列研讨会等在汉学与物质文化领域引领风潮的大手笔国际学术活动。陈珏还介绍了由联经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丛刊》的第一卷。这是本领域首创的高端学术丛刊,编辑顾问委员会由袁行霈、王汎森、李学勤、石守谦等组成,第一卷的论文作者除中文世界的诸重镇外,还有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柯马丁讲座教授的新作,使读者耳目一新。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胡晓明教授则以《我的汉学缘》为题,谈及衣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以服饰在中国古典文学乃至今日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为例,力证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余欣则从物质文化研究的新思路,为传统局限于文献学的出土文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他从博物学与写本文化的概念入手,提纲挈领地强调人与物关系的整体性,以及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内容表现、物质形态及其对人与文化的影响;提倡结合博物学、知识社会史、书写史、中外交流史等学科,综合探讨古人的认知体系中所蕴含的智识、观念、信仰及实践,从而重建中古写本领域的学术整体。
  与余欣的由理论切入古文献之专题不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军展示了他多年的研究目录学的心血。这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分1949年前及1950-1979年两大部分,收录用中文发表的研究、评论、介绍或翻译的海外汉学成就的文献条目,并在卷尾附以人名检索。由于原始材料数量极其庞大,这无疑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且各条目需要精确统一格式,而一些文献情况又相当复杂,加重了目录编纂的难度。马军认为,汉学史研究是了解早期汉学的窗口,反映了双边学术交融的情况,可以为今日之鉴,促进海内外学术的均衡发展;而在汉学史研究中,目录工作乃是总结前人以裨益未来的基石,十分重要。他介绍,这套多卷本的汉学文献目录的1949年前一卷已基本完成,而1950-1979年部分仍在进行中,预计将分为初编、二编、三编的形式出版。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学术部主任郑炜明展示的是该馆进行的一个专题研究项目“元代景教铜十字架与西方汉学史”(与罗慧合作)。这个题目涉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鄂尔多斯地区大量被发现、由西方传教士发起讨论的所谓“元代景教铜十字架”问题。今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藏有近千枚此类文物。郑炜明在演讲中详细梳理其发现史、收藏及著录史,尽可能详尽地总结其分布状况与早期的研究者、收藏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切入自发现伊始至今的研究史,从传教士、职业汉学家到现代中国的中西交通史、古印玺、敦煌学等各方面学者的研究,在学术史上首次完成关于此类文物研究的全面综述。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施晔的《欧洲汉学史上的高罗佩现象》以物质文化研究先驱、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为讨论对象。高罗佩研究日常习用之物时,有意无意中实现了历史研究框架下的跨学科文化探索,并将图像作为重要史料引入学术研究。此即为在新文化史视域下的物质文化研究在汉学领域之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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