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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考小 秀才 发帖时间: 2017-9-18 18:11:26|帖子热度:38 楼主
内容摘要:
  敦煌在历史上曾经被吐蕃统治达半个多世纪,因而在敦煌石窟中唐即吐蕃时期的建筑画中保留了早期藏民族建筑的一些典型特征,在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后,在如今广大的藏民族居住区域内,有些建筑部件或消失,或演变为其它类型,其中在中原地区流行的翼形拱样式与吐蕃壁画中的一种叶状斗拱即叶形拱近似,而对于叶形拱的考证是通过吐蕃文献记载与壁画形象相互印证而认识的。中原建筑斗拱上的翼形拱出现时间均晚于吐蕃时期,且“翼”与“叶”读音相近,再加之吐蕃语与汉语的差异原因,导致吐蕃地区树叶形状的叶形拱演变为“翼形拱”。考虑当时中原与吐蕃的文化交流,两地建筑相互影响也是有可能的。对于建筑研究,是需要通过大量的图象对比,才能作出比较,正是由于有图象、有文献、有实物互为补充,才使得敦煌壁画中的建筑画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现实反映。
关键词:敦煌石窟 吐蕃 建筑画 翼形拱 叶形拱
  一、前言
  斗拱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中独特且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由方形的斗和弓形的拱共同组成,因而合称为“斗拱”,是房屋建筑中屋身与屋顶之间的衔接与过渡,将挑出深远的屋顶重量,通过斗拱传递到屋身柱子上,起到稳定结构的作用。斗拱在长期的发展中,自身也不断发生演变,同时也受周边文化的影响而发生着演变,其中的“翼形拱”就是一例。对于这个演变,将通过古代文献记载、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图像记录、中原古代建筑实物相互印证得出结论。
  二、敦煌壁画中的吐蕃建筑画
  在敦煌石窟的唐代分期中,将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其中中唐即为吐蕃统治时期。吐蕃统治敦煌近70年之久,为敦煌石窟增添了大量的艺术信息,也为今天研究吐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形象的资料,其中对于吐蕃建筑画的研究,本人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进行过初步探讨(1)。吐蕃时期至今已是千年之久的时间跨度,如今在广大的藏民族生活区域内,留存的吐蕃时期建筑实物可以说少之又少,且没有一座完整的殿堂,可是在敦煌吐蕃时期开凿的石窟里却可以看到一些颇具吐蕃特征的建筑画,对于这些建筑画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发掘。现在所进行的“翼形拱”名称考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
  根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的统计,敦煌石窟在吐蕃统治时期共开凿石窟达44座(2),与初唐86年间开凿的石窟相当。吐蕃石窟在艺术上与初、盛唐及以后的晚唐时期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对以后的晚唐、五代、宋、西夏的石窟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初期的十多年间,由于强烈的民族矛盾,多次发生武力反抗,以至吐蕃统治者采取了武力镇压与“歃血寻盟”并重的手段,加强并利用敦煌地方世族,帮助共同治理敦煌。当敦煌地区逐渐恢复了社会稳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后,信仰佛教的吐蕃官吏竞相对寺院捐资布施,莫高窟的石窟开凿活动在停止了20多年后又重新响起了叮当的凿崖声。在莫高窟的吐蕃石窟艺术中,前期石窟多延续了盛唐时期的艺术风格,因而在建筑画方面,具有吐蕃建筑风格的壁画还不明显,可能是随着社会的稳定,吐蕃与敦煌地方之间的交流逐渐加强,人员的流动也随之增多,因而在敦煌石窟艺术中出现了较多的完全与中原建筑形式异类而具有吐蕃特殊形式的建筑形象(3),表现最集中的主要是吐蕃后期的第231、237、361、158窟等。
  为什么说在这些石窟里具有吐蕃特殊形式的建筑形象?最主要的是有一种建筑构件至今仍然在广大的藏民族生活区域的建筑中使用,成为藏族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构件——既在柱子栌斗上承托屋檐的“托木”,在《中国藏族建筑》中对托木的解释:“托木在柱头栌斗上,如内地的替木,藏语称为‘修’,是‘弓’的意思,故也称‘弓木’”[1]。与现存的藏民族建筑相似的托木形象只出现在第231窟,从该窟明确的碑记得知,石窟的开凿为公元839年,因而壁画上的托木形式也为这时期所绘。第361窟中出现的托木形式与中原建筑实物上的翼形拱很相似,所以这里也权且将其称为翼形拱。这里要说翼形拱起源于藏民族建筑?前面开篇就提到翼形拱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斗拱的一个演变,现在论述的就是这个演变,作为有形象的记录,是从吐蕃时期开始的,它在敦煌壁画中留下明确的形象,与藏族古文献记载的形式保持着一致,第361窟开凿“时代大约在公元九世纪四十年代,下限即在张议潮大中二年(848年)收复沙州前后”[2]。以后在中原出现的翼形拱就与敦煌吐蕃时期作为结构支撑的作用发生了演变,不再起直接承托屋檐的托木作用,而是一组斗拱中的一个小构件,成为了完全的装饰构件 。
  三、翼(叶)形拱在壁画中出现的形式
  翼形拱是斗拱在发展演变中出现的一种拱的新形式,对于翼形拱的探析,已经有人作过专门研究,研究中充分探讨了:“翼形拱的出现,与横拱、材枋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翼形拱与横拱有着共同的起源,它们都来源于材枋。……。因此可以认为,翼形拱、横拱乃至各种与斗相搭配的枋木,都具有‘同构’的性质。这类‘同构’的构件在使用中可以相互替代、演化、组合,灵活适应技术、功能、美观的需要,而又保持着一种内在的秩序。” [3]同时也写明了它现存实物中最早出现的时间:“翼形拱的现存最早实例似为唐代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其后五代的山西平顺大云寺,以及辽代的许多实例中都出现了翼形拱” [4]。唐代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建造年代为公元857年,在斗拱中使用了翼形拱。
  对比敦煌石窟吐蕃建筑画中的斗拱形式,与中原各地晚唐及以后出现多样的翼形拱有很大差别,中原各地保存的翼形拱多以“美观的需要”而存在,吐蕃第361窟建筑画中的出现有三种样式的翼形拱,仍然承担着斗拱的结构作用。这类枋材不同于传统的、简单的弓形的拱,而是由卷曲的线条绘出各种叶状形式或云状形式的彩绘拱,在承担结构作用的同时,也起到了“美观的需要”(图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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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第361窟南壁东铺小佛殿斗拱图 吐蕃(敦煌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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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第361窟南壁西铺塔斗拱图 吐蕃 (敦煌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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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第361窟北壁西铺塔斗拱图 吐蕃(敦煌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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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第61窟北壁中铺塔式大殿斗拱 五代(敦煌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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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第246窟帐形龛两侧斗拱 西夏(敦煌研究院提供)
  其中在第361窟北壁西一铺药师经变的中心绘一座二层覆钵大塔,塔上下两层斗拱,均绘成绿色卷曲的叶状形式(图3),这样的斗拱形状在以后的五代、宋、西夏(图4、5)壁画中仍然保留着,特别是在距离莫高窟约三千米左右的成城湾保留着一座宋代土塔——花塔,塔身上的斗拱为浮塑的叶状斗拱,比绘画更加直观。原来的花塔也是一座彩绘的塔,叶状斗拱彩绘为蓝、绿色(图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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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莫高窟成城湾花塔斗拱 宋(笔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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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莫高窟成城湾花塔斗拱复原图 宋[5]
  艺术本身源于生活,这样形式的斗拱在敦煌石窟中延续了几个朝代,有几百年的时间(公元781年—1227年),应该不是偶尔为之,但它们与中原建筑中的翼形拱又有什么关系?本来它们好似互相没有交集,可是在佛教名山五台山佛光寺的院落里,于佛光寺大殿前面有一座金代修建的文殊殿,其上的翼形拱形状与敦煌石窟吐蕃建筑画中的叶状斗拱可以说完全一样,与壁画不同的是:文殊殿的斗拱组合中,翼形拱不起承重作用,只是将传统第一跳华拱上的横拱变为装饰性翼形拱(图8),在翼形拱上再出第二、第三跳为双下昂出跳,因此屋檐的出檐,保持了深远的传统形式。这个现象如何解释,从时间上看,中原出现翼形拱的时间都晚于敦煌石窟吐蕃时期,那么翼(叶)形拱是起源于吐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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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五台山佛光寺金代文殊殿翼形拱(笔者拍摄)
  以上图3、4、5、6、8基本都是一种形式,为一种树叶形式,壁画中用绿色绘成,更形象的表现树叶形象与颜色。佛光寺金代文殊殿可能因为多次维修,已经看不到最初的彩绘形式,而以土红遍涂,通过壁画形象可以说明最初木构上的彩绘也应该为绿色。
  四、翼(叶)形拱名称考
  敦煌吐蕃石窟中的翼形拱于现存中原建筑实物的吻合,使我们对敦煌石窟中建筑画的来源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它们与吐蕃建筑有什么样的渊源?
  通过查阅大量的藏族古代文献,特别是关于吐蕃时期的资料,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桑耶寺“位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北岸哈布山下,是吐蕃前弘期的中心佛寺,该寺自8世纪后半创建以来,屡经废毁、修复,……专记桑耶寺历史的《拔协》,详细叙述了寺的重要建筑物,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据以摘要。” [6] 在《拔协》汉文本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然后筑墙,墙基外留有出水孔,里面安好柱基,基上立柱,柱顶是叶状斗拱,斗拱上是梁,梁上是椽子,再上是木板,板上铺瓦”[7]。《西藏王统记》中也找到相关树叶形柱的记载,摘录如下:“距有树叶柱近处,将金银珍宝,秘密藏之。藏此功德,能令诸边方珍宝,皆摄归至中心地区,悉得终身受用也。” [8]根据书中记载的是松赞干布修建了大、小昭寺以后,实行“秘藏伏藏”,伏藏即为:“秘密暗藏的法藏,……后经人发掘出来则称为伏藏法”。 [9]除树叶柱之外,伏藏的地点还有:“瓶柱……,蛇头柱……,狮头柱。” [10]不同柱子有不同的功能。敦煌壁画中的树叶柱可能符合“能令诸边方珍宝,皆摄归至中心地区,”这里对于吐蕃中心的拉萨就是“边方”了。现在保存的桑耶寺早已不是创建年代的形式,拉萨保存的大、小昭寺也远不是松赞干布时期的形式,却在记载吐蕃繁盛期的文献中记载了叶状斗拱与树叶柱的形式,足以引起注意。千年之后在广大藏民族居住区域内,由于吐蕃时期建筑物存世稀少,不知是否还有这样的树叶柱或叶状斗拱存在?但在远离吐蕃中心千里之外的边方——敦煌,由于吐蕃曾经的统治,开凿于吐蕃时期第361窟壁画中出现的“叶状斗拱”的安放形式依如《拔协》中的形式,于柱顶安放方形斗和叶状拱,再现了吐蕃时期桑耶寺时的使用方式与形式,而树叶柱也应该是这样的形象。根据两本书记载的是松赞干布的两位妃子修建大、小昭寺到赤松德赞修建桑耶寺时期,他们在位期间,为公元629-797年,敦煌壁画最早绘制吐蕃建筑画特征的时代约为839-848年前后,以后一直延续到西夏。
  对于它们的名称,应该是资料中记述的“叶状斗拱”及“树叶柱”,是译者根据藏文文意对其的定名,体现了斗拱的象形性,通过敦煌壁画彩绘的绿叶形式,更加充分证明吐蕃建筑中“叶状斗拱”和“树叶柱”的真实性,也反证了吐蕃文献记载的可靠性。
  这篇文章是对翼形拱名称的考证,“叶状斗拱”按照简化名称的需要也可以称其为“叶形拱”,如果将“翼形拱”与“叶形拱”放在一起读,它们的读音“翼”(yì)与“叶”(yè)很相近,再加之少数民族语音与汉语语音的差别,是否可以说明吐蕃时期的“叶形拱”,在传播过程中演变成为了“翼形拱”。为了清楚的了解中原建筑上的翼形拱与吐蕃建筑画上的翼形拱,不妨通过线图来作一对比(图11、12、13、14、15、16、17)。通过线图一对一的比较,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特别是图15与图16、图17的对比几乎一样,在修建时代上,敦煌壁画中叶形拱绘于中唐后期直到西夏时期(839年-1226年),时间延续了近四百年。这种拱保留了植物“叶”的形象,是吐蕃时期建筑上的一个重要构件,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播与演变,现在在吐蕃文献、敦煌石窟、中原建筑实物中都找到它们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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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佛光寺大殿外檐补间铺作 857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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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第361窟南壁东铺小佛殿斗拱图 吐蕃(笔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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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独乐寺观音阁下檐正面补间 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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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第361窟南壁西铺塔柱头斗拱图 吐蕃(笔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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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五台山佛光寺金代文殊殿翼形拱示意图(笔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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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第361窟北壁西铺塔斗拱图 吐蕃(笔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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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莫高窟成城湾花塔斗拱 宋[13]
  五、结语
  前面曾提出一个问题:翼(叶)形拱是起源于吐蕃王朝吗?这个问题从吐蕃文献——敦煌石窟——中原晚于吐蕃时期的建筑实物的关系中好象应该是起源于吐蕃,但是吐蕃建筑又受到很多中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文成公主进藏,更是带去了大量的工匠,文成公主主持修建的小昭寺最初的形式就保留了中原现在已经不见的屋面铺设琉璃瓦的形式,却在敦煌壁画中有所体现,也是通过吐蕃文献得到印证(5),因而对于翼(叶)形拱的起源,在中原没有找到早于吐蕃时期的实物或文献之前,是否可以说中原木结构传统建筑的发展在唐代接受了吐蕃建筑装饰性强的影响而发生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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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8、西藏阿里扎达县托林寺发掘出的托木 大约为公元10世纪(笔者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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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阿里古格王城大威德殿柱头托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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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0、第231窟南壁西铺屋檐下托木 吐蕃(笔者绘)
  吐蕃以后叶形拱去了哪里?现在西藏阿里的古格王朝创建于公元10世纪,古格王朝境内的托林寺是西藏后弘期最早兴建的寺院之一,在那里经过考古发掘出一些斗拱,看去时代可能比较早(图18),尽管与吐蕃时期的叶形拱有差别,却可以看出是雕刻的卷草形式,卷草是唐代流传很广的一种作为装饰的植物纹样图案,日本将其称为“唐草”。敦煌石窟中从初唐开始出现卷草纹样,经过盛唐的发展,到吐蕃时期的装饰纹样以卷草纹为主。托林寺出土的卷草纹托木应该是叶形拱或者是叶形托木的演化,变的越来越繁复,发展到公元15-17世纪的古格王城里保存的托木形式则更加繁复(图19)[15],但还是保留了卷草的植物形态。巧合的是这种双重或多重的托木形式在敦煌吐蕃石窟中也同时存在(图20),它的下层与第361窟一座小殿上的云状拱相似(见图1、12),上面两重为层层挑出的枋木,枋木上有装饰,下层枋木两头好似有镶嵌,上层枋木两头雕作龙头状,整件托木上都装饰有珠链。通过以上的图片对比,可以看出西藏民族建筑中主要体现民族风格的托木形式早在吐蕃时期已经发展成熟,且被保留在远离吐蕃政治中心千里之外的敦煌。
  敦煌石窟中保存的图象再一次表明了石窟建筑画与当时社会建筑形式保持的一致性。
  注:
  (1)、为“2010敦煌论坛:吐蕃时期敦煌石窟艺术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莫高窟中唐第231、361窟吐蕃建筑画研究”。《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2年:472-485。
  (2)、对于吐蕃时期开凿的石窟,通过不断的、不同角度的研究,发生了许多不同的观点,石窟数量也在增加,而对于具有明显吐蕃建筑画的石窟数量很少,且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相符,因而以该书为依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181
  (3)、同(1)。文中就屋顶、屋檐、斗拱、柱子、装饰等建筑各部位都作了大概介绍。
  (4)、花塔经过千年的风雨侵蚀,表面彩绘逐渐被雨水夹杂的泥土覆盖,成为一座土黄色的土塔。在2007年的保护维修工程中,经过对表面泥迹清理,发现了彩绘图案,并以此为依据,绘制成一幅花塔复原图。
  (5)、同(1):“在屋顶上使用色彩斑斓的琉璃瓦形式。敦煌壁画的建筑画以这种形式表现从吐蕃开始,可能这种形式在中原早已使用,但如今不见有实物保存下来,而在《西藏王统计》记载的小昭寺为“甲达绕木齐”,译者对“甲达”有两种解释,“有作‘虎纹’理解的,谓寺屋顶作斑斓如虎的原故。有作‘汉建’解的,谓此寺最初是由文成公主招来汉族工匠修建的原故。”对比壁画,作“虎纹”理解,则可以在第361窟看到色彩斑斓的彩色屋顶,作为“汉建”理解,则说明唐代中原早已出现多彩的琉璃瓦屋顶形式,而没有实物留存,却在藏族文献和吐蕃建筑画中得到相互印证。”
  参考文献:
  [1]、陈耀东.中国藏族建筑[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28
  [2]、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分期研究. [J],《敦煌研究》1994.4:89
  [3]、[4]、[11]、[12]肖旻.翼形拱探析[J].古建园林技术 1997.01:34-37
  [6]、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 .文物出版社1996:58、59
  [7]、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M]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36
  [8]、[9]、[10]、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M]民族出版社 2000:97、194、97
  [5]、[13]、2007年笔者主持修复莫高窟成城湾花塔时的测绘图,由笔者指导,毛嘉民绘图。
  [14]、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古格故城(上册)[M]文物出版社 19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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