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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考小 秀才 发帖时间: 2017-9-20 14:03:58|帖子热度:16 楼主
  对莫高窟的创建年代,传统的研究者多取敦煌文献莫高窟第322窟《圣历碑》、P.2551《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P.3720《莫高窟记》、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墨书《莫高窟记》等所记“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说(实为前凉张天锡升平十年),似成定论。但对此时间记载,学界另有不同观点,尤其像东晋建元二年即344年说,颇有新意,研究证据确凿,对于我们认识莫高窟的创建年代有重要借鉴意义。但长期以来新的学术观点,仅限在个别学人的论说中,未有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颇有藏在深闺人未知之意。介绍出来,或对大家认识莫高窟的创建时代有一定的意义,亦或可以引起大家新的思考。
  对莫高窟最早开窟的时间,因所据文献资料不同,各有不同,传统意见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持“西晋惠帝太安末年(303年)以前说”,该说法依据P.3720唐咸通六年(865年)正月十五日写成的《莫高窟记》,其内容是:
  晋司马索靖,题壁号仙岩寺。自兹以后,镌造不绝,可有五百余龛。
  该题记内容与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左上方的晚唐墨书题记《莫高窟记》相同。
  因为《晋书》卷60《索靖传》记索靖卒于西晋惠帝太安末年,因此索靖题壁莫高窟也不会晚于此时间。
  二、持“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说”,其依据是五代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写成的P.2691《沙州地志》,其内容是:
  从永和八(九)年(353年)癸丑岁凿立是(莫高)窟,至今大汉乾祐二年(949年)乙酉岁,算得五百九十六年。
  三、持“前秦苻坚建元二年(366年)说”,依据有三:
  1.(莫高窟)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僔立。
  文字见于徐松《西域水道记》卷3引清乾隆癸卯岁(1783年)敦煌耆士所见当地出土《乐僔碑》残碑。又,清末蒋超伯《南漘楛语》所记相同。
  2.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
  文字见于敦煌莫高窟第322窟出土的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简称《圣历碑》,同本见于敦煌文书P.2551武周圣历元年《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
  3.秦建元中,有沙门乐僔杖锡西游至此,遥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状,遂架空镌岩,大造龛像。
  文字见于敦煌文书P.3720《莫高窟记》。又,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左上方的晚唐墨书题记《莫高窟记》开头作“秦建元之世”,其余二者所记相同。
  对以上三种说法,其中前两种说法形成时间较晚,又因“孤证不立”,研究者大多不取。第三种说法形成时间较早,又可佐证,为学者所取,似成定论。然而,此说也受到学者的质疑[1]。
  最早提出质疑的是著名学者张维,他在《陇右金石录》卷一“前秦乐僔碑”条中指出:“是时,凉尚未亡,乐僔何得碑题苻秦年号?是可疑也。”意思是说:前秦二年(366年)距离前凉被前秦灭掉(376年),还有十年。当时前凉与前秦为敌国,敦煌在前凉的势力范围之内,与前秦相隔遥远,不可能奉用前秦年号。虽然“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开窟说”明显与理不符,但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张维的怀疑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揆其原因是:研究者认为乐僔有可能是从前秦而来的云游僧人,他在敦煌开凿石窟,奉用前秦年号,似乎不足为怪。但这种猜测后来被夏鼐先生彻底否定。夏鼐先生首先根据敦煌大方盘城侧颓墙下出土西晋泰始十一年(275年)《乐生碑》上有乐生人名、《魏书》中有敦煌镇将乐洛生和敦煌莫高窟供养人之一的晋昌郡太守乐庭環曾说过“此皆乐姓而居敦煌者也”即认为:“乐”为敦煌姓氏,乐僔应是敦煌本地人。接着夏鼐先生肯定张维“所论甚是”。夏鼐先生本来可以进一步揭示问题实质,但他后来又转而赞同“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开窟说”,其解释是:“余颇疑此碑即武周李怀让碑(即前揭《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之误传。李碑谓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造窟一龛。唐人追述前事,自可用苻秦纪年。若乐僔当年,恐不能如此也。颇疑乾隆时士人所见者即是李碑。至于以造龛误会为立碑,或由于读碑者之疏忽,或由于传语者之误会,皆有可能。”[2]意思是说,关于该定论,仅前秦建元二年,乃唐人主观比附。王素先生认为夏鼐比附之说欠妥,他的观点是唐人比附当时年号时为何只选用了前凉敌国前秦的年号,而不是前凉的年号或别的什么年号,况且从敦煌出土的一些前凉文献可以发现,前凉时期敦煌地区确曾用过“建元”年号。
  王素先生赞成张维的说法,指出: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敦煌属于前凉(301—376年),前凉不可能奉敌国前秦的年号。相反,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到十五年(361—371年)期间前凉一直奉东晋为正朔,前秦建元二年则正当前凉升平十年。[3]原因是:361年以前,前凉张氏政权一直使用西晋灭亡之后的“建兴”年号,这种举措与敦煌高门大族要求张氏政权改奉东晋年号的主张不一致,后迫于压力,前凉张玄靓于建兴四十九年(361年)改奉东晋穆帝升平年号[4]。
  另,按李正宇《乐僔史事纂诂》一文之说,“前秦建元二年说”是366年莫高窟开窟后,从376年前秦占领敦煌到385年前秦被后凉所灭这段时间内,时人对乐遵开凿莫高窟的追记,而最有可能追记此事的人是与乐僔生活年代接近的法良禅师[5]。文章所言也是有道理的。
  王素先生认为敦煌莫高窟应始凿于公元344年,论证有二:
  一、敦煌当地出土的前凉文献所见“建元”年号不是前秦年号[6]。
  具体引证相关考古新资料如下:
  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县东约20公里的新店湾,清理西晋到十六国时期的墓葬时,出土的镇墓瓶上发现有前秦建元六年(370年)的镇墓文(82DXM20),有学者便认为当时前秦势力强大,其影响已达敦煌[7]。王素先生认为,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到十五年(361—371年)期间前凉一直奉东晋为正朔,前秦建元六年则正当前凉升平十四年。另,吐鲁番曾出土有前秦升平十四年的残卷[8],故当时“建元六年”不可能是前秦年号。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县西约4公里的祁家湾,清理西晋到十六国时期的墓葬时,出土的斗瓶上有“升平十二年”(368年)、“建元六年九月廿日巳午”和“前秦建元十三年”(377年)的镇墓文(85DQM371:5)。有研究者指出,所有建元年号系前秦年号,镇墓文“建元六年九月廿日巳午”的干支不对,且有“建元六年”纪年的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其形制介于有“升平十二年”纪年的墓葬和有“前秦建元十三年”的墓葬随葬品之间[9]。对此,王素先生给出的观点是:“建元六年九月廿日巳午”中的“巳午”指的是当天的巳时到午时。又,从368年到377年的九年时间里,墓葬中随葬品的形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因此断定镇墓文上“建元六年”为前秦年号不充分。王素先生认为,人们之所以把习惯性地把带有“建元”字样的年号和前秦联系在一起,是受到先入为主观念的影响。由此联想到在追溯莫高窟开窟时间为“秦建元二年”时,人们把建元二年和前秦联系在一起,也就说得通了。
  二、“建元二年”乃东晋建元二年(344年)。
  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记载[10],前凉曾分别于327年、338年和353年使用过东晋的年号,即咸和二年、咸康四年和永和八(九)年。对此,王素先生认为[11]:327—353年之间敦煌本地奉用东晋建元二年、建元六年,也是成立的。由于东晋建元年号(333—343)出现在327—353年这个时间范围内,那么开篇有关莫高窟开窟时间中提到的“建元二年”当是东晋建元二年,即344年。即带有“建元二年”和“建元六年”的年号属于东晋。
  作者附记:最近在中央十台科教频道热播的大型纪录片《河西走廊》第七集《敦煌》中的解说词便采用了乐僔始凿莫高窟于公元344年的说法:“公元344年的一天黄昏,有一个叫乐僔的和尚,途径宕泉河谷时,看见鸣沙山在金光之中千佛显现。乐僔认为,这个地方是佛教圣地,他决定不再匆忙赶路了,要留在这里开窟造像。正是这个决定,让敦煌有了它的第一个石窟……”我们采用344年新说,不是单纯地为了提前莫高窟的建窟年代,而是觉得344年更合历史实情,也希望通过纪录片的宣传,为学术界之外的广大观众和感兴趣者认识莫高窟344年创建之说。
  [1]王素:《敦煌出土前秦文献所见“建元”年号的归属——兼谈莫高窟的创建时间》,见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15页。《莫高窟创窟时间补说》,见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0页—351页。
  [2]夏鼐:《<陇右金石志>补正》,《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0—51页。
  [3]王素:《莫高窟创窟时间补说》,见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48页。
  [4]王素:《莫高窟创窟时间补说》,见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51—352页。
  [5]李正宇:《乐僔史事纂诂》,《敦煌研究》1985年第2期。
  [6]王素:《敦煌出土前秦文献所见“建元”年号的归属——兼谈莫高窟的创建时间》,见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15页。
  [7]敦煌县博物馆考古组、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记敦煌发现的西晋、十六国墓葬》,《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30—634页。
  [8]《吐鲁番出土文书》(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页。
  [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祁家湾——两晋十六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13—114页、147—148页。
  [10]《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第16—18页。
  [11]《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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