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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 查看:59| 回复:0|发帖时间: 2017-9-27 10:41:37
  中山舰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钢木结构炮舰,是清政府在遭遇甲午海战的惨败后,为重建海军向日本订购的。当它下水时,已进入民国时代,民国政府接手了永丰舰。

  永丰舰大半服役期都处于国民党内乱中。

  起初,永丰舰为袁世凯政府所控制,参加镇压过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其后,又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参加了护国讨袁运动,并先后两次参与孙中山领导的以拥护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标志的护法运动。尽管运动均以失败告终,永丰舰还是为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立下了赫赫战功。

  1922年,孙中山最信任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永丰舰作为总统座舰,载着孙中山冲出叛军的包围。当时,蒋介石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共渡难关,参与平叛,获得孙中山的信任。正因为这段经历,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永丰舰易名为中山舰。

  1937年,武汉保卫战中,时任中山舰舰长萨师俊率中山舰驻防武汉长江江面,协同兄弟战舰炸沉、击毁日军舰船19艘。1938年10月22日,中山舰奉命移防金口。10月24日下午,6架日机突然飞临中山舰上空,轮番攻击,因锅炉舱及机器舱等重要部位相继被炸,中山舰急剧下沉。萨师俊头部中弹殉难。

  1997年1月28日上午,中山舰整体被打捞出水。2008年,修复过的中山舰由武昌迁移至金口中山舰博物馆。(夏静、张晶《一代名舰 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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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王勾践剑

  1965年,湖北江陵地区修建漳河水库。当挖渠到纪南城西北约7公里处时,土层出现了异常。随即经考古学家发掘,在望山1号墓的椁室内,发现了一柄放置在墓主人尸骸旁边的古剑。当考古学家拔剑出鞘,寒光闪闪的剑身震惊了现场。为了验证是否锋利,大家拿来了二十几张纸铺成一层,结果剑锋一过,轻松划开。

  宝剑身上的铭文,“越王”“自作用剑”几个字大家认识,但“勾践”两个字,当时无法释读。为了弄清宝剑主人的名字,时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方壮猷先生让人拓片、摹写铭文,用一封封信件寄送给唐兰、商承祚、于省吾、徐中舒、郭沫若等学者。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宝剑主人的身份最终得以确认。

  出土越王剑的墓主人是生活在大约公元前350年楚国的下大夫悼固。越王剑怎么会在楚国的墓葬中出土呢?一种观点认为它是越女嫁到楚国的陪嫁品,因文献记载勾践之女是楚昭王的宠姬;另一观点认为,它是楚国缴获的战利品,因楚威王时越国被楚国所灭,越王剑被楚人收藏。

  1977年,湖北省博物馆借助静电加速器对越王剑的合金成分做了无损检测,发现:复合剑、剑首同心圆、菱形暗格花纹,被人们称为“吴越青铜兵器三绝”技艺,在越王剑身上都有体现。

  这把名震中外的宝剑,如今已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杨理胜《天下第一剑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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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金面具

  今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秘鲁出席中拉文明互鉴系列活动,他带去的礼物,是来自四川三星堆文化出土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的复制品。总理说,中秘两国分布在东西半球,但中华文明和秘鲁当地查文文明、印加文明有相通之处,都显现了令人惊叹的创造力。

  总理出访秘鲁的这件“国礼”由三星堆博物馆选送。2014年李克强总理向希腊博物馆赠送的复制品——编号为39号的青铜纵目面具也来自三星堆博物馆,一起作为礼物的,还有一本英文版图书《三星堆:古蜀王国的神秘面具》。

  “三星堆文化,在人物造型上诡异多端,而查文文化在人物造型上诡奇多变,但都有类似之处。”对此三星堆学术研究部部长吴维羲介绍。

  与著名的殷墟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发现较晚,其出土被视为中华文明多起源论的重要考古证据。这也意味着,在中国自身的土地上,文明本身就具备多样性,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文明交相辉映。

  以三星堆金面罩人头像和青铜纵目面具为代表的神秘精美的三星堆青铜器群,在中国其他古文化中很少发现,不但有着强烈的地域特色,而且明显受到中原夏商文明和古代西亚、近东等古文明的影响,显示出三星堆文化开放包容的文化气派和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可以说是最有“国际范”的中国古文明代表器物。(王明平《三星堆金面具成为“中国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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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头山史前城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车溪乡南岳村(今城头山村)。考古发掘所知,该遗址是一座迄今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

  1979年7月28日晴空万里。考古人员在澧阳平原发现了一个高岗,并挖到了一件青铜剑。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土堆下压着1~2米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后经详细观察,西、北城墙外环绕的水面,应该是护城河;东南西北城墙上各有一个豁口,应该是城门遗迹。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主任何介钧来澧考察后认定,这是东周楚城。

  城头山史前城1979年由澧县考古工作者调查发现,1991—2002年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长达12年的考古发掘,其中1998—2000年是中日联合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1992、1997两年被评为本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9年被评为20世纪全国百项重大考古成果之一并载入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铭文中,这样的考古发掘遗址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不多。

  城头山自首次确认为东周楚城之后,紧接着不少学者各持己见,其时代之辨长达19年之久。

  1997年7月28日,由湖南省文化厅、文物局、澧县人民政府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学术意义论证会。会上,对大溪文化城出土物的时间进行了论证,无有异议,同时,中国地震局实验室焦文强对其碳标本进行了碳十四检测,其结果年代是距今6100多年,“城头山是中国最早城”之桂冠又牢牢地戴在了“城头山的头上”。(曹传松《华夏第一城——城头山史前城发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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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皿方罍

  皿天全方罍,全称“青铜饕餮纹方罍”。1922年出土于湖南省桃源县漆家河。

  据说,自皿天全方罍出土后,其发现者起初并不知道这是一件宝物。一个湖北籍的石姓古玩商人得知此事后,想要收购方罍。双方讲定以四百银圆成交。见来人竟愿出此高价,器主又心生疑窦,生怕卖低了价钱,故一边巧言稳住商人,一边密嘱其子持器盖到附近一所学校,找有学问的人问个底里。哪知学校的校长见此器盖非比寻常,知是宝物,当下愿出八百银圆。器主之子大喜过望,狂奔而返,一路呼号。其声被商人听到,知不妙,遂不顾器盖,丢下四百银圆,抱器身而去。

  皿天全方罍从此身首异处。新中国成立后,皿天全方罍器盖依法收归国有,成为湖南省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之一。而器身几经辗转,流落海外近一个世纪。

  2014年3月,皿方罍出现在纽约佳士得亚洲艺术品拍卖会上。经过反复洽谈磋商,佳士得与湖南省博物馆签订了洽购合约,但具体的洽购价格双方约定将严格保密。6月21日上午10时20分许,皿方罍器身抵达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入藏湖南省博物馆仓库。(龙军《“方罍之王”的世纪回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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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鹤梁

  白鹤梁,是长江涪陵段与乌江交汇之处一段长约1600米、宽约15米、东西延伸的天然石梁。这段梁曾长年淹没水中,仅在冬春之际枯水期时才有一部分露出水面。古人在石梁底部刻有石鱼,作为衡量枯水程度的“零度”标尺。当地流传“石鱼出水兆丰年”“江心石鱼,出则大稔”之类的谚语,将石鱼显现与否,视为年成丰歉的预兆。

  自唐代以来,文人墨客在此或镌图画鱼,或题诗作记,在保留古代长江上游水文观测重要资料的同时,也成就了白鹤梁“水下碑林”的美誉。

  白鹤梁题刻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一件题刻为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谢昌瑜题记》,题记记录了当时地方官员发现、查验并上报石鱼出水的大致过程。因年代久远,题记下半部文字残缺。它大概讲了这么一件事:谢昌瑜等人将石鱼出水的事件向州级官府申报,继而相关官员通知本州通判,并与其他地方官吏复核勘验,确认无误后将此事向朝廷上奏。仅存的文字关涉北宋开国初年平定蜀地前后的两件要事,即宋初的通判和天下已治蜀后治。题记在后半段的叙述中,除了印证前代“江水退,石鱼见,即年丰稔”的古老谚语,又被题记作者赋予了“直逢昭代,斯乃呈祥”的宏大意义,并上升到表彰“吾皇之圣化”的高度。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旋即着手进行统一战争。平蜀战争结束,四川地区却并不太平。宋军在成都烧杀抢掠,中央政权又开始征调蜀地财富。由于朝廷的压榨,蜀地反宋事件延绵不绝,正所谓“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地方局势在北宋前期仍不稳定,这里的民众对朝廷的“归属感”仍然较低。(刘江《长江白鹤梁题刻中的一段北宋开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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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家牌坊

  在湖南常德澧县车溪乡牌楼村矗立着一座石质牌坊——余家牌坊,距今已经200年。

  相传澧州接到清道光皇帝修建余家牌坊的谕旨后,急忙出榜招贤,最后由三位老、中、青结合的能工巧匠领衔主墨掌作。三位巧匠历时十载寒暑终建成。

  还有传说认为余家牌坊的设计及工艺乃仙人所赐。正当建造人苦思冥想方案时,天宫仙女从天上扔下一方手绢,正是一幅精美绝伦的牌坊构造图,并遣来各路神工相助。因天仙的襄助,余家牌坊雕刻的神兽都有了灵性,一到夜里就从牌坊上跳下地来玩耍,以致践踏了地里的庄稼。为了防止庄稼颗粒无收,村庄里的人便对牌坊6根石柱下侧所雕的狮、象、麒麟进行破坏,以示警告。

  据《清同治直隶澧州志》记载,仅清朝澧州府被朝廷记录、表彰的贞节烈女就有670余人。

  20世纪70年代,余家牌坊遇到了义务保管员廖宜钊。那时经济条件差,晚上有人偷偷爬上牌坊,盗走精美的石刻,敲去值钱的装饰。廖宜钊干脆蹲点守候。在他的努力下,一些精美的雕刻饰品没有被盗走。守望了牌坊近40年,75岁的廖宜钊临终前,拿出揣在怀里的钥匙——这是1979年牌坊设围栏后,老人拥有的开启牌坊门的钥匙,交到儿子廖建华的手心。

  如今,这把“钥匙”继续在廖家后人手中传递。不仅廖建华,连他的儿子也成了余家牌坊的小小监督员。(唐湘岳、徐虹雨、王鸿波《余家牌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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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黄泗浦

  起初它是一条河,后来它是一个码头,再后来它成了一个出海的港口,现在的它踪迹难觅,但它的名字,将和长江一起永远为我们所铭记。它,就是江苏张家港境内的古黄泗浦。

  古黄泗浦究竟开凿于何时,又为何人所发起,已经很难查找到准确的历史资料。专家推断,黄泗浦为战国后期春申君所开,距今已有2000多年。

  早在晋唐时代,古黄泗浦就是南连太湖北通长江的一条干河,是吴地重要的河流之一。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范仲淹驻守苏州郡,曾亲自督浚白茆、福山、黄泗、浒溪等浦;到了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两浙提举常平赵霖对所辖区域内的水利进行大规模兴修;疏浚后的古黄泗浦,“长七十里有畸,面阔八丈,底阔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十二万六千九百余工”。

  古黄泗浦码头,依托庆安集镇,应运而生。人们临水而居,聚合成一方热闹的市镇,商贾云集、事肆兴盛,南来北往,东接西送,遣唐使的官船在这里靠岸,江南的乌篷小船在这里停留。

  盛唐时期,高度发达的经济,璀璨极致的文明,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古黄泗浦不再是一个小小的码头,在大唐磅礴的风气中,它已然是一个国际化出海大港。

  从港口输出的除了瓷器和丝绸等日用品之外,还有宗教文化。从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受邀东渡开始,前前后后十多年的时间,鉴真和尚先后五次东渡失败,直到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一月十六日,大和尚一行从古黄泗浦港口起航,在这里补充给养,东渡备航,最终成功抵达日本。

  今天,古黄泗浦已经浓缩为一种意象,供我们凭吊,怀想。(隆如《古黄泗浦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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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世达赖塑像

  1637年,蒙古和硕特部的顾实汗派遣觐见,向皇太极建议,请五世达赖进京诵经。但当时执掌西藏地方政权的藏巴汗,和藏区宗教领袖却英多吉对五世达赖并不支持。皇太极的要求未能如愿。不过,皇太极不断派使者前往藏区,加强与西藏政教各方面的联系。

  1642年,五世达赖就众望所归,成为藏区的宗教领袖,而支持五世达赖的顾实汗,则掌握了西藏的地方政权。

  1648年,顺治正式邀请五世达赖进京。1652年,筹备了几年的五世达赖,终于从拉萨启程,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到达北京。

  1654年初,顺治以高规格的仪式,欢送五世达赖离京。返程途中,赐予五世达赖金册以及金印,正式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金册及金印的文字,有满、汉、藏三种。

  1407年,永乐皇帝在南京召见噶举派噶玛巴支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得银协巴,并将其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得银协巴因此而成为西藏地区宗教总领袖。

  至此,“达赖喇嘛”这个封号和达赖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被正式确定下来。历任达赖喇嘛的继承转世,都需要经过中央政府的册封或批准。

  据推测,在接受册封后,世人为五世达赖创作了这尊陶瓷塑像。19世纪末,英国侵略者逐步展开入侵西藏的计划,这尊塑像流失到了英国。后来经过不懈努力,才得以回归国内。(吴灿《中央政府和西藏关系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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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卷

  离青海玉树结古镇3公里的新寨嘉那玛尼堆,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博物馆。玛尼石在藏语中称“多崩”,意为“十万经石”。新寨玛尼堆亦称嘉那玛尼石经城,俗称嘉那玛尼,2006年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说,石经城于公元1715年由藏传佛教高僧嘉那多德桑秋帕旺活佛创建。当年四方修行的他路过此地时,突然发现了自然显现六字真经“唵嘛呢叭咪吽”的一块玛尼石。于是,嘉那多德桑秋帕旺便停住脚步,与僧俗群众一起动手开始雕刻凿玛尼石,就这样度过了一生。

  几百年过去了,各种玛尼石已经达到了25亿块,玛尼石上刻的经文就有近200亿字。

  青海唯一一座由政府出资200多万元为私人收藏而建立的博物馆——结古镇东仓《大藏经》珍藏馆。这里,东仓家族相传为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中三十大将之一的东·白日尼玛江才的后代,收藏、保护《大藏经》已历经30多代。作为东仓家族的后裔,代桑一家人的职责就是守护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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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在玉树的《大藏经》,是古代重要佛教经典总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尕藏加认为,《大藏经》分为汉文、藏文、满文、蒙古文、西夏文等多个体系,至迟在公元7世纪左右传入青藏高原地区。这一由金粉、银粉、朱砂等写在藏纸、牛皮或桦树皮上的经卷,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堪称青藏高原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活化石”。(刘鹏、祁万强《镌刻在长江源头的经卷》)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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