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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 左都御史 发帖时间: 2011-12-19 16:22:03|帖子热度:2681 |关键字: 朱乃诚, 新石器, 考古学, 年鉴, 考古研究 楼主
  2001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出版了《宜都城背溪》、《朝天嘴与中堡岛》、《郑州大河村》、《垣曲古城东关》、《岱海考古(二)》、《蒙城尉迟寺》、《好川墓地》等11部田野发掘报告,以及《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河北省考古文集》、《岭南考古论文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等七、八部专题或综合性论文集。发表的田野工作报告和论文约280篇,其中研究论文占一半以上。以中原、长江中游、环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研究最为活跃,对早期新石器文化及相关问题的探索、考古学研究的理论问题的讨论引人关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前城址研究和史前玉器等专题研究,继续得到重视。

  一 早期新石器文化及相关问题的探索

  对中国距今9000年以前的早期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因近几年来获得重大突破而引人关注,2001年又有新的探索。谢飞《从环渤海地域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进程看新石器文化的诞生》(《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当代考古学》)一文提出,环渤海地区内由旧石器时代晚期过渡为新石器文化存在着两种模式,即细石器工业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模式和小石器工业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模式,其典型遗存,前者有泥河湾盆地的于家沟、北京怀柔转年等,后者有徐水南庄头、涞水西庙。郭瑞海、李珺探讨了中国北方早期新石器文化的特点,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开始需要符合以下两项条件:①时间上发生在玉木盛冰期,即距今1.7万年之后;②出现磨制石器、陶器、农业、畜牧业等四项特征之一。目前北方地区仅有徐水南庄头、怀仁鹅毛口、怀柔转年与阳原于家沟等4处遗址符合此条件(《河北省考古文集(二)》,北京燕山出版社)。金家广、郁金城也研究了环渤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并提出兴隆洼文化与怀柔转年、阳原于家沟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因袭关系(《当代考古学》)。

  以往通常认为原始农业与家畜的起源是与新石器时代开始同步发生的,并认为栽培作物的发生就是原始农业的起源。对此,朱乃诚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生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原始农业的兴起则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的出现,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中国栽培作物的起源与新石器时代开始大体是同步发生,始于公元前1万年前后,已发现的重要遗存如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河北徐水南庄头等。而原始农业的兴起则是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以前,如彭头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等。(《农业考古》3期)。袁靖也认为家畜开始的时间要晚于栽培作物,家畜开始出现的时间和种类依次为距今9000年左右出现狗、距今8000年左右出现猪、距今4000年左右出现牛和羊,这4种家畜的起源地基本上都位于中国北方;同时他也推测目前被认为最早的家畜可能已经不是它们的原始形态,还可以往前追溯各种家畜的起源(《农业考古》3期、《文物》5期)。邱立诚则认为动物驯养起源于中石器时代,原始农业也萌发于中石器时代,年代约距今1.2万~1万年前后;他仍然依据传统的观点,认为动物驯养、原始农业及定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岭南考古论文集(1)》,岭南美术出版社)。

  二 中原及其附近地区

  本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研究主要有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以仰韶文化研究最为活跃。石兴邦《舞阳贾湖》(《文博》2期)一文,通过对舞阳贾湖遗址发掘报告的解读和评价,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淮河流域古文化的一些看法。白云翔、张建锋综述了黄河流域前仰韶时期的墓葬(《华夏考古》2期)。周春茂、阎毓民公布了陕西渭南零口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的6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经分析后认为其年代约在公元前5009~前4499年之间,介于白家村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间(《文博》5期)。但分析其年代数据及其文化面貌,零口二期文化遗存似宜归入仰韶文化早期。

  2001年是仰韶文化发现8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三门峡市政府在三门峡市举办了“仰韶文化发现80周年纪念大会”;《中原文物》第5期发表一组特辑论文,安志敏、许顺湛、巩启明、杨亚长、孙广清等人就仰韶文化遗址与仰韶文化研究历程、仰韶文化聚落群、社会组织与社会发展阶段、庙底沟类型的来源等问题发表看法以资纪念。杨肇清则回顾了20世纪仰韶文化的重要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川大考古四十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郑州大河村》与《垣曲古城东关》两部考古发掘报告。前者公布了1972至1987年对大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4738平方米的全部资料,其中仰韶文化遗存分为7期,年代约从距今6800年延续至距今4400年,是该地区文化发展序列最丰富的一处遗址。后者公布了1983~1986年7次发掘东关遗址2700平方米的全部资料,其中属仰韶文化的遗存有9座房址、175座灰坑、12条沟、7座墓及一批陶、石、骨器等。分为四期,年代约距今7000~4900年。其中东关一期是晋西南地区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的最早发现。《考古学集刊》第13期刊发了1995年发掘甘肃武都大李家坪遗址约300平方米的全部资料,这是甘南白龙江上游地区第一篇有关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报告。此外,还公布了1996年发掘山西垣曲小赵遗址的报告(《考古学报》2期)和陕西丹凤巩家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6期)。

  仰韶文化的新发现,主要见于河南灵宝西坡、陕西靖边五庄果墚遗址。河南灵宝北阳平、铸鼎塬、西坡等遗址群位于仰韶文化分布区的中心地带,又因其面积较大(北阳平遗址约90万平方米、西坡遗址约40万平方米),主要堆积为庙底沟类型时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考古》7期)。2000年对西坡遗址的试掘发现了一座面积约300平方米的庙底沟类型蓄水池(《考古》11期)。2001年再次发掘,又发现3座庙底沟类型的大房址,其面积约98~120余平方米(室内面积约68~90平方米)。房址的形制为长方形半地穴式,采用夯筑技术夯实墙基槽和房基。墙基槽宽0.7~1米,内均匀地分布着四五十个柱洞。室内有对称分布的4个柱洞和柱础石,近门道处设灶坑。这种大型房址的发现,更凸显了该遗址群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的地位(《中国文物报》8月19日)。对靖边县五庄果墚遗址的发掘,揭露面积1740多平方米,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一批房址、墓葬、灰坑和窑址,其中一座灰坑内分4层埋葬着20余具人骨和8具动物骨架,遗址中出土了石斧、刀、锛、磨棒等农业工具,同时还有大量的细石器(《中国文物报》12月28日)。这些遗存反映了其处于农牧交错地带的经济特征,是陕北地区仰韶文化遗址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

  关于仰韶文化一名,学术界时有讨论。有人主张分解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等几个考古学文化。安志敏在《仰韶村和仰韶文化》(《中原文物》5期)一文中认为仰韶村是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有关仰韶文化的基本概念已经基本明确,并且符合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并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自然以保留为好。严文明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三题》(《广东文物》1期)一文谈论关于区系类型和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问题时,针对学术界出现把考古学文化越划越细的倾向,指出在遵循原则的基础上,要尊重以往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情况,要知道考古学文化的层次结构。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最好与以往的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不要差距太大;相当一个级别的叫一个文化,再上一个级别的可以考虑更高的概念,再下一个级别的再考虑一个什么概念。

  段宏振提出太行山东麓走廊地区的史前文化概念,探讨了该地区自距今1万年前后的徐水南庄头文化遗存至距今4000年前安阳后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存的文化发展编年,认为地理走廊应该是文化走廊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化走廊地区具有文化区系不稳定、谱系发展不连贯、文化内涵中介性的特点;在文化上还有排斥性、兼容性、疏远性、多边性等(《河北省考古文集(二)》)。陈光《试论后岗一期文化》(《当代考古学》)一文主张以华北平原为中心的仰韶文化遗存命名为后岗一期文化,其年代约距今6800~5900年,分为三期五段,其分布的地理范围:南至河南省的南部与大溪文化相毗邻、西沿太行山西麓与半坡文化犬牙交错、东南顺黄河与北辛文化及马家浜文化相望、东北近滦河与红山文化接壤、北界可达内蒙古中南部的黄河北岸的包头和岱海一线,濮阳西水坡遗址是其中心点。其源自镇江营一期文化,而去向不明,似为突然中断。曹艳宏、周伟则仍然认为后岗类型与大司空类型是仰韶文化紧密联系而又共同发展的两个地方类型,大司空类型的源头应在冀中地区钓鱼台类型中寻找(《中原文物》5期)。

  杨亚长、王建新等人讨论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源头问题。杨亚长认为豫西晋西南地区的庙底沟类型来源于东庄类型,关中地区的称为泉护类型,来源于半坡类型(《中原文物》5期)。王建新、张晓虎将渑池班村仰韶文化遗存分为两期四段,并继以往他人的研究之后,也认为庙底沟类型应该主要是从枣园H1、东关一期及北橄一、二期等一类豫西、晋南仰韶文化早期遗存发展而来的。在庙底沟类型形成过程中,受到渭水流域半坡文化的影响,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并不是仰韶文化先后发展的两个阶段(《考古与文物》3期)。《三门峡考古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时代(远东)出版社)也发表了一组讨论仰韶文化的论文。

  仰韶文化的聚落群研究是近几年才正式开展起来的课题,亟待加强。许顺湛依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将河南境内仰韶文化的633处遗址大体按现行政区划及遗址分布疏密情况,区分为37个聚落群,并根据每个聚落的大小,分别区分为特级、一级、二级和三级等四个等级的聚落(《中原文物》5期)。赵春青的《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是在导师严文明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他在对郑洛地区100多个遗址的实地复查与勘探基础上研究了该地区距今约8000年至4000年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前期、仰韶文化后期、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群与聚落的演变发展情况,认为影响郑洛地区聚落发展演变的基本原因是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层是促使聚落分化的直接原因,而社会和家庭组织结构的变化也是导致聚落内部布局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考古与文物》第6期刊发的日本学者冈村秀典的《仰韶文化的聚落结构》一文,主要以姜寨聚落址为主,研究其集团结构状况。

  公布的中原及其附近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资料及其研究成果极少。1994年发掘河南巩义里沟遗址166平方米,获得仰韶文化晚期及河南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后者具有豫中特点(《华夏考古》4期)。《河北省考古文集(二)》公布了1999年发掘河北怀来官庄遗址1600多平方米的资料,其中有龙山时期的房址、灰坑及一批陶、石器。值得注意的是介绍的两件铜器,一件为针,另一件为铜坠饰,后者为模制浇注而成,为研究冀西北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外,杨育彬研究了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存。其中大汶口文化遗存见于58处遗址,分属9个市和地区,典型遗址有9处,分为早、晚两期,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屈家岭文化遗存见于160多处遗址,在豫西南的可独立存在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分为两期;豫南和豫中部的散存于仰韶文化晚期中,不能独立分期(《当代考古学》)。张志华讨论了周口地区大汶口文化及其相关问题,认为这里的大汶口文化的前身遗存为贾湖类型(《中原文物》5期)。

  三 海岱及其附近地区

  2001年对海岱及其附近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研究,以大汶口文化的为主。较为引人注意的是皖北蒙城尉迟寺遗址的再度发掘。尉迟寺遗址曾在1989~1995年进行了第一阶段的大规模发掘,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型壕沟环绕的聚落址内的偏西北部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建筑41座,其中排房12组39间,以及墓葬192座、灰坑45座和一批遗物。《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全面公布了第一阶段发掘的全部资料。发掘主持者之一王吉怀又对尉迟寺聚落址进行了初步探讨(《考古与文物》4期)。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开展第二阶段的发掘,在原发现排房的南部又揭露了长约100米、分作13间的一整体排房建筑(《中国文物报》7月29日)。尉迟寺遗址第二阶段的大规模发掘,可望全面揭露出一座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中型聚落址,对准确了解该地区距今4800~4500年的聚落形态有重要意义。肖燕、春夏讨论了皖北、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分期与性质,他们以山东枣庄建新遗址分期为依据,将两地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各分为三期,不赞成提颍水、富庄、段寨、尉迟寺类型,暂称为皖北、豫东大汶口文化(《华夏考古》3期)。何德亮分析了兖州六里井大汶口文化遗存,分为三个阶段,约距今5000~4500年(《中原文物》1期)。

  2001年还发掘了鲁西茌平教场铺龙山文化遗址(《中国文物报》9月2日),公布了山东五莲丹土大汶口文化城址和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龙山文化城址的发掘收获(见后述),以及山东平阴县、平邑县调查资料。在平阴县发现古遗址42处,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存(《考古与文物》5期)。平邑县自1956年以来已发现61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华夏考古》3期)。

  张学海较全面地论述了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谱系及聚落的演变状况。根据距今7000年以前9处遗址的文化面貌,提出山东地区可能存在三个新石器文化源头,即泰山北侧的济南地区的源头发展成西河文化;沂蒙山南侧的鲁南地区源头发展成后李类型,又发展为北辛文化;半岛地区源头应经历了前白石文化到白石文化的发展过程。距今7000~6200年的遗址有100余处,形成北辛文化与白石文化两个环山分布区;距今6200年以后,北辛文化发展成大汶口文化,白石文化也基本融于其中。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聚落址有45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有1300余处,岳石文化遗址不到300处。他认为自距今1万年前到6000年,山东史前文化是围绕鲁中南山地和胶东丘陵逐渐展开的,6000年前后是一大转折。距今5000年大汶口文化扩展到山东全境,原始城市出现,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城组,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已是文明社会,但在岳石文化时期,这一文明失去了光辉,东土历史出现了大衰退(《当代考古学》)。

  对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专题研究,靳桂云探讨了海岱地区史前稻作农业,认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的用途是加工稻米的陶臼(《农业考古》3期)。王吉怀等认为大口尊不是普通生活用具,而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新出现的一种特定器物(主要见于墓葬),大口尊上的刻划符号,表达的是一种宗教内容,大口尊、刻划符号与墓葬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原文物》2期)。张江凯研究了北庄类型前期的房屋建筑与聚落结构,推测北庄聚落址的两排房屋为两个不同的氏族,而分片聚居的小群房屋应分别是家族和个体家庭;当时的经济以渔猎和浅海采捞为主,也有黍类作物,其社会发展阶段与仰韶后期相当(《当代考古学》)。

  四 长江中游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研究,出版了《宜都城背溪》(文物出版社)、《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武穴鼓山》(科学出版社)等多部发掘报告,刊发了湖北宜都柳林溪、秭归旧州河(《江汉考古》4期)、丹江口太山庙(《江汉考古》2期)、应城陶家湖(见后述)、孝感徐家坟(《考古》3期)、湖南安乡划城岗、辰溪松溪口与征溪口等遗址的发掘资料,公布了距今8000年~4000年以前的大批发掘资料,是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发掘资料公布最为丰富的一年。

  《宜都城背溪》公布了1983~1984年对宜都城背溪、枝城北、金子山、孙家河、栗树窝、枝江青龙山、宜都花庙堤、石板巷子、茶店子、鸡脑河、王家渡和蒋家桥等12处江边遗址发掘1264平方米的全部资料,是学术界盼望已久的一批重要资料。其中前7处遗存命名为城背溪文化,后5处遗存为石家河文化。城背溪文化遗存的年代,据碳十四测定数据,在距今8500~7000年前,分为五期,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发现的、明确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而且还发现了当时的稻作遗存,是该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的一大突破。发掘者提出城背溪文化一名,是将该地区(鄂西沿江两岸)早于大溪文化的遗存都列入城背溪文化中。实际上这7处遗址的相关遗存,早晚之间的文化面貌有一定的区别,需进一步研究。石家河文化遗存的年代约距今4500~3930年之间,分为五期,其中一、二期与三、四期之间的文化面貌变化明显,后者已进入夏纪年。1998年发掘的柳林溪遗址1325平方米,其中有城背溪文化的墓葬3座,以及黑色石雕人像和60多个陶器刻划符号等(《江汉考古》4期),较为重要。《朝天嘴与中堡岛》公布了1985、1986年发掘朝天嘴遗址687平方米、中堡岛遗址1527平方米的全部资料。朝天嘴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分为两期,Ⅰ期与城背溪遗址晚期文化遗存接近,Ⅱ期与大溪文化早期(枝江关庙山一期)文化遗存接近。另有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中堡岛新石器文化遗存分为五期,前三期属大溪文化,后两期属屈家岭文化。另还有商时期遗存。以上三批15处遗址的发掘资料,基本建立起鄂西沿江地区夏商以前的考古学文化编年。

  《武穴鼓山》是至今鄂东地区的第一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专刊,公布了1993、1994年发掘清理的238座墓葬的全部资料,出土石、陶、玉等随葬品1685件,分为三期五段,年代约距今5500~4500年之间,文化面貌以薛家岗文化为主,油子岭一屈家岭文化为次,还有北阴阳营、崧泽、大汶口文化的因素,为一处氏族组织的中型聚落墓地。该墓地的发掘确定了薛家岗文化的西界,同时也表明这里是多种文化交汇区,为鄂东地区的聚落考古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湖南辰溪松溪口与征溪口贝丘遗址,是湘西继黔阳高庙遗址之后发掘的又两处重要遗址,出土的陶器及其刻划纹与戳印篦点纹很有地域特色,充实了那里距今7000多年至5500多年的文化面貌,发掘者将这些遗存依次划分为“高庙下层文化”、“松溪口文化”、“高庙上层文化”(《文物》6期)。其中“松溪口文化”的年代跨度、代表性遗存都较少,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对湘西这类文化遗存的研究,有助于认识澧阳平原汤家岗文化遗存的来源问题。安乡划城岗遗址第二次发掘,获得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一批遗存,充实了洞庭湖西北地区的原始文化内涵(《考古》4期)。

  在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面貌的梳理方面,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何介钧回顾了湖南地区的考古成果,认为湖南的新石器文化可划分为洞庭湖西北岸的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湘江和资水中下游、沅水中上游、资水上游等四个区域,其中以洞庭湖西北岸的文化编年最为清晰,从距今9000年开始先后经历了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几个阶段,并强烈地影响着其他地区;在距今6000~5000年间,长江中游古文化通过沅水、西江通道强烈影响到岭南乃至珠江三角洲(《考古》4期)。裴安平研究了皂市下层文化,分为三期六段,年代约距今7000年前后,其既区别于彭头山文化,又区别于汤家岗文化(《当代考古学》)。

  陈文探讨了屈家岭文化的界定与分期,他以陶器中的双腹器、壶形器、喇叭形杯、觚形器、有领罐、彩陶纺轮的出现与消失作为屈家岭文化的界标,认为原屈家岭文化早晚两期分属于屈家岭下层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分为四期五段,年代约距今5000~4400年,分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屈家岭类型和以鄂北为中心的青龙泉—曹家楼类型,湖南的屈家岭文化遗存大都是受屈家岭文化影响的地方文化(《考古》4期)。这是近年来在屈家岭文化界定与分期方面概念较清晰的一篇佳作。

  杨权喜分析了鄂西沿江地区的季家湖、石板巷子、鸡脑河、茶店子、蒋家桥、王家渡等6处以往认为属石家河文化的遗存。认为其早期称为石家河文化季家湖类型,鸡脑河遗存分布范围极小,可能被三峡库区淹没。季家湖三期及石板巷子遗存称为石板巷子文化,从石家河文化中分离出来,代表遗存还有石家河遗址群第8期,其特点:流行成年瓮棺葬,出大量精细的玉器,有大量陶塑,文化面貌既继承了石家河文化传统,又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年代约距今3960~3770年,可以说是长江中游的夏代文化(《考古》5期)。该文实际上提出了重新认识石家河文化内涵的问题,将以往认识的石家河文化后段分离出来,作为夏时期的文化遗存,有重要意义,是作者长期实地考察研究形成的一篇力作。

  五 长江下游地区

  2001年对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研究,主要涉及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遗存等。发表了王明达的《太湖流域考古的回顾和新认识》(《当代考古学》)和刘军的《浙江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展望》(《考古》10期)。

  河姆渡文化研究,主要公布了1996年发掘浙江余姚鲻山遗址300多平方米的简报,发现84个灰坑、大片干栏式建筑遗存,以及一批陶器、燧石质打制石器、木器、骨角器等(《考古》10期)。其中木器有耜、筒、铲、夯具、锤、木雕、木拖舟,骨角器有镞、凿、锥、针、哨、机刀和象牙鸟形圆雕匕,为研究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社会发展程度提供了又一批资料;大批燧石质打制石器的发现,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为探索河姆渡文化前身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遗址的河姆渡文化遗存分属7~8个层次,为研究河姆渡文化的发展过程提供了较详细的层位关系。

  马家浜文化研究,以2000年秋、冬季发掘江苏江阴祁头山遗址获得132座墓葬的资料最为重要,有一批平底釜、彩陶器等特征鲜明的陶器,以及玉璜、玉块等玉器(《中国文物报》2月28日)。俞伟超发表《江阴祁头山遗存的多文化因素》(《中国文物报》5月2日)一文,有助于开阔研究者对太湖西侧地区马家浜文化面貌的认识。《考古学报》第1期公布了1985年第四次发掘江苏常州圩墩遗址450平方米的报告,其中属马家浜文化的遗存有33座墓葬及一批陶、石器等,较重要的有小件玉器、木桨、木橹、漆器、稻谷等,推测其年代在距今6200~5900年之间。另还有5座崧泽文化中期偏晚的墓葬,出土随葬品有玉块、60多件陶器等。《文物》3期公布了1996年发掘吴江广福村遗址160平方米的简报,有马家浜文化房址1座、墓葬20座,获得一批陶、石、玉、骨牙器及大量水稻植物蛋白石等。葬式以俯身直肢葬为主。分为两期,一期的年代为6055±125年,二期为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过渡期。另有马桥文化遗存。王才林、丁金龙研究了广福村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水稻植硅石,认为属粳稻型(《农业考古》3期)。

  崧泽文化研究,仅公布了1989年发掘上海松江姚家圈遗址145平方米获得的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的一批陶、石、骨器及家猪遗骸(《考古》9期)。郝明华探讨了苏皖江北地区的崧泽文化因素,认为崧泽文化的北上极大地加强了海岱文化区和太湖文化区的相互交流和发展,薛家岗文化的繁荣亦与崧泽文化的西渐有关(《东南文化》5期)。

  良渚文化研究仍然十分活跃。新发现了浙江余杭文家山墓地(《中国文物报》9月28日)、缽衣山磨砺石器作坊遗迹(《中国文物报》12月7日)、浦江县歪塘山墓地等(《中国文物报》8月5日),公布了余杭莫角山、瑶山、汇观山、庙前、海盐龙潭港、江苏江阴高城墩、句容丁沙地等一批重要的良渚文化资料。

  莫角山、瑶山、汇观山及庙前是良渚聚落群内的重要遗址。1992~1993年在莫角山遗址IV1小区发掘了1400多平方米,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遗址。夯层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沙质土,下部为沙层和泥层间隔铺垫,共13层,泥层上发现有夯窝。在其南部的夯土基址上开掘并行的浅沟45条、埂48条,其用途不明,但没有发现柱坑。在Ⅱ 1小区发现的一处夯土建筑基址上发现有一批大柱坑,推测最大径可达60厘米(《文物》12期)。莫角山是良渚聚落群内的中心遗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发现的两处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更确立了其中心遗址的地位,但目前对已发现的这两片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的形态、用途尚不明了,有待进一步研究。

  瑶山、汇观山是良渚文化两处很典型的祭坛墓地,《文物》曾公布了这两处遗址的第一次发掘资料。1996~1998年、1999年又分别对它们进行了补充发掘,进一步明确了其范围、营建结构和过程。瑶山祭坛墓地略呈长方形,依瑶山自然山体西北坡而建,遗迹的大部分区域为漫坡台形,东西长约70米、南北最宽约60多米,在堆筑过程中加砌不同走向、不同长短的石坎。遗迹的中心位于最高位置的东北部,由三种土色构成,平面呈“回”字形,布局严谨规整,有别于其他区域的漫坡形态,在原发现的12座墓葬的空隙间,又发现一座随葬玉器的墓葬。汇观山祭坛墓地的第二次发掘主要是揭露祭坛墓地的第三级台面。第三级台面低于祭坛墓地顶部约2.2米,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其中东西两侧均利用原来基岩的缓坡,或将凹凸不平的基岩凿削平整;南北两侧则用土逐层堆筑、夯实而成。北面第三级台面宽约9.5米,西面的宽约10米,南部的残存宽约30米;南部第三级台面应为开阔的活动场地(均《文物》12期)。良渚庙前遗址曾在1988~1992年发掘四次,1999~2000年又进行了第五、六次发掘,揭露1000平方米。堆积分为7层,依次为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早期至中期偏晚以及良渚文化晚期的21座墓葬(同上)。

  海盐龙潭港是位于杭州湾北侧的一处良渚文化墓地,面积约600多平方米,在高处有一由红烧土带组成的可能为祭祀活动的场所,有墓葬打破它。共清理墓葬20座。7座为较大的墓,其中M9有棺,随葬陶、玉、石、骨、象牙器等54件(组),一件宽把陶杯腹部饰鳄形纹饰,为良渚文化中首次发现。13座小墓中有12座墓分布在一处,排列较密,随葬品平均约8件,与大墓之间有一沟,形成两个墓区。发掘者认为这是首次发现的一处可区分大小墓区的墓地(《考古》10期)。其实,大墓区与小墓区分属不同的时期,大墓区要晚些,可能与祭祀活动场所有着密切的关系,也许是良渚文化晚期的一处祭坛墓地。

  江阴高城墩遗址曾采集有精致的良渚文化玉琮。1999年抢救发掘1157平方米,发现良渚文化中期偏晚人工堆筑的高土台及14座墓葬,出土陶、玉器232件组,其中9座有棺椁、6座有玉管或玉指环标记。13号墓最大,被认为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良渚文化墓葬,惜被破坏1/3。发掘弄明白了土台及墓地的形成过程,即先铺红烧土与祭祀遗存,然后进一步铺垫后埋墓,最后将整个墓地盖一层土(《文物》5期)。1998年对句容丁沙地遗址第二次发掘,除发现部分马家浜文化早、中期遗存外,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晚期的以玉器及其半成品、玉料和治玉工具为特色的遗存,对准确了解良渚文化的治玉工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加工工具有阴线雕刻工具、片切割工具、打磨砺工具,阴线雕刻工具为燧石、黑曜石、石英、水晶质地的石核、石片、雕刻器。发掘者据丁沙地及丹徒磨盘墩遗址的发掘资料,推测宁镇地区沿江靠山处可能存在一个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石作坊群(《文物》5期)。

  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好川墓地》,这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出版的第一部史前时期的发掘专刊。好川墓地位于浙江西南部遂昌县好川村岭头岗岗顶,清理墓葬80座(估计已被破坏20座),其中63座有木质葬具痕,仅两座有骨架,共出土陶、玉、石、漆器等1028件。其中漆器26件,仅为红色漆痕,部分漆痕上粘附有各种形态的石片或曲面玉片;采集的一件石钺,阴刻有天狗等图案;均为首见。文化遗存分为五期,第一期属良渚文化晚期,第五期与江山肩头弄一期相当,推测其年代为距今4300~3700年。发掘者依据出土的762件陶器的特征,将他们分为A、B、C三组,并提出“好川文化”一名。认为A组是良渚文化影响的结果;B组有良渚文化的因素,又不同,而且不同因素从少逐渐增多,是好川文化的主体;C组受县石山文化传播的影响。据目前的资料,好川文化主要分布在仙霞岭南北两翼山地。这是浙西南地区首次发掘的一处较为完整的墓地,对于研究良渚文化的传播,以及浙北、赣江流域、闽江流域三地之间的文化交往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赵哗分析了良渚文化人殉人祭现象,即草鞋山M198,福泉山M60、139、144、145,花厅的8座墓等,认为良渚文化的人祭遗存具有原发性,而人殉可能源于大汶口文化(《南方文物》1期)。程世华探讨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千篰”及其用途,认为是当时的木耜(铲)或水田木耜(铲)(《农业考古》1期)。董楚平在《故宫文物月刊》第18卷第12期发表《良渚文化祭坛释义——兼释人工大土台和安溪玉璧刻符》。后两文又以原题全文发表于《良渚论坛》第2期。这种一稿两刊或三刊的现象,在近七、八年来,屡有所见,应引起注意。

  六 北方地区

  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研究,以辽西、河套地区的较为活跃。吉林与黑龙江分别出版了发掘专刊,郭大顺发表《世纪之交的辽宁考古》(《考古》8期),杨志军、许永杰等综述了20年来的黑龙江区系考古(《当代考古学》),赵菊梅、赵晓刚对东北史前考古也进行了世纪回眸(《博物馆研究》1期)。

  徐光冀、朱延平的《辽西区古文化(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综论》(《当代考古学》)一文,是近几年来辽西区古文化研究的一篇力作,对辽西地区距今约8000~3400年前的文化编年等提出了系统的看法。一、兴隆洼文化的分布区域相当广,冀东南和鲁北很可能曾是兴隆洼文化出没的地方,在赤峰以北还可能有相当的领地,年代为距今7500~6500年,当时农业已占相当的比重,早于兴隆洼文化的是一种以素面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二在距今6800~6000年之间,红山文化与赵宝沟文化交错存在,同时存在的还有富河文化、兴隆洼文化晚期,南部有上宅文化,都是由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赵宝沟文化地位突出,与农业发达有关。三、距今6000~5500年之间,红山文化发达,赵宝沟、富河文化突然中断;红山文化彩陶发达,但不是移植庙底沟类型,而是源于本地区古文化的底蕴;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积石冢;敖汉旗西台两件铸范是冶铸实例。四、距今5500~5000年,有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东山嘴、牛河梁、城子山等礼仪遗址群,与更早的祭祀遗存构成一脉相传的发展关系;红山文化“古国”脱胎于辽西古文化之中;就整个东北亚而言,红山文化“古国”显然处于龙头的位置。五、距今5000~4000年间,仅有彰武平安堡二期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等文化遗存。六、距今4000~3400年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活跃时期。七、这之后,是魏营子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燕文化确立。他们还认为辽西区始终保持着本区自身的文化特质,而不是南北往来的文化交错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进行了首次大规模发掘,揭露2100余平方米,清理兴隆洼文化的房址12座、居室墓葬8座,房址大体呈排分布。该聚落址内的房址约有140多座,是目前所知兴隆洼文化诸聚落址中规模较大的一处。其中10号房址内发现3座居室墓。2号房址内发现2座居室墓,一座居室墓中出土了2件环形玉块,1件玉块嵌在墓主人右眼眶内,为研究这种中国最早玉块的使用功能提供了新颖的实证;在另一座墓内出土了2件人头骨作成的牌饰。遗址中还发现一组摆放规整的12个猪头、3个鹿头,大多有钻孔,个别有灼痕,可能与原始宗教祭祀活动有关(《中国文物报》11月16日)。该遗址的发掘为兴隆洼文化研究增添了新资料,同时,对遗址中各种动、植物遗存的分析将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自然生态和经挤形态研究提供重要的证据。刘国祥探讨了兴隆洼聚落形态(《考古与文物》6期)和赵宝沟文化聚落形态及相关问题(《文物》9期),认为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特有的聚落布局均与狩猎经济有关。

  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在敖汉旗四家子镇发现一处红山文化积石冢,已清理墓葬7座,出土了4件石雕人像、1件方玉璧、2件玉环、1件骨笛形器和数十件彩陶无底器。方形玉璧是目前见到的红山文化第3件方形玉璧(《中国文物报》9月26日),而石雕人像是红山文化的首次发现(《中国文物报》8月29日)。其中1件人像残高27、面高18、额宽14厘米,头戴冠、双目微闭,用红色细砂岩雕琢而成。林西也发现1件小型石雕人面像,为大眼、三角形鼻、柳叶形口,高8.3、最宽4.5、厚0.8厘米,在右前额角对钻一孔。另还发现1件石雕蛇形佩件(《中国文物报》12月7日)。四家子石雕人像的发现,并结合以往在东山嘴、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红山文化陶塑人像等分析,表明红山文化时期确实存在着一个雕塑人像的文化氛围。《考古》第8期公布了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1998~1999年的发掘收获,有数个积石冢及一批墓葬,出土一批陶器和玉、石器。重要的是,发掘明确了该地点积石冢的地层关系、早晚两期积石冢的形制变化,以及早期使用陶器(包括彩陶器)作为祭祀用器,而晚期冢内不见陶器并以玉器随葬为主的现象。顾罡对红山文化陶器进行了分期研究,提出三期四段的意见,认为早期一段以白音长汗、四棱山为代表,年代约距今7000~6000年,早期二段以蜘蛛山、西水泉一部分为代表,年代约距今6000年前后,中期以西水泉一部分、三道湾子、城子山一部分为代表,年代约与庙底沟类型相当,晚期以城子山一部分、牛河梁、东山嘴、胡头沟为代表,年代约距今5000年前后,也认为红山文化源自兴隆洼文化(《川大考古四十年》)。这是目前对红山文化分期较为详细的一项研究。

  《考古》第2期与第3期分别公布了1995年发掘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1600平方米的收获和张北县调查的一批细石器遗存。姜家梁遗址揭露半地穴式房址9座、墓葬78座。墓葬成排分布,方向一致,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和洞室墓,有的有棺,仰身屈肢葬。随葬品多的4、5件,少的没有,有男女区别。共出土陶器71件,有彩绘豆;玉石器21件,有玉猪龙。其年代,F1的测年数据为6850±80年(未校),推测M78与此相当,其余77座墓的年代与赤峰大南沟、三关三期、雪山一期接近。张北一带的细石器遗存,对一处地点测定的碳十四样品年代为距今4955±170年(已校)。

  《和龙兴城》(文物出版社)公布了1986、1987年发掘吉林和龙兴城遗址1300平方米的全部资料,其中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有半地穴房址8座及一批陶、石器,分为两期,年代分别为距今4800~4500年和不晚于距今4300年,是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的一种地方性土著文化,为研究图们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河口与振兴》公布了1994、1995年发掘黑龙江海林河口遗址1900平方米、振兴遗址1660平方米的全部收获,充实了牡丹江流域的考古资料。河口遗址属新石器文化的仅若干陶器残片,有篦点“之”字纹。振兴遗址第一期属新石器文化,发掘者建议命名为“振兴文化”,年代约当新开流上层,并又分为甲乙两类,乙类文化遗存见于宁安莺歌岭,下限已步入青铜时代。《考古》第5期公布了1999年第四次调查内蒙古海拉尔市团结遗址的资料,有陶器、彩陶片、石器与细石器、骨器、玉器等,细石器与昂昂溪、腰井子、东乌珠尔的接近,彩陶与西水泉的接近,玉器有斧、锛、璧、环、珠,两端刃玉器与新乐下层、亚布力的接近,推测其年代为距今6000~ 5500年。

  对河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是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岱海考古(二)》,公布了1995~1997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合作发掘岱海地区王墓山坡上、石虎山遗址、饮牛沟春秋时期墓地及测量试掘板城遗址的全部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王墓山坡上遗址发掘563平方米,获得房址15座、窖穴25座及陶、石器等200余件,属仰韶文化晚期。在石虎山发现了两处聚落址,一处为小型村落,有房址14座、灰坑23座,文化性质类似后岗一期文化,有自身特点。另一处有围沟环绕,有较多的半坡类型文化因素,发现大量动物标本,年代约距今6530~6440年。板城遗址发现有石围墙、35座房址、3座窑、1座墓,以及东西一排5处石方坛,年代约在龙山文化时期。这批资料并结合1982年发掘老虎山遗址以来在岱海地区的一系列工作收获,建立起了该地区距今6500年前后至4200年前的文化遗存编年,对了解岱海地区的聚落形态演变、农业、畜牧业的转化及人地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岱海考古(二)》还发表了田广金、唐晓峰的《岱海地区距今7000~2000年间人地关系演变研究》,宫本一夫、小田木治太郎的《石虎山遗址陶器研究》,宫本一夫的《王墓山坡上遗址陶器编年与聚落研究》,田广金、郭素新的《环岱海史前聚落形态研究》等多篇论文。其中,田广金、唐晓蜂分析后得出:环岱海地区遗址的分布高程,是由高向低发展;老虎山文化之后,文化呈现出向外扩大趋势与这里气候条件恶劣有关。杨泽蒙撰写的《朱开沟》发掘报告结语部分第二节《朱开沟文化因素分析及与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也在《岱海考古(二)》上刊出,他将距今4200~3500年的朱开沟遗存分为四组,并认为A组为本地龙山早中期的发展,B组与齐家文化有关,C组与晋中南、豫西龙山有关,D组与豫北龙山有关。

  《万家寨》(远东出版社)公布了1993~1998年配合水利枢纽工程发掘准格尔旗寨子圪旦、大宽滩、清水河县西岔等12处遗址8000余平方米的全部资料。其中,在寨子圪旦山顶发现一处距今5000年前后的三面石筑围墙、一面临黄河的聚落,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其中心地带是一呈覆斗状的建筑台基,底边长约30、顶边长约20、残高3米,顶部有一层较规整的石块。在此建筑台基南部有两座房屋建筑,发掘者推测这里可能属高度防御状态下的主要履行宗教事务的“圣地”,即祭坛遗址,文化面貌可能是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早中期“老虎山—永兴店文化”的直系祖源之一。大宽滩遗址发现龙山阶段的一处石墙聚落,东西最长600米,南北最宽200米,另还发现有房址。

  田广金、郭素新以苏秉琦诗作《晋文化颂》中的“大青山下斝与瓮”一句为题,分析了老虎山文化中尖底罐、斝式鬲、斝式甗的出现与器型演变发展情况,论证了苏秉琦提出的尖底腹斝可能诱发于尖底瓶,以河套为中心的内蒙古中南部不仅是中原仰韶文化与北方红山文化结合的花朵,又是中原距今5000前后一次巨变的风源的论断(《当代考古学》)。

  七 黄河上游地区

  谢端琚回顾和展望了黄河上游地区史前考古,在甘肃、宁夏、青海已发现史前遗址3200多处,发掘80多处,发表资料350篇,专刊专著30余部(《陇右文物》1期)。李水城研究了河西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遗存,其中酒泉照壁滩遗址是目前所知马家窑类型分布的最西端,年代距今约4700年。他认为河西地区马家窑文化源于河湟地区,其发展序列也与河湟地区基本一致,而文化空间分布的差异与当地环境状况密切相关;并推测马家窑文化可能继酒泉地区继续向西发展,进入疏勒河流域;还认定民乐东灰山发现的小麦遗存属马家窑文化,是循西亚—中亚—新疆—甘肃河西走廊这一贸易通道流转传播而来(《当代考古学》)。这是一篇研究视野相当开阔的论文,有助于准确认识史前时期我国西部通过中亚与西亚发生的文化交流问题,也提示了对民乐东灰山发现的小麦遗存的年代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尹德生研究了甘肃新发现的6件史前陶鼓,认为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出现“以瓦为框”的土鼓,并探讨了使用方式(《考古与文物》2期)。

  《考古》第1期公布了1999年发掘青海民和胡李家遗址500平方米的资料,有庙底沟类型时期房址3座、灶坑10个、灰坑17座、陶窑2座、墓8座,以及一批石、陶、骨器等,其中彩陶曲腹盆、双唇尖底瓶等器型特征明显。发掘者认为胡李家与阳洼坡遗址的文化遗存大体代表了青海庙底沟类型时期的文化,是目前青海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还发现了石器涂红、陶器凿孔、兽头奠基、塑陶人头等现象,以及炭化粟粒,卷状炭化物,饲养的羊、猪、马等动物骨骼。对乐都柳湾遗址的再次发掘,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晚期的形制较为成熟的铜镞(《中国文物报》8月12日),为研究西藏拉萨曲贡遗址发现的距今3500年前后的青铜镞,提供了可资对比的重要资料。

  八 华南与西南地区

  公布的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川西平原及西藏两地。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成都考古发现(1999)》,集中报道了1998~1999年间发掘郫县古城址与清江村、温江县鱼凫村、都江堰芒城、成都市西郊化成村等遗址的发掘与调查资料,其主要遗存属宝墩文化。《文物》第3期发表了《郫县古城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见后述)。李明斌在以往对宝墩文化分期的基础上,又讨论了新津宝墩遗址的分期问题,分为三期,年代为距今4500~4200年,属宝墩文化第一期的宝墩亚型。

  西藏地区的考古,甲央、霍巍进行了回顾与思考(《考古》6期)。王仁湘对比分析了卡若与曲贡文化遗存,认为卡若文化年代为距今5300~4300年,曲贡文化年代为距今4000~3500年,两者在年代上不相接续,不存在直接的文化源流关系,是两个有些关联又互为区别的文化类型(《当代考古学》)。西藏贡嘎县昌果沟遗址在1994年发掘中发现一批距今3500年前后的文化遗存。后来,西南农业大学农学系傅大雄对该遗址一座灰坑(H2)堆积的再清理,获得一批植物籽核遗存,经分析鉴定,属农作物的有粟和青稞(《考古》3期)。如果其年代不误,那么这是西藏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稞遗存,其与粟共存,表明当时的农作物可能是粟与青稞并重,而与年代早于它的昌都卡若文化时期仅以粟为主的种植情况不同,也与后来的吐蕃时期及以后以青稞为主的种植情况有别。

  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研究,成果较少。《福建文博》第2期公布了1995年发掘邵武斗米山遗址1402平方米的报告,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为干栏式的房址3座、灰坑14座、墓葬7座,随葬品16至30件,有石、陶、玉器等,年代距今约5000~4500年,是闽北地区继浦城牛鼻山遗址之后的又一项重要发现。许智范《中国南方地区古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新成果》(《当代考古学》)一文,介绍了鄱阳湖流域、闽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九 史前城址研究

  新公布的史前城址方面的资料,有山东五莲丹土、江苏连云港藤花落、湖北应城陶家湖、四川郫县古城等4座城址的发掘简报。其中,五莲丹土城址为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和中期三个连续扩建的城垣,南城墙向南凸,平面为不规则五边形,东西长400~500余米,南北最宽约300~400米,城内面积约9.5万~18万平方米。清理了部分城墙、壕沟、城门通道、出水口和蓄水池等建筑设施(《中国文物报》1月17日)。连云港藤花落城址建于龙山文化时期,有内外两个城址,平面都呈圆角方形。内城南北长201~209、东西宽190~200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墙宽14、残高1.2米,主要由版筑夯打而成。外城南北长435、东西宽332米,面积约14万平方米,墙体宽21~25、残高1.2米,由堆筑和版筑相结合筑成。在南部内外城之间发现了道路及道路两侧的排水沟;在内城亦发现了两条主要道路及35座房址(《东南文化》1期)。这或许是目前发现的诸史前城址中可摸清平面结构的一座。应城陶家湖城址属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中期之间,平面呈椭圆形,南北最长约1000米,东西最宽约850米,面积约67万平方米,土筑城墙高出地面1~4米,城墙底宽15~50米,顶宽4~30米(《文物》4期)。这是两湖平原地区发现的第8座史前城址。郫县古城址发现于1996年,为长方形,长620、宽490米,面积约30.5万平方米。1997~1998年在城内发掘发现4座房址,其中1座大型房址(F5)位于城内中部,平面为长方形,长51.5、宽10.7米,面积约551平方米。在房内中轴线上较均匀地分布着一排五座由卵石堆积组合的长方形台基,最大的3号台基位于中部,长5.15、宽3米,最小的台基位于两侧,长2.75、宽2.4米。该房址建筑规模大,结构特殊,应有专门的使用功能,经碳十四测定该房址柱洞内竹炭标本并校正,其年代约距今4300±85年、3540±70年(《文物》3期)。

  对史前城址进行专题研究,主要有钱耀鹏与张玉石的成果。钱耀鹏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书,是在导师严文明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是我国第一部据已公布的考古资料系统研究史前城址以探索文明起源的综合性著作。作者认为史前城址源于环壕聚落,发生在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时代许多城址的结构和内涵具有早期城市性质,已经和后世的城邑或城市密切联系在一起,是中国古代城市发生发展的重要开端。作者又将该书几个方面的研究精华,以《史前城址的自然环境因素分析》(《江汉考古》1期)、《中原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1期)为题发表,提出龙山时代形成了以城址为中心、明显具有不稳定性和对抗性特点的扇形聚落群布局结构,其中聚落群同盟组织的存在可能是扇形聚落群成立的社会基础,而导致扇形聚落群及其同盟组织发生的原因则应是中原地区居民所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张玉石主要考察了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问题。认为:1.城址的分布区是新石器文化最发达的区域;2.各地城址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大体是同步的;3.各城址群分别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同一文化区域内,大体呈均衡分布,且多位于该文化的腹心地区,可划出不同的等级,但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小城址间有着严格的隶属关系;4.城的兴起和衰落都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一种集中的社会现象,兴建、废弃、重筑,正好表明其间经历的战争、弭兵、会盟、再战的历史事实。并认为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华夏考古》1期)。此外,何介钧考察了长江中游史前古城与古国问题,认为屈家岭文化时期是“古国”阶段,而大溪文化时期的城头山城是第一个古国,石家河城(石家河文化)是“方国”时期,它距早期国家只有一步之遥,但它终究未能跨过文明的门槛是苗蛮败北的原因(《当代考古学》)。

  十 史前玉器研究

  史前玉器研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又一项内容,近10年来逐渐为研究者重视,但亦表现出较浓厚的文物学研究倾向。杨建芳《区系类型原理与中国古玉研究》(《当代考古学》)一文是将中国古玉研究引向考古学研究轨道的重要成果,他提出古玉研究也可以并且应当进行区系类型研究,这种研究可以提示玉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及其地区或民族特色,但需具备古玉的数量要多、分布要广、延续时间要长等条件。他将距今8000~4500年间的史前玉雕时期划分为辽宁—内蒙古、山东—苏北、江南、江淮、江汉、西北等六个玉文化“板块”,并讨论了夏、商、周、秦、汉、宋、辽、金时期的玉雕“板块”与传统问题。他出版的《中国古玉研究论文集》(众志美术出版社),汇集了他自1979年以来20多年研究中国古代玉器形成的40多篇学术论著,是迄今为止应用考古学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第一部个人学术专著,对于进一步开展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古代玉器的宏观研究还有杨伯达《关于玉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观点的探讨》(《中原文物》4期)、李晓东《玉器学结构体系纲要》(《文物春秋》4期)等。

  对史前玉器的区域研究,以良渚文化的玉器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朱乃诚系统研究了经发掘出土并发表了墨线图或照片资料的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各种纹饰图案及其年代,认为各种繁简不一的良渚文化玉器上的主体纹饰都与一种完整的人像兽面纹饰有关,其最初形成于距今5000年前后,经演变发展流行至距今4000年前。并提出要注意早期玉器出现于晚期考古学单位的现象,不能仅以玉器纹饰贸然判断考古学单位的相对年代(《当代考古学》)。杨伯达考证句容丁沙地遗址出土的玉料等,认为可能是茅山石(白石、水石),相当于“琨”,而溧阳透闪石玉当为“瑶”(《东南文化》7期)。夏寒讨论了良渚文化玉璧的功能,认为良渚玉璧多见于贵族的大墓,以现有的考古资料很难证明其具有礼天的功能,其原初的功能更有可能是敛尸防腐以及作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南方文物》2期)。此外,石荣傅研究了大汶口文化玉器(《中国文物世界》2期)。

  对东北地区的史前玉器研究,亦发表了一组文章。赵宾福、刘国祥分别收集并探讨了吉林省史前玉器。赵宾福将其分为两个时期,早期以农安左家山、长岭腰井子和东丰西断梁山为代表,全部为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年代距今约7000~5500年;而采集的玉璧、玉环等,与红山文化玉器有相似性,年代距今约5000~4000年(《博物馆研究》4期)。刘国祥将在19处遗址发现的49件玉器划分为距今7500~6500~5500~4000年三个阶段,认为吉林省与黑龙江省的玉器风格不同于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北方文物》4期)。吕军、栾兆鹏研究了红山文化勾云形类玉器,将它们分为勾云纹玉佩、有齿兽面纹玉佩、玉钩形器三类,并研究了器形演变与造型,认为勾云纹玉佩是在方圆形玉璧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有齿兽面纹玉佩的原形应来自石质同类器,玉钩形器应是由工具演变而来。它们三类有各自不同的来源,说明是三种不同的玉器类别。他还根据这三类玉器的出土位置情况探讨了其用法与用途(《文物春秋》1期)。该文是目前为止对这类玉器研究较为系统的一例。孙机考证红山文化、含山凌家滩、天门肖家屋脊以及商至西汉的蜷体玉龙为金龟小幼虫(《文物》3期)。

  西北地区的史前玉器也开始引起了重视。杨亚长对陕西境内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至龙山时期玉器进行了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6期);叶茂林探讨了齐家文化玉器中重璧轻琮与圆角方璧以及与陕西神木石峁玉器关系等问题,认为所谓玉围圈不是齐家文化玉器,而是陶寺文化的玉器(《川大考古四十年》)。

  需要提到的是,2001年召开了多次有关古玉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其中秋季在台北举办的“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有近百位学者参加,汇集会议论文的《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辑》(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研究报告第三十三期)也在会上发表,内有一大批有关史前玉器研究的佳作。

  十一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持续不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国多数省区的文博单位和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相关研究所以及日本、德国、英国的学者120余人出席了会议,对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有关理论问题,中原、海岱、江汉、长江下游和辽西等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和特点,如何从考古材料和如何结合文献进行相关的研究,如何加强研究中的科技含量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今后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考古》12期)。《中原文物》第3、4、5、6期刊发了李先登、吴耀利、水涛、张锴生等人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论文。在郑州召开了“《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中原文物》6期)。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召开了“原始农业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学术讨论会,俞伟超等以《以原始农业为基础的中华文明传统的出现》(《农业考古》3期)为题作了主题发言。

  《考古》第2期刊发了2000年7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上与会者的发言摘要。其中刘庆柱强调城址研究是从考古学上探讨国家形成的切入点,对“传说历史”资料要科学、全面地利用。李学勤认为对文明起源问题应该提出不仅对中国且对整个人类都适用的更准确标准。张忠培强调在公元前3300~3200年,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另见《考古与文物》1期)。邵望平赞同贪欲是文明社会形成的动力。孙机认为中原地区从陶寺到二里头遗址表现出的礼乐文明比周边地区表现出的神权政治应是一种更优越的体制。沈长云从文献出发,认为作为中国最早国家的夏王朝是早期国家,他是在众族邦联合为共同体的过程中,由对族邦共同体进行管理与控制这一途径实现的。谢维扬认为在古代国家的问题上,传统文献总体上不支持在古代国家进程以外,在中原和周边地区还有其他独立的国家进程的说法;并认为以往被当作“标志”的某些考古遗存(如古代城址等),尚不能说明国家制度的存在。朱凤瀚认为当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通过考古学的手段来发现中国阶级社会与国家形成的物化表征,如果仅具备了一两项物化表征,未必反映其已步入了文明阶段,亦即未必形成了国家。王冠英强调礼仪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白云翔倾向于使用“国家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概念进行文明社会形成的研究,赞同夏王朝建立标志着我国国家的真正形成。王巍认为夏王朝建立前中原地区汇聚各地的文明因素,夏王朝建立后中原地区将文明因素向各地辐射,这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模式,探索这一模式形成的背景、原因、机制和动力是今后的重要课题。许宏认为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连续”演进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意义的“断裂”(另见《文物》3期)。戴向明认为文明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既可以出现在国家阶段,也可以形成于酋邦或其他形态的复杂社会阶段。朱乃诚认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基础应从人类进行食物生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而中国文明的诞生应在龙山时代,并提出应深入探索这时期的“王室”文化因素。易建平认为中国文明与国家的起源是一个比较研究的课题,需要了解近几十年国外新的理论。李季则提出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不能整合的问题。董琦提出了研究夏商西周早期的特征需关注的四个方面,即青铜文化、井田制、封建生产关系、巫史文化。

  严文明正式发表《东方文明的摇篮》(《当代考古学》),提出了整个黄河、长江流域作为东方文明的摇篮,并从自然地理环境、农作经济与文化发展等诸方面阐述了东方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发展过程,指出公元前3500~前3000年间社会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和手工业有新发展、贫富分化日益明显、中心聚落已经出现、随葬武器成为时尚等方面,而龙山时代出现的具有军事城堡或中心聚落性质的城址,同以氏族、部落为基础的社会是有本质区别的。他还考察了东方文明的黎明时期,即五帝时期的特点与特征,以及中国早期文明在龙山时代之后形成和扩大的历史特征。他还进一步指出: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最主要的是两极,即以西亚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和以东亚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东方文明。这是作者发展苏秉琦的有关学说进行的一项极富有成效的开拓性研究,对于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诸多历史特征和世界文明史发展模式,以及如何进一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美国费尔德博物馆格雷M.费曼在《考古》第10期上发表论文,强调考古研究对于科学地解决国家、文明产生过程的作用,以及进行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的意义,并希望中国古代国家研究能够在相关的国际论坛上取得应有的地位。

  此外,吴汝祚、牟永抗主要从良渚文化的墓地葬俗、祭祀、玉器、刻符等方面探索了良渚文化的礼制(《当代考古学》)。黄宣佩从农业经济、石工具制作与应用、陶杯与饮酒、过滤器、酿酒、制陶发展,葬俗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变化,墓地的燎祭现象,礼仪用器出现等方面论证了崧泽文化时期已出现了文明曙光(同上)。许永杰探索了黑龙江文明起源问题,认为唐代渤海之前的黑龙江地区的历史应纳入文明起源研究的范围,白金宝文化和三江平原汉魏遗址群已步入了文明时代(《北方文物》1期)。

  十二 总论和其他专题研究

  2001年发表的有关总论方面的研究论文有20多篇。其中,《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发表了一组研究介绍苏秉琦学术思想的论文,如俞伟超的《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座里程碑》、张忠培与李季的《苏秉琦与21世纪考古学》、邵望平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带来的史学变革》、郭大顺的《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汪涛的《创建中国考古学派——兼谈西方考古界对苏秉琦学术思想的认识》等。这些论述初步阐述了苏秉琦晚年学术成就对中国考古学,尤其是20世纪后20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苏秉琦的晚年是其学术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也是最终形成苏秉琦学说的时期,深入系统地研究苏秉琦学说的内涵及其形成过程,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在21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华夏考古》第3期刊发了全国社科规划考古学科调查组的《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调研报告》,提出的“十五”期间重点研究课题中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有关的是:中国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研究、聚落形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等几大方面。朱乃诚《未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思考》(《川大考古四十年》)一文,宏观上论述了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与道路问题,并预测了21世纪中国考古学研究有可能获得突破的若干重大课题。他在《21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内的《中国考古学》一节中再次提出:古代实物资料及其相关信息和文献资料的发现,将始终左右着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进程,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运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史学取向、走向国际是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特点与发展趋势。《东南文化》相续刊发了几篇有关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讨论文章,如戴向明的《中国考古学观念的回顾与反思》(1期)、方酉生的《考古实践与理论思维——兼评〈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3期)、周大鸣的《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考古学的本土化》(3期)、黄建秋的《对中国考古学类型学研究方法的反思》(9期)等。

  其他专题研究涉及的面很广,较重要的有古人类DNA的研究、刻划符号、捐弃房屋习俗研究等。

  对古人骨进行DNA的提取、扩增、测序以研究当时人群之间的血缘关系等,是近几年摸索开展起来的。吉林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考古DNA实验室,已开展了实测研究。他们对河北阳原姜家梁新石器时代墓地中4座合葬墓内不同个体、10个样品的DNA序列分析,结果有9个不同的DNA序列,每座合葬墓内有1~4个碱基的差别,表明他(她)们之间不是一个母系血缘关系,由此认为该墓地的社会属性不应该被判定为母系社会(《考古》7期)。他们还对郑州西山、龙年山夏家店上层、三道湾汉代鲜卑等遗骨进行了DNA分析研究(《北方文物》3期)。潘其风、朱泓综合考察了先秦时期我国居民种族类型的地理分布,认为中国古代居民的体质发展过程是循着一种连续进化间以杂交的模式,与西方人种只有小规模的基因交流,未曾有过外来古人类大量入侵而代替原住居民的现象。由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文明的创造者,既不是来自西方也不是北上的南方移民。中国古代文明是在与其他人种相对隔离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人种学的背景对中国文化长期稳定、延绵不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代考古学》)。

  对刻划符号的研究,蔡运章认为裴李岗文化至汉魏时期的单字、刻划符号和图形文字,大都是反映八卦之象的卦象文字(《中原文物》4期)。杨振彬收集分析了河姆渡、崧泽、龙虬庄、北阴阳营、澄湖、南湖、亭林、马桥等10多处地点发现的数十种陶器刻划符号,认为绝大多数不能称为文字,而良渚文化晚期与南荡文化遗存出现了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刻划,处于文字萌芽时期(《东南文化》3期)。董楚平考释澄湖良渚文化陶罐腹部的4个文字符号为“方钺会矢”,推测可能是良渚文化的军事会盟记录,甚至可能是建国文献,国名与后来的越国相同(同上)。

  考古发现史前捐弃房屋的迹象较多。王仁湘继1982年发表《奇特的房屋捐弃之风》后,又收集分析了我国史前时期烧毁、捣毁、废弃等捐弃房屋的考古学资料,并引证相关的民族学资料,认为史前捐弃房屋风俗的原因,主要是与死者有关,是与安葬死者相关的一种仪式,反映了远古先民的灵魂观念、禁忌习俗、尊卑观念和财产意识。并分析了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房屋捐弃风俗的出现和变化的大体过程(《中原文物》6期)。

  此外,张之恒探讨了钻头钻与管钻这两种穿孔技术(《华夏考古》4期)、王涛讨论了史前水井的用途(《文博》2期)、袁永明赞同中国谷物酿酒的起源不晚于仰韶时代(《文物春秋》)、王守功探索了先秦太阳崇拜的发展阶段问题(《中原文物》6期)、赵春青讨论了环境考古如何进行地层学研究问题(《东南文化》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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