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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 左都御史 发帖时间: 2011-12-21 15:35:25|帖子热度:1769 |关键字: 唐代, 金银器, 金银工艺, 影响, 文化交流 楼主
  作者:邵磊(南京市博物馆)

  唐代金银器的兴盛,除了皇室贵族穷奢极欲地追求、开采技术的进步、官私作坊制度的完善等因素外,与唐代中外交流之频繁也是密不可分的。唐代金银器曾经受到哪些地区金银工艺的深刻影响呢?

  唐代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也是一个兼容并蓄、善于吸收周边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时期。器物制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属艺术创作的范畴,体现了人的意志和精神,唐代金银器在造型、纹样风格上的独树一帜,与外来技艺的引进有着巨大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展现出外来文化的启迪给人们带来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并进而激发出丰富想像力的过程。

  在器物形制及装饰纹样方面,唐代金银器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来自粟特、萨珊、拜占廷等多种域外风格的影响。其中,尤以粟特地区的影响最为显著。

  与一般社会自身发展出现的创造不同,外来文化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渗透,往往会产生出一批与传统割裂的新的器类和器形。这种新的器类和器形与移民、输入品和仿制活动有关,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粟特带把杯在唐代中国的出现,正属于这一情况。中亚粟特辖域内的带把杯,只发现有银器,目前所知道的大约有十几件,杯体呈现八棱状、圆筒状和圜底碗状,绝大部分在杯体下部有横向内折棱,底部有带喇叭状外侈圈足。器物口部至腹部有环状把手,把手上部有椭圆形指垫,垫上装饰有浮雕人头像。

  唐代带把杯,至少已经发现约 30余件,其中不仅有银器,更有相当数量的金制品。在造型上,虽与粟特各种带把杯基本相同,但把手的式样却更加丰富。以粟特器物特征的有无和强弱为标准,可以发现唐代金银带把杯既有粟特人直接带入中国或通过贸易交换而获得的粟特本地制品,如内蒙古敖汉旗、西安何家村、西安沙坡村出土的杯把、器体均素面无纹的银杯。也有“登籍”的粟特工匠在唐朝的制品,更有唐朝工匠们仿造的创新制品。而与唐代金银器发展至为密切的正是后两种制品。

  粟特工匠在唐朝制作的金银带把杯,杯体或成八个棱面,每个棱面各饰一深目高鼻、着窄袖翻领袍、手持乐器或作舞蹈状的胡人,其内容题材具有典型的域外风貌,但均以中国传统的铸造方法完成,故杯体显得十分厚重,与粟特本土采用锤鍱技术制成的轻薄胎体全然不合。在装饰纹样上,有的带把杯的横向内折棱处饰有网格纹、钱纹和对置的叶瓣纹,而类似纹样是中国六朝时期墓砖的常见装饰。由此可见,无论是器物成型上的铸造工艺或者局部装饰纹样的渊源有自,都表明粟特工匠出于迎合唐人传统审美观的需要,在保留了粟特银器固有造型风格的前提下,同时也刻意模仿了中国民族工艺的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在数量上,由唐代工匠仿造的金银带把杯,远较粟特输入品及粟特工匠在中国的制品为多,可见粟特金银器工艺对唐朝的影响之深。与粟特工匠在中国制品的局部“华化”有所不同,唐朝工匠们仿制的金银带把杯尽管在形制上仍然套用了粟特原型,但在局部造型乃至主体纹样上都实实在在地展现出了具有强烈生命力和延续性的中国传统风格。以杯把为例,目前所知粟特银器中,几乎都有带宽平指垫的环形把手,但唐朝仿器的把手则将银条做成环形安装在杯上,上端不与口缘平齐,指垫也不与口沿相连,而是直接从环把手上部向外伸出,并微向上翘,从而使把环与指垫形成“6”字型,这是粟特全然没有的样式,而在汉晋时期的饮器中,往往有环把作“6”字形者。可见,唐朝工匠仿造的粟特带把杯,至少在杯把形制的塑造上,是呈跳跃式地接受了中国古典样式,故其形制虽然看似翻新,但骨子里却是纯正的传统意蕴。

  在装饰上,唐代仿品纹样如缠枝花草纹等,是唐代金银器上最常见的植物纹样装饰,其“满地装”的装饰手法,往往能营造出繁缛富丽的氛围意蕴,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民族风格。透过它们,足以让人领略到唐代现实生活的五彩缤纷和文化艺术的欣欣向荣。

  在唐朝金银器中,来自粟特的金花银盘同样为人们所喜闻乐见。这种银盘流行盘心錾刻或模冲动物主体纹饰、周围留出空白的做法,纹饰上多鎏金,使器物形成白底黄花、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唐代金花银盘目前在国内外已发现30余件,或圆口、葵口,或菱形、海棠形等等。但大多盘心所饰猞猁或虎状动物形象却并未在粟特银器中发现过,故亦不能排除是唐代工匠在粟特器风格影响下而揉入新意的仿制品。

  波斯萨珊银器对汉——六朝时期中国的金银器制作施加过巨大影响,但自唐永徽二年(651年)萨珊王伊嗣俟被杀、王子卑路斯逃至吐火罗后,萨珊贵金属工艺对中国第一位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被粟特所取代,但波斯萨珊金银器对中国的影响是有传统的,更兼萨珊国除后,大批波斯人客居中国,其中不乏金银工匠和从事贸易转运的商人,对唐代贵金属工艺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唐代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萨珊式器物是产生并流行于伊朗高原的一种椭圆形长杯,因其作四曲、八曲或十二曲不等的多曲花瓣状口,故又称多曲长杯。唐朝初年,造型奇异、制作精良的多曲长杯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涌入中国,促使唐朝工匠们学习效仿。但艺匠们在仿制出萨珊长杯那多曲和凸凹起伏特征的同时,又稍加改动,逐步扬弃那些不适合中国传统的部分,使杯体稍深,口沿也略微外侈敞开,分曲形成的曲瓣不明显,凸凹起伏较浅,曲瓣也不像大多数萨珊器物那样极尽夸张般地鼓凸,曲线由口及底成纵向式分曲,并将曲瓣减少,从而展现出轻快活泼的特性。这些与萨珊器物细微的区别,反映出唐代工匠尽管模仿了外来的器物造型,但却并不盲从,因而唐代金银器中域外风格的中国化转变势所必然,在此基础上,随着杯体部分的加深,下面的足也更高,呈喇叭形,中国式的荷叶纹样就这样与高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宛如盛开的花朵,自然流畅。至于萨珊的特征,已经淡化了许多,仅仅成为了一种痕迹。

  唐朝金银工艺中的罗马——拜占廷文化因素同样十分突出。在罗马——拜占廷贵金属器玩对唐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中,高足杯充当了重要的角色。罗马——拜占廷地区的高足杯,其高足部分多带有类似算盘珠样的节状装饰,此种形制的高足杯,早在唐代以前的北魏时期就已传入中国。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就出土三件这样的鎏金铜高足杯,西安何家村窖藏及韩森寨纬十街所出土的唐代银质高足杯,皆一如既往地沿袭了同样的形制,但却装饰了典型唐代中国式的动植物纹样,故可知唐代高足杯是受拜占廷器物形制的影响而制作的。

  唐代金银器上常见的怪鱼类动物图纹也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这些怪鱼类动物常表现为兽首鱼身,长鼻利齿,鳞鳍具备,中唐以后有的鳞鳍化为双翅,狰狞可怖。以往人们对这类动物图纹不其了解,往往以笼统的鱼龙纹称呼它们。实际上这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动物、被视为河水之精和生命之本的“摩羯”。摩羯纹屡见于古代印度雕塑、绘画中,东晋南朝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以及海东地区,具有明显的佛教意味。唐代金银器上的摩羯纹与印度本土的摩羯形象有较大差别,可能是唐代经中亚粟特地区传来,与东晋、南朝时期的“摩羯”形象未必有直接的关系。

  在西亚、中亚金银器影响下发展、完善起来的锤鍱技术,将交织于唐代金银器上的中外工艺融为一体,使之更加华丽清新。观赏唐代金银器,能使人深深感受到唐人的博大胸怀和开放气魄。如果说早期唐代金银器上中外工艺的结合还稍显生硬突兀的话,那么到盛唐以后,这种结合已经变得水乳交融,了无痕迹。这是因为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金银器皿的制造在经历了百余年纳新固本的探索后,已经完成了其中国化的过程,形成了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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