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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 左都御史 发帖时间: 2011-12-21 15:36:09|帖子热度:1272 |关键字: 宋代, 金银器, 商品化, 前提, 表现 楼主
  作者:邵磊(南京市博物馆)

  宋代金银器商品化的前提是什么?是如何表现的?

  唐代晚期金银制造业南方系统的崛起,成为宋代金银工艺持续发达的起点。正是由于两宋时期江南社会经济持续、普遍、高度的发展,反馈到贵金属制造业上,则表现为东南乃至全国金银原料收入量史无前例地提高,存世南宋或南方出产银器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北宋或北方银器,就是很好的证据。近半个世纪以来,大宗宋代金银器的考古发现几乎都集中于长江流域,北方的发现寥寥无几,无法同南方出土的宋代金银器相提并论。

  金银器天生娇贵,自古以来都是权贵皇族特享的奢侈品。然而,自唐代晚期开始,随着南方金银制造业的崛起,金银器已经开始步入民间。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银器全面走向世俗化、商业化,以至酒楼妓院及稍有经济能力的平民百姓也能无所顾忌地使用金银器,以往笼罩在金银器之上的神秘而尊贵的彩晕已逐渐褪色。因此,宋代商品化金银器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古代金银器由高贵阶层步入民间社会的过程。

  在具体的运营机制上,两宋时期的金银行业采取了完全放开的政策,更为灵活通便,顺应了形势的发展。宋初,金银采冶业主要靠民营,官府虽不具体经营,但在重要矿冶中心均设有“监”、“务”等管理机构,主管征税事务。南宋时,朝廷诏江浙金银坑冶,容许百姓自行采冶金银,以十分为率,官府收取二分,其余八分任由买卖交易。比之北宋时,金银采冶的利益空间又形扩展。

  两宋时期丰富的矿藏资源和顺应形势的管理机制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巨大开采能力,成为商品化金银器大量涌现的重要前提。

  由于宋代金银器制作业多为民营,故不少作行和工匠为了维护商业信誉或行业竞争,往往要将行名、匠名及产地打印于金银器上,似有标榜名牌产品的意思。如“孝泉周家打造”、“兴贤吴铺”、“任七秀才造”、“张十二郎记”、“罗祖一郎”等。宋代金银器上多见自称为“郎”的工匠称谓,一般认为这是同唐宋时期民间男子多以辈次称郎并冠以姓氏的风俗相一致的。此外,在银器上还常有标明成色的记录,如“吉家煎银十分”、“周家十分”等。有的银器亦有使用者或收藏者等表明所有权的铭记内容,如 “沈宅”、“马氏妆奁”、“陇西郡董宅”等,显然是定制的商品。

  既然是商品,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这就促使金银工匠要不断创新,制作出为人们喜爱的各式新颖产品,以适应需求。如福建邵武故县出土錾刻《踏莎行》词的宋代鎏金八角杯、江西乐安发现的分别刻有王禹《黄州竹楼记》和欧阳修《醉翁亭记》的两件银牌,其款记卓有文采的诗文内容及抑扬有致的书法意味,充分展现了作者不凡的修养和独特的个性,故非一般物勒工铭式的匠作款,而是具备极高文化品位的艺术作品题款了。据此不难想见,在宋代金银器商品化竞争的背后,必然存在着适应不同文化层次需要而竭尽巧思的制品,藉以维护并巩固自身的商业名誉。

  宋代金银器的商品化,还可引宋人吴自牧《梦梁录》中的记载为证,当时首都临安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多是金银盐行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看垛钱的作用,一方面固然是炫耀资本,另一方面也以此清算债务。金银器的自由经营,也使金银器的使用大有泛滥之势,以至宋汴京(今开封)会仙酒楼中,即便只有两人对坐饮酒,也须用银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这些银器就已将近百两。甚至某人在一酒店打三两次酒后,酒店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甚至贫困人家,叫酒店送酒菜,酒店也用银器供送,次日方才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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