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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剑龙 副都御史 发帖时间: 2012-1-13 01:57:39|帖子热度:3593 |关键字: 吴郁芳, 曾侯乙, 随国, 曾侯 楼主
  吴郁芳:“曾侯乙”与“随国”考

  作者:吴郁芳

  来源:《江汉考古》(武汉)1996年04期第51-55,65

  “曾侯乙”考

  关于随州擂鼓墩一号墓墓主曾侯乙,笔者有一个与时贤所见不同的看法。拙见以为曾侯与随国无涉,曾氏乃 国钟氏之后入楚后世为楚国“乐尹”,如钟仪、钟建。曾侯乙乃楚国的封君,职任仍为乐尹,他应该是楚昭王的妹夫即钟建之子。因此与楚惠王乃姑表兄弟。

  就此臆说笔者曾在八四年秋草成一文,寄给《江汉考古》的程欣人先生。八五年初得程老复函,示有好感,争取发表。八七年秋我去省博物馆看望程老,他虽在病中但仍在工作。他取出我的旧稿,说已请刘信芳同志审阅,定在八八年一期的《江汉考古》上发表。但此时我自己却有犹豫,取回拙稿。此后不久即闻程老辞世,唏嘘不已。

  但上述臆测仍难清除,既有“曾国之谜”之说,不妨权作猜谜。故不揣浅薄,重草此文,以冀批评指迷,也示对程老的怀念。

  一、曾侯乙为楚国封君

  《左传•隐公元年》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荀子•礼论》曰:“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按照古制,诸侯国的国君死后,参与助葬的应有其盟国及通好之国。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至於西门之外,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但从曾侯乙墓出土的遣策来看,助葬的只有楚国君臣以及楚国的封君,如坪夜君等,并无他国的君主及使节。如果曾侯即随侯,随国的盟国当时不至全亡,如《左传•哀公元年》经文载:“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时去曾侯乙之葬不过六十余年,陈、许都是其盟国,但遣策中无其助葬的记载,即其国灭,其后当存,不至毫无表示。另从遣策迳称楚王、楚太子、楚令尹为“王”、“太子”、“令尹”来看,全然是一国君臣间的口吻,毫无邦外语气。倘曾即随,亦不至于此。例如蔡国,其国君对楚王自称“小子”,但也不迳称楚王为“王”。《蔡侯钟》铭文曰:“蔡侯申曰:余惟小子,余非敢宁志,有虞不易,左右楚王。”即可为证。

  二、曾侯乙职为乐尹

  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乐器,共八种一百二十四件,管乐、弦乐、敲击乐器俱全”。(《随县曾侯乙墓•前言》)在其内棺上绘有干戚旄狄之舞,漆盒上绘有撞钟击磬之图。其舞其乐正是《礼记•乐记》所谓“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的宗庙之乐。这说明死者生前的职掌必与宗庙乐舞有关。特别是在铭为“曾侯乙作持”的四十五件甬钟上,不仅有标音铭文、乐律铭文,而且有详细记载该钟所属律名、阶名,以及变化音名的铭文。这就同时标明了曾侯乙的专业。审定音律在古代是一门专业极强的职能,这只要参看一下《国语•周语》所载“王将铸无射,问律於伶州鸠”的故事,就可得知一、二了。以致汉初之世,即是专职的乐官,也“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宫,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至于“公卿大夫观听者”,更是“但闻铿锵不晓其意”了。(见《汉书•礼乐志》)因此,根据“曾侯乙作持”的编钟上的音律铭文,有理由认定曾侯乙的职任是乐正、乐尹、乐师一类的乐官。

  三、曾侯乙与楚惠王有兄弟之谊。

  曾侯乙墓的规模之大不仅令人吃惊,他与楚惠王的亲密关系也令人吃惊。曾侯乙死后,楚惠王不仅捐赠了车辂,而且还“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且不论是楚惠王亲往西阳的曾侯宗庙奠祭,还是委派特使致奠,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楚惠王与曾侯乙除了君臣关系,还有亲戚关系。

  《仪礼•既夕礼》曰:“兄弟赗、奠可也,所知则赗而不奠。”郑注曰:“兄弟有服亲者,可且赗且奠,许其厚也,赗、奠於死生两施。”这就是说,按照古代的礼制,一般的知交是“赗而不奠”,只有“兄弟有服亲者”才能“且赗且奠”。这里所谓有服亲的兄弟,即《仪礼•既夕礼》贾公彦疏所说的“凡小功以下为兄弟”者,通俗地说就是非同胞兄弟,因为亲兄弟“有同财之义无致赗奠之法”,自己把慰问品送给自家人自然毫无意义。因此,这种在葬礼中既赗且奠的兄弟主要是堂兄弟、表兄弟等。后来连拜把子的哥们也算在内,如《汉书•叙传》载:“王莽少与稚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稚,”故而班斿死后,王莽“修缌麻,赙赗甚厚”,也就是“且赗且奠”。

  在曾侯乙的葬礼中,既赗且奠只有楚惠王熊章,他不仅“赗一乘路车”,而且“作曾侯乙宗彝,奠之於西阳”。正所谓“赗、奠於死、生两施”,赗主要是为了死者,奠则兼及生者,因为死者的亲属也是致奠者的亲属。这就揭示出了楚惠王与曾侯乙的异姓姻兄弟的关系。有没有可能是类似于王莽与班氏兄弟的关系呢?可能性很小,因为先秦之时并不流行拜把子的风气。此外还有一个证据,曾侯乙墓遣策有载:“王赗一乘路车,三匹驷;太子赗三乘路车,兀一乘驷,兀二乘屯丽。”为什么楚太子赗赠数倍于楚王呢?这正好说明,曾侯乙是楚太子的一位长辈。

  四、曾侯乙与钟氏

  据上所述,曾侯乙乃楚国封君,楚惠王的姻兄弟,且职为乐官。楚国的乐官於史有载的有两人,一是钟仪,一是钟建。后来还有一个钟子期,虽已寄情于高山流水之间,但仍显示出音乐世家的风采。

  关于钟仪,《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而问之曰:‘南冠而系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脱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

  泠人即伶人,《国语•周语下》有伶州鸠,韦昭注曰:“伶,司乐官。”钟仪之族世为乐官,故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

  七十多年后,史书上又记载了楚国的另一位乐尹钟建。《左传•定公五年》载:“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以妻钟建,以为乐尹。”钟建负季芈,事载《左传•定公四年》,时昭王亡命奔郧,“钟建负季芈以从”。当时的钟建只是楚王身边一个从事乐舞的近臣,显为钟仪后裔,楚昭王任其为乐尹只是提高职位,并未改变职业。

  季芈为楚昭王之妹,即楚惠王的姑母。钟建为季芈之夫,即楚惠王的姑父。钟建与季芈成婚在公元前504年,生子必在数年之后,所生之子与楚惠王正为姑表兄弟,而此人必继“先父之职官”为楚之乐尹,而且此人的存世时间也正与曾侯乙吻合无间。曾侯乙葬在公元前433年,其死当在此前一至数年,因为古人从死至殡,从殡至葬颇费时日。设若季芈公元前500年生子,此人至公元前433年不过六十多岁。是以笔者猜测,曾侯乙即钟建与季芈之子。钟字从重,曾、重两字音近义通,古代互用无别。如《橘颂》“曾枝剡棘”,《招魂》“目曾波些”,“曾台屡榭”,《离骚》“曾嘘唏”,《怀沙》“曾伤”,《惜诵》“曾思”曾皆训重。因此,钟侯、重侯、曾侯,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是同一的。

  五、曾侯与 国

  钟仪在《左传•成公七年》中称为“郧公钟仪”,可见在楚共王时钟氏还 保有郧公的封号。郧即人的文化特点。汤炳正先生在《〈天问〉“顾菟在腹”别解》一文中,分析了曾侯乙墓的箱盖画中那一只面似虎、身似兔的动物,认为即是《天问》所谓的“顾菟”,楚语中的“於菟”,这种动物形象,“乃月中阴影的神话传说以语言因素为媒介而由兔变虎的过渡形象”。我很赞成汤先生的见解,然而“於菟”一语最初都是出於 人, 子给子文命名为斗谷於菟就是明证。

  郧、楚之间唯一见载的战争发生在楚武王三十九年。《左传•桓公十一年》载:“郧人军於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结果是楚人“败郧师於蒲骚,卒盟而还”。郧、楚之盟的内容不详,但从此郧国肯定是名存实亡。百余年后钟仪被俘时,虽保有“郧公”之称,却俨然以“楚囚”自居。通过数十年,郧公的爵号也由钟氏转给若敖斗氏。《左传•昭公十四年》载:“楚子杀斗成然,使斗辛居郧以无忘旧勋”。这个斗辛即后来辅佐楚昭王由郧奔随的郧公。

  曾氏复得封侯必自钟建始,昭王逃难他本有大功,况又娶季芈为妻,其地位尊宠可知。而且据《曾姬无 壶》铭文载,曾姬乃楚声王夫人。楚声王在位仅六年,即位在公元前406年,距曾侯乙入葬不过27年。楚声王自然不会娶平民之女为妻,这位名为无 的曾姬很可能就是曾侯乙的孙女。

  与显赫的曾侯乙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擂鼓墩二号墓,墓主当为盛君萦,盛、成一字,而成、曾、重三字古亦通用。笔者在《文物》八六年二期上有一小文考证,此不赘述。二号墓中有拼凑的九鼎八簋,也还有编钟及大量乐器,这说明曾侯的爵位、职任未变。但礼器的寒酸,助葬封君的消失,都表明曾侯之族的衰落。时贤认为这是随国将亡的前兆,拙见以为这是楚国吴起变法的结果。就在曾侯乙入葬后的三十多年,楚声王被杀,“国人立其子悼王”,这是曾氏家族没落的开始。楚悼王即位二十年,吴起在楚实行变法,矛头直指楚国的贵族阶层。所谓“废公族疏远”,《史记•吴起传》所谓“封君太众”,“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奸劫弑臣》)这场变法的结果如何?擂鼓墩二号墓是很好的证明。它所反映的不是随国的没落,而是整个楚国奴隶主阶级的没落,所以在战国中期以后的大型楚墓中再也看不到曾侯乙墓的排场,而与盛君萦墓的规模相似。

  “随国”考

  自从曾侯乙墓在古随国境内出土后,随国也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但史籍中关于随国的记载不多,《左传》桓六年注疏仅谓:“随国,姬姓”;其地在“义阳随县”;然“不知始封为谁”,亦“不知为谁所灭”。如果从现有的史料以及考古资料中归纳,随国的概况可见如下:

  一、随国的疆域和都城

  《左传》桓八年载:“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战于速杞。”据此可见,随疆东临淮河,西濒汉水。速杞在今云梦与随州市之间,这当是随国的南部边界。

  《左传》庄四年载:“(楚武王)伐随,……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溠水位于涢水上游,北濒古唐国,此当随国北疆,亦是随国都城所在。石泉先生在《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中说:“随国都城在今随县西北约四十里,厉山店西南,安居西北之溠水东岸。”(见《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经武汉大学荆楚史地与考古研究室王克陵等同志的实地调查,此处发现有东西宽约800米,南北长约1000米的古城址,中有“宫殿台基”、“人工沟渠”,调查者认为此“遗址的上限不迟于两周之际”,“系随国国都故址所在地的可能性是十分之大的”。(见《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17页)结合《左传》所载楚军在武王死后,架桥溠水以军“临随”的情形,当时楚军正是直逼随都以求和。

  二、随国的族姓与公族姓氏

  随为姬姓之国史有明文,从《左传》定四年所载吴人谓随“周之子孙在汉川者”等语来看,随人为姬姓子孙是举世皆知的。

  另据《左传》桓六年载,随国的执政者中有“季梁”。季氏是姬姓大宗,专权于鲁,散见于姬姓诸国。可见,随出姬姓。

  三、随国的职官:

  《左传》桓八年载:“随师败绩,随侯逸,斗丹获其戎车与戎右少师。”《左传》桓六载:“祝史正辞,……祝史矫举以祭。”随国职官见载的仅有祝史、戎右与少师。少师是随侯的亲信宠臣,桓六《传》曰:“少师侈。”“少师得其君。”桓八年《传》曰:“少师有宠。”可见,随侯以宠臣为“戎右”,知随尚右。故桓八年《传》载随、楚之战时,季梁特别告诉随侯。“楚人上左”,“右无良焉”。

  四、随国的政教

  《左传》桓六年载随季梁之言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由此可见,在随人的政教观念中已经有了很成熟的民本思想,随人的宗教也是先人而后神,其宗族观念的特征是“亲其九族”。

  五、随国与周、楚的关系

  在春秋初年随侯与周室仍保有君臣关系,故楚武王令随侯“为之周,请尊楚”。事后,“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见《史记•楚世家》)。

  随人从不甘心属楚,楚武王时,随、楚就曾三战三盟。楚成王32年随又以“汉东诸侯叛楚”,结果是楚人“伐随取成”。(见《左传》僖二十年)此后随、楚的关系当如随人所曰:“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有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见《左传》定四年)楚、随之盟的内容不详,但随已丧失主权成为楚之属国则是无疑的。试看《左传》昭十七年载楚、吴之战,楚败吴师且获吴王乘舟。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楚人既不信任随人,随人也无心作战,结果吴人略施小技便夺回了王舟,充分表现出随人被迫从战的态势。即是春秋后期吴人入郢,昭王奔随时,随人的态度也是很暖昧的。据《史记•伍子胥传》载,吴兵围随,“随人欲杀随王,王子綦匿王,已自为王以当之。随人欲杀王,不吉,乃谢吴不与王”。因此昭王复国后遍赏功臣却不及随人。进入战国后,随国的命运当如《水经•涢水注》所云:“楚灭之以为县。”例如《史记•苏秦传》载苏代之语曰:“蜀地之中,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智者不及谋,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足见,至迟在楚怀王时,随国已荡然无存。在世人心目中,随与郢、宛、五渚一样,不过是楚国之一邑。另如《史记•春申君传》载其上秦昭王书曰:“且王攻楚将恶出兵?……必攻随水右壤。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也。”足见,及至顷襄之时,即是在楚人的记忆中不仅随国不复存在,甚至连随邑也不复存在,仅以“随水”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由此观之,随国之亡必早在楚怀王以前。

  六、随国的由来

  随人系北方南下的“周之子孙”,而非汉东土著,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随人的族姓、职官、政教都与中原诸国吻合,而与南方楚国相异。随人南下立国的时间当不出两周,因为随人所具有的民本思想是一种划时代的思想,这种新思潮不仅当时的南楚没有,殷商时代的中原也没有。它产生于灭殷后的周人,如《泰誓》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陈》所谓“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蔡仲之命》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随人在春秋初年即有此思想,当是随人南下时从中原带来。

  进而考之,随人当是出自于晋国,因为随人的官制与宗族制度与晋最为相似。如晋有大师辅君执国法,(见《左传》文六年)随有少师为随侯近臣。又如晋人戎必卜右,戎右皆由晋君之宠臣充任,《国语•晋语》屡有记载;随侯亦是以宠臣少师为戎右。另如随人“亲其九族”的“九族”之制,也正好是晋人宗族制的特点。《左传》定四年载:“分唐叔以怀姓九宗,”杜氏注曰:“九宗,一姓为九族。”由此晋人宗官别有“九宗五正”之职称,如《左传》隐六年载:“翼九宗五正,”杜氏注曰:“翼,晋旧都也。唐叔始封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遂世为晋强家。”

  两周之时晋国最为动乱,其君臣奔楚之事史载习见,如《竹书纪年》谓晋出公奔楚,据徐中舒先生说,襄樊一带便是晋羊舌氏奔楚后的食邑。(见《论巴蜀文化》230页)晋地人民南下立国的事也于史有载,如《史记•晋世家》载:“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人诛灭唐。”《索隐》曰:“成王灭唐之后,乃分徙之于许、郢之间,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括地志》曰:“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而封大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即范匄所云‘在周为唐杜氏’。按:鲁县汝州鲁山县是,今随州枣阳县东南一百五十里上唐乡故城即是。”这个南迁立国的唐杜氏就是与随国境界相邻的唐国,亦即《左传》襄十七年所谓楚武王“服随唐”之唐。因此在汉东地区出现一个出自晋人的随国是不足怪的。而且历史上也明载有晋侯奔随之事。

  《左传》隐公五年载:“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左传》隐公六年:“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这个奔随的翼侯即晋鄂侯,他所奔之随旧说是晋邑,在今山西省介休县附近。从当时伐翼的规模来看,鄂侯欲在晋境之内避难是难以幸免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七六年八月在随国故都的贵族墓地中出土了《 季尊》,铭曰“鄂侯弟 季乍旅彝。”(见《江汉考古》1981年第3期76页)既然历史上有鄂侯奔随的记载,而随国故都又出土了鄂侯弟之器,这就可见晋侯所奔之随应是汉东之随国,而非晋之随邑。而且晋国之随邑本身也可能是因随人而得名。晋有名臣随会,又称随武子,传说晋之随是他的食邑。但随会的祖父在自叙宗谱时却说其先人“在周为唐杜氏。周卑,晋继之,为范氏”。(见《国语•晋语八》)《左传》昭二十九年亦谓范氏籍为鲁县,即随唐故地。由此可见,晋国的随氏本来出自汉东随、唐。故而晋之随邑也本因随氏得名。晋、随两国的亲缘关系,晋人也是牢记在心的。如晋、楚城濮之战时,文公思及楚惠,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汉阳诸姬即指随、唐等国,晋人以此诸国灭于楚为大耻,正是因为晋、随同族。

  以上笔者对随国的历史进行了一些探讨,显然可见,史籍中的随国与考古资料中的曾国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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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武大帝 秀才 发帖时间: 2012-5-16 15:55:40|帖子热度:3593
沙发
出身于低层社会的吴先生已经过世好多年了,可他的研究成果仍然熠熠生辉。真让我们汗颜。
随侯蜘蛛 书童 发帖时间: 2012-10-22 14:59:53|帖子热度:3593
板凳
呵呵!这个老吴精神可嘉,可惜视野狭隘,过于主观臆断!要是到叶家山、擂鼓墩多走几趟,一定会惊掉下巴!
随侯蜘蛛 书童 发帖时间: 2016-6-3 18:52:29|帖子热度:3593
地板
在科学考古的事实面前,吴郁芳就是个十足的学术无赖,不仅不学无术而且颟顸无耻!不过像这样的砖家在史学界仍然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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