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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渊网络 左都御史 发帖时间: 2011-10-14 22:34:40|帖子热度:3884 |关键字: 夏商周考古学, 社科院, 考古所, 王巍, 杜金鹏 楼主
  夏商周考古学论要  王 巍 杜金鹏

  一、学科发展历史与研究成果概述

  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今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

  夏商周考古学见证了中国考古学自初创到繁荣的整个历史过程,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支柱之一。

  在中国境内由中国学术机构发起、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首项考古发掘,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 928年开始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它既是中国考古学形成阶段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夏商周考古学正式诞生的标志。在1928~1937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组成”殷墟发掘团”,对安阳殷墟遗址进行了15次发掘,成就斐然。

  就考古发现而言,这1 5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包括:第一,共获得商代刻辞甲骨24900多片。殷墟发掘的最初目标就是寻求通过科学发掘搜寻殷代甲骨文,从而对甲骨文和殷商史进行科学研究。这些刻辞甲骨不仅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还有清楚的地层关系,并有与其他商代遗迹遗物的共存关系,为甲骨文研究开辟了全新的天地;第二,在殷墟宫殿区发掘一批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发掘者认为分属53座建筑),从而揭开了先秦时代帝王宫殿、宗庙等礼制建筑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之序幕。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李济先生评价说:”殷墟的发掘,就现代考古学的立场说,最基本的贡献实为殷商时代建筑之发现,亦即夯土遗迹之辨别,追寻与复原工作”;第三,发掘了11座商代晚期王陵和从属于王陵的上千座祭祀坑,这是古代王陵考古发掘的先声。就学科建设而言,这15次发掘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首次把现代考古学田野发掘方法运用到商代考古科研实践中,堪称我国夏商周考古学的开创之举;第二,培养了一批商代考古学者,由此造就了多位蜚声中外的甲骨文学家、商代考古学家,初步奠定了中国夏商周考古学队伍的基础;第三,积累起大量商代考古资料,为迅速切人商代考古学研究的核心课题,提供了资料准备;第四,以铁的考古学事实,证明我国在商代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从而打破了当时中外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古史体系的全面否定,使得以”二重证据法”为武器的新史学充满活力,充分显示了考古学的重要性。在发掘殷墟的同时,还进行了对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战国墓葬的发掘。1 933~1 935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则在陕西渭河流域进行了考古活动,发掘了宝鸡斗鸡台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遗址和周秦汉代墓葬。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也逐步开展。殷墟前7次发掘的成果和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1 929年创刊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至四期上,第8~15次发掘的报告和论文主要发表在1 947年创刊的《中国考古学报》第一至四册,出版的考古学刊物和著作还有《六同别录》、《殷历谱》、《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上辑。宝鸡斗鸡台遗址周秦墓葬资料则结集为《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因此可以说,夏商周考古学是从商周考古起家的,安阳殷墟的发掘则是夏商周考古学的第一块基石。

  夏代考古是以夏文化探索为主题的考古学研究。早在20世纪前半叶,我国学者就开始了夏文化的讨论,先后提出了仰韶文化是夏文化、黑陶文化或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假说,还有人根据古代文献的提示,前往山西寻找”夏墟”遗址。而正式地把夏文化探索作为一个明确的学术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展开来,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徐旭生先生率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人员在豫西地区进行的”夏墟”考古调查为开端,发现偃师二里头遗址则为其重大成果。在随后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方面考古学家在河南、山西开展一系列以夏墟、夏文化为目标的考古调查,分别发现一批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确定了二里头文化之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的分布范围,为夏文化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夏文化探索的重要学术活动分为:第一,大规模、大范围的考古调查。考古学家在史传为夏墟的豫西、晋南地区进行了艰苦的野外踏察,发现数以百计的属于夏代纪年范围内的古遗址。第二,建立了周详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使上述地区自”先夏”时期至商代的文化遗存,联为一条环环相扣的古文化链条,从而把探索夏文化的目标限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于是,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成为探索夏文化的学者集中关注的目标。第三,发掘了偃师二里头、夏县东下冯、登封王城岗等重要遗址,其中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在夏文化探索方面最具学术价值,它不仅提供了有关夏文化内涵的资料,还为追寻夏代都城遗址给出了明确目标。第四,就夏文化的分布地域、内涵特征、年代范围、类型划分、都城遗墟以及夏商分界,展开了热烈而持久的讨论。夏文化讨论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争鸣最为激烈、最为持冬的一个专题讨论,影响相当广泛、深远。

  纵观夏文化探索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以1 959年徐旭生等奔赴豫西调查”夏墟”为界标,此前是夏文化探索的萌芽阶段,此后则进入夏文化探索的初级阶段。在萌芽阶段,学者只是对于已有考古资料与夏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初步的联想和假设,除此之外没有在预设课题指引下有任何田野工作之突破。而在初级阶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寻找夏墟为明确目标的田野工作,得以正式展开。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初步锁定了夏文化探索的大致目标;以1 977年登封王城岗现场会 为标志,夏文化探索进入快速发展和繁荣阶段。田野工作在河南、山西等地全面展开,夏文化探索成为整个考古学界所瞩目的热点,并形成”百家争鸣”的热烈局面,”西亳说”和”郑亳说”学者之间长期的攻守、对峙,为其特别景观;以1 983年偃师商城发现为界标,夏文化探索迈进深入讨论阶段。偃师商城的发现为夏文化探索提供了新契机,尤其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等重大学术课题推动下,偃师商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进入全新阶段,”西亳说”和”郑亳说”之间的共识迅速提升,夏文化的面目更加清晰,夏文化探索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夏代考古其他方面也有不少进展。首先是各地发现了夏代不同特色的文化遗存,如东方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东南地区的马桥文化,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江汉地区的夏代文化,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北方草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山西汾河流域的光社文化,河北漳河流域下七垣文化……,学者可据以推断出夏王朝时期中国大地上”天下万国”的大致格局。其次是摸清了各地文化的相互关系,由此知道了当时华夏文化大家庭各成员之间的联系。

  商代考古起步早,发展快,收获大。建国伊始,新中国考古学者便开展了商代考古活动,这就是对安阳殷墟武官村商代大墓和辉县琉璃阁商代遗址、墓葬的发掘。自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持续在安阳殷墟进行科学发掘,在宫殿和一般建筑、王室贵族墓葬和平民墓葬、手工业作坊、祭祀坑、车马坑等遗迹的发掘方面,均有重要发现,同时获得大量刻辞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珍贵文物,由此学者对于商代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各方面,有了相当全面的认识。关于殷墟的布局、内涵、年代、分期、性质等诸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都城考古为核心的商代考古有了坚实基础。

  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掘和郑州商城以及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现,使学者得以认识商代前期文化,人们对于商代社会的了解更加全面。由此引发了关于商汤都邑、夏商文化分界等问题的热烈讨论,“郑州商城汤都亳邑说”、“郑州小双桥仲丁隞都说”,与“偃师二里头汤都西亳说”、“郑州商城仲丁隞都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有力地促进了夏商文化的研究。

  偃师商城的发现,不仅为夏商分界提供了绝好的考古学都城界标,把夏文化探索提升到全新的高度,而且由于偃师商城保存较好,考古发掘面积大,且系统而较全面,因而资料相当完备,对于研究商代都城制度和商代早期社会,意义十分重大。偃师商城的发现和一系列考古发掘,把夏商考古学推进到空前层面。“西亳说”和“郑亳说”的长期辩论,在取得某些共识的基础上,进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商代中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个比较模糊的认识。几年前,因为撰写《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推动,明确提出“中商文化”,并随后发现了商代中期的都城遗址“安阳洹北商城”;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需要,学者前往史传“邢墟”的河北邢台调查发掘,在东先贤遗址获得若干中商文化遗存。至此,商文化序列基本完善,商代早、中、晚期都城也联成系列。

  商代考古的动力,始终以中原地区都城考古为主体,同时,周边地区的商代考古则使得商代考古更加充实丰满。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山东益都(今青州市)苏埠屯大墓、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河南罗山后李商代墓葬、鹿邑商周墓葬,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四川成都商代遗址和三星堆商代祭祀坑,陕西西安老牛坡商代遗址和墓葬、城固商代青铜器群、长武碾子坡和武功郑家坡等遗址,陕普黄河两岸商代青铜器群,山西垣曲商城,内蒙古伊金霍旗朱开沟遗址等等,证明此时一个庞大的中华青铜文明共同体已经在黄河、长江等流域广阔的土地上形成。

  周代考古的早期工作可以甘肃临洮辛店遗址、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为代表。而以都邑考古为核心的周代考古学研究,则初创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西周和东周都城遗址的勘查与发掘。首先,对陕西长安张家坡一带的调查发掘,确认了西周都城沣镐遗址所在,并初步建立了西周文化分期序列,从而奠定了西周考古学基础。此外,经勘查发掘的东周城址有洛阳东周王城、临淄齐国故城、侯马晋国都城、易县燕下都、凤翔秦都雍城、临潼秦栎阳城、新郑郑韩故城等,东周文化面貌初露端倪。

  与此同时,周代考古发现还有: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东周墓葬,洛阳中州路东周墓葬,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湖南长沙战国墓;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寿县春秋时期蔡侯墓,江陵望山、沙冢战国楚墓;山西侯马上马晋国墓地;山东临淄春秋齐国大墓;安徽屯溪西周贵族墓葬”土墩墓”;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等商周遗址和墓葬等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周代考古全面开花。主要考古发现包括:河南洛阳西周墓,三门峡西周虢国墓葬,平顶山应国墓葬,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温县春秋盟誓遗址,淮阳战国楚墓;陕西扶风、岐山的西周都城周原遗址宫殿建筑基址、刻辞甲骨、墓葬、车马坑和青铜器窖藏等,长安沣西西周夯土建筑基址和”井叔墓”等墓葬,宝鸡西周穗国墓葬,咸阳秦咸阳故城,凤翔春秋秦公陵园;河北邢台西周邢侯墓,邯郸赵国故城,平山中山灵寿城与中山王墓;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临淄商王村、相家战国墓葬,临淄后李战国车马坑,章丘女郎山战国墓,长清仙人台峙国墓,临沂凤凰岭东周墓;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城址和燕侯墓等墓葬,昌平白浮西周墓葬,延庆春秋戎狄墓;山西侯马晋侯墓,侯马东周铸铜遗址,太原金胜村春秋贵族墓;湖北荆州楚都纪南城,江陵雨台山、七星观、马山、九店楚墓,荆山包山楚墓,随州擂鼓墩战国曾侯乙墓,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湖南长沙、临澧楚墓;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葬;四川新都战国蜀王陵;江苏丹徒春秋墓;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吉林永吉西团山文化墓葬;辽宁二道河子石棺墓,朝阳魏营子文化遗址和墓葬;甘肃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江苏苏州真山大墓;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等等。

  二、当前学科前沿与重大问题研究状况

  近年来,夏商周考古学科中重大研究项目有二,一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二是《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和《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的编撰。

  “夏商周断代工程”属于国家“九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996年5月启动,2000年基本结束。设有“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夏商周天文学综合问题研究”、“夏代年代学的研究”、“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商后期年代学的研究”、“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碳一1 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9个课题,下分44个研究专题,其中属于夏商周考古学范畴的有:“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郑州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偃师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年祀的研究”、“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先周文化的研究与年代测定”、“周原甲骨的整理及年代测定”、“丰镐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天马一曲村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晋侯墓地分期与年代测定”、“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晋侯苏钟专题研究”、“西周金文历谱再研究”等。参与工程的专家学者有200多人,分属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学科。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工程取得较大成功,预设学术目标基本达到:建立了夏商周年代框架,对商王武丁至帝辛诸王、西周武王至厉王,给出了具体年代,从而制订了新的夏商周年代表。就夏商周考古学科建设而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大贡献在于:促进了相关遗址的发掘,推动了田野考古工作;多学科联合工作,促进了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交流,拓宽了学科界面;推进了关键问题讨论,缩小了学术分歧;扩大了夏商周考古学的社会影响。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与《中国考古学•两周卷》,是全面总结夏商周考古学的现有成果、阐述作者对于夏商周考古学的认识之学术专著,属国家社科重点项目。1996年立项以来,有关学者对于夏商周考古学进行了全面思考、梳理。其中“夏商卷”已于2003年、“两周卷”已于2004年相继出版。这是两部全面论述夏商周考古学的专门著作。

  近年夏商周考古学田野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国家重点科研课题而展开的考古调查、发掘,“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一些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根据新的学术课题要求继续进行。

  围绕早期夏文化探索,重新发掘了河南禹州瓦店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和新密新砦遗址,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有了一些新认识,对于新砦文化内涵特征有了更深的了解,对其文化性质在大多数学者间取得了共识;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围绕年代学的发掘找到了一至四期文化遗存的直接地层叠压关系,通过对新出土含炭标本的科学测定,给出了二里头文化系列碳.1 4年代数据。围绕宫殿区布局和宫殿建筑基址的勘探发掘,基本划定了宫殿区的范围,找到了宫城城墙,揭露出二期、三期、四期的宫殿基址,为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之性质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在偃师商城,小城城垣的发现、宫城内多座宫殿基址的发掘、宫城北部祭祀遗存和池渠遗存的发掘,不仅在商代考古学上属于空前发现,而且对于整个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也意义重大。大城、小城、宫城城墙和宫殿建筑、水池、祭祀遗存之年代的逐一确定,文化分期的最新研究,铸铜遗迹遗物的发现,使得人们对于偃师商城的布局、内涵、年代、分期、性质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偃师商城为夏商界标说”得到学术界基本公认,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夏文化研究。在郑州商城,对于宫殿区部分夯土建筑基址的发掘,把郑州商城夯土建筑的建造年代推前,为加强“郑亳说”提供了新材料。在郑州小双桥遗址,众多祭祀遗迹和夯土建筑基址的发现,证明它与商代都城有关,由此产生了“小双桥仲丁隞都说”,在学术界引起关注。洹北商城的发现,不仅充实了商代都城遗址序列,完善了商文化系列,使得学者探讨“河亶甲迁相”、“盘庚迁殷”又有了具体对象,在中商文化研究方面确属重大突破,而且对于安阳殷墟的再认识,也非常重要。发掘出的一号宫殿基址,属于现知规模最大的先秦宫殿基址,其布局结构对于先秦宫殿制度研究,相当重要。新发现的安阳殷墟M54贵族墓葬,是继小屯M5“妇好墓”、郭家庄M160高级贵族墓之后,在殷墟发掘的第三座未被盗掘的高级贵族墓,出土文物十分丰富。在长安沣西遗址,首次成功找到了先周文化与西周早期文化遗存之间直接的地层叠压关系,为其年代测定提供了考古学地层依据和合适标本。在曲沃西周、春秋晋国墓地,晋侯和夫人墓的发掘,既为晋国史研究提供可靠材料,又为西周王年排列提供了可信依据。在关中周原遗址,新揭露出西周宗庙建筑基址,发现手工业作坊遗迹,是西周考古方面的重大成果。在北京琉璃河西周城址,发现了带有“成周”刻辞的西周甲骨,为城址年代、周初分封研究,贡献了新资料。

  此外,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如四川成都商代遗址的发掘,湖北枣阳九连墩战国楚墓的发掘……兹不一一列举。

  回顾夏商周考古学70多年的学科建设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为学科初创期,主要指20世纪20~40年代,商代考古一枝独秀,夏代和周代考古尚未成形。二是基础建设期,即20世纪50~70年代前期,以资料积累、学科框架搭构为要务,在大量考古勘查和发掘的基础上,基本完成了建立夏商周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文化类型划分与年代分期任务,夏商周考古在全国全面铺开。三是学科发展期,指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年代、分期等基础课题更臻完善,考古学理论建设和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备受重视。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持不同学术见解的学者之间展开了持久而热烈的辩论。夏商周考古学成为中国考古学中最具学术活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学科之一。四是20世纪90年代后叶以来,受”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力推动,夏商周考古学又有一次全国性动员,以建立夏商周年毒为主要目的和标志性成果、多学科联合攻关行动,不仅推动了田野考古的前进,有了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也促成了研究工作方面的新突破,学术界在一些原先争论已久的问题上,多有共识。在此基础上,一些重要的学术新问题被摆上学者案头。因此,夏商周考古学为国内外所瞩目,一时间成为“显学”。

  1998年以来出版的有关夏商周考古学的著作主要有:考古报告《偃师二里头》、《洛阳皂角树》、《驻马店杨庄》、《朱开沟》、《郑州商城》、《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盘龙城》、《辉县孟庄》、《老牛坡》、《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豫东杞县发掘报告》、《马桥》、《城固宝山》、《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张家坡西周墓地》、《天马一曲村》、《洛阳北窑西周墓》、《海阳嘴子前》、《真山东周墓地》、《武昌放鹰台》、《临猗程村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大嘴子》、《印山越王陵》、《长沙楚墓》、《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周原甲骨文》、《中国临淄文物考古遥感影像图集》等;研究专著和论文集《夏商周断代工程1 996_一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夏文化论集》、《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夏商文化论集》、《早商文化研究》、《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海岱地区周代墓葬研究》、《安金槐考古文集》、《河南考古探索》、《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殷墟文化研究》、《中国青铜器研究》、《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中原地区东周陶器墓葬研究》、 《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甲骨学一百年》等。

  学者关注的夏商周考古学的主要课题,范围大体包括:夏文化、先商文化、早商文化、中商文化、晚商文化、先周文化、西周文化和东周文化。其中最基本也是比较重大的学术课题是关于上述文化的分布范围、类型、内涵、分期、源流、相互关系等考古学基本问题,讨论的重点或热点问题主要包括:夏文化内涵与外延的确定问题,夏商文化分界问题,商汤亳都地望问题,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洹北商城、安阳殷墟等商代都城遗址的王属问题,先商文化的认定问题,先周文化与西周早期文化界定问题,夏、商、周年代问题,夏商周宫殿制度,夏商周墓葬制度,夏商周科学技术,夏商周文字等等。

  夏商周考古学中最受关注、争议也最大的学术观点主要是:

  “二里头西亳说”。自1 959年徐旭生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在偃师实地踏察发现二里头遗址并推定为商汤西亳以来,“二里头西亳说”主导学术界将近20年。1 977年,始有学者背离“二里头西亳说”改倡“郑州商城汤都亳说”,但学术界主流意见仍是坚持“二里头西亳说”。在持“二里头西亳说”学者中,又有夏商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说;二、三期之间说;三、四期之间说等不同认识。1 983年偃师商城发现以后,“二里头西亳说”学者分化为两派,一派依然坚持旧说,一派主张偃师商城是商汤西亳遗址,其中有的学者先是认为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同属西亳,后来专守偃师商城西亳说,改从二里头是夏桀斟郡说。目前,持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城说者占主流,持二里头遗址商汤西亳说者仅属个别。

  “郑州商城仲丁隞都说”。这是学术界提出的关于郑州商城性质的最初看法,它的出现,是以二里头遗址为汤都西亳、二里头文化三期和四期是早商文化为前提的。“郑州商城汤都毫说”直接否定此说,而偃师商城发现之后关于汤都西亳及商文化年代上限的新认识,对于“郑州商城隞都说”也是较大冲击。“郑州商城隞都说”只得退守郑州商城后期为隞都说,但有待对其前期遗存之性质作出合理解释。

  “郑州商城汤都毫说”。这是与“二里头西亳说”针锋相对的学说,主张二里头文化便是夏文化,郑州商城是最早的商代都城,是划分夏商文化的界标,二里岗下层文化是最早的商文化。这一学说在提出之初,就存在逻辑和证据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郑亳说”背弃“西亳说”的根本理由,是文献记载说商汤灭夏之后马上返回到亳都去了,而没有在夏王朝腹地新建都城,二里头遗址位于夏王朝腹地,不可能是汤都西亳;另一方面,认定郑州商城是“汤始居亳”之遗存,是划分夏、商文化和先商文化、早商文化的界标。因此,在界标问题上形成自相矛盾。“郑亳说”还存在阉割和曲解古代文献、使用陶文证据不当、历史地理证据牵强等问题。后来,有“郑亳说”学者将郑州商城始建年代提前,弥补了“郑亳说”的一个先天缺陷。又有“郑亳说”学者提出偃师商城为早商别都说,实际上承认了偃师商城汤都西亳说的基本观点,修正了“郑亳说”以否定“西亳说”为立论前提之错误。目前学术界不得不承认,郑州商城在商代初期不失为一大都会,城内有先商时期大型建筑等文化遗存也不无可能。因此,“郑亳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何使之更加科学化,将是新问题。

  “郑州小双桥隞都说”。关于仲丁隞都遗址,“西亳说”学者曾指认为郑州商城,“郑亳说”则说瞰都已被黄河冲毁,荡然无存了。而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现,给“郑亳说”者提供了补正旧说的机会,“小双桥隞都说”为“郑亳说”增添一条出路。只是,小双桥遗址堪当商代都城,还需经过大量考古发掘从布局和文化内涵等方面予以落实。

  “偃师商城汤都西亳说”。商汤都城在偃师,汉代文献便已明确记载,如果以前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抑或商都还有争议的话,偃师商城为商代城邑则几乎没有疑义。偃师商城为汤都已可从其布局、年代、内涵等多方面证明,以“别都”非“汤都”来否认偃师商城西亳说,只是文字游戏而已。偃师商城西亳说的确立,为从考古学上确认夏、商文化分界以及先商文化与早商文化的分界,提供了可靠界标。

  “偃师商城太甲桐宫说”。为了在否认“西亳说”、维持“郑亳说”前提下给偃师商城一个安排,“郑亳说”者提出了偃师商城为太甲桐宫的观点。事实证明,这种说法在年代学和文献学方面,均难立脚;偃师商城具有王都内涵之考古学事实,更使之难以成立。桐宫依附于汤冢,汤冢尚无着落,桐宫何从谈起?因此,说者虽一再修改,多方掩饰,最终恐怕还是不得不放弃此说。

  “偃师商城商初别都或重镇说”。鉴于偃师商城的年代和内涵,也考虑到古代文献关于汤都西亳的记载,有学者提出偃师商城为商初别都或者重镇说,这是“郑亳说”学者与“西亳说”学者的一次学术靠拢。承认偃师有商都,这是考古学界最新出现的一个共识,一个足以影响夏商文化框架研究的重要共识。

  夏文化上限问题。最早的夏文化是什么,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期圣化就是最早的夏文化,更多的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只是夏文化的晚期,夏文化的上限应延伸到更早的考古学文化中,即当地龙山文化晚期。这种争议涉及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的对应问题、夏代积年问题、夏商分界问题等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夏文化上限肯定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至少新砦文化当包括在夏文化中。

  “下七垣文化”与“先商文化”。夏、商是否同族,夏商文化是否同源一体,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而今,夏商非同族,夏商文化有别,已经成为多数学者的观点。因此,先商文化被认定是应存在的。有学者提出分布在豫北冀南地区、与豫西晋南二里头文化年代相当的一类文化遗存便是“先商文化”,有学者叫做“下七垣文化”。这本是“郑亳说”学者对于同种古文化遗存的两种命名,后来自起争议。学术界目前承认:下七垣文化是先商文化。

  “先周文化”。关于先周文化在学术界也曾有过争议,主要围绕其分布地域、文化变迁、内涵特征等。目前,关于先周文化问题的争论渐趋平静。

  上述种种的观点,其实可以归纳为两种学说。即以“西亳说”为代表的一派,以“郑亳说”为代表的另一派。它们原本是互相排斥、根本对立的,而今经过二十多年的考古实践,辩论的双方都在不断修正原有的观点,分歧日减而共识日增。在“西亳说”与“郑亳说”之间“和稀泥”的一种观点——“两京说”,认为商代早期同时存在两座都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同为商汤亳都,可能是将来正确理解古代文献、合理解释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考古实际的可取途径。

  “西亳说”和“郑亳说”是夏商考古学的两大学派,双方的战场虽然摆在河南,但是其大本营却都在北京:“西亳说”的大本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西亳说”和“偃师商城西亳说”均为其首倡;”郑亳说”的大本营则是北京大学。河南郑州,研究者也分属两个阵地。

  三、本所学科的学术地位及研究成就

  就整个夏商周考古学而言,学科发展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主要在于:

  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学科框架。在时间方面,夏、商、周三代均被覆盖;在空间方面,几乎全国各地都被纳人。这个时空框架,是建立在几代学者花费了毕生精力,一步一个脚印、一身汗水两手泥土的田野工作之基石上面。而今,在从南海之滨到北方草原、从海岱大地到甘青高原的辽阔土地上,都开放着夏商周考古之花。从夏文化起源到周秦交替,从壮丽都城到乡野小村,从帝王珍宝到平民贱器,从国体政治到民风民俗,从兵戈征伐到文化艺术,从农工技术到宗教信仰,无不在夏商周考古学者的关注之下。

  奠定了坚实的田野工作基础。现已发现的夏商周时期遗址数以千计,其中都城级的遗址如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安阳殷墟、长安沣镐、岐山周原等,重大考古发现数不胜数,名闻中外。夏商时期的其他城址或中心聚落如登封王城岗、黄陂盘龙城、垣曲商城、西安老牛坡、广汉三星堆、藁城台西等,夏商时期的墓葬、祭祀坑如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新干商代大墓、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等,也已妇孺皆知。至于周代城址和墓葬,在黄河两岸、长江南北星罗棋布,各呈风采。

  这些考古发现构成了庞大的学术资料库,为学者进行各种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些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青铜时代史料,足可据以重写夏商周三代历史。

  完成了学科体系构架。经过70多年的实践,学者运用考古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结合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古代文献,搭构出夏商周考古学的完整体系,使之成为中国考古学中最具活力和魅力的一个亮点。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来说,在夏商周考古学科的建设方面,做出相当突出的贡献,其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于夏商周都城遗址的持久发掘。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研究所建所伊始,便在殷墟开展考古发掘。此后,围绕夏商周时期考古研究,在大面积调查的基础上,选定襄汾陶寺、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夏县东下冯、安阳洹北商城、安阳殷墟、岐山周原、长安沣西、北京琉璃河等古都或大型聚落遗址,进行长期发掘,此外在豫西、豫东、晋南和泾渭流域等地,先后作过若干考古调查和发掘。陶寺城址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城址与墓地共存的龙山时代的城址,其地望与古代传说的”唐尧”活动的中心区相合。因之,它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最有可能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遗址,是探索夏文化的首选遗址;偃师商城为商代早期都城,也是我国目前所知保存最好的青铜时代都城遗址,尤其是它的宫城,保存相当完好。偃师商城经过了比较系统的发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科研前景良好;新近发现的洹北商城,是迄今所见规模最大的商代都城遗址。对它的发掘与研究,将有力地促进商代中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安阳殷墟以其惊人丰富的商代遗迹遗物而闻名中外,大量的甲骨文和明确的古代文献证明这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墟;岐山周原遗址是周人灭商前的根据地,也是西周宗庙所在地。以往出土大量青铜器和近年揭露的大型建筑基址,显示了它的历史地位及其重要性;长安沣西遗址为西周都城遗址,西周考古学上的诸多重要问题都将通过该遗址来解决。近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沣西遗址的发掘,为确定先周文化和西周文化(即商王朝和周王朝)的分界年代,提供了地层依据和测年标本等关键资料;北京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的都城,为西周大分封的历史见证人。该城址和贵族墓地的发掘,对于西周燕国历史的研究,极具学术价值。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也有不少建树。著名的“陶寺文化为夏文化说”、“二里头汤都西亳说”、“偃师商城西亳说”、“偃师商城界标说”、二里头文化分期、偃师商城文化分期、中商文化确立、殷墟文化分期、西周文化分期等等一系列考古学基本问题,都是我们提出解决或参与解决的。在都城研究、青铜器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等领域,均处于学术领先地位或具有相当发言权。

  按一般的认识,中国考古学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夏商周考古学和秦汉至明清考古学三大板块,三者鼎足而立。作为三大板块的中间环节,夏商周考古学既在时间上承上启下,又在学科特色上前后兼备。讲究严格的地层学和标型学,进行器物排队、文化分期,是史前考古学和夏商周考古学的共性;必须联系经史古籍,注重文字材料,讲究用考古资料证经补史,则是夏商周考古学与秦汉以来考古学的共同点。

  在本学科同行间,我们具有学术资料优势。都城是最能体现古代社会文明的主要载体,因此,都城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重点,深人研究了古代都城,便可纲举目张,促进其他课题的研究。我们掌握着龙山时代的1座区域中心城址和夏商周时期的7座都城遗址,我们的发掘与研究,对夏商周考古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掌握了夏商周时期的关键遗址,坚持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取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加上科研人员的团队优势,因而在国内外同领域居于学术前沿,在中外同行中有较大影响力。我们的发掘和研究之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本学科发展的方向、步伐和节奏。

  在职科研人员年轻、具有活力,其中具有高级专业职称者约占一半,分别主持着夏商周时期最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他们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科研团队,这是目前我国最具规模和活力的一支夏商周考古专业队伍。

  四、本所学科发展思路和工作设想

  目前,中国夏商周考古学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既在本所,也在全国不同程度地存在。

  理论研究滞后。新中国成立以来,夏商周考古事业蓬勃发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如火如荼,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考古资料迅速增加,研究专著和论文也令人目不暇接。与之相比,专门针对本学科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因此,在坚持考古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完善夏商周考古学的自身理论方法,应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发展不平衡。夏商周考古学的进展是相当迅速的,但是发展不平衡也显而易见。这首先表现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平衡,也表现在各地之间不平衡。中央考古机构和少数重点高校,有若干专职从事夏商周考古研究的人员,长期专注于夏商周考古发掘、研究、教学;省市考古机构科研人员,大多为配合基本建设而疲于奔命,不得不搁置自己的专业而当“万金油”,妨碍了他们在专业研究方面的深入发展。而在省市级考古机构中,由于地理位置、遗址数量和性质、考古发掘规模和收获等差异,学科发展水平有所不同,甚至差距较大。这就制约了夏商周考古学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发展。其次,考古发掘与资料整理、研究失衡,发掘资料日益沉积,分析研究跟不上田野发掘的步伐。

  综合研究薄弱。对于一个遗址、一个文化、一个时代、一类问题的研究,是大多数学者的强项,也是当前学科的亮点,但是综合研究相对来说是薄弱环节,有待加强。

  缺乏战略协调。一个学科的发展要靠各方的共同努力,目标明确,步调一致,方可事半功倍。眼下我们缺少能够有效地协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考古机构的全国性学术机构,或者说相关机构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科研协调作用,致使目标各异,步调不一,力量分散,不易形成巨大冲击力。“夏商周断代工程”曾有效地起到了组织协调作用,但限于其学术目标偏在年代学方面,限制了更大作用的发挥。

  队伍建设问题。首先是自上而下建立一支夏商周考古专业队伍,学有专长,专心致志。同时努力提高现有科研人员的业务素质。以前,考古学界称得上“学贯中西”者不多,但熟读经史的先生却不少;而今,熟悉西方学术的学子已不乏其人,然而真正学贯古今、对于中国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烂熟于胸者少,因而在夏商周考古研究中涉及三代典章制度礼仪习俗等,不免隔靴搔痒、雾里看花之憾。又多数学者固守一地,专攻一端,不能三代贯通。长于夏商周考古而熟悉史前考古和秦汉考古者更少见。

  学风建设问题。浮躁和急功近利,是当前学术界通病,夏商周考古学科亦不能免俗。要大力倡导踏实苦干作风,鼓励原创性研究,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反对浮躁浮夸,制止哗众取宠、党同伐异恶习。

  关于今后的发展思路和工作设想,主要为:

  理论多元化。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正唯物主义为指针,研究国内外各种理论学说,从中汲取有益营养,努力使学科理论多元化、系统化。

  方法技术现代化。注意吸收自然科学成果,善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使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方法、技术现代化。

  研究国际化。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各国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也必然加深联系。我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外学术交流创造了良好参件。因此,应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和条件,把夏商周考古学推向世界,向世界介绍宣传夏商周考古学的成果,吸引外国学者共同开展夏商周考古研究。

  学科层叠化。学科的发展,导致学科界面的扩大化,一些邻近学科甚至性质完全不同的学科,都可为夏商周考古做出贡献。我们要以远大的目光、博大的胸怀,兼容其他学科,进一步模糊学科界限,将多种学科叠加起来,形成新的研究层面和研究角度。

  大力推动田野工作。始终不忘田野工作是考古学的根本基础,继续着力推动各项发掘,在此基础上保持学科的鲜活生命力。把解决学科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作为田野发掘的主导思想。

  加强理论研究、综合研究。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高理论水平;注重综合研究,提倡对考古资料的细加工和深加工。

  加强队伍建设。充分认识科学研究以人为本原理,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在中青年研究人员中推进学风建设,强化传统文化修养,努力拓宽学术眼界,创造温润宜人的科研气候。

  2003年10月24日 一稿

  2004年4月1日 二稿

  2004年5月13日 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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