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铭予，满族，吉林省长春市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期刊Asian Archaeology主编。滕铭予教授1982年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1989年获吉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吉林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1992-1993年为日本西南学院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战国秦汉考古、中国北方考古、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主要学术论著有《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GIS支持下的赤峰地区环境考古研究》等。

4月3日，滕铭予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享了她的学术经历及思考。

01初入考古——师承

记者：您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古专业本科生，您当初是怎么和考古学结缘的呢?又是怎样的契机让您开始从事战国秦汉考古这方面研究的呢?

滕铭予：1968年我初中毕业后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在农村待了4年，1972年底被抽调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当工人，在那里工作了5年。当时吉林大学经济系的党委书记黎宝祥是我家的邻居，有一次他到我家里聊天，提到那一年他送一批毕业生去西藏，其中有考古专业的学生，还提到考古专业经常要在野外进行实习，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大学里还有个考古专业。1977年我考大学，那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选志愿时，由于我是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里最年轻的一届，初中只读过一年，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如果选理科专业的话在考试上会有一些困难，那时就想起了黎宝祥说过的关于考古专业的事，加上我生性喜欢在野外活动，所以就选择了考古专业，其实那时对考古几乎没有了解。

选择战国秦汉考古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是因为我毕业留校时张忠培先生是教研室主任，他希望我能够从事战国秦汉考古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我就这样留下来了。当时我其实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等方向都挺有兴趣，基本没有特别针对某一个方向的爱好选择。

▲ 2003年滕铭予在张忠培先生家

我毕业留校后，张忠培先生为了让我尽快进入到战国秦汉考古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先后安排我去北京大学进修，聆听俞伟超先生讲授战国秦汉考古的课程;去湖南叙浦参加一批战国时期楚墓的整理工作;安排我去山西参与侯马上马东周时期墓地的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是张忠培先生这样精心的设计和安排，使我逐渐进入角色，成长为一个从事战国秦汉考古方向的教师和研究者，并取得了一些为同行所认可的学术成就。这个过程我在纪念张忠培先生的文章“迟到的纪念”中都有详细记述(见故宫博物院编：《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 怀念卷》，故宫出版社，2018年)。

▲ 2002年滕铭予与张忠培先生、俞伟超先生(右一)在一起

记者：您的博士指导教师有两位：张忠培先生和徐苹芳先生，两位先生都是考古学界泰斗级的大师，在您的求学道路上，两位老先生对您有哪些最为深刻的影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滕铭予：1995年，我和武汉大学的余西云一起，成为张忠培先生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张忠培先生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决定邀请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领域的大家徐苹芳先生共同作为我的博士指导教授。张忠培先生曾多次带我去徐苹芳先生家里，和徐先生讨论如何安排我在博士学习期间的课程，如何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就在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国家制度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从封国走向帝国。同时,从学科的发展趋势看，如何将考古学与历史文献有机结合起来，说明相关历史问题，已成为战国秦汉考古，以至于中国考古学所追求的学术目标。在我以往的研究经历中，对秦文化投入了较多的关注，并把秦文化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当我与两位先生谈到这些想法时，张忠培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提到“古今中外，均认为秦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时期，把它搞清楚十分重要。”徐苹芳先生也多次提到，博士论文要选择关键性的题目，而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些终使我下决心把秦文化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

当研究方向定下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做。用张忠培先生的话来说，是如何做到透物见人，以物论史。他提到,由于秦文化的研究涉及到相当多的文献和史学研究成果，要做到考古和文献研究成果各具独立性，又能融为一体，要开创出一条新路，自然相当艰难。徐苹芳先生则告诉我，秦文化研究有许多困难，充分掌握材料后，成败之关键在于研究方法和见识。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必须从考古学提升到历史的高度，要利用考古学讲秦的历史。

张忠培先生和徐苹芳先生的这些教诲为我进行秦文化研究提出了最明确的理论性指导，那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最终说明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由于秦在中国历史上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国家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我最终决定要用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去说明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从封国到帝国的变化，这也应该是最直接、也是最紧密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

正是在张忠培先生和徐苹芳先生的指导下，经过六年的时间，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在此后的学习和研究中一直都在追求并尝试达到透物见人、走近历史的学术境界。

02治学探索——求真

记者：您留校之后把战国秦汉考古作为研究方向，后来撰写了以秦文化为题的博士论文，最近这些年您又关注三晋两周地区的研究。您的学术方向选择和学术道路的发展是基于什么样的机缘和考虑?

滕铭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版的专著《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通过对秦文化发生、发展全过程的考古学基础研究，探讨了维系社会基本组织的关系从血缘到地缘、进入统治集团的成员由世袭到选贤的两大变化，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从封国到帝国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解读，最终达到利用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对重要的历史问题进行说明的学术目的。同时也通过对这样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尝试找到把考古学研究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合理途径。

▲《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于2002年12月出版，到2003年9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印刷了三次，这也从侧面说明该书对当时学术界的影响。

三晋两周地区东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以说是周文化在东周时期的直接继承者，在中国古代国家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这一历史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从考古学的角度观察和研究三晋两周地区在东周时期的发展与变化，其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与秦文化的关系、在中国从封国走向帝国的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最终的消亡过程，一直也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我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曾经参与了山西侯马上马墓地发掘材料的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对三晋两周地区的考古学资料比较熟悉。实际上在对秦文化进行研究时，我就经常会考虑到中国古代国家从封国到帝国的变化过程中，社会基本组织和统治集团发生的变化，是否也发生在三晋地区，如果有，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与秦文化之间有什么异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关注三晋两周地区的考古学研究。不过由于时间、精力的限制，对于三晋两周地区的研究，除了我自己做过一些个案研究以外，很多是通过指导学生来完成的，如我的博士生张亮和王震的博士学位论文。他们不仅秉承了要通过考古学研究去解读重要历史问题的学术理念，而且思维活跃，勇于创新，在许多研究中都已经超越了我，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

记者：在您的研究成果中，既有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考古学研究，也不乏北方边疆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您是怎么对北方边疆考古感兴趣的?您怎么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

滕铭予： 我开始从事边疆地区考古学研究的第一个契机是1998年时张忠培先生推荐杨建华老师和我参加一个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合作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在赤峰做区域性调查，通过获得的材料做一个区域的研究，必然会接触到边疆考古。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用到的区域性考古调查方法与国内传统的方法完全不一样，这种方法会获得大量的数据，用GIS等在自然科学领域常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最后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呈现出来的现象解读一些考古学问题。因为这种方法以前在中国没有用过，所以我也是有着特别强烈的好奇心，很想知道这样做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而且我很喜欢野外工作，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这个项目一直做了十年，后来我出版了《在GIS支持下的赤峰地区环境考古研究》，在自序里写到了参与这个项目工作的过程，这是我接触东北边疆地区考古学研究的开始。

▲ 2006年滕铭予参加中美联合考古项目在赤峰地区进行区域性田野考古调查(前排左起美国匹兹堡大学林嘉琳教授，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吉迪教授，后排左起滕铭予教授，美国匹兹堡大学周南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柯睿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内蒙古文物研究所塔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研究员)

▲ 《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

另外一个契机就是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成立。中心主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中国边疆及其邻近地区的人类、文化与环境，想在中心申请项目，就必须和“边疆”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我如果仍然要从事与中原相关的研究，那就只能研究中原和北方边疆的关系。

就边疆考古方面的研究而言，我觉得我和其他研究者还是有些区别。大多数做北方边疆考古研究的人更多关注的是文化的属性、分期、年代，和周边文化的关系，文化的源流等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是研究边疆考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也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是我研究的重点还是在于中原与北方的关系，另外在厘清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关系的前提下，我还是延续了研究中原地区的模式——透过文化看到背后的人群，以及由人群构成的社会的阶层与结构。我们过去比较主流的概念是每一个考古学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分布区域，不同的文化分布区域会有一些交接的地带，在这个地带不同文化会有交流、融合等形式的互动。我在研究秦文化的时候发现其实有时并非如此。有些地域有时候会出现不同文化“插花式”的分布状态，即不同文化分布的地域有相当大的重合，而且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总是处于相互侵占资源、争夺领地的状态。这种现象我发现不止一处，包括在别人研究的材料中也有发现。两种文化交叉在一个区域中重叠分布，当然你选择河边我选择山坡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在两种文化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和平共处，甚至共同居住在一个村落中。这样社会基层组织的人群构成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人群，也没有血缘关系，但居住在一起，甚至死后埋在同一个墓地中，这就是一种地缘关系。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成在变，相应的统治集团构成也在变，进入统治集团的方式从原来的世袭转变为后来的选贤，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下中央选派官吏到地方任职实际上就是一种选贤，个人的能力能够承担起职责就可以担任相应的官职。这两个变化是相辅相成的。这种从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的转变就成为我研究秦从封国向帝国转变的重要切入点。

我把这个研究思路带到对中原和北方关系的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中山国是由北方少数民族鲜虞建立的国家，过去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发现的遗存都属于鲜虞族，报告里的措辞也都是“鲜虞贵族墓”“鲜虞墓葬”之类的，但我做了分析之后发现其实并非如此。研究时当然首先还是要做最基本的考古学研究——分型分式、分期断代，做基础研究就是把考古学材料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材料才能反映出在时间上的规律变化和空间上的相互关系。我在做了分析之后发现有一部分中原人也居住在灵寿城这样一个由鲜虞族建立的非常典型的少数民族国家的都城里。我研究三晋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这就表明东周时期不是秦国才有社会基础组织的变化以及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记者：我们知道除了您上面提到的中美在内蒙古赤峰地区进行的区域性系统田野调查之外，您还与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吉迪教授合作在辽宁阜新进行了调查和试掘。这些区域性系统调查方法对于国内学者来说是比较新颖的，关于这些调查方法以及这种调查方法的优势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滕铭予：在田野考古中，对遗址的发掘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工作，田野调查通常都是作为田野考古中的第一个阶段，其目的是发现遗址并选择合适的遗址以进行发掘。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尤其是区域研究的发展，对于遗址的发掘仍然非常重要，但是通过对一个区域进行全面系统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从而开展对整个区域的研究，已经成为田野考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就指出，田野考古调查已经发展成为多少带有独立性的研究，而且其可以“提供与发掘成果截然不同的信息”。

我有机会参加了中美合作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和中以合作在辽宁省阜新地区进行的区域性田野考古调查。我认为其中最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有三点。第一，是调查目的和方法。这种调查要求考古学家不能对调查区域有所遗漏，其目的不只是要发现遗址，而且还要确认在一个区域里，每个地点是否有古代遗存的分布。也就是说，在一个地点发现遗址和没有发现遗址是同样重要的。具体使用的调查方法，尤其是采集遗物的方法，与我们通常的做法不同。传统的田野考古调查是把在一个遗址进行全面采集到的遗物都放在一起，用来代表这个遗址的属性，而在区域性的田野考古调查中，是把一个遗址划分为若干个采集点，然后根据遗址地表遗物分布密度的差异，采用不同方法在各个采集点分别进行遗物采集。这种方法可以了解在同一个遗址内不同时期遗存分布的范围，以及同一个遗址同一时期遗存在不同范围内分布的密度，而使用传统的田野调查和采集方法时则不能获得这些信息。第二，是处理、分析数据的方法。由于这种区域性系统田野考古调查获得的数据量非常大，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数据”，因此在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上，全面使用了计算机技术，并且最大限度地开发了地理信息系统、统计学等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中的潜力，这样就使一些运用传统方法看不到的或不清楚的规律和现象，可以非常直观地显现出来，从而使得研究者可以对这些规律或现象进行深度的考古学解读。第三，是研究目的。在区域性考古调查基础上进行的研究是以区域为本位的研究，考古学文化在这里代表的只是一个地区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时段，通过区域性考古调查获得的信息，可以讨论在一个大区域范围内，不同时段古代居民在聚落分布、人口规模、社会组织，以及与环境资源间相互关系的历时性变化。

▲ 2012年4月滕铭予在阜新进行田野调查(右二)

记者：留校任教至今，您也参加过很多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有哪些有趣或难忘的经历可以给我们讲讲吗?

滕铭予：从大学毕业留校到现在，我最主要的田野工作有：1993年到1995年，三峡文物保护工程的田野考古调查和遗址发掘;1998年到2006年，中美合作在赤峰地区进行的区域性田野考古调查;2005年，中蒙合作在蒙古国进行的古代遗址的考察;2012到2015年，中以合作在辽宁阜新地区进行的区域性田野考古调查和试掘。

田野考古工作，不论是调查，还是发掘，本身都是非常艰苦的，和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在研究室里做研究以及在教室里上课都不一样，因为它要求很多体力的付出，工作环境也比较艰苦。实际上，从我个人体验的角度而言，我觉得我们现在田野工作的生活条件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包括住宿、饮食、洗浴等方面，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但田野考古工作本身艰苦的程度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比如高强度的体力付出、在野外工作的恶劣环境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做田野工作时，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是不能丢，还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但即使在艰苦枯燥的田野工作当中，我们也要学会用心去领略周围一切美好的事物。

我在蒙古国进行古代遗址考察的时候，蒙古国国立博物馆和蒙古国考古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人员带着我们，白天开着越野车到处跑，晚上就找有水的地方搭帐篷宿营，基本上跑遍了蒙古国的东部和中西部。这个工作很艰苦，但我们也在考察的过程中，领略到了蒙古国那自然、原生态、千姿百态的草原风光。还有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第一次听到呼麦的感觉。有一天吃完晚饭我们聚在一起聊天，为了增加业余生活的乐趣，蒙方领队提议请一位蒙古国考古研究所的青年才俊为我们表演呼麦。以前我不知道有呼麦，更没有听过，呼麦的表演者一个人可以同时发出两个以上声部的声音，就像一个合奏，声音有时非常低沉，有时又很灵动，一会儿像草原上吹过来的一阵风，一会儿又像风吹动了风铃发出的铃声，在那种条件下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美。

▲ 2005年7月滕铭予参加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进行考察(前排中)

记者：我们知道，除了运用传统的考古学方法做研究之外，您也尝试使用GIS、统计学等方法做了一些研究;而且还开设了《计算机考古》等相关的研究生课程。目前科技考古也是一个热点，您认为这一领域有什么发展空间和增长点呢?在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的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滕铭予：自然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考古学研究中，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也是考古学科发展的大趋势。因为考古学材料是不可再生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从有限的材料中获取更多的信息。张忠培先生说过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也经常给我的学生讲：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的整体研究水平的高低不是看他占有了多少别人没有的材料，而是看他从考古学材料中获取信息量的有多少。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去看考古学材料，也会有获取信息量多少的差别，这主要由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水平所决定，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水平能够获取的信息量是不一样的，比如初学者看一堆陶鬲都是一样的，有的学者就能分出不同的类型和来源。而现在运用的自然科学方法使我们提取信息的面越来越广，比如传统方法主要研究陶器的陶质、陶色、制法、纹饰和形制等，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中子活化分析、了解胎土的构成和来源;通过一些检测可以知道陶器烧制的火候与烧陶技术;通过对陶器中残留物的分析可以知道这个器物的用途和盛装物。这就和原来只看一个陶片所能获得的信息量完全不同，能够研究的问题也增加了很多，所以应该大力提倡。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用到的所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技术和方法永远都是手段，一定不要忘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现在的自然科学技术非常多，比如之前提到的GIS、我们常用的统计学方法、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碳十四测年等等，我们一定要根据我们研究的材料、要解决的问题、想达到的目的等方面去选择相应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不是说因为运用自然科学技术是现在考古学发展的趋势，是“时尚潮流”，就必须要用。我一再和我的学生讲，首先一定要考虑这个方法能解决什么问题，能不能达到既定的研究目的，不能为了使用而使用。其次是怎么去看分析数据获得的结果。科技方法永远不会给研究者以考古学的解释，只是能够帮助研究者看到一些用传统方法看不出来的有规律、有意义的现象，它也仅仅是给你一个现象，我们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永远不能停留在现象上，包括类型学也一样。我跟我的学生讲：类型学永远是手段，研究不是把器物分型分式、分期断代就可以结束了，我们还要考虑把器物放回到合适的位置后还能看到什么。作为一种手段，自然科学技术不论得出什么结果，最后都要由考古学者来完成考古学的思考，给予考古学的解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时刻记在心里的。

03为师之道——教学

记者：作为一名工作了近四十年的考古专业教师，您认为教师在学生的学习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您的哪位老师对您影响最为深刻，能和我们大致谈谈吗?

滕铭予：在大学里老师会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对学生产生影响，本科阶段主要是通过授课，如果读到研究生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我认为，教师的职责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传授。

第一个方面是基础知识，比如我给本科生讲战国秦汉考古的课程时，我首先会讲战国秦汉考古至今的重要发现，通过这些重要发现，我们对战国秦汉考古有哪些了解和认识，我们能够通过对考古学文化以及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人的活动的研究，了解到多少当时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以及社会的发展历程等。这些都是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讲授这些内容实际也是学术的传承，这是一定要让大家了解和掌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主要是通过在课堂上老师对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者已经形成共识的知识的讲授来达到目的。

另一个方面是要在讲授中想办法让学生学会思考、发现问题。学生如果学会了思考并能自主发现问题，接下来就会学着去解决问题。当然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训练目标，但是要让学生从本科生开始就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而不是什么都不想，只全盘接受老师讲授的内容。张忠培先生在给我们上本科生的课时就一再启发我们。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学新石器时代考古时，张忠培先生讲器身拍印绳纹的小口尖底瓶，不仅讲关于小口尖底瓶的功能、形制和分期等等，而且会让我们考虑在制作时拍印绳纹的目的，到底是为了美观还是为了使陶胎更加紧密。实际上，张忠培先生是以这样的方式鼓励我们通过学习能自主思考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讲课时不仅要做到学术传统的继承，给大家介绍基础知识，还要在介绍的过程中加入可供学生思考的内容，要讲研究者是通过怎样的研究得到了现有的结果与认识。这样不仅仅要告诉学生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或形成共识的结论，还要告诉他们考古学研究的材料基础是什么，研究者面对材料如何进行分析，有怎样的研究思路等等。要告诉学生不仅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是比较难做的事情，但是我想也是老师在给同学们上课的过程中应该加强的部分。

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是张忠培先生。张忠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所拥有的学术地位，对中国考古事业的贡献，堪称“大家”，他离开我们的时间越久，我们越会感到他离开之后留下的巨大空白。我在纪念张忠培先生逝世一周年文集中的怀念卷和学术卷都发表了文章。在怀念卷的文章里，我写了张忠培先生从我上大学到毕业留校，再到读硕士、博士的过程中如何一步步引导我走上学术道路，每一步都有张忠培先生的心血在其中。我现在回想起他生前的点点滴滴，就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个大学问家，而且是一个大写的人。他高尚的品格时刻都在影响着我们，他对事业的追求和热忱，对学生的培养和爱护等等都是我们作为晚辈特别想学习的，我一直都在向着不辜负张老师期望的方向努力前进。

记者：目前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人才培养而言“如何提高中青年专业人员科研能力”已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您对青年学子们如何提升科研能力有什么建议?

滕铭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学校能给予你的是有限的，不能依靠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应付整个学术生涯。比如你在具体工作中发掘到的东西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在将来的工作中提高学术研究能力?我觉得首先是要永远有一颗好奇心与进取心，不能满足于现在所拥有的、所掌握的东西，然后就是要积极思考，开阔视野，拓展合作。

我想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上次在陕西开会的时候见到了赵宾福老师当年的硕士研究生杨利平，目前他在陕西省主持杨官寨遗址发掘。杨利平在这个遗址做领队已经六、七年了，他带我们去杨官寨工地参观了发掘现场，也和我们讨论了他在发掘、研究过程中考虑到的一些问题和想法。他在田野考古的方法上就有自己的思考和创新，比如说发掘到水池遗迹，他采用了一种类似“棋盘”的布方模式，就是把整个遗迹划分为若干个方格，就像国际象棋黑白相间的棋盘，只发掘黑色的方格，所以最后发掘的结果就是已发掘和未发掘的方格交错分布，每一个未发掘的方格就是一个关键柱。研究者不仅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控制整个遗迹现象地层的情况，而且在发掘过程中要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室处理，需要提取植物孢粉、土壤等样本，他们在每一个关键柱的四面各打一个槽，然后进行取样，最终会在整个遗址形成一个网络式的取样布局，这样就可以为将来的很多研究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像这种发掘方法所得到的信息和一般的发掘所能得到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杨官寨遗址的发掘中，杨利平考虑了很多的问题。如以往庙底沟文化发现的墓葬极少，在杨官寨遗址墓地中发现了90多座墓葬，以往对于墓葬人骨的收集多仅限于头骨，最常见的人骨分析就是性别、年龄、人种，但是杨利平把所有人骨的遗骸全部收集，除了传统的性别、年龄、人种的分析以外，还与国内外的高校、研究机构合作，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如全基因组研究、锶同位素的分析等，目前已经有了非常令人振奋的结果。

杨利平提出一个问题：很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发现了陶窑，但为什么没有发现过石器制造场?他推测制造石器的工作可能在各家的房屋中进行，因为制造石器不需要像烧制陶器一样对场所、设备有所要求，只要有原料和工具在任何地点都能进行。恰好我们在阜新发掘时的方法也和传统方法不太一样，和杨利平的发掘方法有相近之处，把遗址划分成若干个1m×1m的方格，记录每个方格中出土的人工遗物，通过计算机技术分析每个方格中石片、陶片等的分布，大概就可以知道正在发掘的区域内各个部位的石片、陶片分布的密度，可以由此推测、考虑进一步的问题。最后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房址内有些位置打制石器产生的石片分布得比较密集，从而可以推测制作石器的工作是在房址内进行的，也就是说当时并没有一个集中生产石器的作坊。这也和杨利平的想法是相互印证的。

另外，在杨官寨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他的合作团队是全球性的，集中了全球各个研究领域中的高水平学者，这一方面表明他的研究思路非常开阔，涉及到了以目前的材料所能进行研究的几乎所有的领域，另一方面就是他有一个宽广的胸怀，不是把材料局限在自己的研究中，而是与其他学者共享。通过这个例子，我觉得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没有任何捷径，首先得下田野，有实际材料;其次面对材料时要勤于思考，开拓视野，还要努力和更多更高水平的团队进行合作。

▲ 2018年7月滕铭予参观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掘现场(左二为滕铭予教授，右二为杨利平领队)

04中外交流——融合

记者：您曾多次受邀前往日本、美国、韩国、以色列等国进行学术交流或访问，考古学，尤其是历史考古学，其研究材料及历史背景决定了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与探讨中的侧重点或有较大差异，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和心得体会?另外，您作为较早参与国际合作考古项目的学者，对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有什么想法?

滕铭予：在我的学术经历中，曾经作为交换研究员在日本西南学院大学访问了一年，后来因为与美国、以色列学者的合作，和一些外国学者都有过接触和交流。考古学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因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环境、社会制度等因素的不同存在着若干差异。

中国是一个内陆型的文明古国，东南部虽有较长的海岸线，在发展历史上亦和外部世界有过接触，但基本上是独立地走完了自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整个过程。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几乎不允许中国学者到海外去做任何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考古工作。而中国广袤的地域，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可溯至上古的、连绵不断的文献记载，加之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使得中国考古学者在对本土文化进行研究时，即使不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进行横向比较，也能得到学术上和心理上的满足。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考古学者的研究课题和研究范围，大都局限在中国本土范围之内。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开始考虑中国考古学和世界的关系，以及在世界学术界里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和地位。当时张忠培先生为了推动在美国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将中国考古学推向世界”，如何敞开中国考古学的大门，以“请进来”的方式，让国外的学者进入中国和中国考古学者合作，我们与美国学者的合作，就是由张忠培先生设计并一手促成，这也是当时最早的与国外学者合作在中国境内进行田野考古工作的项目之一。最近几年，在请国外的考古学者到中国来工作的同时，重点已经转移到要实现中国考古学“走出去”的目标，据初步统计，仅2019年中国开展的中外联合考古项目就有46项，其中到境外进行考古工作的项目就有38项，涉及到亚洲、非洲、欧洲、美洲20多个国家，有40余家国外的科研机构、博物馆、大学等参与其中。包括我们考古学院与蒙古国立大学人类学及考古学系在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额勒济特苏木开展的合作考古发掘和调查，以及我们与中国故宫博物院、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拉斯海马文物与博物馆部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阿联酋朱尔法遗址(Julfar)保护区内的阿尔马塔夫遗址(Al Mataf)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些项目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2008年滕铭予在以色列参加“秦帝国的诞生”国际学术会议(前排左二)

▲ 2016年滕铭予受邀赴韩国全北大学作学术报告

▲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期刊Asian Archaeology(《亚洲考古》)

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者的研究也日渐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突出的标志就是近年来出版了若干部以研究外国考古学为主的学术著作，像我们的杨建华老师团队近年出版的《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已经在世界知名的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还有我担任主编、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Asian Archaeology, 这是中国考古学领域中唯一一本英文学术期刊，其主旨不仅是为关注中国考古和亚洲考古的西方学者建立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也要让西方学者在亚洲考古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领域中看到中国学者所作出的贡献。应该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在“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大趋势中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以后我们还应继续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理念，开阔视野，敞开胸怀，在积极寻求与国外学者的合作和交流中，实现我们“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远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