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山遗址发掘现场

上山遗址位于浦江县黄宅镇上山村，浦阳江上游一座名叫“上山”的小山丘上。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率领考古队来到浦江进行“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调查，揭开了上山遗址的神秘面纱。自2001年第一期考古发掘工作开启后，上山遗址的文化面貌逐步清晰，这个在人们眼中曾经平凡无奇的小山丘，竟成为了“万年浙江”文明史的开端。上山遗址发现的距今一万年的栽培稻遗存，以及以大口盆、双耳罐为主要器形的原始陶器和大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代表了一种新发现的、更为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这种新颖的地域文化在2006年被成功命名为“上山文化”。

▲ 上山遗址出土陶器

浙中金衢盆地考古发现

自“上山文化”在浦江上山遗址、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的基础上成功命名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实施了“浙中地区以上山文化为核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专题调查”，取得了重大进展。2007年以来，在浙江中南部山区盆地以及东南沿海丘陵地区又陆续发现了同属上山文化类型的永康庙山、永康太婆山、永康蓭山、永康长田、永康湖西、永康长城里、武义大公山、金华山下周、金华青阳山、金华三潭山、龙游荷花山、龙游青碓、龙游下库、义乌桥头、东阳老鹰山、仙居下汤、临海峙山头遗址。这19处上山文化遗址形成的遗址群是目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而在这19处上山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的栽培稻遗存、水稻收割和脱粒工具，不仅把长江下游的水稻栽培历史上溯了2000年，更证明了上山文化遗址群所在的钱塘江流域是世界稻作农业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 上山文化遗址群

国内外多学科专家研究

回望上山遗址发现后的这二十年，上山文化的内涵日益丰富，并且在世界考古界中大放异彩，这离不开国内外众多考古专家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2007年，11月，为推进上山文化的研究，浦江县政府挂牌成立了“上山文化研究中心”，积极配合、支持围绕上山文化研究的工作。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专家郑云飞研究出土陶片

二十年里，来自澳大利亚、美国、香港、中科院、北大等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组成多学科的科研力量对上山遗址、上山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共计100余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专家郑云飞率先进行夹炭陶片中的植物硅酸体及稻谷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在上山遗址2004年、2005年、2006年、2008年度的发掘工作中，开展了浮选工作，获取遗址中埋藏的植物遗存，并对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整理、分类、鉴定和量化分析。

▲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吕烈丹教授考察上山遗址

2008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吕烈丹教授对上山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工作。10月，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考古专家刘莉考察上山遗址，对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表面进行微痕及淀粉残余物提取，并通过采集的谷类、豆类、茎块类植物以及橡子、板栗、菱角、莲子等进行研究对比分析，以求得上山人的食物结构信息。12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谢礼晔博士对上山遗址的打制石器做了分类整理。

▲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刘莉教授用微波水激法采集磨石的残余物

▲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谢礼晔博士对打制石器做分类整理

2011年8月，英国莱切斯特大学植物考古专家Huw Barton、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杨小燕博士考察上山遗址，并提取了上山遗址出土陶石器表面残余物作具体分析研究。

▲ 英国莱切斯特大学植物考古专家Huw Barton、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杨小燕博士考察上山遗址

2015年4月，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林舟赴浦江上山遗址考察研究，通过实地查勘上山遗址的地理方位及周边地形地貌，深入研究和探索上山遗址地质地貌。6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皇家科学院院士Gary W. Crawford对上山遗址的陶器和水稻遗存进行研究。11月，同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上山遗址研究国家科题组专家组成员、教授Joseph Desloges 对上山遗址的地形地貌进行研究。中国科学院专家前来上山遗址考察，并提取地层标本，以在统一标准下系统地重新鉴别“上山文化”时期各遗址的地层年代。安徽大学动物考古专家戴玲玲博士，前来浦江就上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考古研究。同时还整理上山遗址发掘的动物骨头，送相关机构进行检测。

▲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林舟考察上山遗址

▲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皇家科学院院士Gary W. Crawford考察上山遗址

▲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Joseph Desloges考察上山遗址

▲ 安徽大学动物考古专家戴玲玲研究动物遗存

通过多年的合作研究，专家学者们已经在出土石器微痕分析、陶石器的残余物淀粉粒分析、古遗址地质地貌、植硅石测年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更让上山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上山遗址考古报告编纂

为更好地揭示上山文化丰厚的内涵和学术价值，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浦江博物馆展开了长期密切的学术合作。2007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开始后，上山遗址的主动性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结束，考古工作的重心转向出土文物的科学整理和报告编写。通过对器物的绘图、文本制作、拍摄等系统梳理，提取了丰富的文物信息，完成对文物内涵的第二次挖掘，这为上山遗址考古研究报告的编写奠定了坚实基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瀚龙、李永嘉和考古技工李佑生、张龙胜、王书逊等在这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瀚龙对素材进行核对和整理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永嘉对出土器物进行拍摄

▲ 考古技工李佑生整理上山遗址出土器物

▲ 考古技工张龙胜在整理陶片

▲ 考古技工王书逊在修复陶器

通过工作人员常年累月坚持不懈地努力，最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编著的上山遗址考古报告——《浦江上山》于2016年11月正式出版，并在“上山文化”命名十周年暨稻作农业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的第一天举行了首发仪式。这为上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确凿的科学依据。

▲ 《浦江上山》考古报告

当然，曾为上山遗址的研究和上山文化内涵的探索作出过贡献的专家学者们还有很多，他们都是上山遗址这二十年前行历程的铺路人。

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历程

自2000年上山遗址发现以来，对上山遗址的保护利用和研究宣传已成为浦江文物工作的重要内容。

2006年5月25日，上山遗址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山遗址

2006年11月5日至7日，在浦江举行的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上，“上山文化”被成功命名，这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 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

2006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作了专门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2007年，为进一步加强对上山遗址的保护，浦江县启动了上山遗址保护与利用工程。2007年10月，该工程被成功列入“浙江省首批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12月，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组织实施《上山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上山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于2010年4月通过国家文物局评审论证，当年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该规划内容，并向社会公布。

▲ 上山遗址保护总体规划

2013年7月, 上山遗址被浙江省文物局公布为省级考古遗址公园。2014年，委托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的《上山考古遗址公园规划》。2015年10月，《上山考古遗址公园规划》通过省文物局专家组的评审论证，为上山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2016年6月，浦江县先期投入2730万元，通过短短五个月时间，完成了上山遗址核心区保护展示及配套工程建设。

▲ 上山遗址核心区块保护展示棚建设效果

2016年11月21—24日，“上山文化”命名十周年暨稻作农业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浦江召开，邀请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以色列、斯洛文尼亚等国10余位考古专家学者及国内大学、科研机构、文博单位的140余位专家学者一起参加会议。同时，以研讨会为契机举办了“上山遗址保护现场展”、“上山文化十年考古成果展”，举行了《浦江上山》考古报告首发式，全面展示了上山文化内涵及科研成果。

▲ “上山文化”命名十周年暨稻作农业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

自此，上山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免费对外开放，成为浦江万年文化的新地标，社会各界反响强烈。2018年上山考古遗址景区被评定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

2019年12月14—16日，上山文化作为浙江省唯一的考古研究成果，在第四届世界考古论坛惊艳亮相，引起世界考古专家的广泛关注。

▲ 第四届世界考古论坛上“上山专家”蒋乐平作《上山文化与稻作起源》演讲

上山遗址保护和利用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目前已确立了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目标，并坚持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目的。浦江县将继续联手浙江省考古所，通过与其他18处上山文化遗址所在地各级部门、相关单位的合作，对上山文化遗址群发掘、研究，不断充实上山文化的内涵，提升上山文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回望上山遗址走过的这二十年，我们发现的不仅仅是一颗稻米，更是生起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缕炊烟。这执着追寻的二十年，我们发现的不仅仅是19处上山文化的遗址，更是让这万年传承在世界文明史诗中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