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永磊在施岙古稻田遗址

近些年，考古从冷门学问逐渐被渴望知识的大众所了解，开始热门起来，不少青年才俊积极投身到考古事业中。2022年2月底，浙江余姚施岙古稻田遗址入围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20大)，并被列为“考古中国”重要成果。3月30日上午，在2021年度“十大考古”终评会上，负责对余姚施岙遗址进行详细介绍和陈述的年轻人，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施岙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王永磊。2013年，从山东大学硕士毕业的王永磊，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在担任余姚施岙古稻田遗址发掘领队前，他曾参与过杭州的良渚遗址发掘。

想要知道过去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并探究为什么发生，人们使用的渠道，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文献记载，另外一个就是考古工作者的田野发掘成果。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印证，推进着历史图像逐渐清晰。不过，由于史前时代缺乏文献记载，要了解遥远的史前社会，相当大程度上要依赖考古工作者的成果。

▲ 王永磊在良渚古城遗址

相比其他考古项目，史前考古的大众了解度相对较少，王文磊认为这跟史前考古自身性质有关：“史前考古很难讲故事，比如说它缺乏具体的人。当然也有人试图把炎黄的一些传说故事，对应到某个时代去，但是争议比较大。史前考古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少系统的文字。譬如良渚文化所代表的这个王国，我们知道它达到了很高的文明水平，但的确不知道这个王国到底是什么名字。你也知道它跟别的王国发生过战争，但你不知道谁跟谁打的。这样就导致，讲述起来故事性就非常差。但是也可以描述出一些很宏大的东西，只是一个粗线条，没有事件，没有具体的人。所以就相对难讲故事。”

王文磊透露，史前考古现在成果日新月异，但相关的史前通史著作较少。1999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其中有一卷是3个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跟张忠培写的《中国远古时代》，“这本书综合了1990年以前的一些考古成果。这本书之后，就没有以更新的考古材料来写远古通史的著作了。”

不过，随着科技手段在考古领域内的深入使用，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推进，人类对史前时代的认识也更加清晰。除了航拍无人机、三维建模，这些很普遍的技术手段外，“施岙古稻田环境变化比较大，三期稻田中间基本上都有淤积层。背后是环境变化，海平面上涨。那么，在考古发掘研究的时候，除了运用考古知识，用得最多的其实是植物学和环境学知识。”

▲ 良渚古城古河道钟家港中段发掘出的良渚文化时期大木构件

王永磊说，现代考古挖掘分析，已不单纯靠人类的直接经验，“比如肉眼观察，经验判断，挖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朝代的，这个青铜器跟商朝的青铜器有什么区别，有没有联系，等等。现在是可以用科学手段研究这个地方的青铜器成分，跟殷墟的青铜器成分到底有怎样的区别和联系。总之来说，有一个比喻说得很好：科技考古给现在的考古长了翅膀，能飞了。”

身处史前考古领域工作一线，王永磊深爱自己的专业，从工作中获得滋养生命的养分。在良渚古城考古时，王永磊看到古城外面有一些水坝，这些水坝离良渚古城的宫殿区有几公里到十几公里不等。古人会想到把山口堵起来，水就不会淹到宫殿，这种设计非常精妙、智慧。“这个设计者就是当时这个国家最厉害的科学家了。那个时候的人，跟咱们现在一样，其实还是有一群人引领了技术的发展，引领了人类探索未知的方向。一个社会，虽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只要有一批关心社会、关心未来、关心人类福祉的人，这世界就还有希望。”

▲ 王永磊陈述施岙考古项目(央视直播截图)

工作的日常就是与遥远的时空“面对面”打交道，天天打交道的都是动辄几千年以上的事儿，无形中让王永磊的眼界和心胸变得格外开阔，“个人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渺小。想到此，人就不会特别纠结眼前的那些问题。”

王永磊坦言，要真投身一线基层考古，还特别需要耐得住寂寞，“考古本身是一个很枯燥的工作。除了最后出成果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挖泥挖地。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时刻注意辨认。因为考古挖完就没有了，它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所以我给考古队的同事说，我们一定要万分认真，必须要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去做这个工作。”

除了考古领域内的压力外，作为一名85后考古项目领队，王永磊坦言，“你可能还要跟农村的村干部打交道，如果房地产开发的话，可能还要跟房地产公司的人打交道。所以，考古工作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锻炼了一个人全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考古带来的精神满足感和成就感，是极其宝贵的。譬如说你做了一个别人没有做的研究，注意到了别人没有关注到的问题，都能体会到这种内心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