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思明墓位于北京丰台区林家坟村，自20世纪60年代发现、80年代发掘后，研究其墓葬形式、墓主人的较多，而对盗掘后留存下不多的出土文物，只有一些零星散见的简单研究，而迄今也未见到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对该墓代表性器物加以重点研究，希望给予这些器物一定的解析。

唐代的幽州地区，在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先后有过80余位最高军政统治者，他们相继被称作总管、大总管、大都督、都督、刺史、节度使等。这些最高军政统治者的任职年限或长或短，有的仅仅上台数天，有的却执政长达20余年。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数人能留存下来的遗物是少之又少。但也有个别的特殊情况，如2012年在北京房山区长沟镇发掘出土的大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就曾轰动一时。

而唐中叶发生在幽州的“安史之乱”，其始俑者就是曾任范阳节度使的安禄山、史思明二人，他们先后反叛大唐朝廷，并先后“僭位越制”，建立了“大燕”国，相继成为“伪”皇帝。由于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之间的相继互残，他们历时八年的反叛，最终被唐军所剿灭。史思明在幽州“以王礼招魂而葬”的安禄山衣冠冢，在唐时就被后来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张弘靖毁坏;而史思明自己则被儿子史朝义杀死，并被其厚葬在今北京丰台区林家坟村，一直鲜为人知。

史思明墓葬在20世纪60年代中至80年代初曾先后被发掘过两次，墓葬发现时间距今都已半个多世纪，但了解此段内情的人至今也不多，更别说对此墓出土器物的研究了。

一、史思明墓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现状

1966年春，在今北京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村西，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座古墓。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保护文物的认知度还不是很高，墓中的器物遭到了村民们的哄抢，致使部分出土文物相继散落。后经北京文物工作队几次派人调查、取证、收缴，追回了部分文物，包括铜牛、包金铁马镫及零星的玉册等。但墓葬现场已遭到人为严重破坏。限于当时所处的特殊年代，墓葬只能回填封闭起来。直到1981年3月，更名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原文物工作队又对墓葬进行了二次发掘清理。这次发掘尚能辨认出墓道、墓室等遗迹。

墓室东西长5.54米，南北宽5.05米，由汉白玉石堆砌而成。两侧各有一耳室，亦为石结构。其中，西耳室保存较好，长3.1米，宽2米，残高有2.4米。墓道为斜坡式，长20.6米，宽3米。在相对于墓道约100米处尚存有石质双阙，墓道末端还存有相对完好的壁龛4个，并留有壁画的残片。通过1966年的调查与1981年的整理发掘，此墓出土的器物共计有铜牛1件、包金铁马镫1副、残玉册40余枚、铜坐龙1件、鎏金铜铺首1件、嵌山形墨玉饰1件、象牙化石及铜、铁、陶、石器、金箔衣等珍贵文物数十件。

已经出土并可佐证墓主人身份的器物不少，从残存“玉册”上出现“帝朝义孝乃因心亲惟□□”等字样和众多器物的规格、等级来看，这是一个帝王才有资格享用的墓葬。下葬者在墓穴中还处心积虑地用各种器物来体现出这种高规格的葬礼。此墓的主人很快就被文物工作者判定是唐史思明墓葬。墓中出土的不少器物，也从不同侧面证实此墓主人的身份。按照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殡葬习俗，“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互补”形成的风水文化在此墓葬中得以体现，研究者也可以从出土不多的器物上，窥见这种文化的传承与独特魅力。

二、史思明墓出土器物赏析

(一)铜牛

▲图1.唐代史思明墓出土的铜牛

1件。铜牛(图1)为直立状。它的躯体壮硕，四肢短粗，尾部下垂。通高20.5厘米，长29.5厘米。传统的隋唐墓葬，随葬明器中一般都有十二生肖俑，用以表示时辰、方位，压胜避邪。它们多为陶质，也有少量是石质、瓷质或铁质的。但其尺寸、大小是有着严格等级规定的。在佚名的葬书《大汉原陵秘葬经·盟器神煞篇》中就有记载：

天子山陵用盟器神煞法。……十二元辰本相长三尺，合三才。……大夫以下至庶人，盟器神煞法。十二元辰，长一尺二寸。

但此墓葬中没有出现成套的十二生肖俑，却出现单个的铜牛，这就有些不一般了。史思明(703～761)逝于“大燕”顺天三年三月，即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按干支纪年来说就是辛丑牛年。牛，在中国古代风水学中是个吉兽，有着与生俱来的韧性和霸气，作为旺财灵兽，在墓葬中使用有祈望统治日久天长之意，而用铜材做成的牛，更是希望体现强旺财运的作用。

把铜牛放在墓穴的风水财星之位，就有旺财化煞、祈福如意的意思。关于这点，徐苹芳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中有着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史朝义虽然弑父簒位，但在其父的丧葬之事上，却是煞费了一番苦心。当时史朝义的统治正处在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时，他大概是想借助厚葬其父，改善风水，提升自己的人气，从而转变战场上的颓势。

(二)铜坐龙

▲图2.唐代史思明墓出土的铜坐龙

1件。铜坐龙(图2)，通高16.5厘米。为蹲坐状，头部微微地左倾，张口露出的牙齿已经有残断，颈部有一火焰珠形的装饰。前腿站立，后腿曲踞，而尾部却穿过后腿的裆部，向上翻卷至其腰部，躯干上还刻有鳞片。其前肢有五爪，后肢为三爪。制作工艺相当精湛，造型也十分奇特。

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异动物，到唐宋时期，其形象以凤眼、鹿角、蛇身、兽肢、鹰爪及流畅的体形被基本固定下来，并广为后世所效仿。龙在古代常常被用来象征祥瑞，是中华民族迄今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图腾之一，中华民族的子孙也因此被称为龙的传人。龙的造型虽然很早就出现，后被当作王权的象征，但在明清以前它并不为皇帝独有，民间也可以使用。不过，这种造型的器物在唐代帝王级墓葬中，还是第一次出现，史思明墓中出现此物应该是另有原因。

古人在选择墓地、安葬逝去之人时，通常会请风水师勘察、安排，或者查阅《宅经》与《葬书》。《宅经》中提到“伏龙”每年会定期在宅院内各处行走，且每到一处，它都要“伏”卧。因此，就有“伏龙”在，不宜动土之说。甘肃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占卜文书《□帝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法藏S.2615号)中有这样的记载：“推宅内……伏龙法。”“伏龙”，正月、二月、八月在灶，四月、五月在大门，六月、七月在墙离(篱)，九月在房，十月在台，十一月、十二月在堂。

据此可推测，此墓中的铜坐龙应是镇阴宅的伏龙。1995年在甘肃省敦煌市郊外唐墓中也曾出土过类似造型的模制伏龙砖(图3)，其上的动物造型就与这件铜坐龙极为吻合。在甘肃敦煌出土的唐本《易三备》残卷(法藏S.6349)中有“子夏云：此地有伏龙，见之灭族”之语。由此可知，它在墓中起着镇墓兽的作用。按照史思明下葬的“五月十八日”，这座“伏龙”应被摆放在墓门口的位置。

▲图3.甘肃敦煌1995年出土的伏龙磨制砖

史思明父子虽然都坐上过“大燕”皇帝之宝座，但终究是“僭位越制”的“伪”皇帝。史朝义弑父篡权后，假惺惺地厚葬其父史思明，但他始终心存余悸，所以特地在他父亲陵墓中放入伏龙，想用它来镇住阴邪妖孽。史朝义恐怕没想到，千年后，人们还真的不信这些“魔咒”，他们不仅砸开了汉白玉石墓门，捣毁了汉白玉石床，还几乎把墓中值钱的器物一扫而光，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伏龙”放在眼里。

但谈起铜坐龙，就不得不提起在黑龙江哈尔滨、北京等地出土的多件金代铜坐龙。1965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白城区金上京遗址的南城墙下，曾出土一件铜坐龙(图4)。通高19.6厘米，重2.1公斤，由青铜实铸。因其形象亦动亦静，威武雄猛，浩气凛然，且出土的年代较早，是当年仅见的一件女真族重器，又因其造型能够象征民族精神，这就使它一举成为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图4.黑龙江哈尔滨市白城区金上京遗址出土铜坐龙

1990年，北京市西厢道路工程建设时，在贯穿原金中都宫殿遗址的先期考古钻探发掘中，曾经出土了两件铜坐龙。其中一件被来自河北易县的民工偷挖，并带回河北老家，后被当地民警起获，现被收藏在河北省易县文物保管所。另一件，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金中都主殿大安殿遗址(白纸坊立交桥)工地发掘出土。这件铜坐龙(图5)，高31.5厘米，重1328克。

头顶的鬃毛向后延伸到脊部作龙头状，独角，猪嘴，半张的口中含有一颗铜珠。四肢粗壮，肩部也有飞翼。龙爪为五趾，前足上有翼，后足屈膝、踞坐，尾部似祥云外卷。龙身底部还有四个钉孔，内有铁锈的痕迹。可以看出，此物应是固定在某种器物上的饰件。这件铜坐龙，其造型和工艺与金上京阿城那件铜坐龙极为相似，但其外形却不如阿城的铜坐龙看上去自然得体，且因猪嘴、龙头让观者感觉其艺术的加工不到位。但它的出土恰恰说明金代铜坐龙在使用上的流行，以及它所具有的装饰功能。

▲图5.北京西厢工程(白纸坊桥)出土金代铜坐龙

2002年3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对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勘察和试掘时，又出土了两件铜坐龙。一件(图6)高24.5厘米，造型别致端庄。另一件(图7)，高18厘米，昂首，飘发，前腿直立，后腿屈坐，尾上卷曲。这两件构思巧妙的铜坐龙，造型独特优雅，工艺精致。它们集四种动物特征于一体――龙头、犬身、麒麟背、狮尾。既体现了金代女真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气势，也彰显着祈求稳坐江山、天下太平的深刻寓意。

▲图6.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出土铜坐龙之一

▲图7.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出土铜坐龙之二

另外，在金陵遗址还曾发掘出一对雕刻的石坐龙(吻兽，图 8)，高约 80 厘米，其雕刻之精美，气魄之宏大，可以说是金代中都城石雕技艺的代表作。从其造型上来看，它是建筑上的装饰构件，且与这一时期的铜坐龙有着相似形状，其作用也应大体是一致的。经过众多专家们的一系列研究，根据这些铜坐龙的结构、形态等，以及它们出土位置都是在皇家建筑周围，推断出这些铜坐龙均属于皇家建筑中，集守护、镇宅、辟邪等功能于一体，且与佛教文化有着一定关联的装饰性物件。

▲图8.北对石雕坐龙图样

而本文介绍的这件唐代史思明墓出土的铜坐龙，比这些金代铜坐龙要早几百年，这就更加凸显出其弥足珍贵之处。

(三)包金铁马镫

▲图9.史思明墓出土的包金铁马镫

1副。包金铁马镫(图9)，通高21.7厘米，宽13.6厘米。镫座为镂孔椭圆形，长9厘米，宽6.5厘米。马镫外包金片现已大部脱落，铁制的内镫也早已生锈。

今有人将其称为嵌金铁马镫。嵌金，是在器物镶嵌上金属，作为器物的装饰。包金，则是将金子锤成薄片，包覆于器物胎体上，再敲打密实，使凹凸纹理一如胎体的表面。观察此副马镫，发现明显符合包金工艺的特征，所以还是按当年的发掘记录，称为包金铁马镫更为准确。“包金”质量的好坏，取决于工艺的成败。

薄的“包金”是用金箔，主要是用作豪华饰物的装饰，与贴金有些相似。厚的“包金”则是用金片，这种工艺往往是用于相对较大型器物的外部制作。显然这副包金铁马镫用的正是金片“包金”工艺。但因年头长久，墓葬塌陷，潮湿的土壤包裹着马镫，湿气从金片衔接处细小的缝隙渗进内部，致使金片内包裹的铁器生锈腐蚀塌陷，进而又使外包的金片大量整体脱落。

(四)鎏金铜铺首

▲图10.史思明墓出土的鎏金铜铺首

1件。鎏金铜铺首(图10)，圆形，浮雕兽面，直径11.4厘米。口衔圆环，环里侧平，外侧微凸，兽耳部有两个小孔，顶部有一个小孔。整个器物采用铜模制浇铸、錾刻、通体鎏金的工艺，使整个器物显得富丽而繁复，铺首霸气十足，面目狰狞且夸张，突显出唐代极为高超的工艺水准。

铺首是中国古代建筑物门上的构件，通常是以铜、铁做成圆形底盘，上置门环，用来启闭门扉或叩门。其底盘多被制成兽面，兽口衔环，不仅实用，还有着很好的装饰效果。后来，随着等级制度的不断强化，帝王之家用传说中龙的第九子――椒图的形象来做铺首。“椒图”形似螺蚌，在遇到外敌侵犯时总是将壳口闭紧。

人们将它用在门上，取“紧闭”之意，以求平安。椒图面目狰狞，可恐吓邪妖、顽贼，镇守门户。最重要的，是“椒图”性好耽静、忠于职守，最反感别人进入它的巢穴。所以我们在大门的铺首或者门板画上常能看到它的身影。

兽面衔环、鎏金铜龙铺首按礼制用于帝王墓葬。史思明父子自认为是“大燕”皇帝，墓中有此，倒也不奇怪;用鎏金铜龙铺首来镇守陵墓，体现出史思明父子“僭位越制”的小心思。不过，这件鎏金铜龙铺首，不是被装设在墓门上，而是被装设在棺椁上的一个重要饰件。

(五)嵌山形墨玉

▲图11.史思明墓出土的嵌山形墨玉饰

1件。嵌山形墨玉(图11)，形为片状，似墨玉，其玉质略带石性，有自然的黑色纹理。正面磨刻成五峰山形，两边基本为对称形。背面为平形，有磨痕。长17.7厘米，宽9.3厘米。从形状上看，它应是镶嵌于某物件上的装饰品。它也是北京地区迄今出土的仅有的两件唐代玉饰之一。

墨玉是一种主要产于我国新疆和田的珍贵稀有自然矿产，是和田玉中的一个重要名贵品种。它具备和田玉的优秀品质，坚致温润、漆黑如墨、色重质腻、纹理细致、光洁典雅，是治砚、把玩、雕刻的上佳珍料，素有“贵美石”之称。墨玉分为两个品种，既有白玉底的墨玉，也有碧玉底的墨玉。这件墨玉饰物，大概是史思明生前观赏把玩之物，事死如生，死后随葬。至于其来源，应该是来自史思明家乡甘肃。甘肃也是墨玉产地之一，史氏日常把玩，或许出于思念家乡之意。

安禄山父子兵败之际，史思明曾率部短暂归顺朝廷。朝廷在幽州城内兴建一座归义寺以为纪念，立有《大唐再修归义寺碑》。《析津志辑佚·寺观》载其碑文：

归义金刹，肇自天宝岁。迫以安氏乱常，金陵史氏归顺，特诏封归义郡王，兼总幽燕节制，始置此寺，诏以归义为额。大中十年庚子九月立石。

其中提到史思明系“金陵史氏”。郡望金陵，是今甘肃省河西甘州、肃州之间(即张掖、酒泉之间)建康的别称。根据记载和20世纪80年代宁夏固原南郊出土的隋唐史氏家族墓志等材料，粟特史氏中有多个家族都将河西甘州、肃州之间的建康作为其郡望和祖籍，这说明建康及其别称金陵在唐代的确是粟特史氏常用的郡望，由此史思明号称金陵史氏也就不足为怪，同时也证明了史思明的族属是粟特族。此次墨玉饰件的出现，从关联度来看，也可作为史思明为粟特族人的佐证之一。

(六)翼兽石像生

▲图12.史思明墓出土的.翼兽石像生

1982年在北京丰台区王佐乡的刘太庄村曾经出土一个唐代翼兽石像生(图12)，高140厘米，宽79厘米，厚70厘米。造型生动，别具一番古风。其三角形躯体，半兽半鸮，前爪似兽，后爪为鸮，鼓腹，蹲坐，颔下有胡须，披发于脑后，身上还生有双翼。翼兽石像生采用的是圆雕即立体雕刻的手法，这种雕刻技艺在唐前期现存的石雕中极为罕见。

石像生(翁仲)是皇室成员才有资格使用的葬具，而翼兽石像生的出土地刘太庄村离林家坟不远，在这附近又没有其他高等级墓穴。林家坟墓“积土为陵”，且墓道南约一百米处立有双阙，墓中也留有残石文吏手，说明原墓地面上必有石像生，因此，学界一致认定它就是前立于史思明墓神道边的石像生。这一定性，使得翼兽石像生成为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时间最早、等级最高的石像生。

石像生是皇权仪卫的一个缩影，最早出现于秦汉时期。而立于皇陵前的石像生，如：河南开封北宋皇陵前的石像生、北京地区明代十三陵的石像生，已成为一种体现各朝代雕刻技艺水平的展示物，只是在数量上和取象上因各自喜好而有些不同。

史思明墓附近不仅发现残留的石像生，还有完整的墓道。可以看出，其在形制上完全是按照帝王陵墓规制而建造的。翼兽石像生，完全能代表大唐时幽州地区立体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

(七)玉册

▲图13 史思明墓出土的玉册

两次发掘共出土有40余枚残损不一的玉册(图13)，大致完整的玉册共有8枚，包括谥册和哀册各一套。玉册用汉白玉石磨制而成，长为28.4厘米～28.6厘米，宽为2.8厘米～3.2厘米，厚为1.2厘米～2.1厘米。两端1.5厘米处有直径为0.3厘米的小孔，以便玉册连缀。每枚玉册满刻字为11个，行书体，字口填金，共计存有252字。其中7枚玉册背后刻有浅细的“哀”字。

玉册又称玉策，是古代用玉石板制作的册书，也叫天书玉册，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登基的册书，也就是天子受命于天的任命书。材质虽然是玉石，但它却是模仿汉代以前竹简和木简的形制来制作的。《钦定全唐文》中记载：“唐初悉用祝版，唯陵庙用玉册。

明皇亲祭郊庙，用玉为册。”这从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时的玉册，也得到了实证。1990年在河南省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出土的唐哀宗登基汉白玉册，则是唐代唯一得以传世的即位玉册。而史思明墓中也出土了皇帝才有资格使用的玉册，这是其“僭越称帝”的一个重要明证，也是今天研究唐代“安史之乱”重要的历史实物。

目前，国内已发现使用玉册葬制的陵墓还有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祖堂山南麓的南唐(937～975)二陵，系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它包括李昪及其皇后的钦陵，以及李璟及其皇后钟氏的顺陵，是南京博物院于1950年～1951年组织发掘的。南唐二陵发掘出土有600多件文物，其中的玉哀册等尤为珍贵，它为研究五代十国时期的帝王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42年在四川省成都市老西门外高地上，由四川大学著名的考古学家冯汉骥主持发掘的五代时期前蜀国国主王建墓，虽然其早期被盗掘，但也出土了重要葬具玉哀册。而1971年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发掘的唐中宗李显嫡长子李重润(682～701)墓，即懿德太子墓，在出土的1000余件器物中，也见到了太子玉哀册。这些加上北京丰台区史思明墓出土的玉册，五座陵墓的主人除了李重润为太子外，其他四座墓主人皆可称为帝王，按规制都可使用玉册来陪葬。

但五座陵中所使用的玉册，因葬地的不同，从而导致玉石的质地也有所差异：李重润墓玉册使用的是带有花纹的大理石;史思明墓玉册使用的是汉白玉大理石;王建墓玉册使用的是纯白色大理石;而李璟墓玉册使用的是石灰岩石;李昪墓玉册则使用的是硬度颇大的浅绿色玉石，即翠玉石。虽然五座墓中玉册的石质有所不同，但玉册上的文字均为阴刻，且皆为字口填金，只是在规格、尺寸上略有一些差异。

在史思明墓出土的玉册中，留存较为完整的玉哀册上就刻有“血未干唐有异端谗人冈极”“恋攀往驾之不留痛灵衣之”“帝朝义孝乃因心亲惟□□”的字样。根据玉册上面的“帝朝义”三字，说明此时史朝义业已继承“伪”皇帝位，而其父史思明已逝。又根据残存哀册上的“昭武皇帝崩于洛阳宫玉芝”以及其玉谥册上的“昭武皇帝庙称□□□□□”之句，结合史载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及部下所杀，其谥号为“昭武皇帝”，说明此墓系史思明墓葬无疑。

唐代“僭越称帝”者始于安禄山，经过安庆绪、史思明，止于史朝义。据《新唐书·逆臣上》载，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起兵于范阳(今北京)，第二年建立伪燕政权，“僭称雄武皇帝”，到至德二年(757)，为其儿子安庆绪所杀，庆绪继位，改元载初。到乾元二年(759)，史思明又杀安庆绪，“僭称大圣周王”，“夏四月更国号大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

上元二年(761)三月，史思明因为宠爱小儿子，且疑心重，又好杀戮，结果被其长子史朝义串通部下所杀，史朝义继位，改元显圣。这史朝义在大唐东都洛阳宫玉芝殿弑父后却秘不发丧，“以毡裹尸，橐驼负还东京”，即用骆驼将其尸体驮回洛阳，后又辗转运回幽州，并厚葬于幽州的良乡。

根据出土玉册记载，直到唐宝应元年(762)五月十八日丙申，也就是史思明被害后一年有余，史朝义才宣布伪造的史思明遗诏，并为他选地唐幽州良乡县(今丰台区)林家坟村之南后发丧下葬，谥号为“昭武皇帝”。据唐代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宝应元年，葬思明于良乡东北岗。”据考证，今北京丰台区林家坟村在唐代正属幽州良乡县管辖，而今其所处位置也正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在《新唐书·逆臣上》中记载：史朝义战败返回幽州，曾“去至梁(良)乡，拜思明墓，东走广阳，不受”，可为佐证。这场“安史之乱”前后历经八年，直到史朝义兵败，脑袋被砍送到长安城为止。

史思明墓出土的“玉册”都是用汉白玉石磨刻而成，但这些汉白玉又是从何处而来的?2002年11月，在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佃村北永定河泄洪区的河床中出土的《唐李神德墓志》载有：“命琢磨之工，刊燕山之石，纪乎万代，勒为志焉。”这里所说的“燕山之石”在史上又被简称为“燕石”，也就是古代人们常说的“婴石”即珉玉，它即是现代人所说的汉白玉石。

有关燕山(今大房山)出“婴石”的记载，最早见于先秦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北山经》：沂山“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多婴石”。而对于燕山盛产的“婴石”，晋代的郭璞《山海经图赞》注谓：“言石似玉，有符彩婴带，所谓燕石者。”清代的训诂学家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中载：“婴疑燕声之转，未必取婴带为义。”可见，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先秦时期，燕国地区的“燕山之石”就已经名扬天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圣水》载：

圣水出上谷，故燕地。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圣水又东径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

可见，今北京房山区所产的燕石，早已成为秦汉时期上谷郡的一大特产。

目前，国内白色大理石虽有很多品种，但也只有房山大石窝的汉白玉石才是真正的汉白玉。20世纪末有关部门曾经评选出83种新特石材，今北京房山区大石窝镇高庄的汉白玉被誉为“中国1号”。这些天然的汉白玉石，自古以来就是建筑、碑刻的上好石材。从汉代开始，特别是在隋唐时期，今北京房山区境内的石经山与云居寺内的汉白玉刻经，就已经声闻遐迩。

而隋唐以后现北京地区所建的辽、金、元、明、清各朝代的皇家宫殿、园林等，所使用的汉白玉石皆取自大房山。所以，曾作为唐幽州最高统治者的史思明及其后人，也就“近水楼台先得月”，选用了名满天下的“燕石”，磨制成了只有皇族才能使用的玉册。而在《唐李神德墓志》中，直接使用“燕山之石”来表述汉白玉石制作的墓志，这也是记述“燕石”即汉白玉石，出现于大房山最早的一个实物见证。

三、结语

今天，在北京丰台区林家坟村被当地人俗称为“大疙瘩”的封土堆已夷为平地，史思明墓出土的器物已在首都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厅中展出，展柜中唐墓出土器物的时代斑痕，向观众述说着发生在唐中期幽州地区那段令人难忘的史实。

而今对这些“越制”器物的研究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出唐幽州地区的匠人，在石材的磨刻、雕刻，金属的冶炼、铸造等方面的技术，都已达到很高的造诣，同时在艺术审美、造型艺术等方面也丝毫不落后于发达的中原地区。

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史思明、史朝义父子生前要做僭位“皇帝”，死后仍要通过器物、葬制享用帝制礼仪，但却最终没有逃脱历史的宿命。这些出土的器物，都已成为今人赏析历史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