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乱不断，为了提高作战能力和防护能力形成了一种重装骑兵，这促使了骑兵的发展。人与马都披铠甲，这套铠甲被称为“甲骑具装”。本文就北朝时期具装配件“马面帘”的形制，从考古出土的墓葬陶俑、壁画、出土的真实马铠形象以及相关文献方面入手，结合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及分型分式的方法，通过概述、出现的墓葬、材质及形式、使用场合和纺织品马面帘等五个方面进行梳理，对北朝马面帘这一形制做一个初步的分析和研究。

一.马面帘背景概述

北朝时期人与马均披铠甲被称为“甲骑具装”，马面帘是马铠甲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具铠甲主要由六部分组成：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寄生。这些名称均使用了《武经总要》中的名称。所用“马面衣”“马面帘”“马面”“马覆面”“马帘”等形式均是指与铠甲所配“马面帘”(图一)。

▲ 图一 南北朝时马具装示意图(摘自：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

春秋以前作战、载人、运输都用车，马驾车，也因为马镫的不完善，马很少单独骑乘。但在尹湾汉墓发现了“武库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兵车器集簿”木牍，该木牍的发现将“具装”铠出现的时间提早到了西汉末年，并且有西汉甲骑具装陶俑的墓葬出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由善于骑射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北朝连年征战，使这个历史阶段成为了中国古代骑兵及铠甲迅速发展的时期。成套的甲骑具装是当时比较先进、完善的一种战争防护用具。隋末唐初，人马都披铠甲的甲骑具装已衰落，马不披铠甲仅人披铠甲的轻装骑兵，成为军队骑兵的主力，称雄战场近三个世纪的甲骑具装退出了历史舞台。后世延续也只是作为卤薄仪仗的形式，直到清代依然有类似形式出现。

唐中宗长子懿德太子李重润(682年—701年)，懿德太子墓葬的规格仅次于帝王等级，甲骑具装俑为盛唐中期军队建制中存在的重装骑兵。这类骑兵主要用于皇室举行的政务活动、国家大典。用以显示豪华、代表威仪，彰显气势，马面帘为金制(图二)。

▲ 图二 彩绘贴金甲骑具装俑(唐代懿德太子墓出土)

"明皇幸蜀图"，是描绘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避蜀的情景，此局部呈现了作为仪仗的两个侍从，所骑马匹也配有华丽的马面帘(图三)。这幅画在博物馆被定位南宋所绘。如果此面帘是参考唐代马面帘所画，那华丽程度真是叹为观止。

▲ 图三 明皇幸蜀图(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 图四 清代卤薄仪仗骑兵铠甲(藏于大都会博物馆)

(图四)这件藏自大都会博物馆的清代卤薄仪仗骑兵铠甲向我们展示了清代的皇家仪仗。这种形式不仅继承传统，承接历代王朝之精髓，同时也发挥了多民族特色。到了清代就不再以“甲骑具装”称谓骑兵的铠甲装备。而马面帘也延续了北朝后期马面与身体部分连为一体的形式，露出眼部和鼻部，饰以金属铆钉，四周包边形式。

二.有北朝马面帘形式出现的墓葬

在出土墓葬陶俑或壁画中有马面帘的墓葬有：冬寿墓东晋永和十三年(357年);沙岭壁画墓太延元年(435年);彭阳新集北魏墓，(北朝早期)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北魏太和元年(477年);河南偃师北魏墓(526年)、洛阳元邵墓建义元年(528年);洛阳孟津北魏抚军将军瀛州刺史王温墓，太昌元年(532年);北魏杨机墓陶俑(533年-535年);陕西咸阳魏故太师开府参军事侯义墓，西魏大统十年(544年);河北磁县赵胡仁墓，东魏武定五年(547年);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武定五年(547年)山西太原贺拔昌墓，北齐天保四年(553年);河北磁县湾漳村高洋墓(550年—570年);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天和四年(569年);太原北齐娄叡墓，武平元年(570年);河北磁县高润墓，武平七年(576年);北周武帝孝陵，建德七年(578年)等，北周宇文俭墓，宣政元年(578年)。

这些有“甲骑具装”形象或陶俑出现的墓葬，无一例外都是有军戎背景的墓主人。在时期的延续上，“甲骑具装”从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盛行不衰。

三.北朝马面帘材质及造型

关于马面帘的材质。马甲亦称马铠，晋代以后又称为“具装”，和人甲的材料相似，马铠也有皮甲和铁甲两种，前期以皮甲为主，后期以铁甲为主。马铠与人用铠甲一样，也是由几部分组成的。用来保护马头部分的叫面帘，一般是一块开有眼孔的整甲。在曾侯乙墓包山楚墓和浙川下寺楚墓中都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马甲和马胃的皮甲片。在辽宁朝阳地区出土的具装铠实物，都是由钢铁制成的(图五)。根据冯素弗墓和辽宁朝阳十二台墓出土的具装残片和鞍具可以知甲骑具装的基本材质为铁。用于作战的甲骑具装质地主要有两种，或用金属片磨制，或用皮革裁切制作，再经编缀加工制成。

▲ 图五 朝阳十二台前燕墓出土的马面帘实物(摘自：张克举,田立坤,孙国平：《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 发掘简报》，《文物》1997 年第 11 期)

对于铁质面帘的形式有学者是这样描述的，由大型的特殊甲板铆接成型，鸡颈、当胸、马身甲和搭后等部分，则均以大小不等的甲片编缀而成。所用甲片一般比人铠所用甲片形体大而厚重，编缀方法基本相同，外缘以各种织物包出宽边，为了使铁甲不致磨伤战马肌肤，甲片下要设较厚的衬垫。“甲骑具装，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甲以布为里，黄絁表之，青绿画为甲文，红锦褖，青絁为下裙，绛韦为络，金铜鈌，长短至膝。”除了实战需要的功能性铠甲，一些古代统治阶级中的王侯将帅为了炫耀武功或豪富，往往制作一些昂贵华而不实的甲胄，用作装饰。例如前秦和后周都造过金甲、银甲，唐太宗李世民也穿过金甲，元朝皇室还在银甲上镶嵌宝石，历代统治者的“大驾卤薄”更普遍用五彩缤纷的绢甲，等等。另据《唐六典》记载,有明光、光要、细鳞、山文、鸟锤、白布、皂娟、布背、步兵、皮甲、木甲、锁子、马甲等十三种铠甲。其中用绢布一类的纺织品制成的铠甲,它结构比较轻巧,外形美观,但没有防御能力,不能用于实战只能作为武将平时的服饰或仪仗场合使用。“甲骑具装”的形式为人披铁铠，马也披铁具装;人披皮甲，马也披皮具装。而且人铠和马具装全都色彩一致，齐整划一，颇为雄壮。

关于马面帘的造型，本文选取了十四种造型较为清晰典型，年代较为明确的样本做一个分型分式的比较。

现列举十四件较为典型的出土壁画或甲骑具装陶俑中马面帘的形式，其中有十二个样本，不能确定他们的材质，只是从造型方式上获得一些线索。

第一种样式为三圆花瓣直面型，以马头顶部三圆花瓣形为主要特征，马面为倒梯形结构。第一类形包括1.西安草厂坡陶俑(523年)2.冬寿墓壁画(357年)3.吉林集安三室墓第一室北部壁画(汉—北朝)涉及长居高句丽的前燕司马冬寿墓壁画所绘甲骑具装，这个时期早于北朝，是时期较早能证明有此类马面帘的壁画。在集安三室墓壁画中呈现的马面帘，吻部塑出立体结构便于呼吸，头部的三圆花瓣形较为凸显。而4.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447年)这款马面帘头顶有三圆花瓣，马脸部位为椭圆形可被看做一种过渡款式。

第二种样式为凸瓣圆面型，这个类型的特征为头戴面帘，额部顶上有独瓣装饰呈现“凸”字形，吻部甲片向两侧延伸和护颊圆片形成了一个整体。有此种类型马面帘的三个墓葬为5.河南偃师北魏墓(526年)6.北魏杨机墓陶俑(533年-535年)7.太原北齐贺拔昌墓(553年)8.河南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壁画墓(532年)。贺拔昌墓中的马面帘鼻子部位呈现M形结构，其他面帘面部较短直接露出鼻孔。

第三种样式为插缨穗型，包括不套头和套头两种。不套头的形式是马面帘与缨穗是分而置之，套头的形式是马面帘套在马脸部之后再套上辔头等马具用以固定。9.吉林集安洞沟12号墓壁画(4世纪末至5世纪初)呈现的马面帘有可能是过渡款式。出现插缨穗型马面帘的墓葬包括10.吉林輯安麻线沟一号壁画墓(5世纪)11.德兴里古坟出土铁马帘(409年)12.丹阳胡桥南朝墓拼镶砖画(三国两晋南北朝)13.敦煌西魏258窟壁画(西魏)14.邓县彩色画像砖(南朝)。

▲ 图六 十四种马面帘

因为北朝战争往来频繁，甲骑具装的形式作为一种制度并不能形成一种年代有序的变化，只能从造型和大致年代上进行一个梳理，形成一种初步的认识。

四.北朝马面帘使用场合

在战争中使用甲骑具装的作用很强大，给马也披铠甲更保障了骑兵的战斗力。马铠其中一个结构就是马面帘。关于甲骑具装在战斗中的应用通过敦煌壁画(图七)找到相应的证据，为官兵与强盗作战的场面。官兵身穿铠甲骑着具装马匹，手握长枪，与穿裤褶、麻鞋的强盗展开厮杀。官兵的装备就是甲骑具装的形式。

▲ 图七 第 285 窟西魏 《五百强盗成佛因缘》局部-甲骑具装

在“卤薄仪仗”中出现的马面帘可以从一些出土的墓葬壁画中我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这一场景。比如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435年)，墓中壁画表现了许多甲骑具装、轻骑兵和马上军乐。由此可了解到5世纪前半叶北魏上层统治人物的车马出行等的场景。此出行图的内容在平城已发掘的墓葬中共有三处，一是冀州刺史琅邪康王司马金龙墓，二是幽州刺史宋绍祖墓，三是智家堡棺板画墓，分别是由大量的彩绘陶俑和绘画人物组成了盛大的出行队伍和沙岭M7壁画所描绘的一样，墓主人的前后都有许多甲骑具装、轻骑兵和马上军乐，这正反映出拓跋鲜卑军队以骑兵为主力兵种的特色。在仪仗中马面帘作为也作为“卤薄仪仗”的一个元素多次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制度都沿袭汉代，变更很少。《后汉书》和《晋书》上关于车骑导从和仪仗出现的制度，都提到有“麾骑”、“戟史”和“鼓吹”，这大概就是这类墓葬壁画或陶俑所表现的“骑马武士”“执戟侍卫”和“骑马乐队”，而马面帘就只是配套于“骑马武士”同时出现。

五.北朝纺织品马面帘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这件藏品其形制与本次修复的马面帘较为相似。这件牵驼纹锦缘马面也为“凸”形结构，有眼圈，护鼻处有M形结构，中间有类似用于系扎固定的系带。缘边完整并较宽，缘边颜色和图案分明，在头顶用缘边做出放射形式的装饰。在此马面上有黑色长条形痕迹，排列较为整齐(图八)。

▲ 图八 北朝牵驼纹锦缘马面(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 摘自《锦上胡风》74 页)

贴金马面文物整体为“凸”形，护鼻处为M形结构，织锦缘边较宽，头顶有单花瓣状装饰。其周身残留大量贴甲片痕迹，排列整齐有规律(图九)。

▲ 图九 北朝贴金马面(贺祈思先生收藏 摘自：《锦上胡风》75 页)

猪头纹锦缘马覆面为甘肃省博物馆藏品，主体结构依然是“凸”字形，护鼻处为M形，眼部和鼻部有装饰结构。织锦缘边宽大，头顶处有放射形装饰，颜色丰富图案鲜明。更多了四色相间的褶皱花绮缘边，丰富了装饰效果。此件马覆面上未见贴金属装饰遗留的痕迹(图一〇)。

▲ 图 一〇 北朝猪头纹锦缘马覆面（甘肃省博物馆藏）

联珠纹锦缘马面衣饰为上海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亚蓉纺织品工作室合作整理修复项目其中一件(图一 一)。这件北朝织锦马面帘，以绛红色绢为主体，联珠纹锦做缘边，马面上部、左右各拼接有浅色花绮。马面整体呈“凸”字形，凸出的部分应搭在马的额头处。从不同时期出土的陶俑可知，马头顶部位通常还装饰某种饰物，用来把马头顶部位撑起。马面下部M形缺口是马面护鼻的位置。鼻部中间的细绳可能用于与辔头系扎固定。由四边缝合针迹判断马面帘的四周应有织锦缘边，惜已散轶缺损。此件马面帘表面规律的排列有黑色长条形痕迹。经科技鉴定为氧化银Ag2O，由此可知，原马面帘上曾缀有大量银质甲片。在其他同时期同种形式的藏品中也可看到类似形状的痕迹，说明这类装饰手法在这时期较为常见。

▲ 图一 一 北朝联珠纹锦缘马面衣（上海博物馆藏）

此件马面帘表面有黑色长条形痕迹排列，大小独立痕迹约122个。单个形约为长为4.8~5cm、宽约1.2~1.5cm。在中间部位排列有一定规律，但在左右两侧A、B区域发现排列呈现叠压的情况(图一二)。

▲ 图一二 联珠纹锦缘马面衣(银甲排列方式示意)

此马面帘在左右两边用异色的花绮拼接，使得面部呈现椭圆形，但拼接方式不对称。头顶处花瓣形的突出形状也有花绮拼接，接缝为斜向(图一三)。此类织物如果在礼仪场合使用，更要考虑美观性，所以用贴饰略有叠加压在拼接的位置上，目的是遮盖拼缝。中间部位的绛红色绢为一整幅，幅宽50厘米,缝合各压边0.5厘米，外露宽度为49厘米。马面帘左边拼接最宽处为10厘米，马面帘右边拼接宽处为7.5厘米。

▲ 图一三 联珠纹锦缘马面衣(纺织品拼接示意)

五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境内无论北朝还是南朝，马铠形制已由早期的的斜倾额上的三瓣花饰和采用护颊的圆板，转入晚期形态的整套在马头上的面帘，改用向上竖立装缨的插管。河南偃师北魏墓出土的甲骑具装中的马面帘(图六：5)，头顶中间部分要长于两侧，眼睛和外边缘有包边。整个造型不到口鼻位置，将鼻子露出来。如果整体看此马面帘面部为椭圆形。北魏杨机墓中陶俑为彩绘形式，马面头顶部呈“凸”字形，眼部和周边有红色包边。面部整体为椭圆形结构。结合骑马军士的服饰来看，似乎这件马面帘为纺织品形式。再结合(图六)中对马面帘的造型分析比对，上海博物馆的这件联珠纹锦缘马面衣，头顶部为一瓣式，呈现“凸”形。符合前文分析的第二种样式———凸瓣圆面型。缘边用了北朝时期较为典型的联珠纹锦。此件面部饰有银甲片，目的是为了显示华丽和美观，用于较为重大的礼仪场合。也很可能因为战争纷乱，物资获得不稳定，所以做为银甲衬底的纺织品是不规则的拼接形式。

▲ 图一四 联珠纹锦缘马面衣(主体部分绢的幅边细节)

▲ 图一五 北魏杨机墓陶俑(533 年-535年)

另外隋唐时期有甲骑具装陶俑出土的墓葬比以前大大减少。但从个别出土墓葬(图一六、图一七)陕西长安隋宋忻夫妇合葬墓和唐懿德太子墓中的马面帘着重装饰马面的中间位置，和北朝时期的马面帘形式有区别。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图一一)的马面衣不可能晚于北朝。

▲ 图一六 隋代陕西长安宋忻夫妇合葬墓-马面帘

▲ 图一七 唐代懿德太子墓-马面帘

六.结 论

通过对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中“马面帘”的总结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北朝时期的马面帘有三种基本造型———三圆花瓣直面型、凸瓣圆面型、插缨穗型。骑具装是军戎的主题，作为“卤薄仪仗”的一个主题多与“骑马乐队”等形式一起出现。纺织品的马面帘多有织锦缘边，而纺织品的颜色搭配多与骑兵的服饰有所呼应。面帘上部的“凸”形花瓣形或有放射状缘边装饰。根据场合的隆重程度，会饰以金或银的长方形甲片。鼻部有M形的结构，有时会有立体结构在眼部和鼻部做装饰。作为“甲骑具装”的一个配件，“马面帘”本身就有很丰富的变化。以上就是对北朝马面帘的形制所做的初步研究，希望能对“甲骑具装”的研究做出一些有益的补充。

(本文刊于《南方文物》2019年02期，作者 谈雅丽 北京服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