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瓦作建筑构件，瓦当集实用性、装饰性于一身的形制特点，使其成为考古学视角下认知古代遗存性质、解析古代文化内涵的重要学术切入点。然而，如何辨识不同纹样瓦当的共时性特征、历时性差异，进而透过其表象进行文化层面的学术解读，始终是制约同一遗存地点或者不同遗存间瓦当研究的瓶颈问题。本文开展构图理念视角下的高句丽和渤海瓦当研究，旨在拓展命题对象的视域空间、丰富具体问题的解题思路，藉此推进高句丽、渤海文化研究的学术进步。

一

瓦当属于檐头筒瓦的构成部件，其实用性功能经历了由半圆形轮廓向圆形轮廓的形体演变，最早的半圆形瓦当标本始见于西周时期，东汉以降，圆形瓦当逐渐全面取代了半圆形瓦当;至于其装饰性功能，则经历了由无纹(素面)当面向施纹当面的形制演变，同样是自东汉伊始，素面瓦当逐渐绝迹。

基于考古发现，大体上可将不同时期瓦构建筑遗存地点出土的瓦当区分为素面、文字、图案、图像等四种纹样主题纹饰类型。其中，素面、文字瓦当的形制特点易于理解与把握，如何界定图案纹、图像纹瓦当的辨识标准，则是以往进行瓦当类型学考察时未能给予必要关注的细部特征区分问题。鉴于此，开展瓦当构图理念的讨论，首先需要明晰图案纹、图像纹瓦当的概念界定、形制区分。关于两者的概念，目前可资借鉴的是许仙瑛的具体表述。其一，“图像纹包括反映现实人间生活的图像和反映人们思想意识的神话图像。这些图像纹饰，运用线与面的结合，以写实的手法多方面逼真摹写生活与自然景物，而大胆地表现幻想中的物象”;其二，“图案纹是对现实生活中具体形象的高度提炼和抽象，是图画艺术的最高阶段。中国瓦当纹饰刚开始，它运用几何线条简略地勾勒，是线的艺术结构。这些图案所表现的对象被简化、变形，其基本的含义已被逐渐忘掉，而线条本身却不断地形成新的内涵”。

参考上述概念的表述，并结合本文所讨论高句丽和渤海瓦当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将中原地区战国至隋唐时期所见的动物纹、兽面纹、人面纹主题纹饰瓦当归类为图像纹瓦当，将花草纹、几何纹主题纹饰瓦当统称为图案纹瓦当(图一)。其中，图像纹瓦当的当面用全景画面表现主题纹饰, 没有构思独立的当心纹饰;而图案纹瓦当的当面则存在独立的当心纹饰，在其外缘环形排列主题纹饰，两者组合成内外双重构图的复合画面。基于此，有无当心纹饰，是区分图像纹、图案纹瓦当的标识性特征。解析瓦当的构图理念，旨在明晰图案纹瓦当主题纹饰的排列方式，进而尝试解读其不同构图方式的共时性取向、历时性变化。

根据上述标准，高句丽时期存在图案纹、图像纹两种纹样的瓦当类型，其云纹、莲纹、忍冬纹主题纹饰瓦当可归类为图案纹瓦当，其兽面纹主题纹饰瓦当则属于图像纹瓦当;渤海时期仅见有图案纹一种纹样的瓦当，其花草纹、几何纹主题纹饰瓦当均属于图案纹瓦当。本文的讨论主要围绕高句丽、渤海的图案纹瓦当而展开。

将瓦当的构图理念作为问题加以关注，肇始于刘庆柱的瓦当研究。以始见于战国中晚期秦遗址的四区间界格瓦当为学术切入点，刘庆柱总结了秦汉至魏晋时期瓦当的构图特点，“当面四区间界格的出现，对秦汉瓦当当面布局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秦汉至魏晋几百年间圆瓦当当面的主要布局结构基本承袭了这一模式”。针对瓦当的四区间布局，学术界习惯称之为“四分法”构图。近期，李零注意到，四区间布局不仅是秦汉瓦当所采用的构图模式，也是同时期铜镜所遵循的主要构图理念。为此，通过开展云纹、柿蒂纹、裂瓣纹专题研究，李零进一步指出，秦汉时期瓦当的“四分法”构图模式体现了古代中国四方、四方八位的方图思想，其云纹主题纹饰是标识四方的四瓣花的变体;基于铜镜铭文释读，此期流行的柿蒂纹应称之为寓意四方的方花纹;至于南北朝时期的莲瓣纹瓦当，其构图模式与西方艺术中“裂瓣纹”(lobed decoration)的构图理念相近。

基于上述认知而获得的启迪，我们梳理了战国至隋唐时期图案纹瓦当构图理念的演变态势。战国、秦汉、魏晋时期，图案纹瓦当基本承袭了体现本土方图思想的“四分法”构图模式(见图一，3、4);至迟到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传播，源自于西方的“裂瓣纹”构图理念开始取代“四分法”，逐渐成为东亚地区图案纹瓦当普遍采用的全新的构图模式(见图一，2、7)。新近公布的北朝时期的“大代万岁”瓦当和“富贵万岁”瓦当(图二，1、2)，其“四分法”构图的主题纹饰、“裂瓣纹”构图的当心纹饰，可作为“四分法”和“裂瓣纹”两种构图理念相互碰撞的实证线索。其后，“裂瓣纹”开始取代“四分法”，成为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瓦当构图理念。

由于高句丽、渤海的瓦构建筑均属于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其各自初始期瓦当的构图理念及其纹样题材均不同程度地留存有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的印记。鉴于此，本文以瓦当的构图理念为切入点，通过开展高句丽、渤海瓦当时代性特征及其个性化特点的纵向梳理，尝试解读其各自的发展态势和演变轨迹。

二

古代文献中留存有高句丽时期的瓦构建筑信息。五代(后晋)编撰的《旧唐书》记载，高句丽“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惟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北宋重修的《新唐书》调整了高句丽瓦构建筑的排序、缩减了其瓦构建筑的种类，称高句丽“居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宫、官府、佛庐以瓦”。两则引文虽略有不同，但其著录的内容均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并且综合史料文献、考古遗存信息得以确认，高句丽存国期间，瓦作技术尚未普及应用于普通民居建筑。同时，需要补充的是，可资查询的史料未能全面体现高句丽时期的用瓦信息。分布在今吉林集安市境内的洞沟古墓群，其诸多高等级墓葬之上所散见的瓦作构件类遗物表明，高句丽以国内城、丸都山城为都时期(公元3～427年)营建的部分墓葬设施曾经用瓦。由于发掘者将仅出土有筒瓦类瓦作构件遗物、未见瓦当标本的高等级墓葬的年代上限推定为公元前1世纪，引发笔者思考的是，肇始期的高句丽瓦构建筑可能没有使用檐头筒瓦。关于此，将另文予以阐述。

基于田野调查及考古发掘，学术界已获取了大量构图有别、纹样不一的高句丽瓦当标本。通过开展考古类型学考察，大体上可将高句丽瓦当区分出三个发展阶段。早期(约公元4世纪上半期至4世纪末)，流行遵循汉文化“方图”理念、云纹纹样、纪年铭文等传统元素构思的图案纹瓦当;中期(约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上半期)，并行传统、时尚两种构图理念的瓦当类型，一是传统构图理念与时尚纹样主题纹饰相互结合的图案纹瓦当，二是顺应时代潮流——构图理念、主题纹饰均焕然一新的图案纹、图像纹瓦当;晚期(约公元5世纪上半期至7世纪末)，开始推广应用赋予个性化特征的复合主题纹饰的图案纹瓦当。

考古发现表明，高句丽早期瓦当均呈灰褐色，系采用氧化还原法工艺烧制而成。其图案纹构思遵循了汉文化“四方”、“四方八位”方图系统的“四分法”构图理念，依托界格线设计了分区排列的独具特色的云纹主题纹饰(图三)。此外，其个性化特征还表现在细部形制方面，云纹主题纹饰的外缘均复合有纪年、纪事铭文或图案化纹饰。其中，纪年铭文包括年号纪年(见图三，1)、干支纪年(见图三，2)等两种不同的纪年表现方式;纪事铭文见有“十谷民造”和“千谷民造”等模印文字(见图三，4);图案纹则构思了鸟形、线形纹饰(见图三，3)。综观现有成果，研究者多将高句丽云纹瓦当界定为公元4世纪上半期至4世纪末营建的瓦构建筑所使用的瓦作构件。关于此期瓦当的历时性变化，学术界倾向认为，“云纹+年号铭文”瓦当年代最早(据“太宁四年”铭文瓦当，此类瓦当可追溯至公元326年)，“云纹+干支纪年铭文”瓦当次之，“云纹+纪事铭文”瓦当再次之，“云纹+图案纹饰”瓦当年代最晚。目前，此期瓦当标本主要发现于洞沟古墓群中的高等级墓葬、国内城及其周边的少数旷野遗址。最近，在辽宁桓仁县境内的驾校遗址(凤鸣遗址)采集到1件残损的云纹瓦当标本。

与早期瓦当不同，高句丽中期瓦当更多地体现了基于佛教东渐而兴起的新的时尚性元素印记。除了图案纹瓦当，此期出现了图像纹瓦当类型。无论是烧制工艺，还是构图理念，抑或主题纹饰，此期瓦当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新的阶段性变化。以宏观的学术视野审视此期瓦当，其新的形制特点主要缘于佛教东渐对汉文化传统艺术风格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在烧制工艺方面，除了继续按照氧化还原法工艺烧制灰褐陶瓦当(图四，1～3、5)，新出现了使用氧化法工艺烧制的红褐陶瓦当(图四，4、6～8)。在纹饰方面，基于不同工艺烧制的灰褐陶、红褐陶瓦当，分别按照不同构图理念，构思了不同纹样的主题纹饰。此期的灰褐陶系瓦当，虽沿续了传统构图理念，但传统的云纹主题纹饰已被新的赋予佛教寓意的莲纹所取代，使用界格线分区构思了八瓣、六瓣莲纹主题纹饰。新岀现的红褐陶系瓦当，包括图案纹、图像纹两种纹样的瓦当类型。其中，图案纹瓦当采用全新的“裂瓣纹”构图理念构思了赋予佛教寓意的莲纹、忍冬纹主题纹饰，图像纹瓦当则构思了同样赋予佛教寓意的兽面纹主题纹饰。目前，此期瓦当主要发现于集安境内。现有考古发现显示，此期并存的灰褐陶、红褐陶两系瓦当，不仅烧制工艺不同，其所具体应用的瓦构建筑的性质也迥然有别。其中，红褐陶系瓦当全部出自《旧唐书》、《新唐书》著录的佛寺、王宫、宗庙、官府等为生者服务的瓦构建筑遗存地点，灰褐陶系瓦当则仅见于文献未予著录的服务于逝者的高等级墓葬类遗存地点。关于此，可资佐证的具体考古发现是，将军坟及其陪坟全部使用灰褐陶系瓦当(见图四，5)，在将军坟西南侧揭露的或与其祭祀活动有关的大型瓦构建筑址中，则仅见有红褐陶系瓦当标本(见图四，8)。同时，基于类型学考察，灰褐陶、红褐陶两系瓦当的莲纹主题纹饰存在明显的形制差别。红褐陶系瓦当莲纹均为单纯的实体莲瓣造型，灰褐陶系瓦当莲纹的表面则附加有刻划纹、凸棱纹。种种迹象表明，灰褐陶系、红褐陶系瓦作产品可能出自不同的制瓦作坊，但现有考古发现尚不足以推断当时是否并存两个彼此独立的制瓦部门。同时，限于材料，目前还无法廓清早、中期瓦当相互更替的时间节点问题。可资利用的线索有三，一是千秋墓共出有早期云纹瓦当、中期灰褐陶系莲纹瓦当，该墓的墓主人被发掘者推定为死于公元391年的高句丽第18代王故国壤王;二是仅出土中期灰褐陶系莲纹瓦当的太王陵，其A型莲纹瓦当的主题纹饰与拥有“太和十三年(公元357年)”墨书题记的安岳三号墓的壁画莲纹纹样相近，太王陵的墓主人被发掘者推定为死于公元412年的高句丽第19代王好太王;三是在年代上限被发掘者推定为公元338年的国内城体育场地点，确认了含有红褐陶系瓦当标本的文化堆积层叠压含有云纹瓦当标本的文化堆积层的层位关系。

学术界有关高句丽晚期瓦当的认识，主要缘于朝鲜境内平壤地区瓦当标本的发现与研究。关于此期的瓦构建筑，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尚缺少墓葬类遗存地点的考古发现。较之中期瓦构建筑，此期瓦当的烧制工艺、纹饰类型再次形成新的阶段性特点。在烧制工艺方面，平壤地区各个瓦构建筑遗存地点多见氧化法烧制的红褐陶、黄褐陶瓦当标本，鲜见氧化还原法烧制的灰褐陶瓦当个体。在纹饰构图方面，虽依然存在按照“裂瓣纹”构图理念构思的莲纹主题纹饰的图案纹瓦当，以及个别的兽面纹主题纹饰的图像纹瓦当，但遵循界格线、“四分法”构图理念的瓦当类型不仅重新得以应用，而且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例证，此期忍冬纹主题纹饰瓦当的构图理念，已由“裂瓣纹”模式改为“四分法”分区构图。尤为重要的是，遵循“四分法”构图理念构思的复合主题纹饰成为此期瓦当标识性的纹样类型。所谓复合主题纹饰，意指当面并存纹样有别的两种主题纹饰。即环绕当心纹饰，相间排列“4+4”构图模式的两种主题纹饰。其中，“线构莲纹+实体莲纹”(图五，1、2)、“花草纹+实体莲纹”是其主要表现方式。值得关注的是，存在部分“兽面纹+实体莲纹”复合主题纹饰的瓦当类型(图五，3、4)。或许，可将其视为高句丽逐渐摒弃图像纹审美取向、重新回归图案纹构图理念的重要标识。此期瓦当主要应用于朝鲜半岛平壤地区的高句丽瓦构建筑;其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考古发现，多见于丹东凤凰山山城、盖州青石岭山城等高句丽晚期遗存，未见于国内城、丸都山城两个都城城址以及洞沟古墓群中的高等级墓葬内。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公元5～6世纪高句丽“南进”遗存，韩国境内汉江流域红莲峰1号堡垒出土的“线构莲纹+实体莲纹”复合主题纹饰瓦当标本，较好地诠释了此类瓦当具体应用的时间节点问题。种种迹象表明，公元427年“移都平壤”以后，高句丽瓦构建筑开始更多地应用氧化法工艺烧制的红褐陶系瓦作构件，其制瓦作坊进行了新的整合，其瓦当纹样的艺术构思进行了理念更新。以宏观的学术视野审视东亚地区同时期瓦构建筑的装饰风格，与普遍采用“裂瓣纹”构图理念构思图案纹瓦当的其他地区不同，高句丽遵循“四分法”构图理念构思的复合主题纹饰瓦当类型，彰显出其文化成熟期的个性化属性。不难看出，自“移都平壤”伊始，直至亡国，高句丽文化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点。这种特点也在其壁画墓中得到具体体现，即四神图像成为晚期高句丽壁画墓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

三

文献中没有留存下有关渤海国的瓦构建筑信息。不过，通过田野考古考察，在曾经的渤海国疆域内陆续确认了诸多断代明显早于辽金时期的瓦构建筑遗存地点。其中，图们江流域是此类遗存地点的密集分布区域。关于该流域瓦构建筑的肇始期，学术界始终存在认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其始建于高句丽时期，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其发端于渤海时期。

随着位于图们江支流珲春河流域的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遗物资料的发表，学术界得以梳理图们江流域瓦构建筑的缘起及其总体发展态势。

通过开展类型学考察，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的瓦当兼具三燕、高句丽瓦当的形制特点。其中，三燕瓦当的文化因素主要表现为“裂瓣纹”构图理念，附以几何线底纹的枣核纹(莲瓣纹)主题纹饰;高句丽瓦当的文化因素则表现为根植于汉文化传统的干支纪年铭文。综合上述因素，我们曾撰文指出，古城村1号寺庙址是前燕僧侣在珲春河流域营建的佛寺遗存。结合文献线索，田立坤进一步主张该寺庙址为重返故地的夫余人所建。

古城村1号寺庙址的考古发现表明，高句丽“栅城”统辖图们江流域时，由于前燕僧侣的到来，珲春河流域得以结束“茅茨土阶”时代，其肇始期瓦构建筑的装饰风格体现了前燕、高句丽瓦作产品的双重影响。同属珲春河流域佛寺遗存的杨木林子寺庙址，其所出土的具有高句丽晚期瓦当形制特点的忍冬纹主题纹饰瓦当则意味着，高句丽以平壤为都时，高句丽系瓦当得以取代前燕系瓦当，成为引领珲春河流域瓦当纹饰风格的新标识。基于上述认知，显然已足以廓清学术界在图们江流域瓦构建筑肇始期问题上的分歧。可以确认，渤海建国前，伴随佛教东渐，高句丽控制下的图们江流域已步入瓦构建筑时代。鉴于此，渤海建国初期始建的瓦构建筑，其所使用的瓦当应留存有高句丽系瓦当文化因素影响的印记。

四

根据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的瓦当，学术界不仅得以明晰图们江流域瓦构建筑肇始于高句丽时期，而且明确了梳理渤海瓦当历时性演变趋势的具体路径。由于渤海瓦当普遍构思有当心纹饰，因此，均可将其归类为图案纹瓦当类型开展考察。在细部形制特征方面，渤海瓦当不仅可区分出花草纹、几何纹两种纹样的主题纹饰，而且每种主题纹饰还可进一步划分出“四分法”和“裂瓣纹”两种构图模式的图案类型。综合上述形制特点审视渤海瓦当的历时性变化，大体上可将其区分出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其中，早期瓦当主要流行于渤海第1、2代王统治时期，其年代跨度约为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期;中期瓦当主要流行于渤海第3代王统治时期，弱化于渤海第二次定都上京之后，其年代跨度约为公元8世纪上半期至9世纪上半期;晚期瓦当流行于“倒心形”花瓣瓦当在渤海全境推广之时，其年代跨度约为公元9世纪上半期至渤海国灭亡的10世纪上半期。

基于考古发现，渤海早期瓦当按照“四分法”构图理念构思了单一主题纹饰、复合主题纹饰等两种纹样的瓦当类型。如果说，此期瓦当的构图理念体现了高句丽晚期瓦当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主题纹饰则凸显出个性化的审美取向。地处牡丹江上流的敦化六顶山墓地，其一墓区所见高边轮的十字纹、乳丁纹瓦当(图六，1、2、4)，可作为上述认知的实证支撑。通过开展类型学考察，图们江流域、绥芬河流域、楚卡诺夫卡河流域、北青川流域诸多旷野类型寺庙址及少数城址所见“四分法”构图、个性化主题纹饰的花草纹、几何纹瓦当，多半属于渤海建国初期营建的瓦构建筑留存的遗物标本(图六，3、5、6)。近年来，被发掘者推测为大祚荣建国地东牟山故址的延边磨盘村山城，其所出土的“四分法”构图的复合主题纹饰瓦当标本，是立论者的主要学术支撑之一。

关于渤海中期瓦构建筑，较之早期遗存，此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遵循“裂瓣纹”构图理念的瓦当类型。唐纪元“天宝中”、“贞元时”曾经先后为都的西古城、八连城，其所出土的瓦当标本充分体现了此期瓦当的阶段性特点。通过开展类型学考察，可将西古城、八连城出土的瓦当划分为三个组群：一是比例份额超过90%的“倒心形”花瓣主题纹饰瓦当类型，二是比例约占5%的“图们江流域地域性纹饰”主题纹饰瓦当类型(图七，1、3、4)，三是比例小于5%的接受唐文化因素影响的“复瓣”莲纹主题纹饰瓦当类型。目前，关于“倒心形”花瓣瓦当的起源，学术界尚存在分歧。田村晃一主张其首先应用于渤海上京城;我们则倾向其起源于图们江流域。“图们江流域地域性纹饰”瓦当类型概念的提出，缘于此类瓦当另还见于图们江流域渤海时期的寺庙址、城址、墓葬等遗存地点。至于“复瓣”莲纹瓦当类型，目前则仅见于西古城、八连城。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渤海瓦当之所以能够逐渐摒弃“四分法”构图模式，开始遵循南北朝以降东亚地区图案纹瓦当普遍采用的“裂瓣纹”构图理念，应该缘于佛教东渐所产生的文化冲击力以及基于大唐和渤海交流而形成的“宪象中国制度”的文化向心力。文献著录的渤海建国初期其统治阶层的礼佛信息表明，中原地区的汉传佛教文化应先于唐文化影响了渤海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即“图们江流域地域性纹饰”瓦当类型首先是渤海佛寺瓦当接受“裂瓣纹”的构图理念影响的结果，其在西古城、八连城的具体应用，则是都城瓦构建筑接受佛寺瓦构建筑装饰风格影响的产物。至于西古城、八连城所见“复瓣”莲纹瓦当，则可视其为接受唐系瓦当装饰风格影响的实证线索。值得注意的是，渤海以八连城为都之时(唐贞元年间)，“倒心形”花瓣完成了对“复瓣”莲纹的同化改造。目前，渤海上京城出土的瓦当标本，主要是公元793年渤海都城“复还上京”以后具体使用的瓦作构件类遗物。鉴于其未见西古城、八连城所使用的“图们江流域地域性纹饰”瓦当类型，可将此类瓦当视为廓清渤海都城营建时序的重要线索。限于材料，目前尚难以界定“裂瓣纹”构图理念具体应用于渤海瓦当的初始时间。同时，也无法廓清此类瓦当全面替代“四分法”构图理念瓦当类型的时间节点。可资利用的线索是，在图们江流域的一些寺庙址、城址、墓葬等遗存地点中，出土有“四分法”构图的“‘倒心形’花瓣+忍冬纹”复合主题纹饰瓦当类型(图七，2)。作为未见于西古城、八连城两座渤海都城故址的“图们江流域地域性纹饰”瓦当类型，其既是体现高句丽文化因素、渤海文化因素相互交融的实证线索，也是区分渤海早晚两期瓦当的佐证依据。此类瓦当不见于西古城、八连城，表明渤海早期瓦当的年代下限不会晚于大钦茂执政之初(公元737年，大钦茂成为渤海第3代王)。

至于渤海晚期瓦当，考古发现显示，“倒心形”花瓣瓦当类型在渤海晚期瓦构建筑中得到了普及化推广应用(图八)。渤海上京城出土的瓦当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瓦构建筑装饰风格的时尚性特点，除了见有个别的体现唐文化因素影响的“莲蕾纹”、花草纹瓦当，该城址出土的绝大多数瓦当标本，其主题纹饰均从属于“倒心形”花瓣的类型学序列。统计数据显示，在渤海上京城出土的瓦当标本中，“倒心形”花瓣瓦当已占95%左右的比例，由渤海以西古城、八连城为都时的“占据主导地位”提升到“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综合各方面因素推测，渤海境内多数城址、旷野类型佛寺遗存地点出土的“倒心形”花瓣瓦当，应是此期得到具体应用的瓦作构件类遗物标本。位于俄罗斯境内的渤海国东京龙原府所辖盐州治所故址——克拉斯基诺城址，通过考古清理，在其佛寺综合体区域内确认了不同时期佛寺瓦构建筑的倒塌堆积，“倒心形”花瓣瓦当标本(见图八，3)仅见于其晚期堆积中。基于此，俄罗斯学者的学术阐释是：“在渤海国存国的最后阶段，其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的联系是紧密的，最流行的纹饰已经传播到国家的边境地区”，这里所说“最流行的纹饰”即是“倒心形”花瓣主题纹饰。

需要指出的是，渤海上京城出土有个别的遵循“四分法”构图理念的瓦当标本。其中，既有“倒心形”花瓣瓦当类型，也有“莲蕾纹”、花草纹瓦当类型。如何界定其所应用的具体时间是困扰我们的症结所在，在此作为问题予以提出，希望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开展必要的讨论。

五

基于构图理念、透过纹饰表象，我们对高句丽和渤海瓦当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与解读。综观史料及考古遗存信息，影响高句丽、渤海瓦当纹饰构思的因素有二：一是共性化的构图模式，二是个性化的主题纹饰。依托前者梳理时代背景，借助后者细化文化内涵。

高句丽瓦当的年代上限可追溯至东晋时期，实证是“太宁四年”(公元326年)铭文。早期瓦当主要出自都城建筑、高等级墓葬等遗存地点，其应用方式、发展脉络，可归结为不断发展壮大的高句丽政权对汉文化物质文明的模仿与借鉴。高句丽中期瓦构建筑装饰风格的形成，则缘于佛教东渐所引发的文化层面上的理念更新、艺术层面上的题材变化。此期瓦当的艺术构思，既有顺应时代潮流的感性取向，也表现出对传统理念的理性固守。高句丽迁都平壤以后，逐渐形成了赋予自身文化鲜明特色的图案纹瓦当类型。

渤海建国前，图们江流域业已存在的佛教信仰的民间基础，不仅推动了佛教寺院瓦构建筑的持续发展，而且形成了瓦作构件装饰风格的审美取向。渤海早期瓦当所遵循的“四分法”构图理念表明，渤海建国初期营建瓦构建筑时，从图们江流域佛寺瓦构建筑的历史积淀中汲取了营养、获得了启迪。至迟在公元737年大钦茂继位之时，“裂瓣纹”逐步取代“四分法”，成为引领渤海瓦当构图理念的新航标。渤海以西古城、八连城为都之时，虽然确立了彰显自身文化特点的“倒心形”花瓣主题纹饰瓦当的主导地位，但其出土的肇始于佛寺建筑的“图们江流域地域性纹饰”瓦当类型表明，此期的宫殿建筑仍存在源自于佛寺建筑的文化因素影响。渤海定都上京以后，“倒心形”花瓣瓦当在其境内的瓦构建筑中得到了普及化推广应用，使之逐渐成为渤海文化的标识性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