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龙为唐五代墓葬中神煞俑的一种，造型为双人首(或兽首)由拱起的蛇身连接，人面(兽面)相背，有发掘者称其为“双人首蛇身(龙身、兽身)俑”“兽面兽身怪俑”“双面蛇身俑”“镇墓兽“等，其中，称其为“镇墓兽”仅见于早期简报。

墓龙与地轴的形态相似，均为双人首或兽首共用一蛇身，所以二者常常被混淆，如河北清河孙建墓、文安董满墓出土的地轴就被误判为墓龙。朝鲜德兴里壁画墓前室墓顶北侧发现的自铭“地轴”的画像，确认了张勋燎、白彬等学者根据广东海康元墓刻砖上的“地轴”形象所作的推测，即地轴为双人首共一蛇身，蛇身平卧之明器。墓龙则与之不同，蛇身是拱起的，沈睿文曾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对二者进行了考源和辨认。本文选取的墓龙皆以张、白、沈三位学者的辨析为标准。

目前有关墓龙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神煞俑组合作整体研究，很少从墓龙自身出发。本文拟在对墓龙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其使用人群和分布动因等相关问题。

一、墓龙的类型学研究

目前，共在唐五代墓葬中发现墓龙14件，分布于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江苏、辽宁等地(表一)。多为陶质，仅有一件为木质。根据蛇身的形态和位置可分为三型。

A型6件。均为陶质，蛇身拱起呈“几”字形，不封闭。两端人兽或兽首均保留前半身，有颈，前肢较短，足作爪状。可根据两端形态分为三式。

Ⅰ式2件。两端为兽首，前后相背，头上有角，尖耳，昂首挺胸，无底座。均出土于山西长治。调露元年(679)王深墓出土墓龙，两眼圆睁，高鼻，双耳外翻，颈部较粗短，蛇身形态不甚规整，前爪及胸部着地伏卧。身施朱、白彩(图一，1)。上元三年(676)王惠墓M1∶26，神态安详，颈部较长，蛇身形态规整，前爪着地支撑(图一，2)。

Ⅱ式2件。两端为人首，男性，左右相背，头戴尖顶风帽，上肢前伸，昂首挺胸。河北邢台后郭固村唐墓出土墓龙，圆脸，突颊，浓眉，圆目怒睁，阔鼻上翻。上身穿衣。蛇身拱起不高，紧贴桥形底板，局部见红、黑彩痕迹(图一，3)。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M1出土墓龙，两侧有耳，长颈，前爪着地，匍匐于方形底座上。蛇身拱起高出两端人首(图一，4)。

Ⅲ式2件。两端为昂起的龙首，左右相背，尖嘴张开，匍匐于底座上，身上阴刻羽毛纹，均出土于湖南长沙。黄土岭M024出土墓龙，仅存一端龙首，龙头高昂，头上有角，两侧有耳，怒目圆睁(图一，5)。烈士陵园M004出土墓龙，头上有鬃毛，胎呈青灰色，质坚，无釉(图一，6)。

B型6件。蛇身向上拱起呈圆环状，两端于底部交缠后分别连接前后相背的人首。陶质，均有底座。根据两端人首性别，可分为两式。

Ⅰ式3件。两端人首为一男一女。怒发上扬与拱起的蛇身相连，昂首挺胸，上肢前伸，匍匐在底座上。河北元氏吕众墓出土墓龙，人面长圆，发丝顶端分叉呈勾云状。人面涂黑彩，其中一人首口涂朱(图二，1)。河南巩义孝西村食品厂唐墓92HGSM1∶72，蛇身拱起部分残断(图二，2)。河南巩义第二造纸厂1号唐墓出土墓龙，利爪卷曲。模制，胎呈白色偏浅红色，周身施红彩，多已脱落(图二，3)。

Ⅱ式3件。两端人首均为男性胡人，头戴风帽。河北南和东贾郭唐墓出土墓龙，两端人首高昂，胸部前挺，头歪向一侧，戴尖顶风帽，上肢向前伸出，匍匐在底座上(图二，4)。河北安国梨园唐墓98LYM4∶8，两端上身左倾，头戴尖顶风帽，双眉紧锁，二目圆睁，高鼻大嘴，嘴旁有酒窝，昂首挺胸，上肢前伸，伏卧于底座上(图二，5)。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M1∶7，两端人首仅有头部，直接落于底座上，头戴风帽。面饰红彩，蛇身饰黑色条纹(图二，6)。

C型2件。双人首由向下交叉成环状的蛇身连接，人面左右相背，均为男性，上肢已彻底不见。江苏南京南唐李璟墓出土墓龙，陶质，光头，面部丰满，直接以长条形蛇身为底座(图三，1)。江苏邗江蔡庄五代砖室墓出土墓龙，木质，人首头戴平顶风帽，蛇身下有长方形片状底座(图三，2)。

二、墓龙的时空演变

根据墓龙的出土情况和型式划分(表一)，可进一步研究墓龙在不同时期的形制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布特点。需要指出的是，因河北邢台后郭固村唐墓群年代为高宗至玄宗时期，跨度较大，且出土时遗物多被移出墓外，器物与墓葬的对应关系及每座墓葬的出土器物数量和组合不甚清晰，本文不对其进行讨论。

另外，湖南长沙牛角塘M1、黄土岭M024和烈士陵园M004均为砖室墓，平面呈“凸”字形，设有耳室和壁龛，随葬品有生肖俑、墓龙、人首鸟身俑等，在形制、随葬品方面都与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相似，而笔者经分析认为咸嘉湖唐墓的年代应为玄宗时期，并非原报告所认为的初唐，故本文将出土墓龙的三座湖南长沙唐墓年代也列为为玄宗时期。

下面对墓龙的时空分布进行分析。

1.唐高宗至武周时期，墓龙集中出土于北方地区，类型有AⅠ式和B型。

高宗时期，山西地区出现了AⅠ式墓龙，墓龙身部弧度较大，整体疏落空旷，呈“几”字形，两端均为兽首，兽面前后相背。至武周时期，河北、河南地区的墓葬中出现了B型墓龙。河北南和东贾郭唐墓、安国梨园唐墓98LYM4出土的BⅡ式墓龙人面离蛇身拱起的部分尚有一定距离，两端人首均为男性，面部更为写实，头戴风帽，风帽的形制与高宗至玄宗时期长安地区唐墓中出土的BⅡ式风帽俑所戴风帽相近。河南巩义孝西村食品厂唐墓和第二造纸厂1号唐墓出土者则与河北元氏吕众墓出土的BⅠ式墓龙更为相似，两端人首为一男一女，接近蛇身顶部，面部形象与两京地区墓葬随葬的仪卫、侍女等陶俑接近，怒发上扬与蛇身相连，上身挺立，利爪前伸，撑在底座上。

2.中宗至玄宗之前，目前未见有墓龙出土。到了玄宗时期，墓龙在辽宁朝阳与湖南长沙地区发现，类型有AⅡ、AⅢ和BⅡ式。辽宁朝阳发现的BⅡ式墓龙与河北、河南地区发现的B型墓龙已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两端人首直接落于底座上，上肢已完全消失。长沙地区发现的墓龙均为A型，蛇身部拱起幅度更大，人面(或龙首)左右相背，且在形态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特色：牛角塘唐墓M1出土的AⅡ式墓龙与河北邢台后郭固村唐墓墓龙更为相似，两端均为人首，且脸部更为写实，但身部拱起弧度较后者更大;两端为龙首而非人面的AⅢ式墓龙仅在长沙一地出现，可能为地方特色。

3.玄宗朝之后直至唐末，北方地区未见墓龙出土，直到五代时期，墓龙也仅出现在江苏南京、扬州邗江地区的墓葬中。从目前的出土资料看，仅见C型墓龙，形制与前期已有很大不同，两端仅有人首，颈部交叉，上肢彻底消失，蛇身呈环状竖立于人首下方。

综上所述，从空间来看，墓龙的分布呈现出以山西、河北为中心向外扩散的趋势;从时间上来看，从唐高宗时期至五代，墓龙的形制由复杂变为简单，两端由人类特征不明显的兽首逐渐变为人首，且形态越来越简约，上半身和前肢由有到无，蛇身由向上拱起到交叉为环状再到向下交叉为环状。但不同地区的墓龙也会存在一些地方特征，如湖南长沙地区出土有两端为龙首者，辽宁朝阳和河北南和、安国出土者两端人首面部为胡人形象等。

三、相关问题探讨

(一)墓龙的来源和文化内涵

墓龙的来源与神煞俑的文化内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隋唐时期流行风水堪舆术，反映在墓葬上则是神煞俑的盛行，讲求“凡大葬后，墓内不立盟器神煞，亡灵不安，天曹不管，地府不收，恍惚不定，生人不吉，大殃咎也”。从考古出土资料看，除了常见的镇墓兽、武士俑外，还发现有墓龙、仪鱼、伏听、地轴、人首鸟身俑等神煞俑。这些俑类在隋唐时期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以北地区，不同地区神煞俑的组合和数量有所不同。关于其来源和文化内涵有两种说法。

其一，郭清章认为，墓龙、地轴等神煞俑形象取材于伏羲、女娲等始祖神，在墓葬中随葬神煞俑与古人祠墓中刻绘伏羲、女娲画像的寓意相似，也是表达敬畏、崇拜，祈求其保护死者不受鬼怪侵扰之意。

其二，沈睿文认为墓龙等神煞俑形象源于古人有关雷电行雨的观念，张勋燎、白彬等学者也认为其在道教中与雷神相关。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砖)中常常组合出现羽人、跪拜者、雷神、双头龙、观风鸟、风神及风工、河伯、雷神及雷车雷工等雷法出行元素，其中双头龙是由高高拱起的龙身连接两端的龙首，龙首左右相背，多有角，龙口张开，颈部略长，上肢短小，身上有鳞(图四)。墓龙与其形制相近，尤其AⅢ式墓龙更是较多地保留了汉代画像石中双头龙的特征。除墓龙外，其他神煞俑也可与汉画像石(砖)中的雷法出行元素对应，如人首鸟身俑与观风鸟，伏听与跪拜者等。故笔者赞同此说。

在雷法出行组合中，双头龙象征彩虹，而彩虹多出现在雷电与降雨之后，故用其表达雷电行雨的观念。古时常以彩虹比作龙，甲骨文中的虹字“ ”(《甲骨文合集》10405反)极像尾部相交、两端有首而张口的蛇虫，即郭沫若说“象雌雄二虹而两端有首”，陈梦家言“卜辞虹字象两头蛇龙之形”。汉代班固《西都赋》亦云：“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所以，若墓龙来源于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砖)上的双头龙形象，则也应象征彩虹。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汉代双头龙开始出现在画像石上，至唐高宗之前，均未发现有墓龙实物出土，也就是说双头龙与墓龙之间的流传演变存在缺环，其分布范围和传播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二)墓龙的随葬人群及分布动因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墓龙最早出现在唐高宗年间的河东道潞州地区(今山西长治)，高宗至玄宗时期在今河北、河南、湖南、辽宁等地有所分布，唐末五代时期则主要出现于江苏。结合出土墓志、文献材料和伴出的其他神煞俑(见表一)，我们可分析其随葬人群和分布动因。

1.山西地区

山西地区出土墓龙的王惠墓和王深墓，其墓主均为当地豪族王氏家族成员，不但其祖、父有为官于潞州或附近地区的经历，其自身也是李唐建国元从。墓志显示，王惠于义宁之际参与李唐建国，“蒙授云骑尉”，王深更是在“巨盗交侵，疆场无主”之际“惟此潞部，独守诚心”，受到李唐皇室“明诏褒崇，普加荣命，蒙授上骑都尉”。李唐多授予建国元从三品至五品文散官和勋官，不少元从在政权建立之后或归返本乡，或驻守战略要地，或移居两京。其中河东潞州人士归返本乡的情况较多，笔者曾分析认为李唐政权对潞州地区的建国元从及地方豪族多有优待，在墓葬上表现为其规模远高于墓主品级，从而形成了初唐至盛唐时期唐墓的潞州模式，如随葬贴(描)金彩绘器物以及特殊形式的墓志等，墓龙等神煞俑的入葬可能也是这种优待的重要内容。

从目前来看，墓龙等神煞俑在唐代几乎不见于两京地区墓葬和官方文献记载，推测可能是两京地区以外的随葬习俗，在唐代之前的某个时间已传入山西。

北魏、北齐时期，因战乱和统治者的忌惮，大批青齐地区世家大族、军民官吏被迁往平城及其周边地区“以充京师”，在迁徙过程中，一部分青齐士族(如清河崔氏、房氏，渤海高氏等)逐渐定居在河北道、河东道。山西长治出土的崔氏墓志表明，其主人与青齐的清河崔氏家族有一定联系，且在北魏晚期已定居于此地。唐代墓龙等神煞俑在山西地区的出现和流行，很可能就与原青齐地区遗民的迁徙与流动有关。目前所见最早的神煞俑实物即出土于山东临淄北齐武平四年(573)崔博墓，但考虑到北朝至唐代的时间跨度太大，且考古资料欠缺，尚无法解释北朝至唐初整个北方地区都没有神煞俑出土的现象，也就无法对唐代之前神煞俑的流布情况做分析。

2.河北、河南地区

河北地区出土B型墓龙的元氏吕众墓、南和东贾郭唐墓、安国梨园唐墓98LYM4中不仅出现了山西地区的仪鱼、伏听，还出现了“地吞+人首鸟身俑”的组合，这一组合不见于山西地区唐墓，可能为地域特色。这些唐墓年代相近，其中吕众墓志显示为垂拱四年(688)，其前后恰是武则天执掌政权时期，亦是“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工于为文的山东、江左之人)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之时。河北地区出土神煞俑的墓葬集中在高宗末至武周期间，或与武则天在高宗后期积极参政，重用河北士人有一定关系。但因考古材料的欠缺，河北地区随葬墓龙等神煞俑的人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河北邢台后郭固村唐墓群的时代跨度为初唐至盛唐，同时出现山西、河北地区常见的神煞俑种类(仪鱼、伏听、地吞、地轴等)以及来自长安地区的十二生肖俑，说明此墓群墓主可能来源复杂。

河南巩义地区现公布有近60座唐墓资料，大多葬俗与两京地区基本一致，少见神煞俑。巩义第二造纸厂1号唐墓和孝西村食品厂92HGSM1却出现了与河北元氏吕众墓出土者相似的的BⅠ式墓龙，且其伴出的神煞俑种类与山西、河北地区相比简化了许多，有选择地使用了伏听或地吞随葬，均是河北地区常见种类，而仪鱼、人首鸟身俑等则不见。故推测河南巩义发现墓龙的这两座唐墓与河北地区联系紧密，其墓主可能是河北地区向两京地区迁徙的士族。

唐高宗至玄宗时期出现了河北地区的大士族(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渤海高氏等)向两京一带(河南府、京兆府)迁移的现象，绝大多数著房著支在“安史之乱”前完成了“新贯”。如偃师神龙二年(706)崔沈墓志显示，其高祖为博陵安平的崔延伯，其父崔善操在隋任宋城令时全家已从博陵迁至宋城县(今河南商丘)定居，到神龙二年崔沈迁葬偃师时，其家族又由宋城迁往偃师。洛阳景龙二年(708)李敬彝墓志则记载了赵郡李氏家族从河北赞皇向河南洛阳地区的迁徙。崔沈与李敬彝均是从河北地区迁徙而来的士族，同时其墓葬中均有神煞俑出土，故在一定程度上，河北、河南地区墓龙等神煞俑的组合特点和分布也是唐代士族中央化的具体表现。

3.辽宁、湖南地区

辽宁出土的唯一一件墓龙为BⅡ式，与河北、河南地区出土者形制相似，其伴出的神煞俑种类如仪鱼、伏听、人首鸟身俑等为河北地区多见。辽宁朝阳为唐代营州，境连边奥，地接戎藩，是唐王朝经营东北亚的重镇。贞观十九年(645)至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征伐高句丽，并开始以营州为中心建设防御体系，且一直延续到高宗时期。该地发现的较多唐高宗中后期的墓志都显示墓主多与唐王朝积极经营营州有关。如永隆二年(681)鲁善都墓志显示墓主鲁善都在贞观十九年(645)追随太宗征伐高句丽后定居柳城县(今辽宁朝阳)。因同样原因定居此地的官员还有王德、张狼等。张狼墓中随葬有河北地区常见的地轴、仪鱼等神煞俑，说明张狼可能把原河北地区的葬俗带到了营州。武周时期，因李尽忠、孙万荣之乱，营州陷于契丹，导致这一时期营州唐人墓葬和神煞俑的缺失。直到开元十一年(723)，为了防备奚、契丹、突厥第二汗国和渤海国等，稳固大唐统治，又有一批官员定居在此，出土BⅡ式墓龙的辽宁朝阳黄河路唐墓墓主可能也与唐王朝经营营州有关。

湖南长沙有三座唐墓出土墓龙，其基本形制与河北邢台后郭固村唐墓出土的AⅡ式墓龙相似，其中牛角塘唐墓M1更多地保留了河北地区墓龙的特征，而黄土岭M024和烈士陵园M004所出者两端非人首而是龙首，自成风格。长沙唐墓亦出土与河北地区形制相近的人首鸟身俑和源自长安地区的生肖俑等，可能是结合山西、河北、两京地区丧葬元素而形成的新的组合形式，但因墓葬保存状况不同，伴出的神煞俑种类和数量略有差别。如前文所说，出土墓龙的三座长沙唐墓年代均与咸嘉湖唐墓相同，为玄宗开元—天宝时期，而后者墓主的身份是五品以上官吏，故可推测出土墓龙的三座长沙唐墓的墓主也为此种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湖南、辽宁等地出土墓龙的墓葬中均伴出兽首人身的生肖俑。生肖俑一般出现在军事系统官员或内侍人员的墓中，可进一步说明这些墓的墓主人极有可能来自河北地区，或与其关系密切，且是具有一定军事身份的五品以上官员，他们因千里游宦而至长沙、朝阳等地，也将原河北地区的葬俗带到任职地。

4.江苏地区

江苏地区出土墓龙的两座墓，分别为邗江蔡庄南吴太祖杨行密长女、睿帝杨溥之姊寻阳长公主墓与南京南唐国主李璟(916—961)墓，墓主身份均明确且显赫。邗江曾是五代南吴政权的都城，其开国君主杨行密曾戍守朔方，有在北方生活的经历;南京是南唐政权都城，其国主李璟家族祖籍徐州，且李璟之父李昪钦陵中出土的地轴形制与山西地区出土者相似(笔者文章《北朝至宋代墓葬出土地轴的考古学研究》，《四川文物》待刊)，故杨、李二人均有机会了解北方葬俗，墓龙等神煞俑出现在邗江和南京应与统治者将北方葬俗带到当地有关。两墓伴出的其他神煞俑种类丰富，有山西、河北等地常见的伏听、仪鱼等，也有长安地区常见的生肖俑。出现这种形制和组合上的叠加现象可能与墓葬年代较晚有关，也可能与墓主人身分较高有关。

综上所述，墓龙由汉画像石上的双头龙形象演化而来，可能是在北魏时随青齐地区人口迁徙而被带入山西、河北地区。唐高宗至玄宗时期，随着河北士人向两京地区迁徙，墓龙在河南巩义地区出现。盛唐以前，出土墓龙的墓葬并无严格的等级，在墓葬中随葬神煞俑只是北方地区葬俗的一种。后来随着祖籍河东、河北人士的宦游奔波，墓龙出现在湖南长沙、辽宁朝阳地区的唐墓中，墓主人身份多是与中央政权联系紧密的五品以上官吏。唐末五代时期，随着一些有在北方生活经历的人到南方建立政权，墓龙等神煞俑也被带到江苏一带，随葬在身份较高的人的墓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