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苹芳正在工作

2020年12月12日，纪念徐苹芳先生90周年诞辰会议在山西大学召开。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最早的专修考古的毕业生之一，徐苹芳自1956年起就一直从事考古并多有建树。

干考古这一行，要有当垫脚石的准备

“考古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好像很神秘，但说实话实际上也可能很枯燥无味。”徐老说，人们关注考古，是希望能出土些价值连城的宝贝，有一个大大的惊喜，但结果却往往不是这样，很可能几年下来都没有成果。曾经进行了电视直播且颇为令人期待的“北京老山就是个空墓”。

徐老说，干我们这一行，出成果的周期很长，所以必须准备好去做奉献，说白了就是要有为这项事业做垫脚石的精神准备，要想着让后人上一个一个的台阶。到最后，没准哪一位在上面冒出头来了，出成果了，那是后人的事，我们只能充当垫脚石，这也是这项事业发展的常规

在徐苹芳先生眼里，夏鼐是新中国建立后很有成就的考古学家，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学科开创者之一。“原来中国没有现代考古学。梁思永(梁启超次子)也是开创者之一。傅斯年是这门学科的策划者。”梁思永是中国留美学考古的第一人，夏鼐留学英国专门学的考古。徐苹芳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是从欧美移植过来的。中国原来有金石学，但这和考古学是两个概念。金石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小分支。原北大教授、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就是金石学家。上世纪20年代，傅斯年从欧洲留学回来后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认为考古学可以单独分出来，因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材料和方法都和历史学不一样，所以应该单独分出来”。

▲ 徐苹芳

欧美考古200年时，中国还是零

徐苹芳认为，事实上历史学的研究以文献为主，金石学是以考证金石文字为主，历史学和金石学跟考古都有关系。以金石学为例，它不注重遗迹，就看考古发掘中出没出带文字的东西。但这三门学科最终的目的都是历史。考古学侧重的是物质文化，要见着实物才算。

“郭沫若不是学考古的，他主要是用甲骨金文来研究历史，是历史学家。”徐苹芳说，而夏鼐和梁思永是纯粹学考古的，“他们学成的时候，现代考古学在欧美已经发展了约200年，而中国还是零”。夏鼐和梁思永在中国发展的考古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学术基础上开始的。

1928年到1937年，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位列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首。而1929年发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头盖骨，则是为了研究第四纪而进行的一项地质发掘中的偶然发现，徐苹芳说，这跟以人为主的现代考古学是两回事。裴文中是搞地质的，身在当时地质部的地质调查研究所。那次发掘，请去的专家都是欧美的地质学家，去周口店的目的是搞第四纪的研究。他们发现了我国最早的人类活动的遗迹之一，但他们不是专门研究人的，还研究古脊椎动物，属于现在中科院的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范畴。

北京大学建立考古专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靠的就是夏鼐、苏秉琦和尹达”。

本世纪考古学属于中国

徐苹芳说，中国现代考古学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它接受了欧美的人文学科的方法、理论和概念，然后应用到中国的考古学上，是最成功的一个学科。

夏鼐、梁思永等学成回国后，做的是中国本土的考古学，面对的是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这和欧美并不一样。欧美古代的遗迹，古希腊和古罗马遗存多是石头的，“很好挖，把土挖掉后见到石头就可以留下研究”。中国的古代遗迹最主要的是土木建筑，“木头糟朽了光剩下土，所以要从土里去区别土，极难”。

▲ 1998年徐苹芳（左一）在南越国曲流石渠遗址现场考察

包括同时期的李济、董作宾、王湘、高去寻等中国最早从事现代意义上考古发掘的一批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主要要靠自己创造出来的手段来进行，但方法主要用的还是欧美的方法，是分地层、分文化层的。“不过有些欧美的方法不能用，必须抛弃，再自己去创造适合的方法，所以说是最成功的一个学科。”

徐苹芳强调，考古学如果没有实物和遗迹，考古学家就无可操作。但历史不一样，就像胡适曾经说过的那样：历史就是一个小姑娘，你想把她打扮成什么样，她就是什么样。“所以说，跟考古学相比，历史学的随意性比较大”。

▲ 《徐苹芳北京文献整理系列》

徐苹芳表示，中国现代考古学在过去的60年里，是从无到有，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这在世界考古学界是得到公认的。“文革”后，在中国重返国际舞台的过程中曾受到过许多排斥，而周总理确定的两个切入点当中就有文物的出国展览，还有就是更为大家所熟悉的乒乓外交。由此可见，之前中国考古学的成就已被西方同行所承认。“英国有位考古学家在预测世界考古学发展的时候，有一句名言，21世纪的考古学是中国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