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俑作为唐墓常见的明器之一，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较深入的研究。从目前发现来看，考古出土的十二生肖俑大致有三个类型，分别是动物生肖俑、生肖首人身俑、人带生肖俑。动物生肖俑是写实的动物形象，见于山东临淄北魏崔氏墓M10，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十二生肖俑。之后直到隋代，两湖地区墓葬中出现人形生肖俑，有生肖首人身俑和人带生肖俑两个类型 ...

生肖俑作为唐墓常见的明器之一，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较深入的研究。从目前发现来看，考古出土的十二生肖俑大致有三个类型，分别是动物生肖俑、生肖首人身俑、人带生肖俑。动物生肖俑是写实的动物形象，见于山东临淄北魏崔氏墓M10，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十二生肖俑。之后直到隋代，两湖地区墓葬中出现人形生肖俑，有生肖首人身俑和人带生肖俑两个类型。根据俑的姿势又有坐姿俑和站姿俑之分。

进入唐代早期，两湖唐墓延续了隋代墓葬中放置十二生肖俑的习俗，流行生肖首人身俑。其他类型消失不见。此时的生肖俑均为坐姿俑。身着广袖宽袍，胸下高束博带，多盘坐，双腿隐于袍下。双手置于胸前，多有执物。整体造型端正庄重，头、颈、身比例协调，制作细致。出土生肖俑的墓葬除两湖，四川万县、广州也各有一例。四川万县冉仁才夫妇墓出土的生肖俑，与长沙、岳阳所见形制基本相同。冉仁才墓埋葬时间为永徽五年(654)，为初唐生肖俑提供了纪年依据。刘丰认为冉仁才归葬万州时途经岳州，生肖俑极有可能在岳州窑购入，与长沙、岳阳出土的生肖俑同为岳州窑产品(刘丰：《湘楚名瓷隋唐岳州窑青瓷》，《收藏》2018年4期)。

▲ 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生肖俑 (湖南省博物馆藏)

长沙、岳阳发现的生肖俑常常伴出人首鸟身俑、双首蛇身俑，如黄土岭唐墓、牛角塘唐墓、咸嘉湖唐墓、湘阴桐子山唐墓、岳阳桃花山M4等。冉仁才夫妇墓出土人首鸟身俑与这些墓所见相似，武士俑、文武吏俑与咸嘉湖唐墓同类器物几乎一样，年代应相近。耿超对人首鸟身俑做专题研究，表明唐代人首鸟身俑主要集中在唐高祖至武则天时期(耿超：《唐宋墓葬中的观风鸟研究》，《华夏考古》2010年2期)。长沙等地伴出的双首蛇身俑与山西长治上元三年(676)王惠墓、调露元年(679)王深墓出土的形制相近。笔者也曾收集各地出土双首蛇身俑材料，发现其流行时代主要在高宗武则天时期。

据此，我们推测长沙、岳阳等地出土生肖俑的墓葬年代应不晚于武则天时期。湖北武昌何家垅188号唐墓出土的生肖俑、男女侍俑及伎乐俑与长沙牛角塘唐墓、咸嘉湖唐墓、湘阴桐子山唐墓出土的相似，其年代亦相近。广州动物园M1出土生肖俑风格较为独特，为广东唐墓首次发现。俑身着圆领窄袖服，与两湖生肖俑差别较大，而与长沙出土男侍俑服饰相近。跪坐造型与岳阳桃花山M4、M12部分生肖俑相似，应是受到两湖地区随葬生肖俑习俗的影响。

▲ 四川万县冉仁才墓生肖俑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大致在武则天后期，辽宁朝阳出现站姿生肖俑。朝阳黄河路唐墓生肖俑身穿窄袖长袍，腰下束带，双手握于胸前，足登靴，立于方形底座上。其服饰造型与同墓出土的男侍俑几乎一样，仅头部为生肖动物。该墓伴出的人首鸟身俑、人首鱼身俑、双人首蛇身俑、陶狮，与河北南和唐垂拱四年(688年)郭祥墓、元氏县大孔村吕众夫妇墓、安国梨园唐墓M4等出土的同类器物形制相近。其中，双人首蛇身俑的人首部分较这几座墓出土的更为简化，仅保留头部。黄河路唐墓生肖俑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生肖首人身站姿俑，与初唐两湖坐姿生肖俑迥异，与之后两京出土站姿生肖俑的服饰、造型也有差别，应是生肖俑由两湖影响至北方地区，与当地随葬墓俑相结合的产物。

北京姚家井唐信州刺史薛氏墓发现5件汉白玉石雕的生肖首人身站姿俑，发表者推测其年代在武则天时期。笔者认为薛氏任信州刺史应在神龙元年之后。薛氏墓志盖篆“大唐”，而非武则天时期墓志常见的“大周”或“周”。墓志盖周边刻宝相花纹，这一做法流行于玄宗及中唐时期。据此，笔者推测该墓埋葬年代应在神龙元年之后。不同于以往生肖俑均为陶瓷制，薛氏墓生肖俑使用汉白玉石应是就地取材，与当地出产汉白玉石有关。俑身穿交领广袖宽袍，双手拱于胸前，立于器座上。脖颈短而粗，头略向下垂，俯视前方。厚重端庄的风格接近两湖的坐姿生肖俑，是站姿生肖俑的早期类型。

▲ 北京姚家井唐信州刺史薛氏墓生肖俑

两京地区出土生肖俑最早的墓葬，应是洛阳红山HM2026。由于缺少明确纪年材料，发掘报告将年代定为玄宗至代宗时期。徐斐宏重新进行出土器物比对，认为年代应在710年左右，不会晚于开元初年(徐斐宏：《略论洛阳红山HM2026出土的铁牛与生肖俑》，《四川文物》2020年3期)。该墓文官俑和武士俑分别与景龙三年(709)李嗣本墓、李延祯墓同类器物相似，男、女侍俑、陶狗、牛车、陶灶等见于偃师杏园盛唐墓葬。出土的生肖俑为典型的生肖首人身站姿俑。制作较为粗糙，俑身修长纤瘦，头部比例较大，与开元二十六年(738)李景由墓形制相近。垂首俯视的形象接近北京姚家井唐信州刺史薛氏墓出土的汉白玉生肖俑。由此推测，红山HM2026年代可能在睿宗到玄宗开元前期。

唐玄宗时期，随葬生肖俑的习俗在当时的政治中心两京地区大肆流行起来。这时的生肖俑均为生肖首人身站姿俑，着广袖长袍，作拱手直立状，不执物。风格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身材修长匀称，姿态悠闲随意，服饰飘逸生动，整体造型优美。两京出土生肖俑的纪年墓材料较多。长安地区发现最早的是开元二十四年(736)孙承嗣夫妇墓，洛阳地区最早的是开元二十六年李景由墓。纪年墓中最晚的是西安元和三年(808)朱庭玘墓。可知生肖俑的使用时间大致从玄宗开元年间延续至宪宗元和年间，其中以开元中后期、天宝年间最为集中。《唐会要》元和六年“四神十二时”的记载也从侧面证明了四神俑与十二生肖俑是元和以前唐墓最常使用的随葬明器。两京地区生肖俑形制较为统一，早晚局部造型略有差别。开元、天宝年间生肖俑多数脖颈较短，俑平视前方，或头微昂起。个别墓葬中龙、蛇、马、鸡等生肖脖颈较长，如孙承嗣夫妇墓、李元璥夫妇墓、辅君夫人米氏墓等。天宝年之后生肖俑数量减少，大多脖颈细长，俑头向上昂起，如清源县主墓、凉国夫人王氏墓、西昌县令夫人史氏墓、朱庭玘墓等。

▲ 西安东郊唐墓生肖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两京地区随葬生肖俑的习俗还影响到新疆、广西等偏远地区。新疆博物馆收藏5件生肖首人身站姿俑，形制与两京地区生肖俑相似，明显受到长安唐墓的影响(周宁：《浅谈唐墓中的十二生肖俑——以新疆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生肖俑为例》，《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11期)。其中鸡俑和猪俑发现于阿斯塔那216号墓，该墓发现纪年文书中最晚的是“天宝十载”，由此推断墓葬年代应在天宝十年(751)之后。广西梧州木铎冲遗址M5出土的生肖俑及镇墓兽在本地罕见，同样的题材出现在广东晚唐砖雕中。伴出的金银器、铜镜、滑石器等常见于两广地区中唐墓。

中唐时期，江苏扬州地区独树一帜，流行生肖首人身坐姿俑。高邮车逻唐墓、双桥公社唐墓、邗江杨庙唐墓、司徒庙唐墓等均出土成套的生肖俑。其中司徒庙唐墓生肖俑为三彩俑，其他几墓生肖俑也常与三彩器皿伴出。根据考古发现的情况，扬州地区出土的唐三彩绝大多数属于中晚唐时期(朱江：《对扬州出土的唐三彩的认识》，《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5年)。扬州生肖俑形制与两湖相似，着广袖长袍，盘坐或跪坐。整体造型较两湖生肖俑更为清秀，部分俑脖颈修长，双手不执物，与两京相类。

▲ 扬州司徒庙唐墓三彩生肖俑

唐宪宗元和以后，厚葬之风盛行，陶俑数量锐减。已发表的资料中，两京、中原晚唐墓葬均未发现生肖俑，仅在偏远的福建厦门市发现一例。下忠唐墓出土9件生肖首人身站姿俑，手工捏塑，质地极为松软，俑的面部及俑身服饰等制作粗略。

两湖生肖俑更多地反映出对隋文化的继承，唐代特征尚未形成。武则天时期生肖俑完成了由隋代特征向唐代特征的转化，并在玄宗时期达到鼎盛。这一演变与隋唐大一统后南北文化的融合、唐代政治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中晚唐时期生肖俑更多地呈现出因循、简化的特点，生肖俑走向衰落，但墓葬中生肖文化的运用并未消失，其主体由陶俑变为墓志、铜镜等(陈安利：《古文物中的十二生肖》，《文博》1988年2期)。中晚唐墓志发现生肖题材较多，有生肖首人身、人怀抱生肖、人头顶生肖等多种形象，这也为五代两宋时期生肖俑再次兴起留下了火种。